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探微

⊙王晶［牡丹江师范学院， 黑龙江 牡丹江 157011］

一、性别操演的思想建构

朱迪斯·巴特勒终其一生都在苦苦探寻如何实现对女性主体身份的构思，这也是她理论思想的核心，性别操演理论则是其思想中最为重要的基础前提。她在著作《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中提出了著名的性别操演理论，可以说这一思想是在对传统性别理论的批判之上对于性别与身体重新建构的认知模式。她试图摒除以往二元论的单一思维模式，转变为多元化与动态化的思维方式，将性别理论与身体隐喻视为特殊的符号表意系统，借此探析性别与身体的深层意蕴与学理价值。重视巴特勒关于性别理论批评的学理价值，对于研究与形塑当代西方的性别理论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女性主义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对性别问题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深入研究。“父权社会将男性与女性的生物学差异转变为一套性别化气质，以此来加强男人的权力而贬抑女人的地位。”学者们认为社会性别是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下通过不公正的社会秩序人为建构出来的，因此必须解构社会性别，才能实现女性在社会中的平等地位。“性别”作为女性主义理论中最为重要的概念之一，在此有必要对其进行定义与区分。性别通常被划分为生理性别（sex）与社会性别（gender）两种基本类别。安·奥克莱（Ann Oakley）先前将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进行区分：生理性别指的是生物学意义上关于人类肉身的自然性特征，主要表现为男女在生殖器官方面的生理差异；社会性别则是从社会文化意义上关于男人与女人的性别身份区别，并赋予男性阳刚、女性阴柔的不同性别气质。社会性别在大众潜意识中通常被认为是具有可流动性的、可变化性的特征，而生理性别则是固定的，是与生俱来无法改变的性状特点——这是大多数性别理论研究者都赞同的理论观点。

与其他学者不同的是，朱迪斯·巴特勒在研究中发现生理性别同社会性别一样，都是受人为因素影响而建构出来的文化产物，这一独具创新性的先锋观点在提出后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她在《性别麻烦》中这样定义性别：“性别不是一个名词，也不是一组自由流动的属性。性别是一种行动，建构了它所意味的那个身份，而非只是先于它存在的主体所行使的一个再现。”这直接体现巴特勒对于“性别”这一既定概念身份的大胆质疑。以此为契机，在将性别视作文化归因的基础上，巴特勒提出了自己的“性别操演理论说”，认为性别是受人类社会规则下的话语权力作用而被规训的结果。身体被社会性别化后，成为一种象征符号与表意符号，生理性别进而成为文化压迫的实现形式，成为文化形态形塑出来的意识产物。

二、性别操演的维度探析

在诉诸生理性别也是因文化作用而产生的概念时，仅仅将生理性别视为性别身份构成的基础是不科学的，这就是巴特勒所考虑到的“性别麻烦”。巴特勒认为性别问题的关键在于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是通过何种形式生产与建构出性别的二元结构论，于是巴特勒试图从奥斯汀（J.L.Austin）和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观点中寻求解决路径。奥斯汀利用语用学研究得出主体的言语行为受行动效益的动机影响，德里达则从权力话语的向度上改写操演思想，巴特勒巧妙地将二者理论相结合，从操演的角度来阐释生理性别的形成机制。生理性别对于主体身份的有意创造，导致人们落入性别操演的圈套，性别操演即主体“我”通过重复实践文化所规定的性别规范赋予自身以性别身份的过程。巴特勒在解构传统性别理论学说的同时，引出性别主体身份是由于重复的操演行为而完成的创新观点，试图推翻生理性别的传统概念，探索颠覆性别压迫的生存路径。生理性别被禁锢在身份认同的传统认知模式中，只有实现对传统认知的反抗与僭越，才能将生理性别从封闭的思维框架中解脱出来。

巴特勒质疑传统女性主义中的“妇女”一词的概念时，认为先前的传统女性主义之所以在政治维度呈现出种族歧视的文化症候，是因为传统女性主义仍没有跳脱出性别本体论和二元对立的单一思维误区。这就导致“妇女”在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下产生极不稳定的语言能指。历史上发起的女权运动显然只是在制造维护全体女性的正当权益的假象，但实质仍然存在着对某些种族妇女的歧视与偏见，有相当一部分的女性仍然处于性别压迫与种族压迫的双重压迫之中。为了真正将女性主义从身份政治中拯救出来，巴特勒开始探寻性别身份流动变换的根本原因。要注意的是，巴特勒的“操演”并非指主体做出来的某件事情，而是指主体被建构而成的那个过程。换句话说，人类的性别身份是在社会操演的过程中被文化建构出来的主体。在深入研究的过程中，巴特勒并不满足仅限于本体论意义方面对于性别身份的探讨，而是开始转向语言维度、戏剧维度、仪式维度等多重场域，旨在从不同的文化视野中探求形塑性别身份的作用与影响。

就戏剧角度来说，性别的生成似乎更像是一种表演与扮装的表意行为。巴特勒从社会性别去自然化的角度下手，试图证明性别身份是文化操演的产物以及操演行为的动态流变性。性别是由社会主体通过各种社会实践行为来表达与阐释身份的结果，反映出戏剧性的一般表演行为特征。巴特勒曾借用波伏娃“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成为女人的”这句话来作为操演行为具有戏剧性的证明。在巴特勒看来，当一个人被指称为是“一个女人”的时候，绝非是在描绘生理自然属性方面的事实，与之相反的是，这句话意图表现将“女性气质”带到一个特定的社会场域中，使之成为一个戏剧中的表演角色，通过表演来展现社会赋予女性的社会特质。这种性别身份话语与拉康的性别身份理论相似。拉康认为性别是社会符号系统中的特殊意指，在这一社会秩序中男性显然占据主动的优势地位，而女性则位于附属依从的劣势地位。异性恋霸权下的性别秩序实则是一个社会操演行为的话语陷阱。身体的流动性与灵活性，使得原本人类意识中对于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直接对立逐步解构与消除，这种僵硬的对立随之转化为较柔和的操演形态。与此同时，同性恋体质与异性恋体质在操演的意义上也就获得了一种真正的对等关系，男女两性在操演维度中实现了短暂的平等地位。

从语言角度来看，巴特勒步奥斯汀的后尘，在其言语行为理论的研究基础上，结合自身对于性别的深入研究，进一步提出了关于性别操演理论的创新性观点。也正是因奥斯汀的启发，巴特勒才厘清性别身份与操演行为的界限，认为主体的性别身份具有流动性的本质特征，身份范畴自然也就成为新的意指方式的操演结果。巴特勒又借鉴了福柯话语权力的社会学观点，将语言视为带有权力话语色彩的符号形态。在汲取福柯与奥斯汀二人的思想后，巴特勒开始探索话语权力与身份性别之间的微妙关系。她在对话语进行理论分析时发现，话语在被言说的时候就是在进行一种操演行为，性别同样可以被话语所形塑和操演。在话语权力操纵的影响下，身体话语也被权力化。根据福柯的谱系学理论，身体的操演在权力机制中形成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身体在性别话语的视域下完成压抑性的进化与发展，形成了社会权力施压的生成语境，话语权力形成的语言系统成为分化性别身份的特殊手段。性别身份并非是固定不变的本质属性，而是因受到话语权力的控制导致其具有流动性的活动。这里需要注意性别操演的语言性向度与戏剧性向度是相互融合、共同促进的。巴特勒也曾亲自承认这两者互相关联，而且彼此错落出现。若站在言语行为的维度上来分析，那么就足以见得戏剧性与语言性的重要意义。社会主体的能动性催生新的意指方式的产生，因此只有从语言上颠覆主导权力的命名实践，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被命名的地位。

从仪式角度来说，关于性别的操演行为不可能只进行一次就可以达到预期效果，而是经过无数次的重复与循环的过程，才会生成操演行为的最后结果。巴特勒在此借鉴了阿尔都塞的“询唤理论”。阿尔都塞曾提出当社会个体在受某种权力或权力机制的询唤时，才会找到“主体”的所在。巴特勒为此举例说明该理论的正确性：婴儿在出生后随即被定义为男孩或女孩，这实际就是一种询唤行为。成年人将婴儿纳入性别权力操演的场域中，在成年人进行数次重复的询唤行为时，婴儿潜意识中在此语境下接受这种身份询唤，也就是在成年人的指引下逐渐认同并遵守自己是男孩/女孩，并由此主动走向男孩化/女孩化的性别身份认同过程，将自己主动置于身份束缚的生成语境中。除此之外，由德里达提出的“征引”理论也对巴特勒的思想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征引”原本是德里达对奥斯汀的思想进行批判性继承的产物，德里达运用结婚场景的生动事例来进一步阐明“征引”这一概念。西方婚礼中，在宣布新婚夫妇正式结为夫妻时，牧师由于自身被赋予特殊定义的身份，从而获得了可以宣布此事的权力。如果换作他人来做此事，极有可能降低此事的真实性与可信度。在新娘回答是否愿意眼前这位男士娶自己为妻时，她应以“我愿意”来作答，若换成其他同义语句则会减弱话语的权威性或使意义变为无效。由于历史的沿袭与传承，“我愿意”成为婚礼中被固定流传下来的回应语句。在特定的语境下运用特定的语词，是人们潜意识中对话语权力与话语规则的认同与遵循。这就是“征引”在具体语境下的生动体现。

三、性别操演的现实意义

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已成为当代西方文论中最为前沿的思想代表。她为后现代主义理论与女性主义批评开辟了新的理论路径。首先，她的思想为我们关于身体与性别的探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认知方向，为性别多元化开启可能性，被性别化了的身体不再只是一架由肉体构成的身躯，而是成为权力、话语、知识的聚焦点。其次，该理论是对于传统思想与社会性别秩序的僭越与颠覆。她解构了女性、生理性别、性别身份等概念范畴，突破了关于性别本体论的束缚，促使我们以更为审慎客观的态度去理性透视性别这一范畴。除此之外，巴特勒并未满足于性别的内部研究，而是将性别书写的触角延伸至更为广阔的文化政治领域中，在政治层面做出了不同寻常的有益尝试，为实现女性的政治实践提供现实机遇与可能性。

在提出性别操演理论后，朱迪斯并没有停止思考的步伐，后续研究了性别操演的“再赋义”功能，在不断的征引中探讨文本意义重新建构新的身份。“酷儿”就是性别“再赋义”的代表，本意为“奇怪的”“怪异的”，后来逐步发展为跨越性别身份、打破性别樊篱的“酷儿理论”。经过不断发展与演变的性别操演理论，不仅成为所有酷儿理论中传播最为广泛、影响最为深远的理论学说之一，还将同性恋这一处于“他者”地位的边缘群体引入大众视线，拓宽文学理论的研究范围。

不过，性别操演理论也因时代局限性而显露出不可忽略的理论缺陷。虽然此理论使得传统的性别理论被重新附上多元性、复杂性的标签，导致性别麻烦的爆发，但仅是偏激地片面强调性别的政治属性与性别的操演维度，全盘否定主体的能动性与社会性，而忽略话语叙述的社会性根源，无疑会陷入虚无主义的深渊。不可否认，性别操演的创新性意义与别具一格的理论思维，有一定的进步性与先锋性，但其理论漏洞也确实影响着该理论的长远发展。该理论的空想性，导致实施难度较大，终究难以形成可以指导社会实践的理论。除此之外，当今关于朱迪斯·巴特勒的文学理论研究在中国仍未形成一个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还有许多空白点来等待学者们去填补与阐释。如何将性别操演这一理论学说与现实更好地结合，以理论指导社会实践，切实提升女性作为主体的社会地位，推动人类社会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与跨越，是文艺学学科现今亟须解决的问题之一。

①Rosemarie Putnam Tong.[M].Boulder：Westview Press，1998：49.

② Ann Oakley.[M]. London：Temple Smith，1985：16.

③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宋素风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4页。

④ 杨洁：《那一个哲学家“酷儿”——管窥朱迪斯·巴特勒》，《兰州学刊》2008年第4期，第1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