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罗莎·蒙特罗《失恋纪实录》中的叙事声音

⊙洪欣荷［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 长春 130012］

《失恋纪实录》（）出版于1979年，是西班牙战后女作家罗莎·蒙特罗（Rosa Montero）的处女作和代表作。由于小说问世于妇女解放运动的巅峰时期，且触及许多敏感、私密的女性话题，激发了女性群体的深思，在当时的西班牙文坛引起轰动，“在它出版的那年被视为革命性的作品，因为它从女性的视角展现性机制”。从女性的视角来阐述性经历，是一种颠覆传统的行为，故事从女主人公安娜（Ana）展开。全文大部分以第三人称讲述了女主人公与其闺蜜们的恋爱婚姻经历。安娜是一个记者，又是养育一个孩子的母亲，生活在单调、索然无味的都市节奏中，虽然与丈夫分开，却依然抱有寻找其他依靠的渴望。在她与上司发生关系但上司却无法为她抛弃原有家庭时，她才明白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男人是不存在的。与安娜一同的姐妹很多拥有类似经历，她们互诉衷肠，把自己的遭遇记录下来。叙述者将这些采访和语录编撰成一本书，将当时女性的处境和困惑全盘托出，直观地呈现在读者眼前。其中不乏对社会政治、男性权威、男女平等等社会问题，以及女性身体及心理问题的探讨，通过对女性自我意识的描述和再现，展示了西班牙女性在社会政治转型中的困惑。《失恋纪实录》可以称为“群体女性爱情和生活失意的故事”。

在《失恋纪实录》中，除故事情节真实动人外，其中的叙述技巧也令人称道。罗莎·蒙特罗巧妙地将自述、对话等结合，给读者营造出迷雾般的阅读体验。叙述人称的跳转、时间空间的不确定性、对话独白的交织，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阅读难度。

叙事声音是指在叙事性文本中，叙述者以某一视角为基础，选择相应的叙事策略，以传达出某种思想观点。苏珊·S.兰瑟是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奠基人，是20世纪将女性声音和女性视角带入文学研究的领头人。她“从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角度出发，将作为形式的叙事声音置于社会地位和文学实践的交界处，探讨女性叙事声音得以产生的社会、经济和文学条件”，更加关注文学作品中女性声音是如何构建的，构建的效果又是什么。“兰瑟采用‘声音’而不采用‘话语’一词，正是关注到了‘声音’这个概念本身与发声者及收听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且其本身所包含的对于身份和权力的控诉意味。”她还创造性地将叙述声音的三种模式进行区分，即个人型叙事声音、集体型叙事声音和作者型叙事声音。“每一种模式不仅各自表述了一套技巧规则，同时也表达了一种类型的叙事意识。这样就达到了在叙述形式和社会权力关系之间建立意义联系的目的，即表达出一整套互相联系的权力关系和危机意识，清规戒律和可能的机遇。”下文将聚焦《失恋纪实录》中三种叙事声音，分析其叙事效果及反映出的女性特点和社会问题。

一、失意的自我发声

叙述者是叙述文本的讲述者，“个人叙述声音表示有意讲述自己的故事的叙述者，它并不指代所有的‘同故事的’或‘第一人称’的叙述，即那些说话人即虚构故事的参与者的叙事。个人叙述者只能申明个人解释自己经历的权利及其有效性”。在《失恋纪实录》中，第三人称叙事占据大量篇幅，但罗莎·蒙特罗同样也采用了变换人称的方式使其他人物发声，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通过叙述者描述自身经历，讲述自身故事来建构具有自我指称效用的叙述场景。”文本中，主角安娜以第一人称“我”出现时往往是对自身状态进行描述，例如“我身心疲惫”，“我很清楚地知道”，从言语中可见她对生活的认识比较清晰，但情绪消极。在安娜看见特蕾莎（Teresa）完成人流手术后，她联想到自己：“我在贫穷的底层生活，就是这样，这一悲惨的、肮脏的日常使我的未来没有任何出路。”想到女性同胞被当作生育机器还要承担身体和心灵的双重折磨，她对人生失去了渴望。面对独身生活，她回忆起自己应聘时的场景：为了争取时间，她试图掩饰自己那胆小怕事的神情。“我非常需要这份工作”，一语道出了单身母亲的艰辛。另外，在安娜给前夫胡安（Juan）写的信中，罗莎·蒙特罗又再一次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处理，并将安娜写这封信时的纠结与不安和盘托出。尤其表现在安娜用词反复删减和推敲，言语也小心翼翼，并且一再阐明寻找胡安是为了孩子楚罗（Curro）受到父爱的庇佑，而不是自己想要打扰别人的生活。“我给你写信是担心孩子，他已经长大了，需要一个父亲来明确自己的身份。”由此可见孩子在女性心中的重要地位，一个母亲为了孩子可以多么卑微、委屈地乞求帮助和怜爱。文本中，个人型叙事主要描写主人公的状态或是其内心独白，这些话语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故事的可信度，使读者能够站在人物的角度体会她生活中的不易和困惑。

二、共情的集体发声

兰瑟把集体型叙事声音定义为“一系列的行为，它们要么表达了一种群体的共同声音，要么表达了各种声音的集合”。“在集体型叙述声音中，某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群体被赋予叙述权威；这种叙述权威通过多方位，交互赋权的叙述声音，也通过某个获得群体明显授权的个人的声音在文本中以文字的形式固定下来。与作者型声音和个人型声音不同，集体型叙事看来基本上是边缘或受压制的群体的现象。”在《失恋纪实录》中出现了十几个女性形象，她们正是上述提到的“受压迫”的集体，在社会中寻找立足之地，在生命长河中寻找爱情慰藉。所以这本书很像是拼凑了各式各样女性生活的“百纳被”，将百味人生集中体现在一本册子中。“根据各种社会意识形态以及叙事技巧表达的可能，苏珊·兰瑟又将集体型叙事声音区分出三种可能：以单个的叙述者代表某个集体发言的‘单言’形式、以复数主语‘我们’来进行叙述的‘共言’形式以及群体中每个个体轮流发言的‘轮言’形式。”在《失恋纪实录》中，除安娜外，还有许多女性以“我”出现，共同发出生活的感叹，例如埃莱娜（Elena）会抱怨自己家里空无一物，没有牛奶，“而我很饿”，“也许我唯一的用处就是做一个情人”。经历过失败的爱情与人生的苦痛折磨，坎德拉（Candela）感叹道，自己也曾在年少时试图活在当下，守住芳华，但发现这一切只是谎言。她对未来充满了焦虑，最终不得不妥协认命，回归琐碎日常。她三十岁时幡然醒悟，反问自己为什么可以任凭命运摆布，随波逐流，没有珍视宝贵的时光。但是她没有答案，安娜也没有答案，一切就是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在每个“我”的心中留下深深的烙印。“作品中诸多人物以第一人称‘我’的形式轮流进行讲述，或对事件进行描述，或进行内心独白，或就某个问题展开评论。这些人物分别从不同的视角进行叙述，结果使一个本来极简单的故事铺叙得极为复杂，对同一事件互相补充或互相拆解的叙述，使文本变得繁复不定、支离破碎，不仅拥有了一种令人心惊的丰富，而且文本的整体意蕴也在这些不断的轮流发言中生成。”这就是《失恋纪实录》中女性发声的意义，每个女性既是因共同点而凝聚在一起的团体中的一员，又是独立的、特别的“我”，使读者总能够在其中某个人物的某段经历中找到另一个自己。每一个读者都能觅得一个共同点，与其相拥，共同感叹生活的不易，再携手前进奔赴下一个港湾。

三、局外的作者发声

作者型的叙事者拥有利用知识并做出判断的宽广余地。叙述者不是其所讲述的故事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不是虚构情境和事件中的人物，他与虚构的人物分属两个不同的层面。作者型叙事声音是“异故事”的，它并不参与到故事之中；它以想象中的读者为叙述对象，是一种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发出的声音。这时叙述者和作者很难区分开。“叙述者在整个叙述过程中具有极大的权威，不仅可以自由地展示小说中人物的言语、行为、观念和情感，而且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和爱憎倾向，随意评点小说中的人物、事件，甚至直接抛头露面地在作品中发表关于人生、历史、道德习俗等的各种议论。”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在《失恋纪实录》中是一个记者，在采访了安娜和她的朋友们之后把她们的经历记录下来，并且整理、编辑成册。作者型叙事声音的描述拉开了叙述者与故事内人物的距离，置身事外，却与故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记者”与以往不同，“她”并不单一介绍事件发生的经过结果，更注重过程的细节描写，使情节的表述具有“新新闻主义”的特点。尤其是文本中大量的直接和间接引语、独白、心理描写等，丰富了叙述者的表达形式，为“她”全面展现这些女性的经历提供了翔实的材料。这个叙述者并非冷酷无情，读者可以看到，她经常对事件进行总结，对社会进行评论，主观性很强。例如，“男人们发明了避孕药并且提供给女人，将它当作女性革命的神奇钥匙，以为这就足够了”，直接指出女性面临的生育问题和精神压力，以及男女之间存在性爱关系不对等的问题。在埃莱娜谈论养育孩子的问题时，叙述者评论道：“现在，反过来，近30岁，她开始从不同角度看待这件事情。不是因为她想有一个孩子。她没有想做母亲的欲望。这也确实是新的想法，她开始认为孕育是真实的、个人的选择。”这说明女性已经把自己从“生育机器”的代名词中解放出来，开始认识到孕育是自主选择，是特权和光荣的事情，体现了其思想的转变。再如，叙述者曾直面抨击西班牙当时社会的弊病与不堪。同时，叙述者站在女性的立场上，对安娜等女性同胞的经历表示同情并发表见解，还采用词语重复的方式增强语势，比如说“禁忌、禁忌、禁忌”，表达出女性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所受的限制之多。

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叙事方式具有明显的性别政治特征，是作者构建话语权的一种方式。毫无疑问，罗莎·蒙特罗在《失恋纪实录》中赋予了女性个人、女性群体话语权，以她们之口揭露当时的女性面临的家庭和社会问题。首先，在个人及家庭层面，当时的女性已经具备较强的自我意识，但是她们依然无法从传统的藩篱中跳脱出来，完全摆脱男性权威。这表现在，当女性成为母亲，独自抚养孩子时，她依然渴望能将精神寄托在一位男性身上，认为男性能给她足够的保护，女性对男性的依赖仍然存在。另外，读者可以看出女性已经不耻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欲望，能够正视自己的性需要，将避孕、堕胎等敏感词汇搬上桌面讨论，不再忌讳他人的目光，而是更多为自己的身体健康考虑。书中的女性在面对情感时也未被冲昏头脑，而是能够进行冷静和理性的分析，没有让敏感和脆弱占据上风。其次，在社会地位层面，女性不再是局外人，“她既是这其中的受害者，也是同谋。她继续伪装，害怕没有在今天这个奴役了男人和女人的男权社会中扮演应当的角色。害怕辜负了她典型的情人形象，为戏剧的重演加码。在这个我们所生存的，满是刻板印象的社会里，我们都被自己的‘角色’牢牢禁锢了”。这一方面表现了女性的生活中不再只有相夫教子、柴米油盐、爱情与家庭，她们的关注点也更加广泛；另一方面体现了女性地位的不断更新，女性话语重要性的提高。罗莎·蒙特罗在书中多次借助叙述者之口发表对西班牙内战后社会环境的评论，称首都马德里已是“丑上加恶”，也为研究文学作品中女性政治意识的发展提供了借鉴材料。

四、结语

《失恋纪实录》的书名可能会使读者认为这是一本讲述恋爱史的小说，其实不全如此。爱情劫难只是激起女性思考和发问的导火索，而关于人生的重新认识才是这部小说更加重要的主题。每一位女性在走过自己的青春之后回首往昔，发现常常事与愿违，平淡迷茫才是人生的常态。叙事声音实际也包括叙述者对人物、事件的态度、认识、判断等。作者将这些女性聚集在一起，以安娜为代表将她们的苦水一一倾诉，使得这本书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上都令人耳目一新。作为一部融合了多个叙事声音的小说，其言语中展现了女性敏锐、多疑、困惑等特征，完全再现了当时女性的心境，表达效果突出。她们渴望的是什么样的自由？言论自由、人身自由、选择自由，等等。而她们现在在面对什么？独自抚养孩子的困难、精神失去寄托、诸多社会限制等问题。正如书中人物埃莱娜所说：“应该是女同胞、女公民和女性团体集合在一起的时刻。”本书更像是一份当时女性生存状况的写生画，指引她们认识真实的自我并且知晓自己并不孤独，鼓励她们坚强起来，勇敢争取应有的权利。通过复杂多样的叙事声音，罗莎·蒙特罗也塑造了不同的女性形象，将这些女性的话语带到大众的眼前。

①② 王军：《20世纪西班牙小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3页，第173页。

③唐伟胜：《性别、身份与叙事话语：西方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主流研究方法》，《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第73—80页。

④⑦ 谭菲：《性别化的叙述声音——苏珊·S·兰瑟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第102—107页。

⑤⑥⑨ 黄必康：《建构叙述声音的女性主义理论》，《国外文学》2001年第2期，第117—120页。

⑧ Montero R.[M].Madrid：Editorial Debate，1992：25.（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⑩⑪⑫ 高小弘：《李锐小说叙事声音分析》，《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第33—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