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下而上”的关怀与“自上而下”的追寻——黄健教授治学理路与学术品格

时间：2024-05-20

江苏韩宇瑄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以“从天上降到地上”和“从地上升到天上”概括德国新旧哲学的思路差异，以此得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的铁律。无疑，这一铁律构成了哲学社会科学认识的两条路径：“自下而上”——从一般中见特殊，从现象中察规律，表现出客观的务实意识；“自上而下”——从特殊中见全体，以理论把握实际，表现出主观的能动意识。

考察黄健教授的鲁迅研究和现代文学与文化研究，他正是具有这种特点：“自上而下”的追寻，使他不乏全局性的思辨；“自下而上”的关怀，使他不乏心灵的体悟。两相结合，便形成了他的思辨性与审美性的结合，形成历时性与共时性齐飞的立体化治学理路。在这当中，他以鲁迅为“这一个”，观照中国文学和文化，又以激荡的思潮为观测点，考察中国现代文化的结构性调整与范式性转换，最终上升到现代文化的意义和价值研究高度，表现出气势磅礴、质地厚重、结构立体、关怀温热的学术品格。

现代转型视野中的鲁迅研究

黄健一向将鲁迅研究作为自己的“学术根据地”，并深耕于此，在鲁迅研究界取得了丰硕成果。在新出的《中国鲁迅学史》中，张梦阳先生就将黄健作为“浙江鲁迅学群体”的代表性人物加以评介，其著作更是入选“鲁迅研究书系”“中国鲁迅研究名家精选集”。

张梦阳指出：“黄健主要侧重于文化转型中鲁迅思想和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认为鲁迅与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现代转型有着密切的关系，也是推动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重要人物……（将鲁迅）置于二十世纪中国多变、动荡和转型的时代语境之中加以审视，方能发现他的思想的深邃、独异和心灵世界的博大、幽远。”黄健并不将鲁迅视为孤立的存在，而是将其置于20 世纪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的转型视野之中加以整体性考察：一方面以鲁迅的思想历程和创作为线索，把握现代文化和文学转型的主潮，探索其内在的逻辑；另一方面又将鲁迅置于转型的宏观视野中，阐释他的独特性，并进行历史定位。

鲁迅是一个独特的存在，黄健在一开始就力图透过史料琐细和感性驳杂，选择从更加高迈的思想意识层面来进行研究，聚焦他的意识生成过程，发掘其内在的逻辑。在首部著作《反省与选择——鲁迅文化观的多维透视》中，他聚焦“鲁迅文化观”这一意识领域，重点将鲁迅置于近代中国两次文化冲突运动的激流之中，认为“20 世纪初愈演愈烈的中西文化冲突，为他的文化观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历史背景和思想基础”，从中构建起鲁迅的双重选择，从而在历史的维度上，发现了鲁迅文化观生成与发展的内在理路。在《意义的探寻——鲁迅意识结构的多维透视》中，黄健则是深入鲁迅文化观内部结构进行多维透视，把握其思想内核。在该著中，黄健并未简单地进行单一政治化或文学化的概念界定，而是从历史“中间物”进行审视，探讨鲁迅的意识逻辑。他指出：“作为历史的‘中间物’，鲁迅充当了两种文化、两种社会的‘联络官’的角色”，进而“能够站在一个总体超越的位置上，来对两种文化、两种社会做出深刻的反省与选择，从中获得对于两种文化、两种社会，以至整个世界的本质，整个人生的本质的内在体认”，并由此生发出“对整个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发展状况，现代中国人的生存境况及其发展前景”的思考动因和探索精神。显然，黄健把鲁迅思想基点从单一的“启蒙与救亡”模型中解放出来，置于更加宏阔也更加符合实际的文化冲突背景之下，既突出了时代对于鲁迅的启迪与滋养，揭示了鲁迅思想在特定历史情境中的合规律性，又显现出鲁迅对于时代问题的触摸与响应，表现出直面求索中国现代基本问题的合目的性。依据这一合规律性，遵循现代化的“大历史观”，黄健将鲁迅的文学史定位从单一的“政治论”或“审美论”中拓展出来，认为他是“一个对中国历史、文化、社会和文明有着自身独特体验、独特感悟和独特思考的现代知识分子”，这样，就使鲁迅的意义在“守正”的基础上得以延伸和拓展。依据这一合目的性，黄健将鲁迅置于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宏阔背景之下，以鲁迅及其思想这一“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界最重要的成果”，照亮“中国文化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使得鲁迅具有了和托尔斯泰一样的“一面镜子”属性。在这一视阈中，鲁迅得以在还原历史现场中，其忧患意识、孤独意识、反省意识、审美意识等，都不再仅仅是其一己之思，更是面对现代化目标感召的中国人，在历史进程中表现出的集体无意识的集大成者，特别是他以“立人”为旨归的现代人文精神，“标志着现代中国人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开始走向主体的高度自觉”，投射出现代转型年代新文化阵营最为理想的文化人格。鲁迅的深刻性在此，复杂性也在此，其典型性意义也充分地显现出来了，“时代的鲁迅”超越了“政治的鲁迅”“文艺的鲁迅”，超越了其他单一性的作家研究而获得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正如汪卫东所说：“黄健对于鲁迅精神价值的重新定位，有一个宽阔的文化坐标，他将鲁迅的精神价值放在中国近代以来文化转型的背景下，放在东与西、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时空坐标中来把握。”

现代文化变迁下的思潮研究

当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首次提到“时代思潮”后，百年学术演进中的“思潮”研究，就往往成为研究者把握时代的有力抓手。

黄健非常注重现当代文学思潮的研究，尤其是注目于那些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曾起到关键性作用的主导性思潮，探析这些思潮在新旧转型历史节点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对特定文化群体的影响，包括反映在文学观念与创作领域的具体表现，如同梁启超所说的那样：“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为此，黄健试图以“三大文化思潮”+“三大文学思潮”的宏大体系，用以解释中国文学与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观念与行动上的内驱力问题。

在黄健看来，由中西方文化冲突引发的文化反思和转型，是中国现代文化思潮产生的逻辑动因。他指出：“就一般的历史发展逻辑而言，在文化转型时期，一个国家或民族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之际，都会遭遇原有文化结构的知识谱系、价值体系、意义系统需要进行置换的问题。”在历史大变局中，所有中国知识分子都不得不回答如何看待中国传统和思考文化创新的问题。在这当中，激进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是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的三大思潮，其中，以文化激进主义最为强势，表现出对于传统全盘否定、革除殆尽的激进诉求。他认为，鲁迅在这当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也最为彻底，呈现出“深刻的反思、反省与批判”的否定性态度。他指出了鲁迅在特定历史时空中的合理性，并认为他的尖锐的、彻底的、不留余地的批评，恰恰反映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一种清醒的理性精神，一种积极的悟道和探索的精神，一种作为近代中国思想先驱者而特有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对于后两种文化思潮，黄健一方面充分肯定其思考和实践本身的价值，亦承认其探索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仍然认为二者不过是存在于部分知识分子心中难以实现的乌托邦。他坚持认为，现代性及内蕴的“自由”观念，是中国文学与文化现代化的核心价值，是历史进程的必然，与传统形成了难以调和的对立。这种境况决定了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现代转型，不得不在激烈的二元对立之中以“矫枉过正”的方式进行，也由此“无论是在本质属性、价值理念、审美理想上，还是在表意系统、结构形态、话语方式、艺术功效等方面，与古代文学都划定了一道泾渭分明的界限，获得了具有自身本质属性的新的逻辑起点”。黄健这一认识，紧贴现代化转型逻辑，也体现了守望现代核心价值的努力。

作为文化子系统，文学本身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它要求作家在创作时既要体现“种的尺度”，又要充分考虑“美的规律”。如果说文化思潮更多聚焦于社会的、历史的逻辑，那么，文学思潮则更多落实于审美的、主体的创造。为此，黄健在扫描、考察现代文学诸种思潮之后，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认定为三大主干思潮，并颇有新意地将文论作为他考察三大文学思潮的具体切入点，认为“文论所提出的一系列重要的文学思想和主张，都为推动民国文学三大思潮的演化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平台”。他认为，现实主义对于社会现象与主体存在的关怀和剖析，浪漫主义对于人生苦闷、时代压抑的抒情和传达，现代主义对于超验世界和宇宙情怀的追寻和超越，在特定历史背景下都有着其存在的价值。他指认鲁迅、郭沫若、茅盾为主要代表人物，分别代表了中国文学现代转换的三种范式，不仅与三大思潮形成了内在呼应，更代表着在特定历史阶段的转型热望。如他所说：“诸种要素的合力，使之为中国文学成功完成现代转型，以一种全新的价值理念和方式、形态汇入世界文学发展主流，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中国文学史上谱写出了新的篇章。”他曾表示：“作为整体的20 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其最终指向就是在中西文化大冲突、大融合的广阔历史背景中，真正地完成文学观念的现代性质的转换，确立与整个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相一致的文学审美理想和新的美学原则，建构有异于传统文学的文学形态和新的文学理论，进而促进文学的整体繁荣。因此，对于当代文学思潮进行学术研究的整体性建构，也就不仅仅只是通过对某些具体文学思潮的史实进行归纳、整理和概括，而是在这个基础上，以确定文学思潮演变的一般法则……从大量的史实出发，实事求是地得出具体的历史结论来。”这虽是他的评论，又何尝不是他的研究心得的“夫子自道”呢。

现代文化的意义价值研究

虽然将文学作为自己的学术基点，但黄健的研究并非“就文学谈文学”的向隅空谈，而有着强烈的现实面向与宏观观照。这集中体现在他对于现代文化意义和价值的持续追问上。

黄健在研究中一向怀有“大”的追求，强调“大”的格局，并认为这种“大”不在于篇幅大小，更在于“在顺乎时代发展中所具有的新的理论基点和价值原则”。他在重视文学本体属性的基础上，更多地将文学作为考察现代文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切入点，以小见大，以“破”谋“立”，试图理顺文学的现代定位，并以此为价值基点，探寻现代文化的意义与价值，回应现代化的根本关切。

探寻中国文学与文化现代化进程的特点，是黄健研究现代文化意义与价值的首要步骤。在他看来，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意义已远远超出单纯的民族心史与审美创格，其本身就是现代化整体事业的构成部分。他紧紧抓住这一点，对文学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进行了重新考察，建构起一套“文学-社会-历史-文化”联动模型。首先是为现代化进程构建了一幅“文明冲突”的宏观文明图景。在《反省与选择——鲁迅文化观的多维透视》《意义的探寻——鲁迅意识结构的多维透视》中，“中西文化冲突的激流”一贯被他视为中国现代变革的基本背景，中国所遭受的冲击则被认定是变革最直接的动因。他指出，这“不仅表现在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及经济方式等显性层面，也表现在价值观念、思想意识、文化心理和精神结构等隐性层面”。正是这样，探索的聚焦点就必须要从原先的器物、制度层面，落实到思想文化层面，通过文化变革宣传变革思想，铸造符合现代价值的全新变革主体。

对中国文学的意义重构进行阐释，是黄健研究现代文化意义与价值的关键环节。他在博士论文《意义重构中的缪斯——“五四”新文学生成的文化审美阐释》中便着手这项阐释。该作后经思考、扩充，定名为《意义的重构——中国新文学生成的文化阐释》，于2011 年正式出版，标志着他这一研究的成熟。对现代文学价值基点的认定，历来言人人殊，“启蒙”“救亡”“现代”“革命”等说不一而足。黄健则另辟蹊径，极具启发性地将现代文学价值基点放在鲁迅的“立人”层面上，并在此基础上依据此前建立的模型延伸辐射，指出“中国社会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开始了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现代转型，并同样选择了以‘人’的意识复苏、觉醒为中心的思想启蒙运动”。他认为，“立人”之所以作为现代意义与价值基点，原因就在于其强烈的兼容性。正是在这一“最大公约数”上，他对现代文化在美学建构、模态创制、焦点透视、文本创新等方面的意义重构，进行了细致的剖析与阐释。在阐释中，他贯彻了自己一贯沉雄博大的学术理路，不仅综合运用哲学、历史、文化史、思想史方法，多维度地反复切入核心问题，使得意义与价值这一庞杂博大的概念在庖丁之刀下迎刃而解，呈现出“立体性思维和多方位的认识与把握”，另一方面，他又结合具体文学现象和文艺作品，以最为直接的方式“回到历史现场”，论证和支撑自己的论点，以论带史而非以论代史，史才之中见文心，大开之后有大阖，表现出其意义重构研究的温度与深度。

黄健还选取浙江这一中国现代文化意义与价值转换最先发、最彻底、最成功的典型场域，撰写《“两浙”作家与中国新文学》一书进行深入探讨。他不依以往“知人论世”或“就文论文”之例，将“两浙”现代作家放在两种文化冲突的大背景下予以考量：一方面挖掘“两浙”文化资源对中国文学现代化发生的支持，从相关作家的文化体认中阐释现代文学的基本走向；另一方面从主题路径、美学风貌、书写谱系、文体变革、思潮流派等方面入手，分析“两浙”作家在文化转折期内的文化选择与创作体认，从中管窥出“两浙”作家的先锋气质，探寻其“创造新文学新的文化价值，寻求新文学新的意义建构”的历史贡献。

考察黄健教授的治学理路与学术品格，不难发现，在现当代文学学科日益丰富和空前发展的今天，他既不故步自封，也不迎合时俗，而是一步一个脚印，以“守正创新”的学科风范与“求是博雅”的学派品格，呈现出“转型视野、宏观模态、思辨精神、历史关怀”的学术风格，不仅以丰硕的成果推动着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建设发展，而且也持久地带给后辈研究者以定力和温存。

①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152 页。

②张梦阳：《中国鲁迅学史》，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 年版，第709 页。

③黄健：《反省与选择——鲁迅文化观的多维透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年版，第23 页。

④⑧黄健：《意义的探寻——鲁迅意识结构的多维透视》，作家出版社2001 年版，第14 页，第117 页。

⑤黄健：《“大历史”观视阈中的鲁迅：贡献和局限》，《孤独者的呐喊》，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120 页。

⑥黄健：《鲁迅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孤独者的呐喊》，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39 页。

⑦列宁：《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列宁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第241 页。

⑨汪卫东：《展现鲁迅的现代精神：评〈孤独者的呐喊〉》，《光明日报》2013 年12 月1 日。

⑩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2011 年版，第1 页。

⑪黄健：《文化转型与意义重构：五四的思考》，《上海文化》2015 年第4 期。

⑫黄健：《鲁迅的国学批判及现代意义》，《广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18 年第5 期。

⑬黄健：《价值重构:取向与差异——论鲁迅与新儒家在现代价值观建构上的本质区别》，《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