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从柳青与路遥的创作说开来

⊙宋珊［延安大学***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陕西 延安 716000］

2015年3月5日，全国两会上海代表团审议结束后，***总书记与主持人曹可凡谈到东方卫视热播电视剧《平凡的世界》时，他说：“我跟路遥很熟，当年住过一个窑洞，曾深入交流过。路遥和谷溪他们创办《山花》的时候，还是写诗的，不写小说。”2017年10月19日，***参加党的十九大贵州省代表团讨论时，他说：“‘党中央制定的政策好不好，要看乡亲们是哭还是笑。’这句话我是听我们的人民作家柳青说的。人们说，如果你去农民里面找到他，分不清，你不知道谁是柳青，都一样。（他）就跟关中老百姓一样，穿着啊、打扮啊，连容颜都一样。他就是长期在农民里面，对他们非常了解。中央的文件下来了，他就知道他的房东老大娘是该哭还是该笑，他很了解老百姓的想法。党政干部也要学习柳青，像他那么接地气，那么能够跟老百姓融入在一起。”***总书记先后两次在全国大会上谈及路遥、柳青两位陕北籍作家，不管是对作家的熟识程度，还是对作家作品反映的思想主题，都表现出极大的赞赏之情，这与***七年的陕北知青岁月，以及对陕北作家“接地气”的创作态度有极大的关系。

一、根植土地，为人民代言

柳青、路遥生于黄土地、是农民的儿子，他们深知中国农村的社会现状，了解劳动人民的心理变迁，在他们看来：“劳动人民真正过着最深刻、最丰富的内心生活。”

柳青出生于陕北榆林市吴堡县，这是一个紧靠黄河西岸，一个贫穷、落后的地方，但淳朴的民风滋养了柳青的心灵，也是从这里柳青认为生活化与底层化的写作内容是应该关注的方向，这为他日后的文学写作奠定了基础。1943年，柳青响应毛泽东“到群众中去”的号召，来到了米脂县山卯中的吕家硷乡，开始“扎根社会底层，从底层生活中汲取创作营养”。柳青在这期间，写了《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为将陕北建设成我国先进经济区而奋斗》《米脂县民丰区三乡领导变工队的经验》《耕畜饲养管理三字经》《怎样沤沥青肥》等通俗易懂的小文章，对改善民生、促进经济发展都有一定的社会效益，甚至有农村干部说：“我经常参考这本书处理实际工作。”如果说在米脂县的生活经历还带有响应号召的行为，那么在“皇甫十四年”的生活经历，可以说是柳青从思想到行动上身体力行地践行了“人民观”，他从根本上找到了生存之根、创作之源。柳青的生活态度、写作原则都秉持着“人民性”，他淡泊明志，深入基层，扎根农村，为农村书写，在与国家、人民同甘共苦的步调下，依然讴歌生活中的美，不失生活的勇气，自觉融入国家建设的宏大集体生活之中，他是当之无愧的“人民作家”。

路遥曾说柳青“是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楷模”。同为陕北老乡之故，路遥在对生活的认识上与柳青有亲缘性，在创作上、态度上也与柳青有一致性。路遥的笔依然写农村、写农民，只是他写的农村生活处于时代变革的浪潮中，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渴慕改变生活，但游离于土地、人民给予的馈赠，最终带有深深的痛悟感。有意思的是，路遥采用了黄土地的博大、用张开双臂之姿拥抱着热爱、离去、背叛、归来的一切人，他用一种诗意的方式构建了土地、人民精神的制高点，所以当德顺老汉看着高家林说：“就是这山，这水，这土地，一代一代养活了我们。没有这土地，世界上就什么也不会有！是的，不会有！只要咱们爱劳动，一切都还会好起来的。”我们读完会热泪盈眶；所以当高家林最后喊出：“我的亲人哪……”那饱含深情的呐喊融入了对于黄土地及所有人的感激，我们所有人是动容的。

柳青和路遥，他们并不直白地去表现土地、人民应该要怎样履行自己的使命，他们也不直白地呐喊群众至高的精神领域应该为何，他们只通过自身从土地深处走出，描写土地与人民、与时代的变迁，代言土地与人民的精神意志，恪守土地与人民的淳朴品格。

二、坚守理想，为社会书写

柳青的《创业史》在开篇明确指出：“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一部扉页上写着：“谨以此书献给我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可以发现，柳青和路遥都将个体的生活经验融入到了社会发展的浪潮中，纵向探索这片土地上如织的社会关系图谱，表达个人在时代变迁中所经历的精神成长史。

回顾柳青的人生经历和创作历程，可以用“深入生活”四个字一言以蔽之。吴进曾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的革命文学确定了以工农兵为主的描写对象，将‘五四’后的‘深入生活’的口号变为一种体制化的实践，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影响深远的一次根本性转折，只是没有人像柳青做得那样彻底而已。”柳青如何“彻底”？柳青从思想认识到行为实践，都在庄严地履行“深入生活”，在这个过程中，柳青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生活观和人民观，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从某种层面上来讲，“知行合一”的社会行为，会在一个人成长的道路上不断扬弃许多东西，这不仅要考验社会个人的坚守力，更考验个体高举的理想信念，柳青的行为无疑给处在当下物欲横流、人心浮躁环境中的许多人以启示。另外，柳青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也具有“深入生活”的气质。梁生宝和梁三老汉是柳青最关注的对象，柳青让其遵从社会生活的要求，展现个体特质。梁生宝身上没有被理想化的痕迹，也没有成为单纯时代精神的传声筒，读者会在阅读之中感受到梁生宝的单纯与执拗，也会体味到他的洞察力。简言之，他是生活中的真实存在。梁三老汉则体现了浓厚的小农意识，随着梁生宝事业的发展提升了他的精神境界，这是一个变化着的形象，符合人物写作的规律，人物塑造十分生动形象。

路遥的墓碑上有这样一句话：“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这两句话道尽了他的一生，路遥用仪式感面对他所崇敬的生活，他采取自我放逐式的方法走遍他所要构思的地方，尽可能让作品贴近生活事实，他认为：“作家应该是一个最普通的劳动者，应该是在最自然的状态中工作。”所以路遥让自己不断保持旺盛的精力，体验生活、研习写作，真实地表现个体之于社会生活的所感所思。路遥将作品中的人物设置在城乡交叉地带，他诗意地描述人生处于时代冲突和困顿之中的惶惑，但同时又讴歌人性在困难中的坚守所闪现的灿烂光芒，我们感受作品中人物大声所表达的感悟时，也真实地触摸到了路遥渴望美好生活的执着。路遥一直在诉说黄土地的故事，苦难、贫瘠成为这片土地无法更改的色彩，路遥却用最朴实的劳动之姿告诉所有人生活是可以被创造出多种颜色的——拼搏的红色壮美之景、憧憬的蓝色理想之调，丰收的黄色喜悦之歌。路遥坚定地说：“只能永远把艰辛的劳动看作是生命的必要，即使没有收获的指望，也心平气静地继续耕种。”

柳青和路遥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所以他们以匍匐之姿创作这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时，交织了人物生活的喜怒哀乐，他们确信唯有实际的劳作才能创造美好的生活，无论是梁生宝，还是孙氏兄弟，他们都是这样经历人生，高昂的头颅不曾被生活的重负所压垮，我们看见了最朴实的劳动人民头顶上灿烂的星河。

三、甘于清贫，为人性讴歌

柳青曾任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副主席，但他没有以官位身份自居，相反所有的生活习性与当地农民并无二致，甚至比当地人还当地人。路遥终身与贫穷为伴，他也曾渴望改变身份、出人头地，经历社会时代的各种变化，路遥从政治仕途走向了文学创作，但他对时政的关心，在作品中他写出了官场生活应该的样子，也可谓煞费苦心。如果说柳青有官职而自愿放逐自己到群众生活，那么路遥则是立足于底层生活渴慕改变现状，维系他们作品精神至高领域的就是甘于清贫的现实，创造人性人情的美妙与可贵之处。

贾平凹曾这样说柳青：“他已经超越为了凑集写作材料而去生活的目的，他成了那里的农民，成了那里的干部，用生命去体会着和参与着社会变化中人民群众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同时他又是知识分子、作家，自觉地去为天地立心，为人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柳青的女儿刘可风回忆父亲去接触话少脾气倔的姚饲养员，专门到饲养室问鸽子的相关事情，以此来打开话题，最后承诺带一对好鸽子给姚饲养员，但鸽子成了猫的口粮，老姚被感动，对柳青有问必答。这只是柳青生活中的一件寻常小事，但足以见柳青从未将自己放在高位上来对待从事繁重体力活的农民，他认为农民吃苦耐劳、朴实憨厚的性格是可歌可泣的，他应该为人民代言。柳青在《创业史》出版之后，收到一万六千多元的稿酬，他毫不犹豫将稿酬捐给了本地建设，他说：“我书写并不是为了自己，农民把收获的粮食交给国家，我也应该把自己的劳动所得交给国家。”柳青这样的胸襟渗透到了他的作品中，他笔下的人物真实却不盛气凌人，温暖却不失志趣，简单而真诚，在文学的方隅中表现个体难能可贵的品质。

路遥描述挣扎的人生，交织如行的苦难总是缠绕着简单的生活个体，他或诉说人们战胜苦难的方式，或描述人们对苦难的超然之姿，或表现人们坚守的生活态度，总之，路遥始终在描写平凡生活的英雄群像。高家林是中国处于转型时期典型的青年代表，出身的阶层与高远的理想相差太大，但路遥却让这位年轻人遵从自我去走向生活，纵然被无情地抛回原地，路遥让黄土地和黄土地的人包容这位善心不泯的人；孙氏兄弟则被路遥塑造得十分隐忍，孙少安出身农民却未被贫瘠遮住对生活的追寻，孙少平则抱有最诚实的态度接受生活的馈赠，处处可见生活之中金子般的心灵；路遥甚至给了他笔下女性形象以英雄般的性格，如孙兰香、田润叶、田晓霞、冯玉琴、吴月琴等，她们都表现出刚毅、勇敢、顽强的性格，敢于接受生活的挑战，从不回避社会现实，真实而又倔强地存在于生活之中。

柳青和路遥都从底层生活走出，他们知晓社会生活带给个人体验的独特性，而这两位作家转而将生活的真实性与个人联系起来写进作品，所以我们看到作品中的人物是有血有肉的，这也可能是众多读者读他们的作品，总能体味到自己的经验获得，而只有这样，一切才显得生命力如此顽强、生活如此美好的原因吧。

四、希冀未来，为生活颂赞

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它总是会或明或暗地表达出作者的希冀。换句话说，作家通过预言式的视角预测未来，带有不确定性，却总有希望感在召唤，才使人不至于在现实生活中充满惶惑，这犹如“潘多拉盒子”所封存的希望，指引人们走向所期许的美好世界。柳青和路遥的作品同样给人以这样的感受，甚至他们将对未来生活的颂赞放置在当下可感的现实生活中，坚定地从当下走向未来。柳青与路遥在创作中，采取了比较集中的戏剧式处理，亦即都有作品集中的矛盾，描述矛盾的解决过程来展现故事情节。柳青的《创业史》很集中地表述“中国农村为什么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如何进行的”，通过梁三老汉及其养子梁生宝创业的故事，柳青交代清楚了新中国农村的社会历史进程，他还通过梁生宝的行为提升了梁三老汉的精神境界，人物逐渐由简单、扁平往复杂、饱满发展。路遥《平凡的世界》《人生》等作品，集中表述青年一代在社会新时期急剧变革的现实中真实的行为与内心写照，他将人物统摄性地放入矛盾冲突中，人物大都要经历从精神到行为的痛苦抉择，人性在挣扎的痛苦之中逐渐被升华，我们能从其表述中看到被刻意抹去的人性好坏之分，以相对状态取代了绝对性的表述，不得不说路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另外，柳青和路遥对作品中人物的结局没有采取规避的态度，相反，他们主动给人物以出路，且以生活之常态表达对生活的礼赞。诸如柳青最后让梁生宝创业成功了，梁三老汉服气了，受到人们格外的尊重，坚定地表现了生活的道路性，也表现出柳青执着的党性原则，他曾说：“文学事业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它有高度的严肃性，作家必须向党负责，向人民负责，要考虑作品的效果。”路遥《平凡的世界》中让孙少安日子红火了，还得了一个闺女，但贺秀莲却得了肺癌；孙少平被炸伤出了意外，回到大亚湾与惠英、明明组成家庭，也是情感上的报恩。生活的样子是路遥笔下所描述的，平凡的人平凡的事，在社会的潮汐中我们渺小如尘埃，但却又真实存在，生活给人痛苦，却又叫人不能放弃希望，这才是人的真实存在。

作家的创作是一种多样性的评价，柳青和路遥也同样有创作上的不足，但能将自己的创作视为崇高的使命，在社会生活的底层感受大众的心理，这些可能是我们值得去借鉴和发扬的。从柳青到路遥，他们只是中国优秀作家的两个代表，从他们的创作中可以看出，创作不仅要道出作家对于深入生活感知应有的行为，还要表现出作家与社会生活变迁融合的大格局。纵然表现宏观的社会发展是史诗巨著，同样细致入微地描写社会生活之于人心理的变化也是作家对时代的感知，应将个体与时代相连，为人民代言，为社会时代书写，做知行合一的人，这可能才是讲好中国故事的正确方式，那么这两位作家确实给了我们一定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