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和余秋雨散文中的山水书写研究

⊙郭如如［江苏师范大学， 江苏 徐州 221116］

余光中是台湾著名的诗人和散文家，他的一生是在跌宕起伏的波澜中度过的，历经战火烽烟，自少年时期就开始辗转于南京、重庆、厦门、香港、美国、台湾等地，别样的乡愁淬炼了他敏感的情思，时空的跨度填充了他非凡的见识，大江大海、大开大阖的万千气象在其山水散文中尤为体现，余光中亦将其散文比作“左手的缪斯”，影响颇为深远。余秋雨是大陆著名的文化史、戏剧史学家和散文家，他开启了当代散文写作的新格局，读其文章，扑面而来的是万水千山走遍的苍劲、上下独行求索的执着和无牵无累无言的悲壮，他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叩问中华山水，“使散文这一日渐轻佻的文体重又承载起比较重大的心灵情结和文化情结”。

余光中动情看山水，看的是脉脉含情的千里江山。他左手写散文，却大胆“剪掉散文的辫子”，并推动现代散文革命，坚持散文的“弹性、密度、质料”。因此，余光中的山水散文包含着对各种文体、语气的容纳适应力，富于美的力量，追求个别字词的品质，刻画出来的山水通透澄明，不似余秋雨笔下的那般沉重。首先，文白互现、欧化等语言现象在余光中的山水散文里比较常见。他曾经用“绿肥白瘦”（李清照“绿肥红瘦”）描述雪山下的碧水，用“灵之来兮如云”（屈原《九歌·湘夫人》）表述湖边成群的白鹭，等等。凡此种种都使得他的山水散文轻盈晓畅，不至僵化。其次，余光中对美的发现能力、鉴赏层次和构建水平都属一流。《隔水呼渡》写了余光中和几位好友共游南仁湖的场景，湖北岸忽现的一片草原使之惊艳不已，不禁感叹“那样慷慨而坦然的鲜绿，曾经在什么童话的第几面插图里见过，此刻竟然隔水来招呼我的眉睫”，健康的生态通过饱和的色彩、纯真的回忆和旺盛的活力被勾勒出来，呈现出脱俗的审美志趣。另外，余光中以写诗闻名，他的山水散文常出现诗文同胎的现象，极其讲究炼字遣词。在描写河流形貌时，就有过一段神来之笔：“逝者如斯，流成了一川岁月。对岸的水市蜃楼，顿成了历史的幻景，一幕幕，叠现在望中。”仿佛有贺铸《青玉案》中“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一句的神韵，其中的“流”“顿”“叠”三个字选得十分熨帖，流泻感、灵动感、俊逸感渲染得恰到好处。

余秋雨文化看山水，看的是纷繁沉重的异度时空。他“心底的山水并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文化苦旅》自序），悠长的历史隧道尽头闪烁着一束微光，他想象、还原、重塑这束来自中华文脉最深处的光芒，利用它残存的力量照射现实世界，架起一座沟通历史与现实的桥梁。“文化大散文”之所以“大”，与其文章篇幅长、容量大、视野阔、格局广的特点密切联系，余秋雨在描摹一处山水风物时，通常会穷尽此山此水的所有名流，并以此归纳出文化的深刻意蕴。如散文《三峡》先溯源至起点白帝城，后引出与之相关的经典诗句“朝辞白帝彩云间”和演义故事“白帝城托孤”，顺势抒发对李白和刘备的感怀，后文的郦道元、王昭君、屈原、舒婷也都如此。因此，余秋雨的山水散文是古事、古迹、古人三者的有机统一，在文章的后半段，他明确写道：“历史在这儿终结，山川在这儿避退，诗人在这儿萎谢。”文化入景的特点在散文《寂寞天柱山》里也有明显的反映，一开篇他就阐明了文化人不应不识天柱山的观点，其后梳理了若干古代大文豪与天柱山的渊源，李白、苏东坡、王安石、黄庭坚都在列，最后连他本人都说“再列举下去有点‘掉书袋’的味道了”。回忆历史风物是为了上升至文化的情怀和哲学的思考，他感叹天柱山从备受文人骚客推崇，到如今不被世人熟悉，“无疑已触及哲学和人类学的本原性问题”，甚至还会“在天柱山的清寂山道上反复想到一个远远超出社会学范畴的哲学命题：家”。而沉重的叹息声在余光中的山水散文里就几乎听不到，以蜚声海内外的名篇《听听那冷雨》为例，道不完的离愁别绪、想不尽的中华山水，情绪不可谓不饱满、痛苦不可谓不深沉，此游子却以哀而不伤的笔调把视、听、嗅、触、动、静灵活地结合在一起，豁亮甚而活泼。同样是巨大的时空跨度，古今、天地、昼夜、黑白交融，俨然一幅巨幅水墨，凄风苦雨里竟能听出来一些温暖，这即是二人在对待山水、历史、情理方面的不同处理方式。

虽然存在差异，但毋庸置疑的是，两人的山水散文都在整个华人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哪些因素使得二人的山水散文不约而同地建构起辉映海峡两岸的双峰呢？归其原因有三：第一，就创作背景而言，他们都兼具中国传统文人的才学和毅力。众所周知，余光中和余秋雨同时具有学者和作家的双重身份，都有学贯中西的涵养、行遍山水的力量。余光中是一个“认真的旅人”，在散文集《隔水呼渡》的自序中，他谈到自己对贝远辰、叶幼明选注的《历代游记选》的推崇，精读两遍并由此便览、研究中国古今的山水游记。1982年底，他更是陆续写出了共约四万字的长文《杖底烟霞——山水游记的艺术》《中国山水游记的感性》《中国山水游记的知性》和《论民初的游记》，不免感叹这是四篇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且真情流露的论文，旁征博引，系统地析论了中国山水游记散文，可以体现出他在这一领域的造诣，透彻的研究又反过来影响了他的山水散文创作。余秋雨常年研究中西方戏剧理论，年轻时曾在浙江奉化县一所半山老楼里苦读中国古代文献，研习历史文化，在他的文章里，几乎每一篇都包含着诸多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其笔下的山水早已不止眼中之山水，故事性和传奇性极强，以至于有评论者将其散文结构归纳为：小说的叙事+哲学的反思+诗意的语言，且不提这种模式是否流于俗套、引述的历史是否带有“硬伤”，其深厚的学养和精心的准备可见一斑。

第二，在山水领悟力以及创作技巧方面，他们都能够个性化地将山水散文的知性和感性完美圆融于一体。余光中认为“游记作者要传的，是山水的精神，不是山水的家谱”，这里所说的“精神”，一则为山水传达并引起人的哲学上的精神感悟，是人的体认，比如在《送思果》中，他感叹中国山水有情有义，“无论被西风吹到天涯海角，那一片华山夏水永远在心中，梦中”，游子心中的情义逼近满溢；二则为山水主体范畴上的精神，是人化了的山水本身的意志，好友思果即将赴美，他却直言“那一带的青山我不曾见过，但想必也是妩媚的，至于青山见他是否也用青眼，则我所难料”，不但化用了“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的古词，更是将青山人化、情化，使之具有了灵气和精神。正如余光中自己所归纳的：最上乘的游记应该是写景、叙事、抒情、议论，融为一体，知性化在感性里面，不使感性沦为“软性”（《中国山水游记的知性》）。此观念使得他的山水散文人入景、景传情，浑然一体，不着痕迹，自成一家。而余秋雨的杰出之处就在于他用人格建构的话语重新阐释了自然山水。他始终坚持自己“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身份，正是此身份为他带来了深刻的忧患意识，让他肩负起沉重的历史使命。然而，他认为大悲大喜的感性过后要“平一平心跳，回归于历史的冷漠，理性的严峻”（《文化苦旅》自序），因此，在余秋雨的山水散文中可以见到《道士塔》里歇斯底里的文化捍卫之举，也可以见到《都江堰》里不疾不徐的人文洞察和哲思。知性与感性的混融，多元化和现代化的交织，使得余秋雨的山水散文别具感召力。

第三，独特的游侠气质和书生气质引人入胜。余光中的江湖气和余秋雨的书卷气在二人的山水散文中随处可寻，余光中认为：“此生所见的一切青山碧水，无论在海内或是海外，总以一步步走过的最感亲切。”这是不可多得的气度和侠骨；余秋雨跟随凤凰卫视从希腊一路走来，探访失落了的世界文明，这是来自一个文人的担当。放眼当下，人们越来越渴望在这个加速运转的时代里实现“诗意的栖居”，而余光中和余秋雨行走中文的高迈之举、仙风道骨的疏朗气韵、丰盈盛大的笔风文采很容易引起读者深层次的共鸣，为当今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潇洒、诗味的精神居所。

乐山乐水，见仁见智，山水书写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十分复杂的。余光中推崇大情大美，余秋雨关注事理哲思。二人行遍山水、纵情古今、笔力苍劲，以独特的审美视角和审美情思为当代山水散文打开了新局面、带来了新气象，发掘了两岸散文创作中规律性的内质因素，值得更为深入的关注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