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祭》《水葬》中的自然生态意识特征

⊙饶倩倩［陕西理工大学文学院， 陕西 汉中 723001］

陕西作家王蓬，为当代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乡土气息。王蓬早期创作以小说为主，如短篇小说《油菜花开的夜晚》，中篇小说《黑牡丹和她的丈夫》，长篇小说《山祭》《水葬》等。作品中随处可见陕西汉中的山水风景及人民的生活样式，为读者展现出一个神秘而美好的“秦岭南边的世界”。其中《山祭》《水葬》两部小说，用王蓬自己的话说：“这是我多年农村生活的积淀。”既然是“农村生活的积淀”，因此在他作品中存在的诸多自然景观、山民形象和生活形态，都必然与他所处的乡村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

关于这两部小说，许多学者从作者的生活经历、作品中的民俗文化、人物形象等角度给予了独到而深刻的研究。本文尝试从一个更贴近作者生活环境的生态视角来对这两部小说进行解读，分析小说中存在的自然生态意识。

一、《山祭》《水葬》与生态批评视角的解读

《山祭》《水葬》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生态文学，是否可以用生态批评理论来研究其文学价值呢？学者王诺给出了一个答案，他认为：“生态批评既可以是对生态文学的批评，也可以是从生态的视角对所有文学的批评。”依此理论观点，有人在沈从文研究中进行了理论实践，如覃新菊的《与自然为邻——生态批评与沈从文研究》从一个独特的生态视角阐释了沈从文笔下的生态世界及其生态价值。作者通过论证认为：“沈从文以及他的文学世界与生态有着多方面的关联，自然的、社会的、精神的、文化的，从生态批评的视角来研究他，是有充分的学理根基与学术因缘的，沈从文与生态之间存在着许多默契与契合。”王蓬喜爱沈从文，在他的散文《拜访沈从文》中表达了对沈从文的仰慕之情，文中特意提到当面向沈从文请教写作技巧的情景。他还特意写道：“沈老笔下那些船家、水手、妓女、烟贩、木匠……那些滴翠的山岭、绿豆色的流水，隐没在桃花丛中的农家，竞发在江面上的龙舟……”由此可见沈从文作品对王蓬的影响之深，甚至连《水葬》中主人公的名字也与《边城》中的翠翠一样。虽然两位作家的写作方式不同，却存在着某种联系。这种联系就是两位作家对家乡同样热爱，及创作中同样敏感于家乡的自然山水和人民生活，并给予大量而生动的描绘。因此，用生态视角来解读《山祭》《水葬》，对其中存在的自然生态意识及其价值进行研究，既有生态批评的理论依据，也有沈从文这样同类型作家的研究个案可以作为参考。

二、《山祭》《水葬》中自然生态意识特征的体现

像沈从文一样，王蓬的小说世界与生态也有着多方面的关联。由于多年农村生活经验的积淀，王蓬对自然的认知也在潜移默化中渗透进了《山祭》《水葬》中。这两部小说中的自然特征正显示出这种生态意识。结合小说主要内容进行深层探析，可发现这种自然生态意识特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人不可能离开自然界单独存在，作家也是如此，其所生活的自然环境往往影响着他（她）的写作。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便是以他的家乡为原型，而王蓬的家乡——“秦岭南边的世界”也在《山祭》《水葬》中得到表现。《山祭》中对秦岭山区的自然景色描绘更像是一幅静态的风景画。在小说中大量秀美的自然景色描写较为明显，通常以集中的段落涌现于读者眼前。如这样的描写：“秋天的阴冷的天空悬吊着乌云，低低压着山巅。山谷里的冷雾和林梢的岚气混淆起来，凝成浓浓的暮霭，笼罩了整个秦岭山区。灰暗的苍穹底下，像波涛汹涌一般的山峦铺向天边。极目之间，全是险峻的山崖，幽深的峡谷，黑黝黝的丛林。单调地鸣溅着的溪水……”这就把秦岭山区秋季冷寂的自然景色为我们生动地展现出来了。

《水葬》中的自然景色则融入了生活气息，呈现出充满生命活力的自然之景。小说对自然景色的描写不再平面展开，而是散落在许多故事情节与人物情感的描述之中。翠翠与何一鸣的心在捉鹿中撞出火花，翠翠与任义成的感情在山林间持续升温。山水自然似乎总是在人物命运发展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难怪作家张虹说道：“从来没有人把秦岭山地写得这样灵动壮美。从来没有人把山地苦难严峻的生活写得如此美丽如诗。”在王蓬小说中，自然不仅仅与人共处同一地理空间，更为人们的生存提供了自然条件和生存保障。在艰苦落后的年代里，观音山和将军驿的村民打猎、耕地、割漆、溜柴，在自然形成的山坡丛林中留下了人类智慧与文明的痕迹。而自然也给予人们丰硕的食物回报。只是收地和禁山的政策使人们被迫割舍自然的供应，生活变得艰辛疾苦起来。当禁山放开后，人们争相发挥主观能动性，合理运用自然资源，村民们再次回到大自然的哺育之中，才有了活跃的生命气息。在王蓬小说中，“王蓬的笔触一涉及自然，一触摸家养的或野生的牲畜，便灵动有如神助”。在王蓬的小说世界中，动物充满了人性，人与自然的和谐也体现在人与动物的融洽关系中。姚子怀打猎时大黑、二黄的精彩配合，何一鸣与小熊黑子的相遇等，都呈现出人与动物相融相通、相互依存的自然生活形态。虽然是姚子怀先选择了两只猎狗进行驯养，但他也给了这两只猎狗极大的尊重和珍爱。除掉威胁人类的恶狼后，他并没有大快人心之感，唯有死去的二黄使还活着的干瘪老人姚子怀“神情木然，眼光呆滞，泥塑木雕一般”毫无生气。同样能够威胁人生命的小熊黑子到了何一鸣那里，在他的爱心呵护下，面对人的伤害却按捺住了野性的发作，这都归功于何一鸣这个“公冶长”。狗和熊的人性构成了人与自然的生命联系。无论是观音山还是将军驿，人们的农耕生活和热烈情感已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个美丽的自然生态世界，并为自然人性之美的孕育提供了温床。

2.自然化的人性美与风俗美

作家聂震宁曾经指出：“人与自然的一体性，正是王蓬逐渐达到的文学境界。”的确如此，人与自然的一体性正是自然人性美的特点。“生态的审美主要是对原生态自然物的审美”，“是活生生的感受过程”。观音山和将军驿的村民生活在原始的秦岭山区，本身就是原生态自然物的审美主体。西方环境美学将这种审美经验称为介入式的审美经验，而“介入式经验的典型代表则是原住民，即长期生活在某个生态环境中的居民”。王蓬的农村生活经历使得他对自然的审美经验影响到其小说中观音山和将军驿山民的审美观念，而就小说人物来说，这些人物已经处在自然的环境中了，因此形成了自然化的审美倾向：自然、健康、充满生机。如《山祭》中的冬花，“鹅蛋形的脸庞，肤色微黑，显出在山林间劳作的健美红润……有种无所顾忌的野性”之美；黑女，“青竹一般修长婀娜的身材，山泉一般清亮秀美的眼睛”，形成一种“大山深处的神韵秀气”之美。《水葬》中的翠翠，“眼睛黑亮亮的，鼻梁高挺，嘴巴小巧”，具有一种羌人之美；任义成，“胸膛宽阔，骨骼紧凑，黧黑的肌肉紧绷绷地呈出线条和力度，胳膊则健壮有力，二头肌隆起着肌肉疙瘩，在阳光下伸张有致，闪着亮光”，具有一种阳刚之美；后期何一鸣，“裸露出来的皮肉黝黑健壮，面孔黑红，胳膊上肌肉隆着疙瘩”，是一副精壮之美。这些人物无一不显露出与自然环境相和谐的健康之美，这是自然化审美倾向的集中体现。

自然化的审美观念又决定了人性的自然化倾向。人们在原生态的自然环境中生活，受其影响而不知不觉地形成了自然化的人性美。如姚子怀，其勇敢果断若不在山林狩猎中何以体现呢？他“先与土匪为伴，后与野兽争强，钻山林，爬崖头，睡崖洞，啃兽肉，每天都有生死较量，常年枪火格斗，待到二十岁出头，姚子怀已成为这一带山林里数一数二的力气圆壮、性情剽悍、枪法准确，经验丰富的打山子了。凡打山结识的朋友，他两肋插刀，视为兄弟，常把自己应得的猎获物资助生活艰困的猎手”。如此勇猛豪迈的性情只有自然山林才能孕育出来。

冬花和翠翠的出身都是地道的山村农民，她们并没有接受多少后天的文化教育，完全在大自然的熏陶下透过自然的视野获取人生常识。面对爱情，积极主动对她们来说是自然本能的情感流露，并没有传统礼教的束缚和掩饰。正因为如此，冬花因对“我”有好感，在点黄豆时“把盛豆的竹筐塞给我，把山锄拿过去了”，在葫芦地对“我”的热情给予了主动回应。同样，翠翠在任义成面前一次又一次显露出对其的仰慕之情且步步紧逼，最终如愿以偿获得爱情的甜果。这种情感的表露都是自然生命的彰显，丝毫没有后天礼教的约束。她们单纯、善良、热情、奔放的品质与大自然自由的生命特征有着密切的联系。

王蓬小说除了对主要人物的自然人性美大量描绘外，还将笔触伸向了秦岭山区村民的民俗生活方面。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形成了独特的民风民俗。人们在猎到野兽后吃“刨膛”的慷慨热情表现出共享的美德。令人难解的“招夫养夫”却是姚子怀的良心之选，展示出他的勇敢担当。任义成的喜事和蓝明堂家的丧事全靠村民的热心帮忙。这样一派和睦、不分你我的原始群居生活模式，唯有在这远离尘嚣的世外桃源才能出现。所以“这美首先是属于自然和大山的，同时也是由这一方山水自然所孕育的山里人的”。

自然影响着人的审美观，自然的美也透过人性中善良、纯朴、原始、健康、勇敢、勤劳等美好品质彰显出来。可以说是自然极大地影响着观音山和将军驿人们的生活，如果换一种生活环境，这种独特的自然人性美也许就不存在了。

3.自然人性的胜利

自然化的人性虽产生于伟大的自然界，但其存在却遭受着极大的威胁。在《山祭》《水葬》中，这种威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极“左”政治运动对纯朴山民自然生活的破坏，一是男性对自然及女性的控制与伤害。

极“左”政治运动的到来打破了观音山的和谐之气。先前在人们心中可爱可亲的姚子怀、南春官、郭凤翔被确定为全村的阶级敌人，村民之间不再相互信任。将军驿也颇不平静，如此令人敬仰的任义成也不再持守“仁义”，与蓝明堂一同掀起一场阶级斗争的腥风血雨。美好的自然人性在外来的极“左”政治风暴中不复存在。收地禁山使人们生活在沉重的劳动和精神的压迫之中，这些都深深“刺激、伤害着他们本属纯朴的心灵”。

除了外界的极“左”政治力量冲击将自然人性逼至边缘，更具震撼力的是私欲人性对自然人性实行了致命的打击。西方生态女性主义学者认为，“女性与自然是密切相连的”，“男人统治妇女与人类统治自然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在王蓬小说中，冬花和翠翠无疑是自然人性之美的形象代言人。面对男性的伤害，她们既在默默地承受着，也在勇敢地反抗着。自然人性对私欲人性反抗的描写在两部小说中如出一辙，表现为冬花和翠翠的爆发。《山祭》中“我”为了在运动中站稳脚跟，与冬花一家划清界限，被利欲掌控，不惜对爱慕的冬花实施冷暴力。而伤心绝望的冬花却一直默默地承受着心灵的伤痛，直到葫芦地里“我”再次提出“招夫养夫”时冬花才破口大骂，心中压抑已久的委屈喷涌而出。“冬花一阵狂笑。简直像深夜丛林鬼冬哥叫唤，难听吓人，我浑身的汗毛都要直立起来。”由此可见冬花敢爱敢恨的性格犹如水流般自由奔涌而出，这正是人性中最自由的“放肆”。也难怪“我”“实在没有想到，一向文静秀气的冬花，从来讲话都是柔声细气。这会儿却对我讲了这么一通尖利刻薄的话”。可以说最后“我”良心发现，是由于被满目疮痍的观音山（自然界）激醒，被冬花隐忍刚强的性格（自然人性之美）刺痛。虽然得到了冬花的原谅，但是“我”最终未能融入这个自然的生态世界。如果说《山祭》中“我”的最后离开是对未得到的自然之美的遗憾，那么《水葬》里蓝明堂对翠翠的告白以失败告终，则是自然人性对私欲人性的跃起式反抗。作者将翠翠鞭打蓝明堂的情节描绘得相当精彩，翠翠不像冬花那样只以言语反击，而是直接用行动表达愤怒的情绪。蓝明堂话未说完只听“啪啪！啪啪！”两声，还“没等到蓝明堂清醒过来，脸上已重重地挨了翠嫂几个耳光。待到他猛跳起来，只见翠嫂杏眼圆睁，怒不可遏，挥动起赶牛鞭子，没头没脑地抽将下来。蓝明堂脸上脖上顿时显出几条青紫血印，疼得龇牙咧嘴，抱头鼠窜”。此时翠翠根本不在意蓝明堂对她的“付出”（实际上是对自然人性的伤害），她只知道自己身边的一幕幕悲剧都是由这个心机深重的人造成的。与冬花不同的是，翠翠刚烈野性的性格使她不再臣服于男性的压迫之下，耳光和牛鞭齐刷刷地落在蓝明堂的脸面之上，这是自然人性的奋起爆发。这种巨大的反抗力使得蓝明堂的态度发生急转，由最初想要占有翠翠到后来害怕看见翠翠，尤其是害怕那根牛鞭。小说中写道：“鞭子朝蓝明堂摔去，蓝明堂吓得低头一避。翠嫂像数落大儿小女般教训他时，他一直哭丧着脸，鸡啄米似的点头，只怕翠嫂手中的鞭子又劈头盖脸抽下来。蓝明堂猥琐胆怯的模样，更让翠嫂蔑视和痛恨，也给自己增加许多胆识。”翠翠的这般勇敢已经完全战胜了人性中丑陋的一面。由此看来，冬花和翠翠对男性的拒绝也是自然人性对其破坏力量的反抗。

从小说结局来看，冬花和观音山将随着“我”的离开，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山祭》在形式上是一个悲剧，但就像《文学报》的编辑平原（原名梁红英）所说：“冬花的悲剧好就好在她面对自然时，她是有力量的，她完全是山区的巾帼！”再看《水葬》中的蓝明堂，自“在草坡上被翠嫂用赶牛鞭子痛抽了一顿之后”，大病一场，“几个月卧榻不起”。而翠翠最终仍然与心中的捉鹿少年何一鸣一起回归自由的田园生活。自然女性已然散发出胜利的光辉，这正是对自然人性之美的肯定与赞扬。

三、《山祭》《水葬》的自然生态价值

《山祭》《水葬》比较真实地再现了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秦岭的自然生活，其文学价值是多方面的。除了诸多艺术成就、艺术价值外，也可以从生态视角发现其价值意义。通过以上分析，两部小说的生态史存价值和生态审美意义便显而易见。

从生态史存价值来看，这种充满生命气息的秦岭风貌和远古的自然生活方式，在这两部小说中得到了相对真实的保存。小说中自然风景、野生动物和自然气候的展现让人犹如身临其境。勤劳朴素的山民对唱山歌，田园耕作，秘境猎物，刀耕火种式的原始生活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显得那样自然和谐。读者通过阅读《山祭》和《水葬》能够认识到一个神秘的不复存在的秦岭世界及人们的自然生活样式，走进观音山和将军驿便走进了秦岭深处。虽然不能以小说中的描写为完全真实的考察依据，但是这种生活作者曾参与其中。因此，在作者浓墨重彩的描绘下，这种自然生活呈现出了鲜活的原生态色彩。然而这一切自由美丽的自然生活，只能作为一种历史存留于小说的文本之中。因为“在现代化、市场化的今天，古老而神秘的秦岭已或不再神秘，作品中描写的真切真实的秦岭山民的生存生活方式早已发生巨大变化……王蓬也可能成为苍茫大秦岭最后一位难得的歌手”。的确，人们在面对科技与经济的飞速发展时，多以繁华的社会生活为追求目标，而不再过多地关注身边的自然环境变化。自然生态环境虽然作为人类生活的家园，其重要性却被渐渐忽视。许多令人称奇的自然山水风貌已被各式各样的建筑物所取代。《水葬》的结局是人们因为修建水库而面临搬迁，将军驿被“葬”于水底。离别时原住民的依依不舍显示出人们对早已习惯的自然生活方式的热爱和留恋。在现实生活中，褒河石门水库确实改变了曾经秦岭山区的部分自然景观，也淹没了悠久的历史。人们再也无法亲眼见到王蓬小说中秦岭的自然景观和淳朴民风。从这个意义上看，两部小说为秦岭的自然环境与自然人性的保存做出了很大贡献，其生态史存价值可由此突显。

《山祭》《水葬》还具有生态的审美意义。著名文艺理论家童庆炳认为：“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属性表现在文学富于情感性，但也带有某种认识性。”两部小说都表现了作者对家乡的热爱之情，也表明作者重视自然生态环境的态度。没有这种自然的生态环境就不会有小说中的观音山和将军驿，也不会有自然的人性美。通过分析小说中的自然生态意识特征，不仅有助于引起人们对自己家乡自然风景的热爱，还有利于人们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向往之情。这使得人们认识到在追求发展的同时应当重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生态美学认为：“自然环境只有在与人构成须臾难离的生态系统时，才有可能成为生态美学的对象。”而《山祭》《水葬》的生态审美意义就在于小说中人物与自然环境构成了一个生态系统，并且人物无法离开自然环境的供应。如果说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是小说的筋脉，那么自然的美和自然人性的美是其灵魂，自然与人的和谐及一体性达到了自然审美的高潮。王蓬有一双善于审美的眼睛，他将在自然中感受到的美用文字鲜活地记录下来。他也有一种广阔的视野，把握住了人与自然的共存关系。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王蓬将自然之美和一种健康正确的生态意识留给读者。这种意识能够激发读者对大自然的热爱，使人们再次注意到自然生态环境对人类发展的重要性。从生态的审美角度分析两部小说的价值，的确能够起到自然审美的导向作用和重视生态环境的警醒作用。

王蓬是重视自然的，也是热爱家乡的。我们不能认定他就是一位地道的生态主义者，但作为作家他却在作品中表现出了对自然的热爱和担忧，无疑具有一种生态意识。王蓬在《农家信使报》上答记者提问时说到他“最担忧的事”是“对大自然及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我们借用生态批评的视角来解读王蓬这两部小说，其目的就是挖掘和突显这种生态意识，引起更多人对人类命运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