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列文时空艺术研究之可能性探析

⊙冯 雪［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 北京 100089］

佩列文作为当代俄罗斯后现代主义代表作家，其作品被评论界称为“唯一的畅销”。无论在我国还是在俄罗斯，佩列文的创作都得到了众多文学理论家、批评家的认可，并成为俄罗斯当代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成为我国了解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面多棱镜。在当今学界空间转向的大背景下，我国已有学者注意到作家作品中时空建构的独特性并对其进行阐释，比如郑永旺对小说《夏伯阳与虚空》中时间和空间蒙太奇手法的分析，李新梅对小说《昆虫的生活》中多类型空间形式的探究，但涉及的作家文本尚且有限，对时空建构在人物体系和意旨表达方面的功能与作用未做深入的解析，这使得佩列文小说时空艺术的研究成为必要，而对时空背后的存在意蕴的探究成为这一研究的目标。

一、我国佩列文研究现状简述

进入20世纪下半叶，后现代主义文学以其强劲的势头宣布其话语霸权。作为当时俄罗斯年轻作家的代表之一，佩列文以其敏锐的洞察、新奇的构思、简洁的语言吸引了我国大批学者的兴趣。虽然我国对佩列文的译介与作家在本国和西方的接受存在较大的时间差，但从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国内学者们对佩列文的创作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注。

截至目前，作家的众多作品中被译成中文的有刘文飞所译的《“百事”一代》，200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郑体武所译的《夏伯阳与虚空》，2004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陈方所译的《黄色箭头》，最初发表于《世界文学》2000年第5期，并于两年后收录进汪剑钊主编的《最新外国优秀中篇小说》，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周正沧翻译了佩列文的两部作品，其译作《人虫变》于2005年由台湾远流出版社出版（目前多数学术论文中将该作品译为《昆虫的生活》），另一部译作为《恐怖头盔——铁修斯与米诺陶的神》，于2007年由台湾大块文化出版社出版。除此之外，还有几部短篇作品的译介散见于一些文艺杂志，如《蓝灯笼》《睡吧》《物种起源》《一个中国人的俄国南柯梦》《薇拉·巴甫洛夫娜的第九个梦》等。

在对佩列文作品整体了解和把握的基础上，多位学者对作家在俄罗斯当代文学中的地位进行了评说。刘文飞作为较早译介佩列文作品的学者，对作家有着较为全面而公允的评价。他将佩列文的创作称作世纪初“完全别样的风景”，并指出作家创作的两大特点，一是对新俄罗斯现实的关注；二是他的作品语言机智、随意，并带有较强的讽刺和调侃意味，结构上充满大幅度的时空跨越，与这种“后现代”风格相呼应的，是其作品体现出的一种既冷静又反思、既随意又深刻的主观态度（刘文飞：2006）。而这一主观态度折射出的正是俄罗斯文学传统中对人的存在和现实的一贯关注。王树福则将佩列文称作“一个后苏联时期的文学标本”，认为其创作不仅使严肃文学与大众文学的边界彼此消弭，也使当代俄罗斯小说体裁综合化，形成兼具传统与先锋的“合成小说”。与此同时，“佩列文促使中国文学因素越出国界，在俄罗斯文坛成为一种审美元素，使当代俄罗斯文学呈现出别样的中国文化图景”（王树福：2013）。笔者从人物形象、创作主题、艺术手法等方面对相关文献进行细致的梳理。

首先，俄罗斯当代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姜磊在《俄罗斯知识分子群体的缘起和演变研究》中通过对后现代时期俄罗斯知识分子命运的探究，指出这一群体身上鲜明的“后现代的现代性”，“他们以高涨的解构冲动摧毁国家乌托邦、宗教乌托邦的迷梦，将虚无主义思想推向极致，消解了存在的意义，将末世思绪上升为湮灭世界的洪流，以游戏、荒诞来对抗权威和经典，向任何统一的整体开战，不妥协地开发各种歧异差见”（姜磊：2016）。谢周在文章《从“多余”到“虚空”——俄罗斯文学中知识分子形象流变略述》中则从后现代主义与俄国文学传统的继承关系入手，认为俄罗斯文学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形象经历了从“多余人”“小人物”到“无所依附的虚空”的演变。作者认为，后苏联时期的知识分子在承受巨大生活之变的同时，仍然继承了俄国知识分子群体传统的责任感、使命感，在飘忽不定的命运之船上奋力地寻找着可以栖息的港湾，寻找着永恒的精神家园。

其次，反乌托邦、存在与异化主题的阐释。温玉霞在《后现代语境下的“反乌托邦”情结——维·佩列文的小说创作图景》中首先论述了俄罗斯反乌托邦思想产生的历史和现实原因，揭示了俄罗斯在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革后，在世界强势文化的冲击之下，伪理想主义给俄罗斯社会带来的巨大灾难，给当代人造成的生存困惑和精神危机。而佩列文正是用后现代的手法，以“反英雄”“反乌托邦”解构国家乌托邦神话和一元化的意识形态模式，从而为当代人个性的彰显和自我的追求正名。作者认为，与其判定佩列文哪部小说是完全意义上的“反乌托邦”作品，不如说“他的多样小说组合成了一系列后现代语境下的‘反乌托邦’图景”（温玉霞：2010）。无论是《昆虫的生活》《夏伯阳与虚空》，还是《“百事”一代》，都体现了作家的反乌托邦情结，体现了作家对俄罗斯乃至全人类未来命运的关注。祖艳则在题为《佩列文小说中的异化主题》的文章中从人际关系和人自我的异化两个方面，揭示了新时期俄罗斯人的精神状态和现实世界的破碎性与虚幻性。

再次，作品文化元素和神话意味的解读。温玉霞在所著《解构与重构：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小说的文化对抗策略》一书中从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产生和发展的文化语境入手，论述了其发展过程中的文化对抗策略，并以叶罗菲耶夫、索罗金和佩列文的创作为对象，揭示各类策略在当代作家文本中的体现。佩列文作品中鲜明的宗教性和神话色彩既是作家创作的一大特色，也是研究者们关注的焦点，尤其是作家对佛教和道家思想的理解和运用。刘辉辉在其博士论文《从艾特玛托夫到佩列文——神话诗学视角下的俄罗斯当代文学》中专列一章对佩列文创作的神话性进行论述。作者论述了后现代主义神话诗学产生的必然性，以及神话意象和原型在后现代语境中的变形，并以佩列文文本为例，从姓名与命运、英雄与反英雄、人与非人以及现实与虚幻四个方面揭示了神话元素在其创作中的功能和作用。作者将神话视为佩列文表达个人观点、理念最贴切的工具（刘辉辉：2013）。

最后，作家后现代主义艺术手法及其美学特征的探究。郑永旺和李新梅分别著有《游戏·禅宗·后现代——佩列文后现代主义诗学研究》和《现实与幻:维克多·佩列文后现代主义小说的艺术图景》，旨在对佩列文创作进行整体和综合研究。二者的研究对象涉及佩列文目前为止的创作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如《奥蒙·拉》《昆虫的生活》《夏伯阳与虚空》和《“百事”一代》，通过运用文化批评、社会历史批评和语言结构批评，结合当代俄罗斯文化文学语境，分析佩列文的基本创作理念、创作内容、语言风格和诗学手段。

二、佩列文时空艺术研究之可能性

从1992年第一部长篇小说《奥蒙·拉》算起，至2016年的新作《玛土撒拉之灯，或契卡与共济会巅峰之战》①，佩列文已有十四部长篇小说问世。作家在这些小说中涉及多样的主题，但对生命存在、对人的价值的思考始终是作家创作的主旋律。他用自己的作品诠释了什么是21世纪，什么是21世纪的人。对于佩列文而言，写作是一场精神意志的宣泄。他在一次访谈中讲到，只有在写作的时候他才是一位作家。佩列文将创作与生活分离开来，这也许也是他价值理念的一种表达：人的存在可以有很多方式，但没有一种方式能规定一个个体的本质。

因此，相较于中国学者，俄罗斯学者更多地关注作家创作中的哲学和存在意味，对作家作品中时空建构、人物体系的特点均有所论及。

А.Генис是较早关注佩列文创作的评论家之一。他认为，佩列文是一个哲学家，其思想具有唯灵主义的倾向，作家强调的是心灵和意识的能动性。他称佩列文为“描写临界地带”的作家，不论是现实还是人物，在作家笔下都是处于不同时空的边界地带，而这些时空的实质是我们意识的产物，因此在这些世界之间完成穿梭的唯一方法就是自我的异变。由此可以看出，А.Генис认为，佩列文独特时空观的核心指向是人的存在问题。

和А.Генис一样，很多评论家对佩列文作品中的哲学意味一直保持着关注，尤其是对作家近几年来的创作，其中长篇小说《变者圣书》备受瞩目。А.Смирнова和 В.Симкина在《佩列文小说〈变者圣书〉中的哲学意旨》一文中从“教化情节”和“追求自由”的审美诉求窥探出小说文本中浓重的哲学意味，是佛教、唯我主义、存在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想在认识论层面的杂糅，从而与《夏伯阳与虚空》形成了一种呼应：世界是幻象，虚幻的现实是主体意识的反映。只不过在这篇小说中幻象更简化成现代科技中的图像，“你知道，这里生活的恐怖在于什么吗？当你给自己买了一件上衣或者一辆汽车，或者什么其他的东西，你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是你穿着这件上衣，或者开着这辆车去某个地方。但那个地方哪里也不存在，只能存在于广告片里”。А.Вознесенский 十分认可这部作品，认为可以将其划入“经典”之列。这部作品情节新奇，人的形变、双面性，意义的生产和游戏，这些佩列文的典型手法在这部作品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可以说，这又是一场关于真实的个人意志的尽情宣泄。К.Фрумкин则认为佩列文在文集中不仅塑造了一系列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形象，更多的是各种在社会夹缝里生存的人：服务员、妓女、网页排行师（PR），或者一心想要钻进上流社会的拜金主义者。К.Фрумкин认为《变者圣书》和文集《美女波罗水》一道，标志着佩列文创作的转向，即转向新的中间地带——“前魅”（предгамурье）地带，即对年轻的野心家们、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充满诱惑力的魔鬼世界（ФрумкинК：2011）。

俄罗斯学者关注的另一部作家近作是《S.N.U.F.F.》。Г.Муриков认为这部小说不是乌托邦小说也不是反乌托邦小说，而是残酷的现实主义小说。文本中一个重要命题是现实与真理的关系。然而，这两者可能毫不相干。现实除了心灵和科技编织的幻影之外只剩虚空。这样的现实“对于那些拼命钻进现实沼泽的‘新现实主义者’而言是一次有力的反击”（МуриковГ：2012），而小说中对真理的寻找是通过并置空间的方式呈现的。Г.Муриков在论述 21世纪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美学特征时就重点阐述了并置空间的意义。如米歇尔·福柯所说，如今我们处于同时性、并列性的时代，人们体验的是自我在不同空间中展开的同时，电影艺术更使这种体验成为日常：在一个单独的真实位置或场所同时并置着几个似乎并不相容的空间。佩列文在《夏伯阳与虚空》中就通过梦境的方式实现了这一艺术构思。他摒弃了“现在”和“未来”，而是从“过去”寻找存在的答案。

同样具有神秘和虚幻色彩的还有作家的另一部代表作《“百事”一代》。作家将这部小说称为俄罗斯式的“西游记”，只不过与中国不同，佩列文故事里的主人公是从人变成了猴子。这是一部消费时代广告大亨的成功记，更是一部信仰坠落、物欲称霸时代的人类精神志。主人公在蛤蟆菇（即毒品）的作用下，用他曾经珍视的文学经典编织出一个个广告神话，而广告的欺骗本质将一切价值都消解殆尽，只留下一个个无意义的商标、标签、广告牌……自我的不断异化使得人对个体身份的认同愈发模糊和困难。身体成为体验存在的唯一标尺，但在亦真亦幻的世界，感觉与身体貌合神离，能够随意转移到他人身上，同时又成为自我感受的映照，在这一来一回之间便竖起了层层镜像，人就在对真实的无限渴望和无限困惑中饱受煎熬。

对存在的悲剧性感知在作家的中短篇作品中也有体现。О.В.Богданова从后现代主义与传统文学的关系入手，对短篇小说《尼卡》中的双重世界进行了解析。她认为，小说中的男主人公“我”是经典文学中“多余人”形象的后现代变种。男主人公是一位孤独的、一直在寻找生命意义的知识分子。他的世界十分闭塞，没有几个朋友，独自回忆着过去，又为当下的生活忧愁。作者没有给主人公命名，而是让他以第一人称进行自我叙述、自我剖析。而女主人公尼卡形象的塑造完全以“我”的对立面来呈现，成像后的尼卡又作为“我”审视自身的标准和对照。作家以镜像的方式建构了相互映照和对立的并置世界，其核心仍然是人的存在，男主人公的忧郁气息萦绕在字里行间，使这部小说染上了一层淡淡的悲剧式的色彩。

Т.В.Щучкина在文章《佩列文短篇小说〈蓝灯〉》中对作家的短篇小说《蓝灯》进行了解读和阐释。蓝灯在小说中有其鲜明的象征意义，即象征着死亡。作家在这里也运用了与《夏伯阳与虚空》相似的叙事方式，即首尾呼应的环形叙事，以夏令营男童互相讲鬼故事开篇，也以其讲述结束，而他们聚在一起的房间窗外一直亮着蓝灯。环形结构使得整个叙事过程完整而统一，也形成了一个虚幻的“圆”，在这里，现实时间和生命时间相交织，一切都在不经意间流逝，就好像一切都不曾发生，人生就是虚空。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佩列文在其作品中建构了一个个亦真亦幻的世界，其艺术时空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通过循环、并置、叠加等方式，模糊了现实与虚幻的界限，时间不再以线性流动，空间也丧失完整性，成为随意拼贴的记忆碎片。时空的不确定性使人对自我的认知产生困惑，从而不得不从他人、从其所处的关系中进行自我确认。他人成为自我认知的镜子，使主体成像的同时也将其特点投射到主体的形象中，使身份之谜更显复杂。而这正是后工业时代中人的存在的最大困惑。

此外，作家很多长篇作品中的重要艺术特征在早期的短篇创作中都有所体现，比如并置时空的建构，存在和死亡的主题，游戏和互文的手法以及对“空”的哲学探讨。这其中，对自我存在的悲剧性认知一以贯之，构成其艺术世界的突出命题。

三、结语

对时空的理解指涉的是对人类本身及其生存状态的本体论层面的思考。李茂增在论述其对巴赫金小说时空体理论的理解时说道：“巴赫金认为，正是对空间和时间的感知和感受，塑造了我们对现实的认识，也塑造了我们自身。”（李茂增：2008）佩列文作品时空的诸多特点使得对其时空艺术的探究显得十分必要，而俄罗斯学者对作家时空中存在意味的探究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野和角度，因此结合空间诗学的相关理论对佩列文小说的时空建构进行深入的分析，作家的创作个性将会得到更为全面和深刻的揭示。

① 小说俄文名称“Лампа Мафусаила, или Крайняя битва чекистов с масонами”，2016 年 9 月由莫斯科埃克斯莫出版社出版，译名为本文作者自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