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伯家的苔丝》中的女性形象与男性困境

⊙刘 鑫［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北京 100089］

男性作家笔下女性形象研究是文学形象研究的热门主题，此类研究多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探讨男性作家的女性观及其折射出的父权思想或女性困境。但形象学研究不应止步于主体对他者的认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认为对自身欲望和焦虑的回避和克服是主体自我构建的基础，自我的审查机制启动了一系列防卫策略对必须压抑在无意识里的禁忌之欲进行变形和控制。梦境因此具备双重内容，一为包含禁忌之欲的隐形梦境，一为将禁忌之欲隐藏、扭曲后留存在我们记忆里的显性梦境。文学作品对现实的再现策略与梦对真实的变形扭曲如出一辙——作家通过选择性再现、置换和投射等策略藏匿自身的欲望和焦虑。精神分析学的此种观点为我们透过男性作家对女性形象的再现挖掘男性主体身份认同焦虑提供了理论支撑。

托马斯·哈代经典作品《德伯家的苔丝》（以下简称《苔丝》）的显在内容是女主角苔丝的不幸遭遇，但本文的研究目标则是结合形象研究和雅克·拉康的象征秩序理论探究隐藏在苔丝形象背后的、作者对男性主体性的建构策略折射出的男性身份认同焦虑。

一、苔丝的双重形象

在《德伯家的苔丝》这一哈代经典作品中，叙述者并未用同一双“眼睛”观察男女两性角色。全书前两章即为这种差别对待奠定基调。第一章里，叙述者的双眼不受干扰地聚焦在约翰·德伯身上，叙述者交给读者的观察结果言辞笃定——从约翰是个“中年男子”，走起路来，“老摇晃不止”，帽子“磨破了边”等描述中不难断定约翰是个年纪、健康状况以及经济社会地位等各方面属性明确稳定的观察对象。与此同时，全章的主要内容成分——对话均在约翰本人的参与下围绕其身份有序展开。

但叙述者在第二章风格突变，在描述苔丝的几个段落里，连续使用“也许”“隐隐约约”“像”“差不多”等表示推测的词语，将苔丝的各方面属性悬置。在言语层面，拒绝赋予苔丝本身完整连贯、稳定可知的身份；在视觉层面，苔丝的形象遭遇的是同样的延宕，叙述者视野时常变换，呈现给读者的苔丝形象描述也因而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不定。

这一章开篇，叙述者不急于讲故事，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是一部声色动人的现代自然人文纪录片——叙述者化身博闻广识的观光者，细数马勒村的历史典故、风土人情。叙述者效仿人种志研究者的方法和语言观察和记录马勒村周边的风光和村子里正在举行的节日游行。叙述者的这重视野，视苔丝与自然景观为一体，二者水乳交融、不分彼此，这表现在苔丝初入叙述者视线时，与青山绿林、少女舞队的浑然一体，以及约翰乘坐马车远去时，苔丝在叙述者的回望里回归背景，“再也看不见，也听不见了”。在这重视野下，苔丝的身体是没有界限的，没有属于自己、属于世界的差别。换言之，在叙述者这重视野下的想象中，苔丝的世界处于混沌但完满的状态，不存在他者，也不存在自我。

完满状态的苔丝还多次出现在小说的其他章节，比如第十三章，苔丝从冒牌本家府上回到马勒村之后，因村民的嘲讽和一些男青年的调戏而深居简出，养成了黄昏过后到树林散步的习惯：

在这些旷山之上和空谷之中，她那悄悄冥冥的凌虚细步，和她所活动于其中的大气，成为一片。她那袅袅婷婷、潜潜等等的娇软腰肢，也和那片景物融为一体。有的时候，她那想入非非的奇思深念，使她周围自然界的消息盈虚，深深含上感情，一直到变得好像是她个人身世的一部分。或者不如说，她周围自然界的消息盈虚，就是她那身世的一部分……

在这段描述里，叙述者用更为直白的语言（“成为一片”“融为一体”，大自然的盈缺变换“就是她个人身世的一部分”）指出苔丝身体的无界限性，她与周围的自然界水乳交融、浑然一体。

但在下文中，舞队中一妇人带着嘲讽对苔丝的呼喝却喊出了叙述者第二重视野开启的前奏，苔丝的第二重视觉形象呼之欲出——听到妇人嘲讽之言回过头来的苔丝立即落入了叙述者极具攻击性的第二重视野：

一个年轻的队员，听见这话，回头看去。她是一个姣好整齐的女孩子——也许跟其他女孩子比起来，不一定更姣好——不过她那两片生动的红嘴唇儿，一双天真纯洁的大眼睛，使她在容貌和颜色上，平添了一份动人之处。她头上扎着一根红带子，在一片白色的队伍里，能以这样引人注目的装饰自夸的，只有她一个人。

牢牢抓住叙述者目光的是苔丝“那两片生动的红嘴唇儿”“一双天真纯洁的大眼睛”和她头上的一根红带子。叙述者对苔丝嘴唇的描写不止这一处，苔丝发音撅起的唇形和做表情时唇边嘴角的特征都在随后几段文字中被展开详述。而当叙述从零视角切换到内视角时，安玑·克莱对苔丝“过于迷人的小红嘴唇儿”的凝视和想象又远比叙述者此处的描述更为露骨、更具色情意味：

但是他从来没看见过，天地间还有别一副嘴，能和她的相比。在那个红红的小嘴儿上，那上唇中部往上微微撅起的情态，就是心肠最冷的青年见了，也不由得要着迷，要发狂，要中魔。……

克莱已经把这副嘴唇儿的曲线，不知道琢磨过多少次了，所以他一闭眼睛，这副嘴唇儿，就很容易能在他的脑子里出现；现在这副嘴唇儿就出现在他的眼前了，颜色红红，生气勃勃，他看着就觉得身子上过了一下电流，神经里吹进一阵凉风，差一点儿没晕倒；并且由于一种不可理解的生理作用，毫不含糊地打了一个大煞风景的喷嚏。

亚雷·德伯对苔丝的嘴唇有着同样的关注，有所不同的是描述他欲望的词语更加直白粗鄙、更具攻击性和掠夺性。苔丝初见德伯，“早已局促不安”“更有一种畏惧的心理”，因此“不由得把她那玫瑰似的红嘴唇儿裂开，做出微笑的样子来”，德伯看着，“着实心痒难挠”。

嘴唇是性敏感的触觉器官，被视作女性的第二性器官，与外阴存在复杂的关联。叙述者与克莱、德伯共享对苔丝嘴唇的高度关注，凝视苔丝的嘴唇给克莱带去了“不可理解”的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快感（“觉得身子上过了一下电流”“神经里吹进一阵冷风”）、给德伯带去的则是不加掩饰的性冲动，他们的行为和反应恰好与弗洛伊德的窥视欲理论相合，弗氏认为窥视欲将他人当做作欲望客体，满足源自于婴儿时期对性器官的好奇带来的视觉冲动。苔丝与完满世界的联系就此在叙述者的第二重视野里被割裂，苔丝站在了作为他者的女性的位置之上。

如前所述，第二章前半部分读者跟随的是存在于想象之中的观光者的视野，而克莱正步行游历布蕾谷，这样的安排让读者自然而然地接受了他的出场以及他对观察视野的接手，在他的凝视下，苔丝进一步沦为性别化的他者、男性欲望的对象。克莱不顾两位兄长的阻拦，挑了一个“差不多就是头一个到她跟前”的姑娘共舞，直到走出舞队，他的眼光才落在苔丝身上，发现这位“因为他没挑选自己，微微含着怨意”的姑娘。他跑上山坡回望山坳里的舞队，发现苔丝“这个白色的形体，离开了人群，独自站在树篱旁边”。克莱对苔丝的凝视蕴含显而易见的性别意识，克莱是“看”的主体，苔丝是“被看”的欲望对象，她因他的无视而哀怨，他对她享有绝对的支配和解释权。克莱被叙述者赋予“看”的特权，通过凝望确立了自己的主体位置，被凝望者苔丝“离开了人群”“独自站在树篱旁边”，经由男性主体的凝望脱离混沌完满世界，认同克莱的价值判断，将自己景观化，主动化身视觉对象将自己的“女性气质”呈现给男性充满欲望的目光。

在这第二重视野下，苔丝的视觉形象还常常在叙述者的引导下被与画作、雕塑等艺术品相关联。例如，在德伯驾车接苔丝去纯瑞脊打工、照管鸡场的那个早上，苔丝母亲在细细打量自己亲手装扮出来的女儿时，“特地倒退了几步，像一个画家离开画架子一样”。苔丝和母亲妹妹拉着手一起走时，“她们母女构成了一幅图画”，而苔丝在这幅画里代表的是诚实和美丽。叙述者还多次把苔丝比作“大理石半身像”，任德伯在其上留下苔丝本人想要擦去的吻痕。第二次从纯瑞脊返回马勒村时，苔丝仰起脸，“像石雕的分界神一般”叫德伯在自己脸上吻了一下；随后，在德伯的要求下，苔丝“好像一个人听到理发匠或者画像师叫他转脸那样”，让德伯亲吻自己另一半脸颊。两组比喻的共同点是将苔丝，更确切地说，将苔丝的身体视作无生命、无意识的创作材料，凝视者可将其作为空白的画布、有待雕琢的玉石，完全按照自己的设计意图对其任意涂画、蚀刻。

苔丝身体遭受侵犯前后的数个段落不仅令故事攀上整部小说最为重要的一处高潮，还进一步深化了苔丝身体作为男性欲望载体的可蚀刻性及可构建性。德伯离开苔丝寻找出林路线时，“因为月亮正下沉，所以灰淡的光线也微弱起来”，苔丝坐在那里，但“没有人能看见她了”。德伯从山坡上下来，回到原地寻找苔丝时，“除了他脚下那一片朦胧的灰云白雾而外，别的东西一样也看不见。那一片灰云白雾，就是苔丝穿着白纱衣服躺在树叶子上的形体。其他的东西，都同样地只是一片黑暗”。与第二章视野转换策略相同，叙述视角切换到德伯身上，之前与黑暗融为一体的苔丝因德伯的凝视获得了属于自己、属于世界的差别，这一次获得关注的对象从她的嘴唇变成了她的身体，作为他者的女性要满足的不再仅仅是男性自我的窥视欲下迂回猥琐的性欲，还有更具攻击性、更为野蛮的对女性身体直接粗暴的侵犯。更值得细细思索的是此时叙述者对苔丝身体的描述：“这样美丽的一副细肌腻理组织而成的软名罗，顶到那时，还像游丝一样，轻拂立即袅袅；还像白雪一般，洁质只呈皑皑。为什么偏要在上面，描绘上这样一种粗俗鄙野的花样，像它命中注定要受的那样呢？”苔丝的身体像名贵布料、像皑皑白雪，只待绣师以针穿插刺绣、只待观光者以足踏出痕迹。在叙述者眼里，苔丝身体具有可使用性、可重塑性、可组织性，这与德伯的看法不谋而合——在他看来，苔丝的身体天然对其开放，苔丝有义务且有意愿满足他的欲望。无怪乎诸多学者在批评这部分描写时，斥责叙述者是德伯实施加诸苔丝身体之上的暴力行为的共谋者。

叙述者的两重视野看似界限分明，两类女性视觉形象似乎也同样差异明显；但实际上，这两重视野的激烈碰撞贯穿整部作品，其结果是苔丝的视觉形象即便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仍然摇摆不定、不断变化。

二、两类女性视觉形象与男性主体的恐惧和欲望

在第一重视野下，女性身体与自然界融为一体，没有身体边界和明确身份的苔丝看似存在于克里斯蒂娃的“阴性空间”，身体失去边界的女性主体对文本的再现功能的确造成了阻碍。但我们注意到，每当与周围景观化作一体，苔丝都会被抽去意识和灵魂，变作无欲无求的非生命体，遑论语言表达。苔丝总是“缺席”小说中决定故事走向的关键性事件——无论老马王子出事故死亡时、迷雾林中被德伯侵犯时、克莱由巴西归来时，还是祭坛上被治安人员围捕时，苔丝的状态不是“睡着”就是“失去意识”。这种类灵魂出窍的状态看似起到了抵制文本再现的作用，然而处于该状态下的苔丝也丧失了发音和做手势等表达能力，无法向外传达任何欲望和意图。换言之，苔丝在叙述者观看下的第一重形象总是处于欲望真空。

这一重女性形象看似对象征秩序的超越，实际却仍受象征秩序掌控。何为象征秩序？雅克·拉康认为人类世界的中心是一个支配万事万物的系统，在这个系统的规定下，一切事物的结构“都与已浮现的象征符号一致”。但拉康并不认为万事万物都可被简化为象征界，象征符号的出现意味着万事万物，包括无意识和人类的主体性，都将依照那些象征符号以及象征界的法则得到安排。弗洛伊德理论体系里的无意识是我们在意识层面无法控制但对我们的想法和愿望起到支配作用的部分；拉康则将无意识定义为他者的语境。所谓的“大他者”是语言，是象征秩序，是无意识核心的缔造者。借用拉康的象征秩序理论解读，世界的整体受象征秩序支配，在严苛的法律和禁令的规训下运转，冰冷的社会规范通过恐吓、惩戒等手段彰显权威、维持社会结构稳定，令人望而生畏。由象征秩序、社会法则规范构建的人类个体是象征秩序独裁统治的对象，是社会法则规范种种暴力手段执行的对象，在象征秩序面前，个体的反抗力量微不足道。

《苔丝》叙述者对女性身体的性别化凝视暴露了叙述者的叙述性别。而将女性置于故事中心、男性置于故事边缘的再现手法实际上是叙述者干扰视线、祸水东引的置换策略，被侮辱、被损害的农家女的悲惨故事只是故事的显性文本（对应梦的显性梦境），其后深埋的隐形文本实则男性主体对自我身份构建的隐秘反思。

将少女苔丝置于故事中心还有第二层策略性意义，叙述者必须在显性梦境里否认自己存有象征秩序所不容的禁忌欲望，这时历来被男性主体视作欲望对象的女性身体就成了叙述者恐惧、困顿和欲望的投射对象。

拉康认为婴儿要经过俄狄浦斯阶段从想象界进入象征界。婴儿最初处于只有自己和母亲的世界，父亲的介入打破了这种和谐状态，婴儿起初抗拒父亲所象征的社会和秩序的他者，但在对“阉割”的恐惧下，慢慢接受并认同了象征秩序的主宰地位以及与父亲相同的男性主体身份。将苔丝与其周边景物融为一体，给苔丝以混沌完满的视觉形象，实际上表现的是“看”苔丝的人（其实也就是故事的叙述者）对自己能够区别自己与他人之前与母亲合而为一的完满状态的怀念之情；对苔丝形象的性别化构建暴露的则是叙述者对女性他者抱有的极度强烈的掌控欲。

两类女性视觉形象对应的是男性主体在抵抗象征阉割恐惧时普遍采用的两种策略。心理学家劳特里奇和他的同事们发现，怀念之情不仅能够创造和支撑主体存在，还能够通过割裂意义缺失与个人幸福感的联系缓冲事物威胁主体存在给主体带去的恐慌。《苔丝》里的“好”男性利用对想象界的怀念抵御象征阉割对其主体造成的毁灭性打击。对女性形象进行肆意的性别化构建则是另一种应对策略，它允许男性掌握话语权，代表“大他者”对女性进行他者性构建，男性主体站在语言也即象征秩序一方，从而摆脱被表述对象的身份，完成对自身缺失的掌控。然而这并不表示男性主体能够逃离象征秩序的控制。德伯和克莱二人一死、一痛失所爱的结局证明，在象征秩序的全面统治下，通过逃避现实或利用偷换概念与象征秩序达成妥协的策略，只能为男性主体换得片刻喘息之机。男性主体无法通过他者化女性获得自我呈现和自我决断的权力。一切主体都难逃预先存在的话语体系。

剥去层层遮掩后，我们发现叙述者真正的愿望是获取自我呈现和自我决断的能力；叙述者不愿提及的恐惧则源自其对象征秩序的认识——语言和他者在主体构建过程中发挥中心作用，主体不可能脱离语言和他者获得身份、掌控命运。

三、结语

苔丝的悲剧只是故事的显性内容，而弗洛伊德认为，文学作品的隐性内容才是它真正要讲的故事。而《苔丝》隐在的主题，是男性主体与象征秩序噩梦般的遭遇。男性主体固然能够通过对女性形象的肆意塑造遮蔽自身缺失，从而巩固和强化自我的主体性。但在布下天罗地网的象征秩序面前，男性也只不过是渺小可怜的个体，如女性一样无法自由地自我呈现、无法自我决断。认不清这个现实、不对象征秩序心存畏惧的德伯横死家中；对自身地位有一定认识、循规蹈矩的克莱痛失所爱，或许甚至会如他所说抱憾终身。所谓的“功成愿满”（fulfillment）不过是主体对自身悲剧的回避和美化，无论如何选择，主体的幸福（well-being）都可望而不可即，这就是深藏在《苔丝》男性叙述者无意识里、令其焦虑恐惧的真正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