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生态智慧熔铸文学经典——林语堂《孤崖一枝花》赏析

⊙冉 彬［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 上海 201318］

中国现代文学自“五四”以来，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整个文坛产生了要确立文学经典的意识和努力。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出版业配合这种文坛发展动向，在多种文学期刊上组织了关于“何谓伟大的文学作品”的讨论。《文学》第3卷第1号（一周年纪念号）设立了有兰、风、惠、南、华参与的“文学论坛”，发表了《伟大的作品产生的条件与不产生的原理》《再谈文学遗产》等文章。杂志编者认为，数千年来把文学当敲门砖的风气至今不改，从事文学的人往往得鱼忘筌，不肯当作终身事业干，这是“没有伟大作品产生”的原因。读者文贞发表《没有伟大作品产生的问题》一文回应认为，老作家消沉，新作家、半新作家急于宣泄情绪，加上当时的社会现状和政治倾向，作家生存都难，更难写出伟大作品。1934年5月，《春光》文艺月刊第三期以“中国目前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为题征文，发表了15篇征文文章。茅盾总结这15篇文章的观点，在1934年7月1日《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伟大的作品产生的条件与不产生的原理》，认为伟大作品的产生既有环境因素，也有作家因素，而20世纪30年代具有产生伟大作品的时代环境。

20世纪30年代不同流派的作家、文艺理论家分别从文学作品的内容、价值观、题材、体裁和表现形式以及产生环境等方面，在不同场合、不同刊物纷纷发表对何谓伟大文学作品的看法。左翼作家代表鲁迅提倡战斗的力的美，认为一切伟大作家必然是时代前驱。郑伯奇认为伟大作品主要体现在题材的伟大上，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都是作家应该用各种体裁努力表现的题材。左翼剧作家郑伯奇面对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左联”处境很困难的现实，撰文号召左翼作家要有勇气面对白色恐怖，要有勇气写伟大作品。1934年9月，林希隽在《现代》第5卷第5期发表《杂文与杂文家》一文，认为杂文容易下笔，容易成名，杂文家以投机取巧的手腕来替代一个文艺作者的严肃工作，致使中国没有伟大作品产生，这种对杂文文体的偏见一发表就被左翼作家驳斥。京派文艺理论家梁实秋从文学批评角度提出，伟大的文学作品应该描写出永恒不变的人性，伟大的文学作品能禁得起时代和地域的试验。沈从文则主张，一个伟大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美学家朱光潜认为，伟大作品是深厚文化的积淀，无矛盾、无冲突的静穆美是诗的极境、美的最高境界、人生哲理的最高理想。海派作家也加入了讨论，如邵洵美认为在价值观念多元化的世界里，许多公式已经推翻，一件事物可以有无数条的定义，所以难以找到大家共同认可的伟大小说。

20世纪30年代的“杂志年”浪潮在1935年达到顶峰，林语堂同年9月创办小品文文艺期刊《宇宙风》，被公认为是知识面广、趣味性强和文化含量高的刊物，《孤崖一枝花》被放在发刊词位置，表明《宇宙风》发文宗旨。同时，他也用不到五百字的《孤崖一枝花》一文，回应“何谓伟大的文学作品”的集体讨论。在林语堂看来，伟大的文学作品就像“孤崖一枝花”。小品文一开篇，作者就为读者描绘出自己走在山中道路上看到的一幅生机勃勃的生态场景，由此感受到一种扑面而来的原初、直接、自然和野性的生态美：“行山道上，看见崖上一枝红花，艳丽夺目，向路人迎笑。”除此之外，这枝山崖上盛开的艳丽夺目的红花，还让作者叹异，因为“详细一看，原来根生于石罅中，不禁叹异”。虽然根生于石罅中，生长环境很恶劣，但是它充满旺盛的生命力，足以让人叹异。作者会对这样的画面和场景感到叹异，其文化根源来自于道家“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道德经》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认为万事万物都是道化生而来，它的生成很自然，任何人都不能干涉和破坏它，要尊重它的生长规律。老子和庄子反复强调，天道自然无为，人道应该遵从天道，顺应自然，实践无为，才能“无为而无不为”。在道家生态哲学里，“无为”的意思是不做违反自然的事情，即不要违反事物的本性。如果违反事物的本性，违背自然规律，就会出问题，重者会破坏整个地球及宇宙环境的能量转换、物质循环和生态平衡。山野里的一枝红花，自由自在地生长于石缝中，虽然在人类看来其生长环境并不舒适，但花与山崖的石缝经过长期自然选择，已经融为一体，创造了充满自然美的景观，因此，作者为之叹异。

一切景语皆情语，“孤崖一枝花”这个客观的景象因为林语堂的喜欢而演变成了情景交融、让读者动心的生动文学意象。作者接下来用一句话高度凝练地概括了他喜欢这个意象的原因：“想宇宙万类，应时生灭，然必尽其性。”正是这种“必尽其性”的宇宙自然特质，让作者心仪。20世纪30年代的林语堂正处于创作的旺盛期，他在上海定居8年，出版了16本著作，勤奋的写作、累累的硕果也是因为他要“必尽其性”，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和天赋个性。

花之性，我开故我在，外在环境的热闹与孤寂，都不能影响花树开花的特性。在小品文接下来的第三句话里，林语堂进一步描绘了“孤崖一枝花”的自然本性：“花树开花，乃花之性，率性之谓道，有人看见与否，皆与花无涉。故置花热闹场中花亦开，使生万山丛里花亦开，甚至使生于孤崖顶上，无人过问花亦开。”花树开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哪怕置身孤崖峭壁，哪怕根生石罅绝缝，哪怕无人过问只剩最后一点元气，花亦要开。写到这里，作者觉得光说“花性”还不够，于是进一步分析了兰性：“香为兰之性，有蝴蝶过香亦传，无蝴蝶过香亦传，皆率其本性，有欲罢不能之势。”读者读到这里，恍然有悟：原来，花开和兰香，都是它们自在的生命，率性而为的生命，顺应宇宙自然大道的生命。对花和兰来说，倘若不随性、不遵从自然之道与自然本性，结果必然是死亡。不过，林语堂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不只是为了谈花论草，他还要说“人性”。人性是什么？在林语堂看来，“有话要说必说之，乃人之本性”，就像花要率性而开，人也要率性而言。人因环境影响，说话时会有种种顾虑，但环境并不能让人失去有话要说的本性，庙堂里不能说，也要跑到山野上说。屈原投了汨罗江，投江之前仍要说。老子明明是要出世，却也写了五千言的《道德经》。可见人性需要自由表达，真正传世的文学经典正是人性自由表达的成果。林语堂相信，有话要说是人的天性，文学作品只有发乎人的内在天性，才具有成为伟大作品的可能，也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长久的流传价值。好的东西必定出自真性灵，为利为名，一时半会儿的应景之作，都会是短命的。作者写到这里，清楚点明了自己的经典文学作品观。

“孤崖一枝花”的意象包含了独立的意味。林语堂在20世纪30年代坚持做一个独立文人，崇尚性灵，提倡袁中郎“性灵说”。他以袁中郎“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作为写小品文的原则，他主张人一生都应当顺从本性自由发展，尊重自然人性。文化要成全人的天性，让人依照自己的真性情生活，潇洒不是表面风流，而是内在性灵的自然流露。在悠然淡定地谈完了“花草之性”“人性”和“何谓伟大的文学作品”之后，作者笔墨一转，写到了人和动物的区别，动物可以直率地表达欲望，但人性可能因为文明的压抑而扭曲，由此，林语堂推崇顺从人的自然天性的文明，反对对人性的压抑，理由很简单：禁锢是禁锢不了的，宇宙万物都是随性生长。

小品文的最后一句话呼应了开头，是文末的点睛之笔：“花只有—点元气，在孤崖上也是要开的。”这句话在首尾呼应的同时再次强化了作者对“孤崖一枝花”——伟大经典的文学作品内涵的理解：伟大的文学作品是性灵文学，是淋漓尽致的生命创作和性情流露，是坚韧和强大的生命活力的表达。从文学发展角度看，林语堂提倡的性灵文学，延续了“五四”时期个性解放和自我表现的传统，同时还克服了五四文学片面抛弃传统的局限。

如果说周敦颐在《爱莲说》中用“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莲意象，高度概括了他作为一个宋代理学大家一生追求的人格理想，那么林语堂在《孤崖一枝花》中用根生石罅，置生孤崖，依然怒放的“孤崖一枝花”意象，表达了他一生追求的道家人格理想，也表达了他对何谓伟大的文学作品的看法。

20世纪30年代，作家普遍追求作品的趣味性。鲁迅先生用讽刺、幽默、滑稽等艺术手段来构成趣味；沈从文偏爱健康优美的乡村牧歌；林语堂则心仪晚明小品，善于从日常生活细节中发现高雅趣味。《孤崖一枝花》体现的生态审美意境，熔铸了道家生态审美智慧，今日读来依然让人心驰神往，它给人的启示是：伟大经典的文学作品，一定要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当今中国文坛面对波澜壮阔的新时代，也在呼唤伟大的文学作品，呼唤作家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经典。经典作品需要把握时代脉搏，同时包孕深厚文化积淀，才能经历漫长时间的淘洗，在未来的时空里引起读者心灵的回响。太多事物都是过眼烟云，唯有生生不息的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源远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