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20
⊙樊向飞[西藏大学文学院, 拉萨 850000]
重耳是春秋时期晋国公子,遭遇骊姬之乱,被迫长期在外流亡,但正是这段流亡经历,促使重耳不断成长,最终成为一代霸主。本文基于《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晋公子重耳之亡)》的记载,以重耳的流亡为主线,从重耳自身具有的品格及其成长过程分析重耳的品格磨砺。
1.得民心 “晋人伐诸蒲城,蒲城人欲战”的描述,虽然寥寥数字,但是可以看出,重耳得到蒲城人的支持,即使是晋国国君派人讨伐,他们仍然愿意保护重耳。能得民心,为重耳将来称霸天下打下了基础。
2.有原则、孝顺 对于重耳来说,无罪而被讨伐,又有人民的支持,完全可以凭借蒲城一战,但是他选择了放弃抵抗,出奔流亡。这证明他心中有原则、有坚持,但是他又不迂腐,特别是对照他的兄长——太子申生①,重耳的做法,一方面保全了孝道,另外一方面也保全了自己的性命。
3.能招揽人才 《左传》记载了重耳出奔时有五个重要人物跟随他:狐偃、赵衰、颠颉、魏武子、司空季子。这五个人不仅在重耳的流亡和回国过程中,而且对其称霸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左传》按照时间顺序,记叙了重耳在狄、卫、齐、曹、宋、郑、楚、秦的流亡。在这个过程中,重耳得到磨炼,不断成长。
1.处狄十二年 重耳在外颠沛流离十九年,狄是他停留时间最长的地方。选择奔狄和离开,应该都有重要的原因。
第一,重耳出奔的第一站选择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重耳的母亲是狄人。流亡到狄,既不必担心被拒或者遭遇不礼,又可以借助母国积蓄力量、伺机而动,为自己将来返国打下基础。
第二,关于重耳选择在鲁僖公十六年,即晋惠公七年②离狄适齐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参见《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寺人披请见,晋文公责备他“其后余从狄君以田渭滨,女为惠公来求杀余”。为避免被刺杀,或者连累狄君,重耳选择再次流亡。二是根据《史记·晋世家》“惠公之立,倍秦地及里克,诛七舆大夫,国人不附”,“(晋惠公)四年,晋饥,乞籴于秦”,晋国内部矛盾重重,再加上饥荒,内政堪忧。根据《左传·僖公十六年》“秋,狄侵晋……因晋败也”,再加上此前晋惠公被秦穆公俘虏一事,可以推知晋国在外事方面也是危机重重。晋国面临内忧外患,使重耳看到了返国的机会,所以他选择此时离开安逸的狄国,毅然去寻求各诸侯国的帮助,壮大自己的力量,这体现了重耳远大的志向和敏锐的政治嗅觉。
第三,重耳离开时和妻子的对话表明,重耳有其自私的一面。要离开妻子流亡,却要妻子等待自己二十五年,这一方面体现出重耳对于自己未知前途的迷茫,另一方面又舍不得让妻子再嫁,所以才有了二十五年之约。
2.路过卫国 在去往齐国的途中,重耳路过卫国,但是卫国的国君对这个流亡之人很不礼貌。而且当时重耳非常窘迫,甚至要“乞食于野人”。结果,这个野人给了重耳土块,所以“公子怒,欲鞭之”。但是在子犯的劝说之下,重耳很快改变了态度:“稽首受而载之。”这一方面说明了重耳的从谏如流,体现了他的博大心胸;另一方面,重耳学会了隐忍,这也体现了他已经开始蜕变和成长。
3.留齐 在齐国的生活是重耳流亡生涯中非常惬意的一段时期,重耳开始变得不思进取。幸而重耳的随从都是有识之士,再加上果敢的姜氏的推动,才重新激发了重耳的斗志。
第一,重耳得到了齐桓公的赏识,不仅给他娶妻,还送他二十乘马。重耳的斗志在温柔乡和安乐窝里被消磨殆尽。这说明贵公子出身的重耳,身上有着一定的惰性,容易耽于享乐和安逸。
第二,在姜氏和子犯的谋划下,重耳在醉酒状态中被带离齐国,酒醒后,“以戈逐子犯”。这段描写让人忍俊不禁的同时,也看到了重耳性格中率真的一面。
4.受辱于曹 在曹国,既遇到了不礼的曹共公,也有暗通款曲的僖负羁,但是重耳的表现是喜怒不形于色,他的心智更加成熟。
第一,曹共公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居然窥视重耳洗澡,这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一种奇耻大辱。虽然文中并未记载任何关于重耳的反应,但是从他返国后第一个讨伐的对象就是曹国可以推知其内心的羞愤。但是在经历了卫国国君“不礼”和“野人与之块”的羞辱后,重耳学会了隐忍,并没有表现自己的情绪,他的城府更深了。
第二,僖负羁赠飧置璧,“公子受飧反璧”。重耳即使身处困境,仍然遵守礼节,不贪心。对于僖负羁的赠礼,重耳一方面接受了他的饭食,表示接受了对方的心意;另一方面把玉璧返还,既符合“还贽之礼”,同时也表明即使重耳在流亡中,对财物有需求,但是仍能克制自己,只取自己所需。
5.宋襄公赠马 关于重耳过宋,《左传》中只有一句话。根据《史记·宋微子世家》:“晋公子重耳过宋,襄公以伤于楚,欲得晋援,厚礼重耳以马二十乘。”从宋襄公的角度来讲,之所以厚赠重耳,是因为有所求;重耳对此也心知肚明。两人在这次赠礼中,结成了政治联盟。与此前重耳与季隗告别时对前途的茫然不同,此刻重耳对返回晋国有了充足的信心。
6.郑文公不礼重耳 文中主要通过叔詹对郑文公的劝谏,从重耳受命于天、晋国实际、人才辅佐三个方面说明重耳定然会成功的原因。
第一,从天命来说,“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古人很早就认识到近亲结婚容易对后代产生不好的影响。虽然重耳父母都是姬姓,但是重耳不仅活下来了,而且还活了这么久。叔詹认为这表明重耳受到了上天的庇佑,是天命所在。
第二,从晋国实际来看,晋国内忧外患,一直无法安定下来,从晋献公到惠公、怀公,内不得民心,外不为各诸侯国礼重。重耳成为晋国民心之所向是必然的。
第三,从人才辅佐来讲,跟随重耳流亡的有很多贤士,如狐偃、赵衰、介子推等,可谓人才济济,在这些人的辅佐之下,重耳的兴起指日可待。
7.适楚 楚国国君已经看到重耳的潜质,所以在招待重耳的时候,直接向重耳讨要报酬。重耳的回答可谓不卑不亢。楚国在当时也是国力强大的诸侯国之一,重耳处在流亡的情形下,尚能抗礼楚国国君,胆识和眼光可见一斑。虽然子玉建议楚王杀掉重耳,但是楚王分别从重耳自身、从者、晋惠公三方面进行分析,并得出重耳受命于天的结论。
8.居秦 秦是重耳流亡的最后一站。秦和晋是邻国,而且当时秦国国君是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能否取得秦的支持,对于重耳能否顺利返回晋国,是至关重要的。在秦国时,重耳的品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重视礼仪,警惕自身的懈怠。秦国国君非常赏识重耳,“纳女五人”,其中包括曾经嫁给重耳的侄子——晋怀公的怀嬴。不知道重耳出于何种心理,怀嬴“奉沃盥”,重耳“既而挥之”。按照马宗琏《春秋左传补注》用《士昏礼》“媵、御沃盥交”解释,“奉沃盥”的怀嬴实为媵。杨伯峻根据《礼记·内则》“盥卒,授巾”解释,因为重耳“不待巾而挥去余水,非礼,故怀嬴怒”③。
春秋时期,虽然礼乐文化受到冲击,但是礼乐仍然是被广泛重视和遵守的行为准则。再加上“《左传》维护周礼,尊礼尚德,以礼之规范评判人物”④更体现出对礼的重视。重耳非礼的行为,其实是对怀嬴的不尊重。重耳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表现出“惧”,这不仅是对怀嬴背后的强秦的“惧”,更是对自己非礼的行为“惧”,从深层次来讲更是对自身懈怠的警惕。
第二,借诗达意,相时而动。在秦穆公设宴招待时,重耳赋《河水》,借以表达希望秦穆公能帮助自己实现返回晋国的愿望。春秋时期,诸侯聘问,经常赋诗言志,主客通过诗句委婉地表达和交流。重耳深知时机的重要性,在赴宴时选择善文的赵衰作为随从,说明重耳已经准备在宴会上明确提出自己的要求:一方面表明自己的志向,另一方面也是向秦穆公求助,即寻求建立政治同盟。这一切,重耳都通过《河水》准确地传达给了秦穆公,并得到了积极的回应。
第三,从谏如流,知人善任。在秦穆公招待重耳的时候,子犯推荐了赵衰跟从重耳赴宴,正是因为重耳采纳了这个建议,所以圆满达成了自己请求秦穆公帮助他入主晋国的目的。
总之,《左传·僖公二十三年》中“晋公子重耳之亡”,刻画了重耳在流亡中成长的过程,将重耳的形象立体地呈现在读者面前。重耳由冲动易怒、沉迷安逸的贵公子逐步变得隐忍克制、深谋远虑、能屈能伸,并最终成长为一代霸主,在《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晋公子重耳之亡)》的描述中,一步步变得清晰、合理,为我们了解人物的成长过程和影响因素描绘了生动的蓝图。
①②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96-299页,第405页。
③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410页。
④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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