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吐温的善恶观

⊙薛玉凤［浙江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杭州 310018］

善与恶是道德与不道德的同义词，善恶观念则是人们对某种行为或事件道德与否的评价、观点和看法，它们不仅是道德哲学的最重要问题和最基本概念，也是文学的永恒母题。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Mark Twain,1835-1910）的善恶观复杂多变，动态、辩证，有时甚至互相矛盾，值得我们细加探讨。无论善恶各有报的良好愿望，还是人善被人欺的悲观理念，抑或人是“最低等的动物”的愤怒论断，都是吐温所接触的现实生活的折射，也是他所再现的复杂人性的一个侧面。

一、善恶各有报

古今中外，“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观念始终深入人心，是人类共同的善良愿望和弃恶扬善的本能，是人们表达思想感情、道德观念与价值尺度、获得心理平衡的一条重要渠道。马克·吐温甚至将“善恶各有报”(Justice and Retribution)作为长篇小说《王子与贫儿》（The Prince and the Pauper,1881）尾声的标题，像寓言一样点名主题，善恶报应观因此得到更广泛的流传。

《王子与贫儿》的两个小主人公——同年同月同日生的王子小爱德华与贫儿小汤姆都可谓是善的化身，但生活在一个善与恶、尊与卑、贫与富悬殊的二元世界，他们的生活注定不会一帆风顺。阴差阳错地交换身份后，他们的善良天性并未泯灭，而是利用危机四伏的新身份传善念，行善事，终使身边的善恶皆有报，大快人心，酣畅淋漓。

“人之初，性本善”，这句话在小汤姆和小王子身上恰如其分，而且难得的是他们不受后天恶劣环境的影响，始终保留着那份善良与纯真。面对一贫如洗的家庭，面对游手好闲、酗酒成性、残暴无情的父亲及同样恶毒的奶奶，小汤姆经常被逼出去沿街乞讨、讨不到食物还要被父亲和奶奶拳打脚踢的汤姆，小汤姆非但没有在严酷的环境中沾染他们的坏习性，反而利用乞讨的机会，从知识渊博的安德鲁神父那里汲取不少精神营养。那些引人入胜、富有教益的故事与传说，那些拉丁文及其他各种知识，不仅丰富了小汤姆的精神生活，而且为他以后成功扮演王子埋下伏笔。阴差阳错被当作王子期间，汤姆废除许多血腥法律，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最后他又主动让出王位，帮助小王子爱德华登基。面对物质与权力的巨大诱惑，汤姆还能如此不忘初心，其纯洁仁爱、善良慷慨及随机应变的才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令人惊叹。

与小汤姆截然相反，小王子爱德华一出生就受到举国欢庆，从小锦衣玉食，奴仆成群，但他没有恃宠而骄，反而像贫儿汤姆一样善良仁慈。看到小汤姆被王宫卫士呵斥，他没有同流合污，而是将衣衫褴褛的汤姆领进王宫，一见如故，两人互换衣装玩耍，像双胞胎一般，难分彼此，竟然被卫兵当作贫儿赶出王宫。流落民间的小王子处境艰难，时时面临危险，处处受人冷遇与嘲讽，但他的普良、勇敢、执着与担当，都使人刮目相看。当汤姆的母亲用身体保护王子免遭父亲与奶奶的毒打时，王子勇敢地站起来说：“您不用替我挨打，太太，就让这两个畜生冲我来吧！”（Twain,2002）小王子的勇敢与坚强，对弱者的同情与关爱，还有他的善良心地，都尽显无遗。真相大白之前，他经历千辛万苦，九死一生，也充分见识了下层人民生活的艰难与困苦，但他从未放弃寻回王位的目标，并且立志改变现状，最后成为一个仁慈爱民的贤君，可谓善有善报。

迈尔斯与弟弟休爵士，就像汤姆与其残忍的父亲一样，是小说中又一对善与恶的化身，最后都善恶各有报。小王子爱德华能安然无恙，主要归功于热心善良的迈尔斯·亨顿。迈尔斯因受弟弟休·亨顿爵士的陷害，被父亲赶出家门，在外流浪期间历尽艰险，却仍然善良热心，见到同样流浪在外的爱德华王子，几次出手相救。王子即位后为迈尔斯平反昭雪，一直对他和汤姆倍加喜爱，并委以重用，好人有好报的童话故事再次上演。而“贪得无厌、诡计多端、心地狠毒、专爱算计别人、阴险卑鄙的小人”休爵士尽管坏事做尽，却并未受到法律的制裁，因为他的妻子与哥哥都不肯指证他。不过阴谋被拆穿后，休爵士独自跑到欧洲大陆去，不久就孤独地死去，而汤姆那毫无人性的父亲，最后也销声匿迹，同样成了孤魂野鬼，也都算是恶有恶报。

吐温的“善恶皆有报”观念不只是《王子与贫儿》的结局与主题，也是《汤姆·索亚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Tom Sawyer,1876）和《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1884）所传达的主要思想之一。汤姆与哈克就像王子与贫儿一样，都是善良、热心、机智的孩童，在钱与权的巨大诱惑下，在面临危险与惩罚的紧急关头，都能不忘初心，身上都闪耀着人性的光辉。“性本善”观在这些孩童身上得到完美体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良好愿望也最终得以实现。

汤姆·索亚调皮捣蛋，却足智多谋，善良勇敢。如果不是他最后鼓起勇气揭穿杀人犯印第安·乔的阴谋，乔很有可能逍遥法外，波特只能被冤死。为报五年前的一箭之仇，乔在帮罗宾逊医生盗墓时将年轻的医生杀死，却将罪名嫁祸给整日喝得醉醺醺的同伙波特。在波特即将被判处死刑的紧急关头，凶杀案的见证者、备受良心折磨的汤姆出来作证，在现场看热闹的乔见势不妙，夺路逃出法庭，最终却因贪财饿死在山洞里，这位阴险狡诈、睚眦必报、残杀过五位居民的杀人犯总算恶有恶报。让“坏人遭恶报”是人们最希望看到的，比好人得好报的故事更令人激动（布鲁姆，2015），故事因而跌宕起伏，动人心弦。

哈克聪明、善良、勇敢，富有同情心、正义感与叛逆精神，不想与污浊的成人世界同流合污，不愿被所谓的文明所束缚，是吐温塑造的另一个令人过目难忘的小主人公。小说一开始，哈克因从小耳濡目染种族主义说教等不良的社会风气，歧视黑人奴隶吉姆，并常常捉弄他，一度还想写信告发吉姆的行踪，但与吉姆相处的日日夜夜，使他最终回归自己的善良本性，决心冒着违法与下地狱的危险，帮助吉姆获得自由，多次帮助吉姆渡过难关。吉姆也是善的化身，他忠厚能干、勤劳善良、诚实热情，对主人忠心耿耿，富有同情心和牺牲精神，可作为黑人奴隶，他只能用出逃的方式来逃脱被主人再次卖掉的厄运。在大河上漂流时，吉姆处处照顾哈克，尽可能不让哈克担惊受怕；当汤姆中弹受伤时，他不顾自己的安危，留在危险区域协助医生救护孩子。正是吉姆这些舍己为人的高尚行为，使哈克下决心帮他逃脱奴隶制的束缚。善良战胜邪恶，公平正义得到伸张，人们的良好愿望得以实现，这是吐温通过哈克、汤姆、王子与贫儿等主人公的故事试图传递给读者的信息。

不只是长篇小说，吐温的许多短篇小说里也不乏善恶各有报的精彩故事。在吐温看来，尽管“人的脑子里总是充满邪念和罪恶”（马克·吐温，2004），但恶有恶报的那一天总会来临，《中世纪传奇》（A Medieval Romance,1870）中的男爵克鲁根施坦就是一例。为攫取哥哥的公爵封号，男爵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丧心病狂。首先，为达到目的，他弄虚作假，为此不惜大开杀戒。为遮掩女儿的真实性别，他残忍地吊死为女儿接生的医生、护士和在场的六个使女，然后宣称儿子康拉德出生，公爵有了继承人，使女儿的生活成了一个天大的谎言。其次，28年后，为彻底扫清女儿继位的障碍，男爵将精明帅气的德兹因伯爵派到侄女康丝坦斯身边，勾引她未婚先孕，之后销声匿迹，使她德行有亏，无法继承父亲的爵位。可惜男爵机关算尽，却没想到三个月后侄女会爱上前来代理公爵职责、行驶公爵权力的28岁帅气“堂哥”康拉德，更没想到面对死刑的判决，无法获得堂哥青睐的康丝坦斯会利用唯一的自救方式——公布肚子里孩子父亲的身份，指认坐在大公宝座上审判她的康拉德就是那个男人，使男爵父女瞬间双双昏倒在地。父女俩都明白康拉德的绝境：要想否认康丝坦斯的指控，康拉德就得承认自己是女人，而一个没有加冕就坐在大公宝座上的女人，只有死路一条。康丝坦斯无意中以假制假，以恶治恶，没想到歪打正着，让男爵的阴谋全部落空。恶有恶报固然大快人心，但另一方面，真善美无法惩治假恶丑，只能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是社会一大悲哀，吐温的社会批判力度，由此可见一斑。

心理学认为，人类天生具有一些道德本能，包括“原始的公正意识——我们渴望看到善行得好报，恶行遭惩罚”（布鲁姆，2015）。无论在吐温的三部长篇小说，还是一些短篇里，吐温似乎既相信人性本善，也相信人性本恶，并且通过耐人寻味的故事形式，迎合自古以来人们所崇尚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观念，使最终善恶皆有报，传播正能量，给社会带来希望与光明。

二、人善被人欺

然而纵观马克·吐温在多部作品中对善恶故事的描述，发现他的善恶观复杂多变，甚至自相矛盾，在传播“善恶各有报”观念的同时，他的“人善被人欺”故事也极为普遍。在短篇故事《善门难开》（1961）和《爱德华·密尔士和乔治·本顿的故事》（1880）及《马克·吐温自传》(Autobiography of Mark Twain, Volume ,2010-2015)中，有许多“人善被人欺”的成人故事与悲观理念，与吐温上述三部长篇小说中天真善良的儿童形象形成鲜明对照。

早在1878年，吐温就通过短篇故事《善门难开》（1961）中三个真假参半、善无善报的故事——《知恩图报的狮子狗》《心地善良的作家》和《感恩戴德的丈夫》的悲惨结局，抨击那些别出心裁的杜撰高手们用讲了一半的故事欺骗、误导读者，使人在阅读这些引人入胜的短小逸闻趣事时，不自觉地想象这些善人善举的圆满收场，然而故事结局却并非如此。故事的主人公最后都一再告诫朋友们，千万当心那些只讲半个故事的书本，远离那些恩将仇报的家伙，吐温的影子在这些看似虚构的故事中无处不在。

善门难开，善人难做，《知恩图报的狮子狗》中的好心医生就是一个血的教训。医生好心为一条迷路的狮子狗治好断腿，没想到几天后狮子狗又带过来一条断了腿的迷路狗，仁慈的医生再次积德行善。但故事的结局却是：从此出现在他门前的断腿狗以几何级倍增，即便医生专门找来几个外科助手帮忙，也还是无力医治源源不断的断腿狗狗们。更可恨的是狮子狗竟然恩将仇报，将医生的腿咬伤，将他彻底逼疯。死于狂犬病之前，医生忍着剧痛告诫病榻前的朋友们：如果有可怜蛋求你们帮忙，而你们又担心善无善报，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疑心，将求助者宰了了事。这只“知恩图报的狮子狗”为下面两个故事的主人公定了调：贪得无厌、得寸进尺、恩将仇报，使得好心无好报，人善被人欺。

《心地善良的作家》中的名作家，只因不忍拒绝一个贫穷文学青年的求助，一次次帮他改稿、发稿，最后竟也招来杀身之祸。这个“一心上进”的年轻人为追名逐利，最后竟用尖酸刻薄的笔调，详细描述名作家的私生活，果然作品大卖，名声大振。而不堪羞辱的名作家却气得心脏病发，断气前警告朋友们千万当心那些正在奋斗的文学青年，“否则定会惹祸上身，自取灭亡”（马克·吐温，2004）。生活中类似的故事层出不穷，这个心地善良的作家也是吐温自己的缩影，作者完全是有感而发。

《马克·吐温自传》再次讲述的真实故事《吉姆·沃尔夫和猫》（1867）就是上述故事的翻版，庆幸的是吐温还算幸运，没被活活气死。沃尔夫和猫的故事是吐温十二三岁时的亲身经历，却不想这个故事先后被卖出去三四次，给他招来不少麻烦，令人啼笑皆非。该故事最初是《星期日信使报》向吐温约的稿，稿酬25美元。一两年后，这个已在西部颇负盛名的故事被田纳西一个作家改头换面，重新发表，再次受人追捧。又过了几年，吐温将原版故事做了修改，再次发表，却受到各家报社的猛烈攻击，谴责他剽窃那个田纳西作家，令吐温始料未及，哭笑不得。1873年吐温在伦敦，三周内连续三次被一个美国小伙子杜撰的各种悲惨故事所骗，损失不少钱财，更过分的是，年轻人还剽窃吐温讲给他听的《吉姆·沃尔夫和猫》的故事，借助吐温的推荐卖给《汤姆·胡德年刊》，得到三几尼（三英镑多）稿费。万幸吐温没有被剽窃的田纳西作家和美国小伙子气出心脏病，否则世界文学画廊里就缺失了哈克和汤姆·索亚，岂不遗憾之至。

而《感恩戴德的丈夫》中的帕顿先生为感谢马车夫威廉冒险制服惊马，使帕顿太太与儿子免遭劫难，好心送威廉一张500美元的巨额支票，却被贪心不足的威廉及其亲戚朋友从此吃定。威廉要钱，要好工作，要上大学，还把自己的亲戚朋友一群群往帕顿家领，像住在自家一样随心所欲。饱受祸害的帕顿先生终于忍无可忍，起身反抗这个暴君。以上三个故事的主人公都是相信了书本中好心有好报的故事，积德行善，最后却都惹祸上身。尽管如此，天性善良、乐于助人的吐温还是一次次助人为乐，一次次“人善被人欺”，以至于晚年想起这些事，仍然心有余悸。

故事末尾，吐温补充说威廉确有其人，而且特意摘录了一段挪亚·布鲁克斯先生回忆林肯总统的文章，暗示生活中类似的故事层出不穷，贪心不足是人性弱点之一。一向富有责任感的林肯总统很欣赏表演大师J.H.哈克特的戏，因此写条子给哈克特，真诚表达自己看戏时的愉快心情，哈克特回赠给总统一本书，后来双方又写过几张表达友好的条子。林肯以为事情就此为止，没想到哈克特却开始缠着总统要东西，而他想要的，竟然是驻伦敦的领事职位。林肯倍感悲哀，唯恐避之不及，感叹身为总统，“跟一些叫人愉快的朋友和熟人交往有多难”（马克·吐温，2004），人们欲望的沟壑是多么难填。

《爱德华·密尔士和乔治·本顿的故事》（“Edward Mills and George Benton:A Tale”，1880） 更是典型的人善被人欺、恶人却大行其道的荒诞故事，故事里的人类社会滑稽、疯狂、是非不分、黑白颠倒、善恶不明，具有深刻的文化批判内涵。两个主要人物爱德华和乔治从小都是孤儿，幸好养父母布朗特夫妇将他们视如己出，悉心照料，并不厌其烦地向他们灌输“只要你们纯洁、诚实、冷静、勤勉、多替别人设想（体谅别人），一生的成功就有把握（那就绝不会缺少朋友）”（马克·吐温，2016）的信条，效果却大相径庭。生性沉稳善良的爱德华一辈子将其奉为圭臬，从小到大都是好人：好孩子、好学生、好员工、好兄弟、好教友，最后为保护银行的利益英勇殉职，却始终得不到父母与社会的关注，甚至被银行诬陷为畏罪自杀，死亡后的妻儿也凄苦无助，倒有好心人募集了42000美元，用来为他建一座纪念教堂，典型的薄养厚葬。墓碑上刻的是他一辈子的信条，只是省了后半句：“只要你纯洁、诚实、冷静、勤勉、体谅别人，你就永远也不会……”（马克·吐温，2016），应该是永远也不会成功，永远也不会有朋友，而只会招来失败、漠视与屈辱，和养父母教给他的信条恰恰相反。善无善报，这个社会显然已经病入膏肓。《好孩子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Good Little Boy”， 1870） 中的雅各布诚实、勤奋、听话，一心想做书里的好孩子，最后却莫名其妙地死无全尸，与爱德华一样好人无好报。

而生性顽劣自私的乔治从小多吃多占为所欲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成年后偷窃、酗酒、赌博输掉爱德华的铺子、抢走爱德华的女友、虐待妻儿，直至最后抢银行杀死与他一起长大的爱德华，可谓无恶不作，却无论生前还是被绞死后，都赚足人们包括媒体的关心、爱护、帮助与眼泪，享尽荣光。连他坟头上都天天有鲜花，墓碑上也刻着一句莫名其妙的碑文：“毕生奋斗，终获成功。”碑文上还刻了一只向上指着的手，大概指的是乔治在服刑期间皈依宗教，死后得进天堂，吐温对宗教的荒诞性的讥讽在此达到高潮。

与恶棍乔治类似，《汤姆·索亚历险记》中的印第安·乔也是坏事做尽，手上还有五条人命，但东窗事发后却有很多人为他上诉，请求州长赦免他。上诉书通过许多会议和催人泪下的辩论，并有一个由许多善于哭泣的妇女组成的委员会，围在州长身边大哭请愿。如若不是乔饿死在山洞，上诉的闹剧还不知上演到何时。在吐温看来，即使他是魔鬼撒旦，那些懦弱的人也会在请愿书上签上自己龌龊的名字，撒下无尽的毫无价值的泪水。《坏孩子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Bad Little Boy，1865）中的吉姆与乔治、乔相似，也是穷凶极恶、罪恶累累，甚至将妻子儿女都砍死，可他却靠各种欺骗无赖手段发了财，还受到大家的尊重，当上了议员，一辈子顺风顺水。这世界的荒诞，这社会的不可理喻，这文明与宗教的黑白颠倒，在爱德华与乔治等截然不同的生活与命运中一览无遗，在为杀人犯乔请愿的闹剧中明白无误：善有恶报，恶却有好报。

吐温之所以如此热衷于讲述此类罪恶故事，与他的生活经历和“镀金时代”的社会大环境（韩振恒,1994）不无关系。与后来无数次遇人不淑、被坑蒙拐骗的惨痛经历相比，被剽窃抄袭只是吐温生活中微不足道的小事，比如韦伯斯特出版社倒闭案和排字机投资案，均因吐温的热心、善良、轻信而使自己巨额债务缠身，生活陷入绝境。一次次“人善被人欺”的血的教训，使吐温在去世前两年，还写下一篇只有两页的小文章，叫《追悔小议》（1908），将这类故事上升到理论高度。吐温认为，追悔这个词不但可以用于追悔自己的恶行，同样可用于追悔自己行过的善举——你居然把恩惠施给一个忘恩负义的家伙。他条分缕析，仔细区分追悔恶行与善举的三大不同。

第一，我们追悔恶行，那是遵照道德准则例行公事，那追悔是冰冷冷的，它来自头脑；而我们追悔善举的时候，那追悔却是热辣辣的，万分苦涩，它径直来自心灵。第二，追悔恶行的时候，我们能够原谅自己，再把恶行忘在脑后；而追悔善举的时候，我们却很少能心平气和——我们会追悔它一辈子。对善举的追悔永远新鲜如初，永远浓厚强烈，永远栩栩如生，永远充满活力！你居然会真心实意，把一个大恩惠施给一个忘恩负义的家伙——你对此举的追悔是何等精神饱满、地久天长啊！相形之下，追悔恶行却是件没精打采、转瞬即逝的事情。

吐温接着现身说法，说自己一生犯过好几百万个罪孽，也追悔过很多，然后就将它们忘得一干二净；而对这一生完成的十一桩善举，却总是记忆犹新、追悔莫及，尤其是其中四桩，每年至少要想到他们五十二回：“我对那些善举追悔莫及，像昔日一样气急败坏，那追悔总是不请自来，挥之不去。我半夜醒来的时候，追悔早就等在眼前了。它们陪着我，直到天明。”

可见想起给自己带来巨大债务与麻烦的侄女婿韦伯斯特等忘恩负义的小人，吐温晚年是如何追悔莫及、咬牙切齿，对自己心理的剖析是何等透彻，何等不留情面。他还认为，只要是凡人，就会和他一样追悔善举；而那些行了善举，虽然得到的回报是忘恩负义，却并不追悔莫及的少数人，在凡间是多余的，都该去天堂。“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大概只有弥勒佛才能做到，普通人正如吐温一样，不希望别人对自己恩将仇报，“人善被人欺”令人沮丧与厌恶，这才是活生生的真实人性。

三、“最低等的动物”

如果说吐温在青壮年时期曾相信人性本善的话，那么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人性恶观明显占据上风。吐温晚年债务缠身，妻女及好友一个个离他而去，使他的善恶观发生巨大变化。在他人生最后五年创作的散文集《来自地球的信》（Letters from the Earth,1909）中，吐温式的诙谐幽默变为犀利辛辣的讽刺，人性、政治、宗教、社会首当其冲，人类成为“最低等的动物”（马克·吐温，2004），百恶之源。

《来自地球的信》被认为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旷世佳作”，内容酣畅淋漓，无所顾忌。“代表了吐温的本色，即冷嘲热讽、才华横溢和深刻透辟”；“（作家的）态度有如斯威夫特，对人类智能的抨击有如伏尔泰，而想象力则属于美国一流的文学大师”（马克·吐温，2004）。该书出版后立即受到热烈欢迎，仅当年就再版10次，并连续18周名列《纽约时报》畅销书榜。《芝加哥太阳报》认为“喜欢通过吐温的眼睛观察人类的愚蠢、狂妄、自吹和谬误的读者，几乎能清晰地听见从遥远过去传来的一个声音——马克·吐温本人深沉浑厚的声音”。《来自地球的信》以《圣经》和愚人心中的上帝为靶子，发出了对愚昧人性和荒唐世界的全部愤怒。吐温在书中借大天使撒旦之口，把上帝骂得狗血喷头，把人类贬得一文不值，把天堂写成了疯人院，肆无忌惮地“嘲笑人类的愚不可及，因为人居然自封为万物的灵长、自然的主宰、上帝的宠儿”。

在《来自地球的信》中，吐温借上帝之口，说明人的本性由其多种品性构成，包括勇敢、温良、公平、正义、宽厚、仁慈、怜悯、纯洁、甜蜜、荣誉、爱情、高尚、忠诚、诚实等优良品质，也有怯懦、残暴、狡猾、背叛、残忍、恶意、歹毒、淫欲、自私、仇恨、卑鄙、虚伪、说谎等邪恶品性。在好人身上，高尚良好的品性压倒邪恶的品性，而在坏人身上，邪恶的品性则占上风（马克·吐温，2004）。

吐温认为人类世界就像个大染缸，把生来善良的人们一个个变得邪恶，彻底颠覆他之前塑造的王子与贫儿、汤姆和哈克等出污泥而不染的性本善形象。他相信人赤身裸体地来到人世，就像吃禁果前的亚当和夏娃一样，没有羞耻感，心地纯洁，但后来被人类所谓的文明污了心智，变得无恶不作。父母、牧师、学校都是这样的罪人，并且做起恶来不遗余力：“做了母亲的基督徒，其首要职责就是去弄脏她孩子的头脑。对此，她才不会玩忽职守”（马克·吐温，2004），讽刺意味十足。

《来自地球的信》中的《最低等的动物》一文是吐温抨击丑恶人性的典范之作。该文旁征博引，甚至借用科学实验之名，令人信服地阐明人类是最丑恶、最低等的动物，令人脑洞大开。首先，吐温愤懑地指出人是最低等的动物，无论在身体构造、适应自然、抗病能力还是在道德方面，人都赶不上其他动物。

其次，人的理性、智力、善良都是吐温怀疑的对象。对人们普遍认同的亚里士多德“人是有理性的动物”的观点，吐温不敢苟同：“无论人是什么，他都绝不会是有理性的动物。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份心理疯狂的绝好记录。”（马克·吐温，2004），因为人类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人类的善良更是无稽之谈，在所有动物中，人类最残暴，因为人是唯一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的动物，1572年法国的圣巴托罗缪节大屠杀就是一例：仅在两三天时间里，就有7万人惨遭屠杀，起因却只是宗教观点的不同。

而人类之所以从高等动物退化为“最低等的动物”，在吐温看来，是因为人是唯一具备道德感的动物。道德感，即分辩善恶的能力，是上帝对人的诅咒，因为道德感是种疾病，它只有一种功能，那就是使人犯错。“有了道德感，人就必然会具备为非作歹的本事，因为作恶者若不知恶是什么，便不会去作恶。”（马克·吐温，2004）吐温对道德感的另类解读，可谓别出心裁，却颇有道理。

吐温还用故事的形式，形象地展示人性的丑恶，为自己的人是“最低等的动物”论断做注。短篇小说《狗的自述》（A Dog’s Tale,1903）中的小狗主人公爱莲·麦弗宁告诉人们狗比人善良、纯洁、友善得多。爱莲的狗妈妈忠诚、勇敢、敏捷、无私，并且教爱莲对主人极尽友善和忠诚，恪尽职守。爱莲牢记母亲的教诲，在新主人家尽职尽责，后来在一次火灾中，甚至不顾自身安危，舍身营救主人的婴儿。然而富有讽刺意味的是，面对恪守狗道的爱莲母子，主人们却不怎么守人道。第一家主人在爱莲出生后不久，就将它出卖，生生将狗母子分开，丝毫不顾及狗母子的伦理亲情。第二家主人更狠毒，先是误解正在挽救婴儿的爱莲，不分青红皂白，打伤它一条腿，后又用它的小狗崽罗宾做实验，导致罗宾瞎了眼，丢了命，被埋在后花园的大树下。可怜的爱莲以为孩子睡着了，不吃不喝地守着狗崽，等着它醒过来破土而出，最终在悲伤、恐惧、焦虑中活活饿死。小狗爱莲奋不顾身地搭救主人家的婴儿，主人却毫不在意地牺牲了它的孩子，人性居然不如狗性，令人汗颜。

《一个真实的故事》（1974）抨击的是奴隶制的罪恶，揭示的是吐温年轻时就听到过的人性的罪恶之一：人是唯一奴役他人的动物。黑人大娘瑞奇尔开朗、乐观、积极，却没想到她原是南方种植园的黑奴，无论生理还是心理上都饱受创伤。22年前老东家破产，她和丈夫及7个孩子像牲口一样被活活拆散卖掉，从此天各一方，这么多年来只见过小儿子亨利。亨利为寻找母亲，在南北战争期间参军，一路打听母亲的消息，最后因为瑞奇尔的一句口头禅，母子得以相认。其他家庭成员也许都在互相寻找，只是没有亨利母子幸运。总的来说，吐温笔下的女性形象优于男性，黑人优于白人，儿童优于成人，充分体现了吐温对弱者的关注与同情。

吐温的善恶观与人性观深受麦克法兰的影响，也与他自身的惨痛经历密不可分。麦克法兰是吐温旅行时在廉价公寓里结识的室友，40岁，苏格兰人，严肃诚恳，脾气很好，很健谈。虽未受过正规教育，麦克法兰却博学多思，有很多哲学、历史和科学等方面的书籍，对《圣经》更是烂熟于心。他以哲学家、思想家自居，谈话总是涉及严肃的大问题，对吐温影响极大。在麦克法兰看来，人是唯一有报复、忌妒、自私、贪婪心理的动物，唯一爱酗酒的动物，唯一抢劫、迫害、杀害自己亲近部族的动物，唯一偷窃和奴役部族成员的动物。这种负面的人性观影响了吐温一生，尤其是生性单纯善良的吐温常常遇人不淑，无数次被骗，使他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社会的本质和人性的罪恶。他在自传中直言自己的被骗经历：这些并不高明的冒险者来了，撒个谎，骗了钱，然后逃之夭夭，下个骗子又坐着下一趟火车来了，将他所剩无几的财产洗劫一空（Twain,2010）。鉴于此，吐温在文学创作中始终把揭露社会的本质和人性的罪恶作为最根本的主题之一，也就不难理解。

吐温是文学家，不是道德哲学家，他在作品中所反映的善恶观与马克思主义的善恶观一样，是动态的、辩证的。现实生活纷繁复杂，人性变幻莫测，吐温的善恶故事正是现实社会的折射，我们应具体作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