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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1960年代粤港两地潮语合拍片初探

时间:2024-05-20

⊙王汀若[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广州 510665;台湾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系, 台北 11102]

1956年内地开始筹建珠江电影制片厂,1958年珠影厂正式投入生产,此后香港左派电影公司(新联、中联、凤凰等)开始陆续和珠影厂合作拍摄粤语片和潮语片(潮汕话发音的影片)。关于粤港合拍粤语片的研究已有部分成果,可潮语片的研究在内地几乎被忽视,直到2017年才出现首篇论文《梦逐潮声去——“冷战”格局下的潮语戏曲片》。该文仅用一节介绍1960—1965年粤港合拍的八部潮语片:1960年《火烧临江楼》、1960年《苏六娘》、1961年《告亲夫》、1962年《陈三五娘》、1962年纪录片《乳燕迎春》、1965年《刘明珠》,以及短片《闹开封》(1962年)和《王茂生进酒》(1962年)(两部短片合组成《韩江花似锦》上映),除了《乳燕迎春》是关于广东汕头戏曲学校的彩色纪录片,其余均为潮剧戏曲片。

因香港电影1950—1960年代的主要格局即是粤语片、国语片、潮语片与厦语片,故香港电影资料馆保留了不少潮语片,近些年他们开始整理相关资料、纪录口述史、组织珍贵潮语片放映,出版了《香港潮语电影寻迹》一书。书中收集了部分影人的口述史访谈、影人小传和香港潮语片片目,分别从历史、政治与经济角度,探讨潮语片兴起和发展过程,亦有论述潮语片的艺术风格,以及潮语片与传统戏曲的关系等文,但直指粤港合拍潮语片的文章也仅林淳钧先生的《潮音雅曲越时空:香港与内地合作七部潮剧电影述略》一文。而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因为收藏有《南洋商报》《星洲日报》等不少新马泰地区的华文报刊,故近年来新加坡国立大学容世诚教授等人亦开始关注潮语片研究,尤其潮语片在东南亚地区的传播与接受,其中必会涉及冷战时期粤港两地潮语片合拍与输出的议题,可目前为止仍未有专文出现。

可能是缘于潮语片是小众方言电影缘由,鲜引人关注,导致中外学界在面对1950—1960年代留下的160多部港制潮语片和八部粤港潮语合拍片以及内地与香港、南洋地区数量巨大的报刊资料时,均视若无睹般忽略之。本文将从电影产业链的角度切入,以“政治与政策、选材与主题、演职人员、资金来源、拍摄制作、发行放映”整个电影业流程初探该时期粤港两地的潮语合拍片,避免仅是资料挖掘或纯文学与政治的思路着力具体作品的分析。

政治与政策方面,潮语合拍片受惠于1950年代内地的“戏改”政策。彼时内地执行“改戏”“改人”“改制”的系列戏曲改革举措,卓有成效,为各地方戏拍摄戏曲片奠定了良好基础。而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壁垒森严,戏曲片成为内地文化输出与统战工作的最好载体,亦满足了港台和南洋地区众多华人对祖国大陆的“想象”与心灵慰藉。而潮汕人是新马泰地区华侨群的重要分支,故粤港两地在冷战背景的文艺政策下兴起的潮语片在东南亚地区具有广大的市场前景。冷战政治与商业市场无意中达成了一种平衡,既完成了内地的文化输出与统战工作,又达成了香港电影业的商业驱动与娱乐精神,也实现了海外华侨的家国想象与身份认同。

剧本选材与主题方面,粤港两地合拍的这八部潮语片,除了一部是关于潮剧的纪录片,其余皆为潮剧戏曲片,均是潮汕人接受度非常高的文本,尤其《陈三五娘》(又名《荔镜记》)、《苏六娘》在潮汕民间广为流传。这些传统的才子佳人、劝人向善、报仇雪恨的民间故事如何在“戏改”的操作下去除封建糟粕,改编不合理的情节,精致而现代化地表达正向价值观,势必与港制潮语片因纯粹商业驱动的胡编乱写与粗制滥造形成鲜明对比。故粤港潮语合拍片在剧本编创阶段,便已为南洋片商所宣传的“大陆水准”奠定了基础。

演职人员方面,粤港两地潮语合拍片的工作人员主要有三大队:汕头的广东潮剧院、广州的珠江电影制片厂及香港左派电影公司的摄制团队。广东潮剧院主要提供演员、乐师、舞美、戏曲编导等人才,珠影厂提供摄影棚等拍摄场地和部分摄制人员,香港摄制团队主要负责电影导演、摄影、灯光、录音等电影制作环节。合作中最大的障碍乃是戏曲片中常见的“戏”与“影”的冲突,戏曲导演罗志雄、郑一标、吴峰与电影导演谭友六、朱石麟的合作,从成片中即可看出两者的相互妥协。如何在虚拟化、程式化、假定性的戏曲表演与光影造型、写实布景、剪辑叙事的电影艺术里达成最大公约数,来探讨戏曲与电影的跨界创作议题。这类合拍片的人员搭配对当前中外合拍片的制作依旧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资金来源方面,冷战时期的内地与香港合拍片看似是不计较经济成本的统战工具与文化输出,内地合作方更是全力执行,政治上的功能大过产业合作的目的。可戏曲片因为承载中华传统文化的缘由,满足了境外华人的家国想象与情感共鸣,故合拍戏曲片往往在境外票房爆棚。而潮语片在东南亚广大潮汕侨胞中亦市场火爆,于是就有源源不断的资金从东南亚市场反哺给香港制片方,这正是造成短短数年间港产潮语片高达160余部的原因,以致在东南亚地区十分流行“卖片花”,香港制片方可以在拍影片前先将编导团队、卡司阵容公布给东南亚片商或戏院,即可收取订金。朱石麟大导演参与潮语合拍片拍摄也有此因素考量,故冷战时期的跨境资本制片亦为当前合拍片的跨境投融资提供了借鉴,优秀的文化产品可以让资本穿越国境与制度的屏障,实现跨境跨制度合作。

拍摄制作方面,因为演职人员的搭配与戏曲片的特殊性,潮语合拍片的摄制必然牵涉到戏曲与电影的跨界创作议题,于是“戏”“影”之争成为摄制阶段的主要矛盾。例如《陈三五娘》有两位戏曲导演,郑一标、吴峰,一位电影导演朱石麟。在拍摄中因为电影“写实的立体布景与戏曲虚拟写意的表演常常发生冲突,引起两位导演(笔者注:实则三位)不少争执。”这也是内地“戏改”政策下大量戏曲片的拍摄导致出现写实布景与写意表演相结合的现代戏曲之滥觞。笔者以为戏曲表演需要足够的表演空间,布景需为表演服务,故戏曲片表演和舞美采电影布景与剪辑之长,坚持“整体写意、局部写实”的大原则,能够很好地处理“戏”“影”之龃龉。而香港的摄制团队必能帮助刚成立不久的珠江电影制片厂在技术上的提升,也为珠影厂培育人才做出了实质贡献。直到改革开放后,香港的摄制团队仍为内地电影制作与产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帮助。

发行放映方面,潮语片的主要市场是东南亚潮侨社群,香港会部分放映,内地两广地区亦少量放映。潮语合拍片在东南亚火热爆棚,挖掘《南洋商报》等当地报刊报道,能够真实还原片商、戏院整个营销过程与观众的接受反应状况。据载彼时“汕头曲本,大陆水准”“大陆水准,正宗潮剧”等广告语层出不穷,而各种抽奖活动(甚至中奖返乡、游览漓江等)宣传手段鳞次栉比。且电影的轰动直接带动职业戏班、表演歌台、业余乐社等表演团体搬演该剧,而其他电影公司也会仿制赶拍,唱片公司会趁热出品曲目专辑,报章出版会大肆宣传报道……总之,潮语片带动了东南亚的整个文创产业,这对今天的电影业带动整个文创产业的思路大有裨益。

综上论述,潮语合拍片(绝大多数是潮剧戏曲片)的创作主要是探讨戏曲与电影的跨界议题,虚拟化、程式化、假定性的戏曲表演与光影造型、写实布景、剪辑叙事的电影艺术相互协调与融合的过程。潮语片在东南亚的热映带动了职业戏班、表演歌台、业余乐社、电影公司、唱片公司、报章出版等整个文创产业的发展,对当前文化强国与文化输出具有重大启示。而潮语合拍片则是冷战政治与商业市场在无意识中达成的平衡,既完成了内地的文化输出与统战工作,又达成了香港电影业的商业驱动与娱乐精神,也实现了海外华侨的家国想象与身份认同。

当前,广东省政府正在佛山打造“广莱坞”中国南方影视中心,欲填补华南地区长期缺乏的影视业中心。而早在2013年粤港两地政府就已经签署《粤港促进电影业深入合作发展协议》(以下简称《协议》),看似两地电影业已经从文化交流走向制度合作,然近些年两地电影合作的成果并不理想。《协议》仅有简单的六点指导意见,除了每年组织的电影展映交流活动基本实现,其他关于港产片在粤港两地同步上映,粤港合拍片、粤港共同打造华南地区电影制作生产中心等内容均未落实。广东作为中国内地第一票仓,拥有一亿多电影观众市场,天然弥补了香港电影本土市场太小的缺陷,加上两地语言、惯习、文化亲缘,借助香港电影的丰富经验,两地合作共同发展电影产业理应水到渠成。可理论上“香港经验+广东市场”的完美组合却在现实中举步维艰。主要原因就是制度合作的龃龉,因此向历史借镜,总结冷战时期(尤其1950—1960)两地的电影合拍史(主要是粤语片和潮语片),深入研究在冷战背景下两种制度合作的成功经验,能为当前国家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粤港两地深入开展电影业合作打造中国南方影视中心带来极大的借鉴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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