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安石奏疏的艺术特征

时间：2024-05-20

⊙程展［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徐州 221000］

一、奏疏的文体内涵

“奏”“书”“表”是臣下向皇帝进言的文体之名称。“奏疏者，君臣谕谏之总名也。奏御之文，其名不一，故以奏疏括之也。”①奏的内容可以是多方面的，陈说政事，提出治理国家的规章制度，报告军情、民情，弹劾大臣的过错甚至指正皇帝的错误都可以作为奏事的内容呈上去。秦朝开始称奏，如李斯的《谏逐客书》，但是秦朝的奏大多缺乏文采，就连李斯自己写的《奏骊山》，论辞藻骈俪，也远远比不上他的《谏逐客书》。到了汉代，奏事又被称为上疏，之后奏疏就有了体制和写作上的要求，“儒雅继踵，殊采可观……理既切至，辞亦通畅，可谓识大体矣”②。刘勰在《文心雕龙·奏启》中已经举例说明不同内容的奏疏的写作体例和风格。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提到：“七国之前，皆称上书，秦初改书曰奏。……宋人则监前制而损益之，故有札子、有状、有书、有表、有封事，而札子之用居多。”③

宋代名臣王安石一生中所上的奏疏篇目众多，有文学研究价值的当属那些为变法服务的名篇，如《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等。本文分析文章内容、结构，总结出王安石奏疏的独特艺术特征。

二、王安石奏疏的艺术特征

（一）识见深远，论析精严王安石的奏疏立论高远，论点明确。由于早年的游学经历和二十年来的官场沉浮，王安石见解高明，思辨深刻，某些传统和世俗的见解，只要他认为是不妥的，不符合他变法主张的绝不迁就，所谓“下愚及中人之见，皆剥去不用”④，这样，他的文章便显得立论高远，超迈流俗。

《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王安石极力陈述了北宋王朝建立以来所奉行的政策，已经不能适应当时的“所遭之变”“所遇之势”，因此造成了内忧外患的局势一方面，北宋崇文抑武，扩大科举选官范围，但统治运行机制并没有因为官员的大量涌入而提高运作效率，反而出现了“冗官”“冗兵”“冗费”的问题和“积贫”的现象；另一方面，外部环境并不平静，边疆危机四伏，辽国、西夏虎视眈眈，宋仁宗庆历后宋朝每年都要向辽国和西夏缴纳近百万岁币，国力虚耗，由此形成了“积弱”的局面。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王安石将自己的所思所得做了一个总的考察分析，这成为他后来熙宁变法的指导思想的重要基础。王安石清醒地认识到，当务之急是培养有用的人才，需要根据国家的要求来培养文武全能、德才兼备的人才，并且提出要有一系列的教养之道，养廉之法，纪律的约束，法律的制裁，考察功绩用以赏罚的办法。更值得一提的是，王安石对当时财政经济、国防军事等问题都有所涉及，实际上，后来王安石当政后所实行的以富国、强军为主要内容的变法措施，在这篇文章中都已经有所反映，这从侧面说明了王安石所提的都是可行性极高的治国之策，并且具有大局观念。

《上时政疏》中，从总结历史教训起笔，论述了因循守旧的危害与变法的迫切性，指出当务之急在于“大明法度”“众建贤才”，绝对不能再因循苟安，对时局抱有侥幸的心理。可以看出，王安石并不是在以史为鉴的基础上平直周详地讲道理，而是急切地希望得到仁宗的认同，对宋王朝的祖宗之法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与《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全面论述变法的关键和措施不同，《上时政疏》意在通过揭露当前尖锐的矛盾冲突，唤起仁宗皇帝实行改革的决心，文章说理透辟，用语严厉但是没有丝毫危言耸听的感觉，充分表现出王安石的远见卓识。对于仁宗皇帝享国日久但是无所作为已经暗含了不满。仁宗时代，国家式微，君主保守不作为，而士大夫阶层崛起，势必与君权相矛盾，但是，士大夫要想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却需要皇权的支持，没有皇权的支持，士大夫的道只能是书斋里的道。

文以载道，道以理明，王安石变法初起，以文章为武器，说服皇帝，答疑群臣，不刻意为文，而文自成格调，立意高远，辨析入理，有一种强烈的感染力。

（二）善于谋篇，精于布局巧妙的谋篇布局能够使文章取得良好的效果，《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茅坤赞它“此书几万余言，而其丝牵绳联，如提百万之兵，而勾考部曲无一部贯”⑤，可见对这篇文章的评价之高，“丝牵绳联”就是谋篇布局问题。此篇上书涉及方面之多，涉及范围之广是其他文章无法比拟的，更难得的是相比较其他陈述政见的文章，王安石没有用大段篇幅去讲道理，而是用一两句话概括，“只下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是何简贵！”⑥这样既使文章看上去条理分明，又能突出重点，整体框架明确，因此文章虽长，读起来却不会显得杂乱无章，没有头绪。这一特点在《上时政疏》中也有所体现。王安石上这篇奏疏时，仁宗已经在位三十八年，《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石沉大海，王安石希望用这篇奏疏为“享国日久”的仁宗敲响警钟。文章开头就以晋武帝、梁武帝、唐明皇三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教训，开门见山地指出因循守旧、逸豫无为，国家就会走向衰败，这段读来有醍醐灌顶的效果；然后细细分析时势，第二段明确提出大明法度、众建贤才维持政权的主张，这是当务之急，绝对不能再因循苟安，对时局抱有侥幸心理。大明法度、众建贤才是扭转国家政权由盛转衰的解决办法；三、四两段又尖锐地指出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恳请仁宗以史为鉴，不要重蹈晋、梁、唐三朝的覆辙；第五段则是建议仁宗尽快实行大明法度、众建贤才的措施，否则将错失良机；最后表明上书的心情和用意。《上时政疏》可以说和《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一脉相承，积极要求变法。文中针对仁宗“享国日久，内外无患，因循守旧”，从而缺乏危机感的心理，列举了晋武帝、梁武帝、唐玄宗的历史教训，指出“趋过目前，而不为久远之计，自以祸灾可以无及其身，往往身遇灾祸而悔无所及”，最终会重蹈前朝覆辙，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祸。这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晋、梁、唐三朝的前车之鉴。之后笔锋一转，宽慰皇帝如果此时有所作为，一切还不算晚，但如果不抓紧时机，则悔之晚矣，最后再诚恳地希望皇上能够深思自己的意见，一张一弛，简劲有力。

王安石的奏疏，匠心独运，娓娓道来，层次井然，总体看恰如一幅设计高超的规划图，既赏心悦目，又钩心斗角，文章之法尽在其中。

（三）警策透辟，旁征博引 “警策透辟”是王安石奏疏的又一艺术特征，《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就体现了这一特点。文章的重点并不在于正面总结百年以来朝廷无事的经验，而是透过“无事”的表象，指陈积弊，强调变法的迫切性。王安石借赞颂宋太祖的政治，提出施政纲领和原则：“指挥付托必尽其才，变置施设必当其务”，“其于出政发令之间，一切以安利元元为事”；接着便对仁宗在位期间的政治弊端进行全面、深刻、一针见血的分析。或是寓贬于褒，似颂实讽，比如说仁宗“仰畏天，俯畏人”“宁屈己弃财于夷狄，而终不忍加兵”，看似在赞颂仁宗仁慈，怜悯苍生不忍心出兵，实际上却是在指责仁宗的软弱；或是虚褒实贬，轻褒重贬，比如“募天下骁勇横滑以为兵，几至百万，非有良将以御之，而谋变者辄败”。这篇奏疏言简意赅，深刻尖锐，组织严密，警策透辟。

王安石的奏疏无论长短，都特别善于引用材料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这构成了他的奏疏的一个显著特点，不仅能够使文章更具警策之意，还可以借古论今，无所顾忌地表达自己的看法。《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大量引用《礼记》《尚书》《周易》和孟子的话语来加重文章的分量；《上时政疏》中将《尚书·说命上》中的话化用为“药不瞑眩，厥疾弗瘳”，反映出他渴望统治者支持他变革的迫切心情和勇气。病重的人在服完药之后，如果没有出现不舒服的现象，那么就不能彻底治愈疾病。王安石希望仁宗“以终身狼疾为忧”，“狼疾”出自《孟子·告子上》，这里指致命的疾病，这样就巧妙地劝诫了仁宗皇帝要时刻保持自身修养，不能麻痹放纵，养成不可治疗的疾病；“而不以一日之瞑眩为苦”，希望仁宗皇帝不要把一时改过当作痛苦的事情，改过犹如治病，在经历短期痛苦之后，便会获得永久的康宁。这篇奏疏中，王安石以医寓政，用儒家经典巧妙地论证了变法的正确性，同时也表达了他希望仁宗皇帝支持他变法的迫切心情；在《进戒疏》中，作者同样这样处理。戒，意为警敕之辞⑦，从标题就能看出王安石这篇奏疏意在劝诫神宗皇帝，引用了《尚书·说命上》《论语·为政》《尚书·仲虺之诰》来告诫皇帝只有戒除了声色之欲，才能专心朝政之事，既起到了警醒的作用，又易于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