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女性文学论（下）

阎纯德

摘 要：大陆和台湾同是中国母亲的儿女，同是生生不息的中华文化光照下的子孙。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无论是思想、感情方式还是语言、文学、艺术形式，台湾文学都属于中国文学的一部分。

关键词：踪迹与表现 奠基与形成 女性小说 女性散文与诗歌 发展与繁荣

言情小说与闺秀小说

20世纪60年代是台湾女性文学真正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这十年，台湾出现了不少备受读者喜爱的明星式的女作家，她们多半是多产和畅销作家。

台湾言情小说并非起始于琼瑶，先于她的是华严和徐薏蓝：那时期，前者著有小说《智慧的灯》《玻璃屋里的人》《七色桥》等，其故事多为亲情伦理逻辑中的两性情爱，展示了人生和人性的厚度，“以轻俏的形式，来探讨严肃的问题”（冯德屏）；后者著有小说《绿园梦痕》《流云》《河上的月光》等，以清新婉约之风书写人性、情爱、亲情和友谊。后来，琼瑶于1963年以小说集《窗外》走红文坛，从此开始了几十年的言情小说创作，被称为言情小说创作的集大成者、唯美主义的多产作家，一生创作了《烟雨蒙蒙》《几度夕阳红》《彩云飞》等七八十部作品。她的小说创作承接和发展了中国言情文学的传统，也影响了台湾“闺秀文学”的兴起和繁荣。与此同时，涉足言情小说的还有：邓蔼梅，出版《雨润烟浓》《紫色的风》《雨恨》等；杨小云，出版《斜阳》《千里烟云》《我十八岁》等；童真，出版《相思溪畔》《悬崖边的女人》《爱情道上》等；季季，出版《属于十七岁的》《谁是最后的玫瑰》《异乡之死》；邱秀芷，出版《迟熟的草莓》《江水西流》《千古月》，等等。她们的作品较多地涉及爱情、婚姻、家庭等私人空间，表达方式通俗化，感情方式人性化，这类言情小说成为台湾青少年和女性最热门的读物。这个时期的女作家如雨后春笋地涌现，且都有影响当时文坛的重要作品问世。另外，已经成名的孟瑶、繁露、郭良蕙等人，也都有言情小说发表。后来被称为“前有琼瑶，后有严沁”的严沁（定居香港）及姬小苔、玄小佛等人，也都为台湾言情小说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言情小说与“闺秀文学”的差别并不清晰，具体到作品更难区分。20世纪70年代中叶，台湾“闺秀文学”崛起。所谓“闺秀文学”，系指以男女情爱、婚恋和家庭为内容，是台湾女性文学向多元化演进的重要一步。在中国文学史上，“闺秀文学”一直为平民百姓所喜爱，也是女作家最擅长的文学书写。她们集体营造的“闺秀文学”，主要表现在小说创作方面，其风格各有所长，多以浪漫抒情笔致痛快淋漓地将情爱写得如泣如诉、动人心扉。但不同时代的此类文学在表现形式上亦有不同，有的偏于纯情的婚恋和家庭纠葛，或偏于言情，或偏于性爱，有的典雅，有的通俗、唯美、浪漫，不同的作家，笔下则有不同的内容和风格。这一类“以女性书写挖掘情爱内蕴细节，给那个时代涂染了令人久久难以忘怀的丰富面貌”a。在这十年，以婚恋、家庭为内容的小说占有了读者的大部分阅读空间。这期间，除了当初那些言情小说作家还在继续自己审美领域的创作之外，新一代作家迅速成长起来，活跃的代表性小说作家还有：心岱，著有《母亲的画像》《两全其美》《恍若一梦》等；施叔青，著有《约伯的末裔》《拾缀那些日子》等；萧飒，著有《二度蜜月》《我儿汉生》等；曹又方，著有《爱的变貌》《蝴蝶怨》《云匆匆雨匆匆》等；小民，著有《紫色的毛线衣》《五月的余音》《紫窗下》等；赵淑侠，著有《西窗一夜雨》《我们的歌》等；丛甦，著有《白色的网》《秋雾》等；袁琼琼，著有《自己的天空》《情爱风尘》《苹果会微笑》等；萧丽红，著有小说《桂花巷》《千江有水千江月》等；玄小佛，著有《又是风起时》《沙滩上的月亮》《细雨敲我窗》等；许台英，著有《岁修》《水军海峡》《怜蛾不点灯》等；苏伟贞，著有 《红颜已老》《沉默之岛》《陪他一段》等；姬小苔，著有《奔放的青春》《一夜天使》《夕阳如歌》等；蒋晓云，著有《宜室宜家》《掉伞天》《姻缘路》等；朱天文，著有《乔太守新记》《世纪末的华丽》等；朱天心，著有《天凉好个秋》《方舟上的日子》《想我眷村的兄弟们》《未了》等；方娥真，著有《白衣》《桃花》《就在今夜》等；喻丽清，著有《纸玫瑰》，等等。

从言情小说到“闺秀文学”，以及再后来更前卫的小说，不仅内容丰饶，形式也更多样。一般说来，创作实践与理论总是相伴而行，1994年妇女节，何春蕤为台湾的女性主义提出一个里程碑式的口号，把女性主义从经济自主、婚姻自主推向了“身体自主”，打破处女情结，争取情欲自由，以实现“‘性革命和‘身体革命”b。激进派所主张的就是要做非常女人：既然男的可以当皇帝，那么女的就可以做武则天。这时期，关于女性主义，表现在文学创作上有激烈派和温和派之分，曹又方和朱秀娟等属于后者，“她们不像激进主义要颠覆父权，主张创造性离婚，争取身体自主权，要做‘豪爽女人”，而主张经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全面成功的女人”。此外，在激进派和温和派之间还有折中派，认为激进派应挣脱男女二元对立结构，“把对立、互相压迫的关系转化为‘两性互相尊重。在教育女性‘屠龙之际，也教育男性不要成为恐龙。在破除父权之时，也不要成为另一个令男性恐惧的母权。也就是使两性由互相宰制、压迫的关系转变成为互相尊重、彼此欣赏的并存关系”c。理论的喧哗，也必然直接影响创作，于是便有了李昂的《杀夫》、苏伟贞的《沉默之岛》、平路的《行道天涯》以及朱天文的《荒人手记》、邱妙津的《鳄鱼手记》等充满情欲与政治纠缠在一起的作品。“闺秀文学”发生了嬗变，以至于“色情文学”“同志文学”（同性恋文学）都成为台湾文坛的一道风景。

文学的多元是时代使然，主流文学在岁月的变迁中逐渐被淡化被疏离，新的作家不断出现。其后又出现了一批新生代的代表作家：张曼娟，著有《鴛鸯纹身》《海水正蓝》《夏天赤着脚走来》；吴淡如，著有《人淡如菊》《寻找初恋情人》《海水恋人》等。其他有影响的作家还有：黄子音，著有《一个叫林阿昭的女人》《前任男友》《台北豪放男》等；彭树君，著有《蔷薇岁月》《巫婆的女儿》《末代皇孙》等；詹玫君，著有《曾相识》《血色的桃花》《蝶吻的季节》，等等。

“闺秀文学”作家的作品内容广阔，风格独具。以上女作家均以出色的作品在文坛产生了影响。但是，同属于“闺秀文学”，其内容和风格甚有差距。萧丽红喜欢透过大家庭的人物和生活的点滴来宣扬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善于融合闽南语的精华，写出乡土之美和人情之善，传达中国传统文化的真义。她的女主人公都对爱情、人生没有渴望和追求，命运是宿命的，“随缘”成为“婚姻家庭”注定的哲学。因此，齐邦媛说她的作品写的都是中国文化的光明。袁琼琼小说里的人物都是从她的生活里脱化出来的，钟情于男女情爱的描述，像《情爱风尘》，就是借作品来表现她“对自己四十年来身为女子对爱与性的感觉”（自述）。蒋晓云以入世之心来表现无奈和无望的爱情故事，在小说里多以冷酷心态面对她的人物。朱天文的作品喜欢以嘲谑的手法，对现代人的心理进行赤裸裸的剖析和批判。王德威评论说，作者“越过顾影自怜的藩篱，在后现代的声光色影里，感官与幻想合成为一，堪称是她个人创作的里程碑”。司马中原在《茨冠花·序》中如此评论许台英，由于深入社会，熟悉现实题材，入木三分地刻画了一些人物的丑恶嘴脸，批判的力度“使她的作品洋溢着一种真率的人性光灿”。她的作品早期个性激烈，以写实著称，批判性强；之后则本着“其行可诛，其情可怜”的情怀，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了解；再后则以“清朗的心情，清楚地以天主教的教义”的精神成为她写作的再出发。苏伟贞是关注女性命运较多的作家，她用现代小说的手法解构现实社会和传统主题，如代沟、亲情、友情、老人问题及女子生命中进退两难的无奈、宿命和暧昧心情，因此她的小说便有意无意地强烈表现了社会性与现实性。她笔下男女间虚渺的人间游戏为作品营造了一种悲凉。张曼娟相信人生有无限可能，创作上擅长拼凑记忆，将忧虑、怨愤和生活中不为人知的温柔和美妙诉诸笔端，以一种古典情怀表达爱情，因此她笔下的爱是精神的，没有功利，温馨幸福，无怨无悔。吴淡如擅长以抒情的笔触刻画现代女性内心深处的柔情和炽烈的爱恋，对现代人多变、无言的感情结局探索深刻；她的小说风格温婉恬淡，如水如菊，尽管她的笔下也有关于女性情感世界的感伤、无奈、冲突与矛盾，但是没有大的悲剧。黄子音与以上作家的书写颇有差异，她不写温馨的“理想”，而是深入刻画物欲时代红男绿女的悲喜剧。詹玫君的书写经验，表现生活中的温情。这些作家的作品多属于新一代的言情小说，抑或说是新一代的“闺秀文学”，艺术风格多半委婉含蓄，文笔流畅，清丽脱俗，意象妙曼。她们几乎都是台湾畅销小说作家，不是第一名，就是被誉为畅销书之“天后”或“皇后”。

“闺秀文学”一般不写性，但不是没有性，只是对“性”的处理方法不同。“她们多在精神层面写爱情，让女性以洁净的青春、虚幻的梦想、无怨无悔的奉献，并以这种虚构的人生超越同居、外遇、离婚、雏妓、未婚妈妈这些冷酷的真实，从而进入自我追求的理想境遇。”d但是，也写性别歧视、男女地位不平等和性的商品化现象；而那些“集中写年轻女孩子充满梦幻的爱情，使作品接近于琼瑶式的通俗言情小说；她们不避工商社会背景下都市男女畸形感情和灰色人性，其作品又带有都市言情小说的面貌”e。由此看来，“闺秀文学”，作为精神食粮，对读者来说，有其温柔的一面，对社会而言，又有辛辣的一面。

散文和诗歌

1.女性散文：台湾文学的重要收获

散文是中国文学长河中最悠久和最辉煌的文体形式，人文精神传统经久不衰，承传至今。“孔孟之温文肃穆，庄列之飘逸灵动，史传之厚重笃实，唐宋八家的风骨兴寄，晚明小品的洒脱情趣”，一直是中国散文之文心和文章的典范与艺术命脉f，也一直是浸染和滋养台湾女性散文的主要精神营养。

20世纪50年代，是台湾散文创作的兴旺时期，而兴旺的重要原因，就在于风起云涌的女性作家的创作，她们以其创作实绩参与搭建了台湾文坛。因此，若说女作家是台湾文学的半边天，实属实事求是的描述。由于她们的耕耘，致使“白话文在台湾能够保持活泼的生命力”g。

台湾的女作家多，尤其写散文的作家多。虽然她们的散文多写日常生活、身边琐事——婚姻、爱情、家庭、丈夫、子女及朋友，等等，但也有大事、深沉的事、寄托理想的事，所表现的生活和社会领域既有“小我”，也有“大我”。人称台湾的女性散文“国色天香”、春色诱人，是客观的真实评价。谢冰莹、苏雪林、张秀亚等人把女性文学的传统带到了台湾，影响了几代作家，后经艾雯、琦君、王琰如、刘枋、邱七七、毕璞、张晓风等人的耕耘，不仅使台湾的散文创作成为台湾女性文学的鲜丽的亮点，也成为20世纪台湾文学史的重要收获。余光中说，在台湾文坛，“女作家最出色的表现在散文”，“散文盛行于台湾，而且由许多女作家来撑场面，实在是台湾文坛上的一大胜景”。h

台湾女作家在散文创作上对于中国人文精神和散文风格的继承尤为忠诚，连像张秀亚、胡品清这样长期从事外国文学教学和研究的作家，虽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但其思想和追求也还都是中国文人的精神境界，其“美文”创作也总是浸透了浓郁的中国文化意蕴。

女性创作总被认为是清一色的阴柔化，其实在她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寝馈耽玩中，含英咀华，深层地接受和濡染了传统精神，并化为作品的血肉。她们的创作不乏儒家“载道言志”文学观念的淋漓表现。她们的创作，虽然天地不甚宽广，但其多数却是从“战斗文艺”中冲杀出来表现自我情愫的一群。尽管她们的创作带有天然的“闺秀之气”和女性的温婉、贤淑和静雅，但作品中也不乏家国情怀、平民性格和乡土芬芳，甚至也有纵横不羁和嬉笑怒骂。

在台湾风姿绰约的散文中，女作家无论是咏物写人，还是写景抒情，或是议论，都显示出特别的天赋才华。论品种，她们的散文有抒情、叙事、小品、杂文、随笔、游记、报道、书信、札记、日记及序跋，也是“十八般样式，应有尽有”。论题材，“大至国家民族人类太空，小至草木虫鱼雪花露珠，大凡自然、社会、人生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几乎都在散文世界驻足、留影；论风格，纤柔如三春柳丝，热烈如九天飞瀑，绮丽似云蒸霞蔚，壮阔似碧波万顷，轻歌曼舞与金戈铁马并存，山泉叮咚与激流出峡同在，有山村月夜的宁静，也有都市白昼的喧嚣，有的吸纳古今，有的融汇中外”i。这便是台湾女性散文丰富性的写照。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谢冰莹、苏雪林、张秀亚、艾雯、琦君、徐钟珮、钟梅音、王文漪、刘枋、王琰如、罗兰、张漱涵、张雪茵、张晋秀、林海音、陈香梅、邱七七、心蕊、侯榕生、胡品清、丹屝、张晓风、张菱舲等人，都先后以各种风格的散文之风吹醒了台湾的女性文学园地。台湾的女作家，除了以散文立足文坛者外，还有小说作家、诗人和评论家，几乎也都涉足散文。

在20世纪80年代，余光中在《亦秀亦豪的健笔——我看张晓风的散文》中说，台湾散文作家以年龄和风格分为四代。如果把女作家摘出来，第一代有谢冰莹、苏雪林、张秀亚等人；第二代的女作家占据了台湾文坛半壁江山，笔力最健者是琦君、艾雯、徐钟珮、罗兰等人；第三代“年龄颇不整齐，从四十岁到六十岁，社会背景也很复杂”，其中以林文月为代表；第四代作者最众，潜力最大，其中包括张晓风、罗青、陈幸蕙等人。余光中还说：“大致说来，第二代的风格近于第一代，多半继承五四散文的流风余绪，语言上讲究文白交融，笔法上讲究入情入理，题材上则富于回忆的温馨。第三代是一个突变，也是一个突破。年龄固然是一大原因，但真正的原因是第三代的作家大多接受了现代文艺的洗礼，运用语言的方式，已有大幅的蜕变。他们不但讲究文白交融，也有兴趣的酌量做西化的试验，不但讲究人情世故，也有兴趣探险想象的世界。在题材上，他们不但回忆大陆，也有兴趣反映台湾的生活，探讨当前的现实。他们当然欣赏古典诗词，但也乐于通过现代诗的艺术，开拓散文的感性世界，同样，现代的小说、电影、音乐、绘画、摄影等等艺术，也莫不促成他们观察事物的新感性。”这一始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台湾女作家及其散文创作状况的分析，可以视为是对台湾五十多年的散文历史的概括。

自女性散文的领军作家谢冰莹、苏雪林、张秀亚、琦君、艾雯、徐钟珮等起始，台湾的女性散文已经在文坛竖起了自己的旗帜。她们带着浓重的乡愁辛勤开垦，对台湾女作家的散文创作影响深远，她们建造的文学精神，滋养了一批后起之秀。“战斗文学”的政治化、口号化的散文八股日薄西山之后，再经过20世纪六七十年代现代派和乡土派的论争，散文较早地疏离了“政治”怪圈，创造了自己百花盛开的家园。书写现实、表现社会和人类感情的散文日益兴起，题材扩大，形式多样，立意深刻的精美散文之风日盛。社会的变迁永远是文学变化发展的杠杆。当台湾由“戒严”、封閉到开放，社会从农耕到工商，由农村到都市，由传统到现代，一路走来，这个天翻地覆的变化，使女作家的心灵好像经历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解放”，她们的身影出现在社会的各个角落，生活视野空前开阔，情感内容更加丰富。社会的巨大变迁，在许多女作家的创作中也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与七八十年代的散文创作之内容与风格变化较大，但是，最大的变化是都市的、知性的现代散文的崛起，然而绝大部分女性散文的基本境界依然还是现实的、传统的，格调相比之前变化不大，关注人生和社会以及较多地自由书写个人生活琐事依然还是台湾女性散文的主流。郑明娳说：“虽然不再沉潜于抒情为主的叙述模式，而从知性的角度观察人生的感官世界，表现了更多的形而上的意义；田园散文在于三度空间观物，都市散文则在于四度空间出入，田园散文是平面的，都市散文是立体的。”都市散文与田园散文并立，但是都市散文毕竟有了大大的增加，这包括对都市人的生活和心态的表现、对于浮躁的现代人生的批判，等等。都市散文与田园散文的主要区别，则在于作者的思考方式更加主体化。在此期间，女性散文园地，取得重要成绩的当属张晓风、三毛、简等作家。

到了20世纪80年代，散文出现了一个繁荣局面，诗人和小说家纷纷涉足此道。知性散文异军突起，突破陈规，以新的思维闯入文坛。洗去空洞说理，除却浮情泛滥，代之以真知灼见，散文的内涵有了新的开拓。这时期的女性散文少有过去的多愁善感，多了从容自信和睿智大胆。女作家的自由心态、自主意识，凭借散文得到自由张扬。张晓风、夏宇、罗青、洪素丽、简、陈幸惠、苏伟贞、方娥真和吕大明、郑宝娟、龙应台，等等，都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家，她们以其情智并茂、风格各异的作品，丰富了台湾的散文创作。这时期的女性散文，“对都市人生活情状的描摹与剖析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作家就人们所关心的“环保问题、住房问题、社会治安、能源紧张”等，都在生态散文、政治散文中进行了表现。传统的田园和山林散文依然如江河涌流，作家们以“坦然洒脱的姿态面对自然山水，将自我融入其间，从中吟味人生的诗意和悠闲”。她们“描绘台湾城乡生活的变迁，尤其是有关台北社会的人物、事件以及现代社会中都市人的孤独和落寞”和对逝去的风俗习惯的留恋，对都市文明负面效应的痛恨，都在乡土散文中得到了倾诉。

2.诗歌创作：台湾女性文学的先锋文学形式

从20世纪50年代迄至21世纪初，在这半个多世纪中，台湾先后出现的女诗人有一百多人！0，她们的创作是台湾女性文学的重要收获。

台湾诗歌“窄于传统，却开阔于西方的异常文化环境”，成为鼓荡现代诗潮的一个重要因素。现代诗潮虽对女性诗坛有影响，但其表现并不太大。应该说多数女诗人的作品，还是天然地有着较多的传统色彩。台湾女诗人以其新鲜的视野，或玲珑或清新或婉约或温柔或现代的不同风格，展现出台湾诗歌艺术的开阔天空，她们如冉冉升起的“水仙”，如“一片花团锦簇的盛宴”，使得台湾女性诗坛灿烂夺目。除了曾以日文创作诗歌的陈秀喜、杜潘芳格最早记录台湾女性诗歌历史的印迹之外，真正参与搭建起台湾诗坛的各个时期的重要女诗人有蓉子、张秀亚、胡品清、林泠、心迪、李政乃、夐虹、朵思、罗英、叶红、零雨、彭婕、黑德兰、洛水、古月、蓝菱、淡莹、陈敏华、张香华、涂静怡、席慕蓉、钟玲、冯青、洪素丽、夏宇、方娥真、朱陵、张芳慈、苏白宇、斯人、沈花未、王瑜、刘延湘、宋后颖、李元贞、王丽华、翔翎、利玉芳、沉思、庄云惠、谢香、曾淑美、陈斐雯、万志为、罗任玲、颜艾琳、筱晓、苏凌、曾妙容、刘毓秀、江文瑜，等等，都在台湾女性诗坛上留下较深的足迹。

像古今中外的诗歌历史那样，台湾女性诗坛，也一直存在着流派之分、风格之别。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就像两条平行流动的大河，一直竞赛着向前涌流。就风格而言，或“现实”或“现代”，在同一个诗人身上，在不同的创作题材上，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手法和风格，就是说同一位诗人，既可以写“现实”的诗，也可以写“现代”的诗。

台湾“现代主义”诗歌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其一，肇始于1953年春诗人纪弦创办《现代诗》杂志至1956年以他为首成立“现代派”诗群，是台湾现代主义诗歌的初期阶段；其二，1959年初《创世纪》诗刊扩版，追求艺术上的现代性，成为现代主义的艺术收获期；其三，1962年《笠》诗社成立至《创世纪》停刊，标志着台湾现代主义诗歌主导诗坛的尾声。从此，台湾诗歌出现了一个“多元并存的新的艺术发展阶段”！1。但是，就女性诗坛而言，现代主义的诗歌之河，其流虽细，却从未断流。

现代派弃绝“唐诗宋词元曲”传统，拒绝“贩卖西洋古董到中国市场上来”冒充新东西的冒牌货，而要以新的“表现手法”以达到“现代化”的境界，向“世界诗坛看齐”。“现代派”在其“六大信条”中说：“第一条：我们是有所扬弃并发扬光大地包容了自波特莱尔以降新型诗派之精神与要素的现代派之一群。第二条：我们认为新诗乃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第三条：诗的新大陆之探险，诗的处女地之开拓；新的内容之表现，新的形式之创造，新的工具之发现，新的手法之发明。第四条：知性之强调。第五条：追求诗的纯粹性。第六条：拥护自由民主。”！2在中国，政治就是一切的时代，文人很难摆脱“政治”的缚拌，虽然他们的“宣言”也有政治内容，但实际上负载着强烈个性生命意识，对于改变附庸于“战斗文学”的台湾的诗坛而言，无疑具有“叛逆”和“革新”的意义。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台湾女性文学诗坛的活跃期，诗人多，艺术形态多元化，女性意识高涨，是其主要特征。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变幻，台湾女性诗坛呈现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乡土派和后现代派四个艺术形态并存的局面。它们成长着，竞争着，也发展着。

发展与繁荣

20世纪末，台湾女性文学中的“闺秀文学”还是一棵根深叶茂的常青树；不过，历史风向已经随着政治解禁而发生了深刻变化，那些受过欧风美雨思潮吹拂的女作家，脱离“闺秀文学”， 转移笔锋，为平静温婉的台湾女性文学平添了激情、叛逆和“疯狂”。这时，西蒙·波伏娃的西方女性主义已经传入台湾，从美国哈佛归来的吕秀莲连续推出女性主义著作《新女性何去何从》《帮她争取阳光》《寻找另一扇窗》，杨美惠和李元贞也为当时女性主义鼓与呼，《联合报·副刊》《中国时报·人间》及捧红她们的主要媒体积极推介新生代女作家，并将文学大奖奖给她们，使其红遍台湾。

文学的变异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展，并与阅读世界形成互动关系。作家不断诞生，新潮作品层出不穷，这是一个永远奔流的文学长河。台湾女性文学经历了由抗战文学、思乡忆旧的集体记忆和想象、现代主義和闺秀文学等各个历史时期，由传统而现代，不断向前发展。但是，台湾女性文学史之20世纪80年代之后最值得纪念，这个时期由于她们的集体崛起，并以新女性主义文学为旗帜，而使台湾女性文学发生了质的变化。1987年7月15日，台湾国民党当局解除长达四十年的戒严令，给了这个被禁锢的岛屿以自由。这自由如一夜春风，给台湾吹来了一个新的季节，遍地女作家争先恐后地抢占台湾文坛，她们是李昂、廖辉英、朱秀娟、袁琼琼、萧飒、苏伟贞、罗英、方娥真、许台英、曾心仪、周梅春、李元贞、简、冯青、沈花未、洪素丽、陈烨、陈幸蕙、龙应台、郑明娳、平路、陈艳秋、叶翠苹、曾淑美、陈斐雯、夏宇、利玉芳、罗任玲、颜艾琳，等等。各个族群的女作家，以小说、散文、诗歌、纪实等各种形式和风格的作品书写历史和社会现实的记忆和想象，内容丰富广阔，史无前例。

另外，将历史转化为文学，以历史小说创作为己任的女作家凤毛麟角，但在20世纪70年代末走上文坛的林佩芬却是一个。既然历史小说是文学，它的本质就必须遵循艺术原则，不是如实地记载历史，而是形象地描绘历史，让历史以艺术形象在艺术氛围中鲜活起来，“使干涸的历史故道重现波涛汹涌，万船竞渡”，使干尸重新得到生命。林佩芬在创作上是一位我行我素、不追求潮流和时尚的作家，一生都致力于历史长篇小说的创作，搜集史料，挖掘历史精神，尤以明清王朝为历史背景，达到了“文史哲”的高雅人文境界，她的《努尔哈赤》《西迁之歌》《辽宫春秋》《天问》《两朝天子》等成为现代历史小说的奇葩。写武侠小说的女作家也很鲜见，而荻宜却成就不菲，著有《双珠记》《不空游侠》《明镜传奇》《采花记》《江山梦》《女侠燕单飞》《醉梦楼》《凤在江湖》等。这些不受任何框框拘束的女作家的集体亮相，使台湾女性文学有了一个飞跃。

台湾“新女性主义文学”的“武库”来自西方的女权主义，它启蒙了一些女作家的创作思想。在她们面前，过去的老问题有了新的观念。女性角色开始转变，从家庭走向职场，从私人空间走向公共空间，贤妻良母变为社会角色。但是女性之路依然坎坷，遭遇重重，旧的问题没有解决，新的问题却又接踵而来，性别歧视还是无法制服的社会魔鬼。

几千年来，社会中最受压迫的是女人。女性文学记录了她们的呻吟、呼唤和反抗以及对于自由、男女平等的诉求。女性主义给女作家的创作带来一种清醒，她们将叛逆精神带到自己的创作之中。她们从“传统”走进“现代”，婚姻结构、家庭模式、爱情观念、事业前程、角色冲突等，成为她们创作时的思考。“她们的描写往往从传统女性和职业女性的层面展开，在传统女性那里，婚变、外遇带来的情感危机和人生搁浅，是她们遭遇的致命伤。在这种境遇中挣扎、沉沦或突围，构成她们主要的人生内容。”！3在“新女性主义文学”的思潮中，李昂是“领军”人物之一。她以创作直面台湾社会，一篇颠覆父权神话的惊世骇俗之作《杀夫》，令台湾上下目瞪口呆。除了李昂的《杀夫》《爱情试验》《暗夜》，萧飒的《唯良的爱》《二度蜜月》《如梦令》，袁琼琼的《自己的天空》，廖辉英的《油麻菜籽》《爱与寂寞散步》《红尘劫》《今夜微雨》《盲点》，朱秀娟的《女强人》，它们的女性主人公都在从“原来的从属地位逐渐向主体地位移动，在求生存、求平等、求发展的奋斗中，显示出思想、信仰与力量的锋芒”！4，内容和价值观表现出女性的叛逆性格与自强精神，与此前女作家的创作大相径庭，为台湾女性文学的现代性亮起了新的旗帜。

文学随着社会发展，作家也往往因为身处不同的潮流而写作不同题材和风格的作品，这几乎就是一种规律。台湾从农业社会到手工业社会，再到工业和精密科学社会，巨大的社会变迁，直接影响着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台湾文化上的深入开放，女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步步深入，也为活跃的女性文学多元书写创造了条件，出现了几代人共同耕耘的局面。

20世纪90年代之后，台湾女性文学之内容既蕴涵政治与历史，也有婚恋与家庭，既刻画心理，也描写情欲，既有男女情仇，也有同性爱欲。在新的历史时期，台湾女性文学又有了新的内容：朱天心以《未了》《想我眷村的兄弟们》、苏伟贞以《有缘千里》《离开同方》、袁琼琼以《今生缘》等作品，揭开了“眷村小说”的政治解读，传达出弱势族群的心声。所谓“眷村”系指国民党当局迁台后为中下层官兵家属而建的住所，包括空军村、海军村、陆军村、宪兵村、情报村；这个“外省人”的族群随着时间的流逝，最终沦为弱势族群。“眷村小说”所反映的就是这个族群的生存状态和命运。此外，李昂的《彩妆血祭》、萧丽红的《白水湖春梦》、平路的《行道天涯》《百龄笺》、陈烨的《泥河》、蔡秀女的《稻穗落土》等，再度关注台湾的历史和政治，出现了“政治文学”， 她们抹去政治底色，以新的视角还原历史记忆，使真相得以澄清，真实地再现“二二八事件”“清肃运动”的历史。作家从事创作以诚实为本，但是，政治往往将历史歪曲。女作家对政治的焦虑，终于通过爱情故事等女性议题的书写，深刻表达了外在的政治意蕴。

此外，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台湾的女性文学以颠覆权威，反中心和主流，解构崇高、神圣为己任，以文学的形式将“同性恋”的“性少数”推到多数人的面前。朱天文的《春风蝴蝶之事》《荒人手记》、曹丽娟的《童女之舞》、李元贞的《爱情私语》、苏伟贞的《沉默之岛》、杜修兰的《逆女》、邱妙津的《鳄鱼手记》《蒙马特遗书》、杨丽玲的《爱染》、陈雪的《恶女书》《梦游1994》《恶魔的女儿》、曾晴阳的《裸体上班族》、洪凌的《异端吸血鬼列传》《直接》《肢解异兽》《末日玫瑰雨》等小说，在“同性恋文学”上组成这个时代女性情欲书写的大合唱。在以上各种书写的同时，也有对乡土历史和人生的关注，凌烟以《失声的画眉》、蔡素芬以《盐田儿女》《橄榄树》等小说的女性乡土想象，写出了乡土社会与历史的深刻性，拓展了乡土文学的空间。另外，20世纪90年代成长起来的“新世代女作家”张太瀛、宇文正、林丽芬、成英姝、钟文音、林丽芬、杜修蘭、朱国珍、陈淑瑶等，都是台湾女性文学风头正盛的多元发展趋势中的新生力量。

20世纪中国文学是中国文学史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段，而台湾文学中的女性文学，则是这一重要历史时段中的灿烂光环。历史是人类的智慧创造，作为想象和语言艺术的文学，它的历史则是由作家共同用笔蘸着自己的灵魂写就的精神记录。20世纪的中国文学虽然本质上是中国古代文学受到外来文化影响并逐步现代化的结果，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的因子仍然是它的灵魂。台湾的女作家多数是在国家于特殊时代从大陆过去的，她们虽然不是台湾本土作家，但她们多数的成名或取得成就基本都是在台湾完成的。台湾女性文学在谢冰莹、苏雪林、沉樱和张秀亚、林海音等人的主持下，共同为“台湾女性文学的揭幕”，成为台湾女性文学的拓荒者，为中国新文学的辉煌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2017年11月1日改定

a杨照：《四十年台湾大众文学小史》，《文学、社会与历史想象——战后文学史散论》，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3页。

b古远清：《当今台湾文学风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年版，第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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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刘登翰、庄明萱、黄重添、林承璜主编：《台湾文学史（上）》，海峡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4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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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刘登翰、庄明萱、黄重添、林承璜主编：《台湾文学史（下）》，海峡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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