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银屏之死”看林语堂的家庭文化观

⊙曹瑾［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重庆 401331］

布鲁克斯在《小说鉴赏》中指出：“人物的性格是和人物的行为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所以我们曾一再地提出人物行为是否符合性格的问题，就是说，他们的行为在心理上是否真实可信？”依据新批评派“情节、人物性格与行为”的关系理论来审视《京华烟云》中的“银屏之死”，就会发现银屏的性格及其行为前后不一致，这种不一致使得文本产生裂隙，揭示了潜意识中林语堂对以母性为本的家庭伦理观和娶妻娶贤的传统婚恋观的认同与推崇。

一、“银屏之死”与文本的裂隙

纵观《京华烟云》中的情节，银屏为了上位可以说是不屈不挠、不择手段与姚母斗法。她先以美色吸引体仁，令其对她言听计从；面对姚母的催婚，她利用体仁拖延继续待在姚府。面对姚母的侮辱，她嘴里反驳：“我伺候少爷，讨少爷高兴，这是我的本分。他若待下人好，那是您儿子的事。请您告诉我，我犯了什么罪搅得您府上人仰马翻？”在言语交锋上，姚母以上位者身份尽情羞辱，银屏处于下位却也毫不示弱认输，其固执泼辣的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面对假信圈套，她毫不犹豫逃出姚府，果决大胆。为了讨体仁欢心，向华太太学习媚术，以色侍人，未婚先孕。其心智计谋可见一斑，豁得出去拿得回来，下层人的狠劲儿张扬毕现。直至生下儿子，银屏想：“生下来一个姚府上的孙子，使她在一场挣扎里获得了全胜，也使她从此立于不败之地。……她相信姚先生通情达理，会比体仁的母亲更容易接受这个新现实，也许会安排她一个半婢半妾的地位。……她再重新走进姚家的大门，她该多么洋洋得意！”可以说，至此银屏真的在与姚母的斗法中取得了胜利，此刻她只要等姚思安归来处理这件事情就成。

那么，银屏对待姚母“夺子”的表现就有些匪夷所思。姚思安是一个崇尚老庄哲学的人，不拘儒礼，银屏对老爷通情达理的印象亦是产生于此。从后文姚思安主动为银屏迁坟，并将其灵牌放入宗祠可见，银屏若活着，她总能实现成为体仁婢妾的愿望。她的最终判断是正确的。那么她为何不能忍耐一时失去孩子而换来长久的安泰？就算不能得到这个孩子，她也有的是机会笼络住体仁，再生孩子，姚母总不能个个都抢。对孩子而言，长大了总要找母亲，她只要等待就可以，谁也不能抹杀她与体仁有了子嗣的事实。再回想之前银屏为了成为姚家人所做的种种事情，表现出的那种果敢、泼辣、有心计有耐心的性格特征，与她这种明明看清胜利局势却功亏一篑放弃的表现实在是不符。总而言之，银屏前去索子，又因索子失败而自缢身亡的情节显得很突兀，不太合情理，也就让读者产生了人物性格与行为、情节不统一、不连贯的感觉，就是前文所说的文本的裂隙。这让人不得不深思，林语堂为何这样写？透过“银屏之死”他有意识或潜意识想表达什么？

二、以母性为本的家庭伦理观

银屏选择自缢的情节突转点在于“夺子”失败，究其原因，导源于林语堂以母性为本的家庭伦理观。林语堂认为，“母性”是女性超越于“妻性”与“情人”身份的最根本的属性，他极力反对“独身主义”与“丁克主义”。正是母性情感的觉醒使得银屏的心理发生了极大变化，被夺取孩子的痛苦与愧疚将银屏推向了死亡的深渊。在《性的吸引力》一文中林语堂写道：“不过我仍坚持女人只在为母时能达到她的最崇高的身份。……我以为一个女人，不论她在法律上的身份如何，只要有了子女，便可视之为妻……一个女人最美丽的时候是在她立在摇篮的前面的时候，最恳切最庄严的时候是在她怀抱婴儿或扶着四五岁小孩行走的时候；最快乐的时候则如我所看见的一幅西洋画像中一般，是在拥抱一个婴儿睡在枕上逗弄的时候。……我以为我对于女人的见解并非由于迷信母道所产生，而实是由中国式家庭理想之影响。”透过这番观点阐述，可以见出林语堂极力推崇女性的母亲属性，强调家庭生活中母亲的地位及女性诞育子女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极言母子情感超越于一切其他情感，成为建构家庭的重要基石。

这就不难理解银屏失子以后的自杀行为了。婴孩将银屏蓬勃的母性本能激发了出来。在本能母性被激发以后，再泼辣固执有心机的人，也会变得柔软与脆弱，将情感与生活的重心转向子女；同时母性取代了她的情人属性，给予她实际的妻子的地位，令她获得了心灵的满足与安宁。但姚母“夺子”剥夺了她的母亲身份，并间接地剥除了她行使实际妻子权力的机会，银屏自然像祥林嫂一样陷入了失子的痛苦与内疚中。虽然银屏含有借子上位的想法，但她因被夺去孩子而自杀的行为恰恰洗脱了她前期卑微污浊的思想，还原了母性与母爱的圣洁，这一情节正表现了林语堂潜意识中以母性为本的家庭伦理观。林语堂的这种家庭伦理观在其他小说人物身上也有较为鲜明的表现。比如木兰和莫愁，都是在怀孕诞育子嗣以后变得完美圣洁，洋溢着母性的温情。最可感人的当属陈妈，数十年如一日地寻找被抓参军的儿子，从不放弃，获得的薪酬全部用来给儿子做衣服，临终前终于见到儿子陈三，才满心安然与世长辞。这些女性身上伟大的母性令人感动，更为全面地阐述了林语堂以母性为本的家庭文化观。

三、娶妻娶贤的传统婚恋观

虽然深受西方教育影响，林语堂本人的婚恋观却颇为传统，他依然是从传统的男权主义中心出发，崇尚“娶妻娶贤”，认为应选择娴静温婉善于持家的女性作为终身伴侣，即人们常言的“贤妻良母”。这也就成为银屏之死的另一大原因，因为银屏站立在“贤妻”的对立面，以色侍人，包藏野心，又泼辣固执，聪明有心计。她的死亡，既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的自作自受，也是林语堂潜意识中对此类“非妻”女性的不满与批判。《浮生六记》沈复之妻陈芸正是林语堂关于“贤妻”的理想类型，其人蕙质兰心，与沈复举案齐眉，又不失自然亲密，还主动为夫婿觅良妾，确实是男性心目中理想的妻子类型。林语堂与廖翠凤的婚姻亦是如此。虽然廖翠凤不是林语堂最渴望的结婚对象，但五十年的金婚生活廖翠凤的的确确完美展现了贤妻良母的风范，直接影响了林语堂的婚姻观。他常常对朋友说：“我像个轻气球，要不是凤拉住，我不知道要飘到哪里去！”施建伟评价廖翠凤之于林语堂的意义时写道：“在精神上，她尊敬他，崇拜他；在家庭生活里，她迁就他，并向他奉献了由夫妇的爱和母爱合铸而成的深情。”换句话说，集妻性与母性于一体的温婉淑女，是林语堂对为人妻者最基本的要求。

因此，银屏绝不符合林语堂所强调的贤妻标准。首先，她就属于善于以美色诱人的一类女性。小说中写银屏出场，“在纷乱当中，木兰听见母亲责骂丫鬟银屏。……因为银屏浓施脂粉，衣服穿得太鲜艳”。当时是在逃难途中，银屏依然如此打扮，实则是重视美貌难以自弃，显出了其浮露的性格。其后与体仁的相处中，她更是有意用色貌侍人，达到固宠的目的。其次，她性格颇为强势固执，有股泼辣野蛮劲儿。对其他丫鬟的排挤、姚太太的羞辱，都能不落下风地怼回去，并不是和顺温婉的脾性。再次，她几乎没有接受过教育，知识眼光均浅薄，所作所为缺乏内在的德性修养。她没能对体仁的成长进行正向引导或纠偏，反倒跨越主仆雇佣关系发展男女关系，既不符合人道主义，也违背了社会习俗所蕴含的契约精神。更遑论之后她更是跨越道德底线，未婚先孕，二女共侍一夫等。综合这些行为，不难看出银屏的形象实在难与林语堂属意的“陈芸式”女性沾边，所以他把银屏写死，潜意识里其实包含了林语堂对这种女性的批判甚至厌恶心理。

四、结语

林语堂特别强调家庭之中母亲的重要性，极力宣扬女性最神圣的职责就是生儿育女为人母，母子亲情凌驾于其他任何感情之上；其次，他具有娶妻娶贤的传统婚恋观，认为拥有温良贤淑的伴侣对维护婚姻健康至关重要。正是这种对传统家庭文化观的根深蒂固的思想与维护，才导致林语堂忽略了人物性格与行为、情节的一致性，切断了其连贯性，将自我的这种文化意识穿插进去，造成了“银屏之死”，形成了独特的、引人深思的文本裂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