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维度的哈姆雷特型人格及其文化批判意义——以老舍《离婚》为例

⊙于相风［西南医科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成都 400715］

早在20世纪90年代，著名学者钱理群就分析了哈姆雷特型人格从西方逐步东渐的过程，指出了其对20世纪中国文学所具有的巨大意义。哈姆雷特的终极追问与现代文学对现代生活、现代人格的深入思考密切相关，是中国文学所具有的复杂现代性的重要部分。老舍小说绝少从形而上的精神层面对现实生活展开追问，而是更多关注世俗社会中的各种人格及其症候，以此来对社会层面的现实状态进行塑造与反思。这种视角并未减少其深刻性与艺术性，反而使其作品具批判性和真实性。因此，老舍小说中虽然较少塑造精神层面的“哈姆雷特”，却从世俗维度塑造了中国社会转型期另一种哈姆雷特型人格，《离婚》中的知识分子老李就是老舍塑造较为成功的哈姆雷特型人格。

老舍的《离婚》聚焦于20世纪30年代北京的社会生活，以普通科员老李为切入点，集中展示了在那个特定时代的普通知识分子的精神结构及其与时代、社会的关系，并将其放置在深厚的传统文化中进行分析。这样日常生活的呈现使得老李这个人物形象的精神内涵既指向复杂的社会现实，也同时针对其人格中具有的传统文化积淀进行了多向的思考。或者说，老李既是现实社会的镜子，也是传统文化的镜子，集中折射了彼时知识分子的生活困惑、身份焦虑和精神苦恼。与鲁迅等作家笔下的知识分子一样，老李也是处于“反抗的绝望”与“绝望的反抗”之间的哈姆雷特型人格，只是不同之处在于，老李这个哈姆雷特型人格更多地表现在某种世俗精神结构层面，而非形而上的哲学结构层面。小说主人公老李在世俗生活与精神追求中左右摇摆，在传统与现代中不断挣扎，在为社会国家效命还是为个人小家庭糊口中犹豫不定。这个人物具有典型的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的人格“分裂”特点。

一、世俗生活与精神追求之间的分裂

老李到张大哥家吃涮羊肉这一情节，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小说开头，张大哥从老李眉头不舒展，断定老李婚姻出了问题，遂热心地请老李去自己家吃涮羊肉。老李的苦闷并不在此，而是在感情上的浪漫诗意、社会太平光明以及人生永生的向往等精神层面的内容求而不得。而在最为世俗生活象征的张大哥面前，老李的精神追求被视为有趣神秘，如同《火烧红莲寺》所具有的传奇性一般；《千家诗》《唐诗三百首》所象征的传统思想文化在张大哥看来完全无用，因为“诗没叫谁发过财”，思想文化意义在世俗世界里不起作用。像老李这样满腹学问的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浪漫诗意、社会太平、人生永生等精神境界和深层思考，在张大哥代表的世俗世界面前，被归结为妇女孩子和婚姻。张大哥以世俗世界的价值观判断，如果老李的婚姻得以保全，“事实顺了心，管保不再闹玄虚，而是追求——用您个新字眼——涮羊肉了”。“涮羊肉”象征着世俗世界中形而下的口腹之欲，代表着人动物本能的物质追求。当然，老李并非仅仅追求精神世界的圆满，而对人的世俗物质追求不屑一顾。口腹之欲得到满足后，老李也转而佩服张大哥追求物质满足的观点，即“肚子里有油水，生命才有意义。上帝造人把肚子放在中间，生命的中心”。老李对世俗生活的物质欲望的满足也喜欢和留恋，因此老李的精神追求在张大哥的世俗物质满足面前败下阵来。吃涮羊肉这一情节成为精神世界的追求被世俗生活所挤压的象征。吃完张大哥家的涮羊肉，老李接家眷来北平一起生活，这意味着他的精神追求将要被更大更重的世俗生活所挤压。

世俗生活除了有老李所留恋的口腹之欲、父子亲情，还有婚姻关系、工作关系以及因工作而产生的金钱关系，后三个关系是老李所厌倦甚至是厌恶的，但是这些关系组成的世俗生活是任何人都无法脱离的。这些关系组成的巨网将老李这位转型期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全面包裹并对之碾压。

后四个关系中，其中的婚姻关系首先不能给老李以安慰。妻子成为世俗世界在家庭中的象征。妻子只知道在老李生病的时候伺候他，为他留一口好吃的，给他买卫生衣，照顾孩子，但却不能走进老李的精神世界。在老李看来，妻子所关心的问题都是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具体而琐碎，“她的一切都要是具体的”。老李给她念的小说，她听不懂，也不想去试着了解，只想着琐碎实际的家务。因为他与妻子各自的立场经历和学识眼界不同，夫妻二人无法产生精神上的沟通与共鸣。

在工作中，笃信公平正义的老李深感厌恶却又不得不维持与蝇营狗苟的同事们的表面友好关系。工作关系折射出老李的社会处境。在老李看来，所长“官僚兼土匪”，小赵“骗子兼科员”，张大哥是“男性的媒婆”，吴太极是“饭桶兼把式匠”，孙先生是“流氓兼北平俗语搜集者”，邱先生是“苦闷的象征兼科员”。这群同事除了品质不堪之外，对于本职工作完全不认真，马虎应付，“能晚到一分便晚到一分，能早走一分便早走一分”。财政所即是社会的缩影。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意识使老李不得不发问：“这一堆东西也可以组成一个机关？”而现实是，这样的一群人恰恰组成了一个机关，一个重要的政府机关，一个对社会行使重要财政权力的机关。张大哥的儿子张天真被捕，老李看到“每根毫毛都是合着社会的意思长”的张大哥仍不免被这个混乱无序的社会欺侮，被小赵之流愚弄。“天真是被一个全能的机关捕了去，这个机关可以不对任何人负责而去办任何事。没人知道它在哪里，可是人人知道有这么个机关。被它捕去的人，或狗，很少有活着出来。”而老李的世俗生活和精神追求都建构在这样一个污浊不堪的社会之上。在张天真被捕后小赵敲诈勒索趁火打劫，完全没有对同事张大哥的一点怜悯之情。骗子恶棍神通广大，他们能做到规规矩矩的老实人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事情。精神上高蹈的老李认识到价值规范失序的社会如同“地狱”般黑暗恐怖，产生“非打破地狱不可”的革命意识。社会现实又让他意识到“想打破地狱的大有人在”，几番尝试却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黑暗污浊的社会。各种势力都在这个社会轮番较量，但这种较量只是换汤不换药的形式变更，价值颠倒混乱无序反而在这种形式变更中越来越变本加厉，社会最深层的衰朽本质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整个社会成为一个“鬼世界”。老舍通过老李的观察与思考将腐朽堕落的社会依然运转的顽固性揭示了出来。

知识分子的生存需求使老李成为搜刮民脂民膏的国家机器中的一员。财政所也是国家机关的一个缩影，象征着整个国家机器。但是财政所唯一做的事情就只是剥削人民，“吃钱，吐公文”。老李清楚，衙门搜刮民脂民膏以养肥个别人，这无比可恨；知识分子追求的是救世，造福社会，承担社会的责任。然而，知识分子也是人，人无法脱离最基本的生活条件而只活在精神世界中，为了养家糊口，老李不可能脱离更无力打破这个作为生存依靠的官僚部门。“碎了这块布等于使砖塔胡同那三口儿饿死。”即使非常清楚这个衙门剥削压榨人民，搜刮民脂民膏，是应该反对甚至推翻的，但在生存面前，无任何生产资料的知识分子也不得不继续依附于此，以获得一份稳定的薪水来养家糊口。这也是知识分子在现实面前无力行动的最深层的根源。老李就在这种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与世俗生活的矛盾之中犹豫徘徊。

二、眷恋传统与融入现代之间的吊诡

有论者如此界定老舍小说中老李这类人物形象：“尽管当时的知识分子，在思想理论、文化观念上反封建是彻底的，但在行为模式上又较多地保留了传统的东西，这就使得他们原先在各个领域所冲击的东西，后来又都默默地复活了，包括传统在他们身上的复活。”“传统在他们身上的复活”并不直接导致他们回复到传统人格，而是特定的时代背景造成了老李在眷恋中国传统生活与向往西方现代生活之间难以弥合的撕裂状态。老李回想起幼年的乡间时光。“‘学生’，人们不提他的名字，对他表示这敬意。”中国封建社会传统读书人认同“学而优则仕”的路线，认为拥有了知识的读书人总会逐渐走入仕途从而掌握权力，有了权力就可以救世，有知识有学问是可以与有权力画等号的。因此，人们对“学生”，对掌握知识的人怀有敬意。老李这一代知识分子在中国传统崇敬读书人的氛围中接受教育。“自觉的是‘学生’了，家族，甚至全国全世界的光荣，都在他的书本上；多识一个字便离家庭的人们更远一些，可是和世界接近一点。”老李也自认为是“学生”，认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中国传统文化。然而时代在发生转型，老李成为“光绪末年那拨子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孩子们中的一位”，成为了现代的大学生，而不再是通过科举走进仕途的旧式举子。但老李的社会责任感却并未发生改变，“大学生，还是学生，……是将来社会国家的天使，从云中飞降下来，把人们都提起，离开那污浊的尘土”。青云直上，以天下为己任，救人民于乱世，这种传统儒家的人生理想在老李身上继续延续，并未因为身份的改变而中断或者褪色。

《离婚》并没有明确交代小说发生的时代背景，而是通过小说中的具有时代特色的词汇将小说发生的时代背景显示出来。如“闹共产党”“英国银星烟斗”“商务印书馆”“有声电影”“《火烧红莲寺》”“布尔乔亚”“月份牌”“改造脚”“陈嘉庚的罐头”“美国留学”“生育节制”“国际联盟”“马克司”“‘五四’以后的事儿”“自由结婚”等等，通过这些饱含时代色彩的词语，我们能大体确定《离婚》人物生活的时代，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此一时期，日本英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将商品倾销到中国，外来商品如“洋火”“洋蜡”“洋炉子”等等，已经进入普通百姓的生活，新科技产品如电灯电话留声机也开始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使用，人们日常生活中连毛衣的重量单位都要以“磅”来论。政治上各种党派势力明争暗斗；西方各种思想借助小说电影等媒介广泛散布，高歌猛进，大有取代中国传统思想之势，个性自由恋爱自由等新思想新观念观念已经在年轻人中产生影响。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在这样的时代现实面前逐渐式微。很多青年人接受了新式学校教育，他们开始弃旧图新，其中有的如“马克同”的只知皮毛的不成功的“革命”，也有的如小赵、张天真学会了西方文化的皮毛，以说几个英语词，或者穿着打扮模仿西方电影明星来追求时髦。中国普通百姓要承受各个方面剧烈变化所引起的动荡无序。

此时的政府部门也良莠不齐，各色人等都能成为受老李这样清正知识分子的同事。在中国传统中只有饱学之士才可以仕进。而在现实社会面前，只要能托人情关系，品质不堪之人也能谋得差事，“在衙门里做事用不着学问”。老李逐渐明白，知识分子并非是“社会的天使”，只是仰赖政府薪水的一个小科员，对同事也要“不得不敷衍的敷衍”。“为他们穿上洋服”“随着他们嘻嘻嘻”“得请他们吃饭”，还“得向他们时常道歉”。总之，他要掩藏良知，收起责任感与这些品质不堪的同事维持表面的友好关系。一边是自古以来延续下来的对社会要尽的责任与担当，一边是蝇营狗苟的现实，处在传统与现代转型夹缝中的老李备受煎熬。

另一方面，老李也被西方的恋爱婚姻自由思想所吸引，但现实中他拥有中国传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理想层面，他追求基于自由之上的恋爱的“诗意”和浪漫，现实层面，中国传统的孝道思想深深束缚着老李。他不愿因为解除父母确定的婚姻而违背父母意愿。个人婚姻情感生活上，老李也在西方的自由浪漫与中国传统的确定刻板之间左右为难。

知识分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夹击中进退失据。通过老李这个人物形象，老舍集中展示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既难以兼顾又渴望并采的文化吊诡，其直接结果就是略带病态的知识分子人格。“中西文化的冲突造就了一批病态人格的怪胎，也形成了一群具有双重人格的知识分子。这群知识分子在时代的浪潮中觉醒，却没有斩断与旧的文化观念的关系，他们既不甘沉沦，又无力挣扎，徘徊在理想与责任之间。在思想意识上他们接受了西方文化，但在潜意识中传统思想对他们仍起作用，因此他们生活在精神与行动的分裂之中。”传统与现代的间隙造成的老李的哈姆雷特型人格在老舍笔下主要体现为世俗维度的多重困境，而不是他们对自身文化结构的深入反思。尽管缺乏自我反思，但也能够更深入地展示这种人格形成的社会成因。世俗的哈姆雷特型人格在《离婚》中表现出了巨大的形象塑造力和主题映射力，对小说的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社会抱负与家庭生计之间的两难

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对处于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知识分子进行塑造，是老舍小说的显著特点，世俗型的哈姆雷特人格在20世纪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和历史意义。借由这种世俗维度的哈姆雷特人物，老舍建构了一个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丰富立体的市民世界。“老舍小说的独到之处在于对小市民阶层命运、思想和心理的把握，他重视文化对人的影响，将市民阶层的命运、心理通过文学表现出来，再现他们的生存状态，借以表明自己的文化心态和对国民性等问题的思考。”老李这个人物形象中包含的审美维度和生活向度尤为典型。这种形象塑造承载的仍然是国民性思考，只是表现出与精神性的哈姆雷特人格不同的外在形态。

老李秉持传统儒家救世思想，下决心要为社会国家谋福利，要做“将来社会国家的天使”，要“把人们都提起，离开那污浊的尘土”。救民于水火之中，这是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担当意识使然。然而当老李一旦进入衙门，看到他的同事的状态是，将日常生活琐碎搬到工作场所，心安理得拿着政府发的薪水却想尽办法迟到早退“能晚到一分便晚到一分，能早走一分便早走一分”。同事们浑浑噩噩地活着，敷衍欺哄地应付工作。老李在残酷的世俗现实面前也学会了敷衍并糊涂地活着。然而潜伏在意识深处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却不允许老李糊涂。他在挣扎中不得不承认可供他选择的途径并不多，要么“空洞地做梦”，要么在只顾自己与为大众牺牲之间选择一目标“切实地活着”。接家眷意味着老李为自己的生存而活，意味着知识分子放弃了对普通大众的救世理想，放弃为社会国家谋福祉的可能，转而埋首于个人小家庭的生存温饱。中国知识阶层长期以来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和担当意识已经内化为知识分子的集体无意识，即使决定为自己的生存而活，老李却仍然念念不忘社会国家，依然忧国忧民，并对自己舍弃社会只顾自己的小家庭的行为报以鄙夷，心里暗骂自己“小科员，乡下佬，循规守矩的在雾里挣饭吃。社会上最无聊最腐臭的东西，你也得香花似的抱着，为那饭碗；更不必说打碎这个臭雾满天的社会。既不敢浪漫，又不屑作些无聊的事。既要敷衍，又觉得不满意。生命是何苦来，你算哪一回？”老李既不满自己只为小家庭的面包而马虎生活，又自责自己不能有实际行动改造人们的思想，不敢“杀了小赵们的文化”，更不敢“打碎这个臭雾满天的社会”，推翻现有的社会制度。在社会国家和个人家庭的天平中间，站着左右为难踌躇不决的知识分子。这种困境是现代性的，因而更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文化价值；虽则是庸常的困境，却是真实而深刻的。老舍借由这类世俗生活中的知识分子建构起了写作主体经过叙事通道、抵达特定时代生活现场的有效途径，既是象征性的、也是写实性的，既是普遍性的、也是典型性的，既有深刻的同情、更有强烈的批判。可以说，这类人物性格及其文化人格所具有的叙事功能与意义空间是小说成功的首要因素，并为老舍从世俗层面展开国民性批判和时代批判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需要指出的是，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将知识分子放置在庸常生活而不是深层的精神生活场景加以表现，不独老舍如此，是一种较为普遍的诗学选择，在老舍之前有叶圣陶（《潘先生在难中》、《倪焕之》）、在差不多同时有茅盾、在老舍之后的四十年代则有路翎（《财主的儿女们》）、钱钟书（《围城》）、张爱玲（《半生缘》）等。在当代则有路翎《我们夫妇之间》、杨绛《洗澡》，尤其是新写实小说、新生代小说与大部分所谓“80后”作家、“90后”作家们的作品，纷纷采取世俗叙事，对知识分子的现实困境进行深入展示。在这个序列中，老舍笔下的老李这样的世俗型哈姆雷特人物形象既具有过渡性，也具有独特性。有论者已经指出老舍《离婚》与新写实小说的异同：“时代的分割使《离婚》明显不同于今日的新写实小说，最显著的，是作品主人公老李贯穿全文的知识分子式人生思索，这种思索展示了老李从理想主义者向小市民蜕变的心理历程，同时也不乏作家主体的批判意味，这便与新写实小说家刻意追求的纯客观叙事手法大相径庭。然而两个时代的作家却同样表述了庸常人生中的琐碎烦恼，这种历史循环于是上升为某种象征，某种永恒的概括。”确实，老李的困惑之一是其社会抱负与家庭生计之间的矛盾冲突和难以兼顾，但是老舍并没有将其完全世俗化，与新写实小说中那些过着“烦恼人生”并“懒得离婚”的人物们比较起来，老李还是具有更为深刻的精神困惑的，他的痛苦更多地指向时代和历史，而并非仅仅是个人生活。他无法完全沉入生活，无法忘却自己的困惑与苦恼，更无法“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离婚抑或不离婚，对老李来说，既是一个生活选择，更是一个精神选择。同样，与路翎和钱锺书等作家笔下的20世纪40年代知识分子相比，老李身上的理想主义色彩更为浓厚，嵌入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深度毫不逊色。于是，老李这类人物形象连通了社会现实与文化传统、民族精神与现代乱象、世俗场景与文化思辨，同时具有世俗性和反思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将其称为“世俗型的哈姆雷特形象”。在20 世纪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谱系中，这类人物形象不偏不倚地居于精英的启蒙主义书写和写实的世俗主义再现之间，具有极其重要的身份标识和非常独特的文化内涵，是老舍其他小说、也是《离婚》这部小说的艺术价值与文学史意义的有力证据。

结语

《离婚》是个涵义丰富的小说文本。作者深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将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所面临的世俗生活与精神追求中的举棋不定，传统与现代中的左右挣扎，承担国家社会责任还是为个人温饱生存出力之间的犹豫不决，形象而生动地展示出知识分子在特殊时代的心路历程和艰难选择。小说最后老李对马少奶奶的“诗意”感破碎，放弃科员的饭碗离开北平，带着妻儿和丁二回了乡下。这一方面是对现有婚姻的彻底妥协，对传统的回归；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即使不能对社会国家有所助益，知识分子最终还是不可能做到同流合污，不会放弃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社会良知。老李放弃对饭碗和权力的依附，是对污浊现实的不肯妥协，是知识分子无声的反抗，更是是知识分子在其生存现实中无可奈何的选择。

作为世俗维度的哈姆雷特型人物形象，老李的生活与命运是悲剧性的，尽管这种悲剧主要表现为日常悲剧，而不是理想主义式的英雄悲剧或者启蒙者必然失败的命运悲剧。这种日常悲剧呈现了老舍小说的日常美学与生活叙事，在最为平凡的、现实的、物质的层面审视时代与社会，反思知识分子精神结构中先天的和后天的裂痕，从而为时代写照、为知识分子画像。因此，老李是特定时代的人物典型，是那个时代和那群知识分子的缩影。“小说中并未如当时的革命文学那样开出一副药方，因为人生中最平常的无奈反而是无药可医的，它沉淀在民族文化甚至是人类文化的最底层，难以根除。”也就是说，与哲学型的哈姆雷特一样，世俗维度的哈姆雷特同样可以负担社会批判与传统批判的叙事职能，同样能够抵达民族文化传统的最深处，同样能够展示民族精神结构的本质特点。

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精神性、哲学性的哈姆雷特人物形象是主流，负担了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与反思的绝大部分使命，而老舍的思路显然不同，他更多地从现实生活的角度，以世俗生活的诸多场景塑造知识分子的现实状态，在此基础上转而将批判矛头同时指向社会现实与文化传统，双向地构建起独具特色的文化批判形态，使得他的现实书写与知识分子书写兼具现实性与反思性，其小说的叙事场域得以超越庸常的常态生活而进入更为深刻的文化层面。这种书写策略产生的叙事成果，与主流的、基于国民性批判和知识分子身份焦虑而产生的精神性哈姆雷特型人格不同，却具有同样深刻的社会历史意义与审美价值。《离婚》中的老李可以作为这类人物形象的突出代表，也可以作为老舍小说中普遍的世俗美学的成功个案。

①老舍：《老舍文集第二卷·离婚》，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页。（本文有关该小说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②谢昭新：《老舍的文化心态与中国知识分子》，《北京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

③蔡琳琳：《老舍对现代知识分子人格的探索》，哈尔滨师范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

④姜莎莎、黄德志：《试论老舍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及其文化心态》，《名作欣赏》2011年第32期。

⑤秦宇慧：《小市民的人生烦恼——老舍〈离婚〉及其他》，《沈阳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3卷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