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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康纳小说中救赎思想的来源与表现

时间:2024-05-20

⊙陈睿琦[南京大学文学院,南京 210023]

作为美国南方文学的翘楚,奥康纳对自身天主教徒的身份有着极大的认同感,多次在文章中强调这种身份对写作的益处。例如在《教会与小说家》这篇文章中,她说:“当人们告诉我,因为我是个天主教徒,我就不能做一个艺术家时,我只能悲伤地回答,正因为我是个天主教徒,我就很难不是一个艺术家。”在日常生活中,除了有规律的写作与演讲外,阅读是奥康纳很重要的生活内容。她涉猎广泛,但最为钟情的还是宗教神学方面的书籍,常在与友人的信件中提及她对于书籍阅读的体会。神学家的著作对于她宗教观念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影响,是她独特救赎观的来源以及钟情于救赎书写的重要原因。

一、理性思想与阿奎那的神学体系

托马斯·阿奎纳是中世纪著名的基督教神学家,他所建立的神学体系对基督教神学的演变有着重要的影响。直至今日他的哲学体系依然被广泛接受。奥康纳十分推崇阿奎纳的神学观念,常在睡前对阿奎那的作品仔细研读。阿奎那对于理性与信仰的理解具有辩证统一的理论依据,奥康纳在此基础上将对理性的思考加入到了自己的文学作品中,折射出对阿奎那思想的继承。

早期基督教哲学家认为,自然法来自于上帝的启示,这种启示是人的智慧所无法理解的。它要求人们通过宗教生活的方式追求神圣与正义。阿奎那对这样的宗教观念进行了改造,使上帝的神圣意志带有了理性的色彩。在他的理论中,上帝的创世意志是出于理性与智慧,而非不稳定与情绪化。因此上帝之所以拥有法的权威,就是因为宇宙的社会受到神的理性而支配。由于不同的人对于人类的活动往往做出极不相同的判断,为了使人确凿无疑地知道他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就有必要让他的行动受神所赋予的法律的指导,因为神的法律是不可能发生错误的。阿奎那将上帝意志的理性化,为人的政治和思想生活争取了一片相对独立的天地。

与阿奎那一样,奥康纳同样反对将理性和信仰割裂开来。她所要批判的,是那些缺乏信仰的世俗理性。阿奎那对于理性的推崇是基于上帝这一宗教概念本身的存在,而在当时的南方社会,世俗的理性泛滥已经变成了接近于主宰一切的权威,人与神之间的信仰纽带受到了损坏。有感于人们对于宗教的漠视与世俗理性的崇拜,奥康纳在她的小说中刻画了许多过度崇拜理性的人物形象。这些人虽然并没有实际意义上的违法行为,但她仍旧将其视作一种信仰丢失之罪。而针对这些人的救赎契机则源于他们在现实面前的打击。

在《善良的乡下人》中,奥康纳塑造了一个虽然身陷残疾但十分具有优越感的三十二岁女博士胡尔加。她对于理性的推崇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她不仅瞧不起生活中的男孩子,就像是“能嗅到他们的愚蠢”,也不允许《圣经》出现在自己的起居室里。在阅读的书籍中,她用线标注出:“科学必须重申其理性和严肃性,并且宣布它只和事物的本质有关…科学无意探究虚无。”就是这样一位信仰理性的高级知识分子,却上了“善良的乡下人”波恩特的花言巧语的当,被夺去了自己的假腿。理性并没有使她的头脑充实,反而带给她精神的无尽空虚与生活上的笨拙。

《暴力夺取》中的小学教员雷拜也是类似推崇世俗理性的知识分子形象。他是现代工业社会发展下标准理性人物的代表。在他的眼里,飞机是人类最伟大的工程学成果,甚至因为受伤而一直戴着的助听器也曾被塔沃特质疑过他是否在用这个盒子思考。雷拜不止一次地尝试将塔沃特从他的舅姥爷身边夺走,以让他“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他认为舅老爷的一切宗教理论都是“上帝才明白的胡话”。他尝试教塔沃特以理性的思维来看待这个世界,但最后却依然无法使塔沃特放弃自己的信仰,自己的儿子毕肖也被塔沃特在河中施洗。可以说雷拜在塔沃特面前的挫败一方面是源于舅老爷的影响过于强大,另一方面也能够说明世俗理性在宗教信仰面前的无能为力,即使这样的信仰已经过于狂热。

二、德日进的能量理论和宇宙进化论的影响

法国天主教神父皮埃尔·泰亚尔·德·夏尔丹曾在中国工作多年,德日进是他的中文名字。他不仅是著名的考古学家与地质学家,同时在天主教神学方面有着深入研究。奥康纳不仅阅读了他的许多著作,同时也对他的思想推崇备至。在1961年写给友人的书信中曾说过:“我非常喜欢德日进。我无法理解科学的结尾或哲学的结尾,但是即使你不了解这些,你也能理解这个人。对于有活力的、方式正确的事物,他都是生动的。我还从他的作品中引用了一句话当作题目——‘上升的一切必然汇合’,我准备用作我下部小说集的书名。”德日进的理论将科学与哲学相结合,突破了各个学科的界限,将宇宙的演变和人的精神视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加以探讨,在进化论思维主体下融以基督教精神教义。这对奥康纳的小说写作影响颇深。

德日进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他《人的现象》一书中,蕴含有两种基本理论。其一是从物理能量守恒的方面推导出了物质外表下蕴藏着能量,他将其形容为“物之里”。这种能量普遍存在。德日进认为,既然宇宙的物质在它本身某一点有内在面,则它的“结构也必须具有双重的形式”。例如生物的生命力,人的意识都属于这种能量的范畴。而由于物体的结构复杂性不同,能量的强弱也各有差别。而结构的复杂度与演化都与进化有关。这就引出了他的第二种理论,即宇宙的进化与发展。就是由于进化的存在,物质结构才会不断向复杂演变。在他看来,宇宙的进化是一个上升且不可逆的过程。并且与这种特殊的“复杂化”内卷过程一起发生的是“内化”的增加,换句话说就是心灵与意识的提升。在这种进化的视域下,物质与精神都是宇宙发展演变中的自然现象。

奥康纳对于德日进的精神继承是显而易见的。她同样认为物质世界中存在着精神能量。她将这种能量看作基督精神的渗透。对于物质中蕴含的属灵精神是她描绘的重点。事实上,奥康纳对于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一直持有怀疑的态度。她在《南方小说中的某些怪异方面》这篇文章中对此有过表达:“今天的许多读者和批评家为小说树立了一种正统规范。他们要求一种事实的现实主义,它到最后,会局限而不是扩大小说的范围。”奥康纳时常在最为普通却又无所不在的自然景观中寄寓神意,在其中蕴含救赎的启示与契机。这些意象如影随形,不仅在罪恶涌现时加以显现,如同静静观察的上帝的化身,更在最需要的时刻给予故事中迷茫的灵魂与罪人以引导与拯救,为他们指引正确的道路,来克服生存困境。

首先,自然意象蕴含着罪恶的预示。在《好人难寻》中,正当老祖母独自面对不和谐分子,在求生意志的作用下声称他是一个好人,并且央求他不要对自己开枪的时候,“天空中既没有云朵也没有太阳,周围除了树林什么都没有”。最终不和谐分子还是开枪将老祖母射杀,天空的暗淡预示着罪恶的即将来临。又比如在《火中之圈》中,就在三个男孩闯入平静的农场之前,科普太太与普里查德太太在门口闲聊时,此时的天空“是一片耀目的乌白色”,“空荡荡的天空像是顶着树墙,想要突围而出”。就在三个孩子到来之后,科普太太对他们极尽招待,三个男孩虽然还没有太出格的举动,但已经在言谈举止中显露出野蛮。此刻“太阳在他们跟前沉落,快要落到树梢上了。烈焰般的太阳膨胀着,悬在一张参差不齐的云朵织成的网上,像是随时都会把网烧穿,坠入树林”。天空的阴沉和烈焰般太阳的坠落不仅与当时的物理时间相互对应,更是对即将到来男孩们焚烧树林罪行的象征。

其次,自然意象也蕴含了天惠时刻与救赎的降临。例如在《河》中,天空就一直作为神之意志的化身守护着小男孩。当哈利跟着考尼太太向河边走去时,“周日白晃晃的阳光紧随其后,飞快地掠过浮沫般的灰色云朵,像是要追上他们”。哈利即将在河边面临牧师的施洗,这意味着他与基督信仰的正式接触。因此太阳相对于哈利呈现出一种守护者的形象。而当他在被施洗后下定决心前往基督之国时,“天空是一整片清澈的浅蓝色”。故事的最后哈利通过死亡获得了救赎,清澈的蓝天代表的就是他此刻灵魂的纯净。

同时,奥康纳小说中的死亡书写也和德日进的宇宙进化论息息相关。德日进认为,宇宙发展的尽头就是死而复生后的基督。正是基督的复活战胜了死亡,使死亡灭绝的力量转变为生命的动力,人的死亡才进入新的境界,使一切转恶为善。因此生命的结束在奥康纳的小说中寓意着人自我超越的达成以及神之恩典。正如德日进所讲的,上帝创造、完成和净化世界的方法乃是借有机方式把它们联结到它身上,来统一世界。也正是在死亡的关头,上帝得以进入人的心灵,对他们进行拯救。

《好人难寻》讲述了一家人驾车度假,被通缉犯不和谐分子及他的同党残忍杀害的故事。其中老祖母的性格最为突出。她自私,任性,并且极为狡猾。她不仅突发奇想,诱骗家人绕远路去看自己年轻时候探访过的一个古老种植园,并且瞒着其他人偷偷带上了自己的猫,这直接导致了后面的车祸。在不和谐分子出现后,老祖母不断尝试着向其灌输基督的思想,试图说服他通过祷告冷静下来。而不和谐分子则根本不相信基督。他认为:“只有耶稣能够起死回生,但他不应该这么做,他让万物失衡。”在发现信仰的感化没有用后,老祖母又试图用金钱来对他进行贿赂,这明显违背了基督教的伦理规范。由此可见老祖母所说的一切仅仅是出于求生欲,而非宗教感情。

在故事的最后,其他家庭成员全部被杀害。在发现劝说无效后,老祖母伸手抚摸不和谐分子的肩膀,低声说:“唉,你是我的孩子啊。”而此时不和谐分子的反应则是“像被蛇咬了一口”跳起来,将她射杀。老祖母的这句话体现出她此刻已经真正接受了上帝的恩宠,并且以基督的仁爱之心来看待面前的不和谐分子。奥康纳对此的评价是:“当老祖母把他认作自己的孩子,通过她体现出的恩典感动了不和谐分子,因为她已经被他的痛苦所体现出的恩典感动了。他向她开枪是因为他退缩了,对他的人性感到恐惧,但是等他犯下一切罪行,擦眼睛的时候,恩典又在他的内心深处开始起作用,让他做出了这样的判决:如果他能一直陪伴在她身边,她是可以成为一个好女人的。”死亡使麻木不仁的老祖母真正体会到了上帝的恩典,获得了救赎。而她对身旁不和谐分子的影响也体现了恩典由此及彼的传播。

三、奥康纳独特成长经历的融渗

奥康纳的写作题材多局限在美国南方庄园农场,并且故事情节与人物形象也有着模式化与相似性的创作特点。在对于天惠时刻的书写中,奥康纳常常用死亡来作为人物救赎的最终归宿,这样的写作模式是有迹可循的。她的小说创作倾向与自己的亲身经历紧密相连。其中无意识在这样的心理成因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正如弗洛伊德认为,“性力冲动是人的最原始的本能冲动,其目的是寻求快乐,但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欲望常受各方面的压抑而得不到实现,便退缩至无意识底层。被压抑的欲望无法消失,便要产生性力冲动的转移或升华。艺术便是转移或升华的一种形式”。作为被压抑的欲望的心理补偿,作家在艺术创作中常常映射着自己在生活中的独特经历。奥康纳作品中救赎书写的特征就与这样的无意识息息相关。

首先是小说中强烈的疾病与死亡意识。奥康纳在二十五岁的时候被诊断患有红斑狼疮,自此病痛就和文学一起成了她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奥康纳并没有因此而自暴自弃,反而将其视作是一种独特的人生体验。在一封1956年写给友人的信件中她写道:“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病痛比远赴欧洲的长途旅行更有意义,病痛是没有人作伴的,谁也不能随你同行。死亡之前的病痛是自然而然的进程,我认为那些没有得病的人失去了上帝的一次恩典。”因此奥康纳在创作中从来不避讳对于死亡的书写,甚至将其视作是一种神恩般的救赎。她在小说中的死亡观念与自身的病痛密不可分。对于奥康纳来说病痛是一种象征,也是一种责任。她将对人生和宗教的思考带入写作之中,在为她笔下的角色开启救赎之路的同时,也为自身受到病痛折磨肉体内的灵魂留下一道救赎之光。

其次是父亲形象在奥康纳作品中的缺陷。奥康纳的父亲于1941年身患红斑狼疮去世,这时的她还未成年。父亲早逝给她的童年蒙上了不可磨灭的阴影。而在父亲病故的几年后,奥康纳自身也被诊断患上了相同的病症。因此在奥康纳的小说中,几乎所有家长的角色都是以母亲的形象出现,这直接导致了女性人物对于现实的无能为力。倘若《火中之圈》中的农场里有男主人在的话,那么科普太太与普里查德太太也不会对那三个闯入的男孩子束手无策,一再妥协。《格林利夫》中的梅先生倘若并没有去世,那么梅太太在面对格林利夫一家的时候也不会有着极为强烈的危机感。

除了缺席的父亲外,奥康纳作品中少有的父亲形象也都是以落魄、受伤的状态被书写。例如《瘸腿的先进去》中的谢泼德,他一心想要帮助的问题儿童约翰逊对他毫不感恩,甚至带坏了他自己的孩子诺顿;《暴力夺取》中的小学教员雷拜虽然极力想消除舅老爷对塔沃特的精神影响,但还是无力阻止自己的孩子毕肖被施洗。奥康纳将自己父亲角色的缺席状态从生活中带入小说创作,寄托着对父亲的思念之情。无论是父亲的缺失或是父亲形象的苍白无力,都与小说中的罪恶紧密相连,甚至互为因果。这样的写作倾向与她的生长经历是不可分割的。

同时,自我形象在作品中的投射也与奥康纳自身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在被确诊患病之后,奥康纳就从纽约回到了佐治亚州,从1951年到1964年,她和母亲一直平静地生活在自己的家庭农场中。由于疾病缠身以及关节肿痛等并发症,奥康纳几乎无法随意出行。在农场的封闭生活使她很难与异性接触,终生未嫁导致了她对于性的压抑。而作为有着极高文学素养的知识分子,她在家庭生活之余也对南方社会状况有着清醒的认识。因此在写作中奥康纳也以自己为原型,在小说中塑造了许多未婚、沉迷于幻想的女孩形象。例如《庄稼》中四十四岁的威勒顿小姐。她厌恶生活中的琐碎,认为周围的一切全都一样,毫无“自我表达、创造和艺术的空间”。在对现实生活感到厌倦的同时,她却热爱写作,并且在写作中沉溺于小说的故事情节。创造了一位虚构的人物农场主罗德,并和他生活在了一起。这位农场主“高个儿,有些驼背,头发蓬乱。尽管长着红红的脖子和笨拙的大手,那双悲伤的眼睛却让他看上去像是一位绅士。牙齿整齐,有一头红发,表明他颇有活力。衣服宽大,但他对穿什么都无所谓,仿佛那就是他皮肤的一部分”。这样的形象特征很符合当时南方农村的农场主形象。可以说威勒顿小姐也就是奥康纳自己的一个化身。她在小说中灌注的是自己生活中失落的本能满足,也是对自身命运的思考。

而《善良的乡下人》里的胡尔加就更为典型了。她三十二岁,有着博士学位,因为身体的残疾而装有一只木腿。由于她的心脏状况不好,就算被精心照顾也只能活到四十五岁。在性格上她随着年纪的增长也变得愈发傲慢、粗鲁,总说些莫名其妙的话。胡尔加的性格命运源于病痛以及闭塞的生活环境与受到的高等教育,这些都与奥康纳的生活状态极为相似。她曾在和友人的书信中坦诚说“胡尔加就像我一样”。奥康纳在小说中塑造的这些女性通过想象与现实结合的方式,在表现自己生活本质的同时也寄托着自己对于理想状态的憧憬,从而与小说人物一起得到精神上的救赎。

从人的生存困境出发,奥康纳引入了植根于现实生活的神启观念与存在,在文学作品中深入揭示了救赎在南方社会的方方面面。在对恩典的表达上,奥康纳也将宗教隐喻与暗示意象发挥到了极致,将神的化身寄寓在自然景物与故事情节中,将神秘的宗教与现实相结合,以达到万物有灵的显示效果。童年丧父的人生挫折与后来疾病缠身的人生经历都使她对于死亡与救赎有着特殊的理解。对于死亡描写的偏爱使天惠时刻成为奥康纳小说中十分重要的表现特征。救赎体现在人的顿悟之中,死亡之于罪人是一种灵魂上的净化。这与自然意象中的神之恩典共同构成了奥康纳小说中救赎书写的两个重要特征。和众多的南方作家一样,奥康纳的写作倾向并不是凭空而来,而是结合了独特人生经历与宗教修养的综合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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