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新诗发展流变中的地域性研究

⊙黎丹丽 ［绍兴文理学院， 浙江 绍兴 312000］

岭南诗派是在岭南诗歌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具有浓郁地域色彩的诗歌流派。它是一个整体的名称，包含了岭南不同时期的各个诗人集团及其代表人物。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艺思潮的传入与现代文学的推进，岭南诗派亦呈现出新的发展特质。值得注意的是，岭南新诗的发展流变一方面受现代文坛革新风潮的影响，另一方面也牢牢扎根于岭南本土风俗民情，映现出较为鲜明的地域性。

一、岭南新诗发展中的革命性

岭南泛指由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五座山峰组成的岭岳以南地区，当代岭南文化一般指以广东为代表，地域上涵盖桂、琼两省区在内的地域文化，本文所探析的岭南及岭南新诗则特指广东地区，并不包括后者。

岭南诗歌源远流长，最早见于史籍的本土诗人为汉初番禺人张买，据明代欧大任《百越先贤志》记载，张买在西汉孝惠帝时，“侍游苑池，鼓棹能为越讴，时切规讽”。后历汉魏六朝、唐宋等朝代的历史涵育，岭南诗派于元末明初方始确立，并于明清时期形成诗社，蔚然气候，蓬勃生长。岭南诗派“诗风雄直”、敢于创新、地域色彩鲜明，曾涌现出张九龄、崔与之、李昂英、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等著名诗人，他们为岭南诗歌史留下光辉灿烂的一笔，并倚凭先贤精神浸润影响近代岭南新诗之发展流变。

由于地处我国东南沿海，岭南自古便是我国对外进行政治文化交流与贸易往来的一个重要所在，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通过沿海地区频频进犯我国，岭南地区首当其冲，在炮火的轰炸中艰难开启了民族求新求变之路。列强的入侵一方面使得岭南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另一方面也激醒了岭南人民奋起自强的民族意识，纷纷投身反帝反侵略的革命斗争。

硝烟弥漫的历史环境致使革命性成为岭南新诗诞生之际即显现的重要地域特征，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随着“诗体大解放”之风吹拂至岭南地区，岭南诗歌由此进入一个新纪元。岭南新诗的分期与岭南现代文学史的分期是大体一致的，有学者将1918—1929称为“岭南新诗的突起期”，1930—1938称为“岭南新诗的兴旺期”，1939—1945称为“岭南新诗的动荡期”，1945—1949称为“岭南新诗的艰困期”。在这四个阶段中，岭南新诗一方面在诗歌艺术上不断进行探索与革新，力求新诗形式与技巧的发展，另一方面，岭南人民在战火中流离失所、朝不保夕的凄苦生活亦进入诗人们的创作视野，对人民的同情与对战争的鞭挞、对革命的鼓动成为这一时期岭南新诗的重要题材。

岭南诗歌的革命性传统沿袭自近代梁启超、黄遵宪等先驱发起的诗界革命。黄遵宪为广东嘉应客家人，亦是清末民初文坛上新诗革新的集大成者，他提倡诗歌创作应遵循现实主义原则，坚持“我手写我口”“旧风格含新意境”等创作立场和创作追求，并留下了大量反映历史新旧交替时期中国社会境况、批判社会陈腐没落和反抗帝国主义入侵、抒发爱国情感的近代诗歌。黄遵宪晚年罢官回乡后，在积极推进家乡革命变法与教育事业的同时便专注于新诗创作，其于本时期创作的作品后来大多收录于诗歌别集《人境庐诗草》中，对岭南本土诗歌的演进起着难以忽视的作用。梁启超为广东新会人，近代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与文界革命的发起人之一，梁氏认为诗界革命在于“精神”之新，“非革其形式”，因此主张从欧洲文学中汲取本土诗歌革新的养料，于诗歌革新过程中传播民主新思想，其诗作要旨主要集中于自我抒怀、爱国御侮、怀人酬唱、游历写景等方面，并在创作实践与理论奠基上都躬身力行，有力推动了岭南新诗的发展。

辛亥革命前后，岭南地区反压迫情绪高涨，涌现出了数目空前的革命诗歌。其中有抒发个人革命抱负的，如孙中山《革命歌》、罗仲霍《感怀》；有书写个人革命心绪的，如廖仲恺《民十一年六月禁锢中闻变有感（二首）》 《诀别（二首）》；有悼念革命友人的，如何香凝《悼仲恺》、胡汉民《哭执信》；有凭古吊今的，如黄节《岳坟》，等等，这些诗篇或斗志昂扬，或悲愤感伤，在不同形式的情感表达中蕴藉着相似的爱国情绪与革命情怀。

抗日战争爆发后，左翼文学思潮成为文坛主流，这一阶段的岭南新诗逐渐进入兴旺时期。围绕抗战的时代主旨，岭南诗坛出现了中国诗坛社、抗战诗歌会、诗场社等大量的诗歌团体与刊物，广东诗人冯乃超、冯宪章、冯铿、洪灵菲等加入左翼作家联盟，蒲风加入“左联”诗歌组。本阶段的岭南新诗除继续探索诗艺革新之外，更多的是将诗歌作为宣传与鼓动人民抗战的工具，洪灵菲、冯铿、冯宪章等青年作家既是战士，又是诗人，在他们的诗歌中满溢着对革命的热情忠贞与对敌人的愤怒憎恨，召唤着岭南人民投身为民族独立与解放的革命事业中。譬如冯铿在其诗歌《晨光辐照的曙天时分》中，描写了工人在工地劳动被压迫的悲惨场景，但诗人并没有过多地流露出对工人的同情，而是着重表现了工人“要立即杀出一条坦道”的斗争决心与对革命的曙光即将来到的预言。洪灵菲的长诗《躺在黄埔滩头》回顾了诗人大学毕业后告别亲人、为革命事业奔走冲锋、在大革命失败后四处流亡的经历与见闻，抒发了自己的伤痛苦楚与对革命忠贞不贰的坚定信念。

二、岭南新诗发展中的现代性

沿海地域的开放性特征为岭南诗歌接受外来文艺思潮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而港口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又形成了岭南大部分地区兼容并包之风气，为岭南诗歌实现自我革新的现代性转型奠定了内在基础。早在近代黄遵宪即依岭南独特的地理环境与其留洋的人生经历创作了许多以描写现代事物与现代思想为主旨的诗歌，如《今别离》中所记录的轮船与火车，《为同年吴德潇寿其母辅仁》中所蕴涵的对中西妇女社会地位的差距的思考等。但近代岭南诗歌尽管出现了现代性的新特质，却仍被局囿在“理想宜新，形式宜旧”的“旧瓶装新酒”的束缚中，直至“五四”以后，随着西方诗学的流入与传播，岭南诗坛才迎来诗体的彻底解放与革新。

20世纪20年代，李金发、梁宗岱、冯乃超等人以象征主义诗歌创作在岭南诗坛以至现代文坛刮起一阵鼎新之风。象征主义又称象征派，起源于19世纪中叶的法国，分为前期象征主义与后期象征主义，前期象征主义主张外界事物与人的内心世界息息相通、互相感应契合，提倡刻画个人的感受和内心世界的思想，通过暗示、对比、烘托和联想来表现有物质感的形象，代表人物有波德莱尔、兰度、魏尔伦、马拉美等，李金发诗歌风格的发展即受到前期象征主义的较大影响。

李金发为广东梅县人，早年在家乡接受语文教育，后赴香港、上海求学，1919年留学法国，在巴黎美术学院学习美术雕刻。留法期间，李金发接触了不少法国象征派，尤其是波德莱尔与魏尔伦的诗歌，后二者的诗集《感伤集》 《无词浪漫曲》里忧郁颓废的情绪、隐晦空幻的意境以及“花卉和哑物的语言”均深深吸引了当时深陷留学时清苦心境、挣扎于被异国学生欺侮、对社会丑恶现象感到悲观绝望的李金发，为抒发内心的愁闷，李金发开始了诗歌创作。李金发的象征主义诗歌颠覆了岭南诗坛传承自中国古代诗歌“温柔敦厚”的诗学传统，同时又有别于五四时期风靡文坛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而自成一派，讲求“以丑为美”“从恶中发现美”的美学倾向，并且在艺术表达上长于借助“客观对应物”寓示诗人主观感受，构建诗歌隐晦生涩的美学特质。《弃妇》是李金发的代表作，虽题为“弃妇”，全诗却有别于传统弃妇诗中的哀怨书写，而是寓诗人对生命体验与社会生存的思考于弃妇形象，采用隐喻、烘托、对比等手法，暗示诗人内心的隐忧，在表达对“弃妇”的怜悯、悼念和愧疚的同时，又使全诗充溢着辜负与非难、批驳与对抗、争执与冲突。

20世纪30年代，中华民族进入全面抗战阶段，这一时期的岭南新诗更多地受到苏联和东欧、北欧新现实主义的润泽，在诗歌创作中着重反映具体社会现实，揭示生活理想，并强调文艺与人民的结合。中国诗坛社易名于1937年，前身为广州诗坛社，重要社员有蒲风、雷石榆、陈芦荻、黄宁婴、陈残云等，该诗社为当时岭南地区影响最大的一个诗歌团体，践行着眼于现实主义的诗歌创作宗旨，力主“文艺大众化”方向，重视诗歌与群众的结合，以诗歌为号角沟通岭南人民的家国情感，强化了诗歌的通俗性与实用性，黄宁婴《九月的太阳》、蒲风《钢铁的歌唱》、陈残云《铁蹄下的歌手》、克峰《赴战壮歌》等作品吟唱出了该诗社的壮阔心志与平民情怀。

三、岭南新诗发展的本土性

岭南新诗的兴起与流变牢牢扎根于岭南本土风俗民情，无论是抗战时期运用岭南方言广州话、海陆丰话等创作的情调激昂、描写人民凄苦生活、以鼓吹群众革命为目的的方言诗，抑或是关注港澳社会变革、书写南洋华侨生活的叙事诗，均内蕴着明晰卓殊的本土性特质。

方言入诗传统在岭南地区萌芽于唐代并沿袭至晚清及近代，据屈向邦《粤东诗话》记载：“惠阳叶凤舒，恩焘，晚年为词，得梦窗神髓。早年作粤讴甚有名。广东白话诗尤戛戛独造，一时无两。所作又富，以是名满羊城……可谓绝妙好词。忆咸、同间，以粤语诗得名者，有何淡如《咏项羽》及《张良》诗，久已脍炙人口，但所传不多，不如凤舒之美富也，诗载《嬉笑集》。”20世纪30年代，为配合革命宣传，岭南诗坛再度兴起一阵方言诗潮。海陆丰农民运动先驱彭湃在重视推广贴近农民群众的革命艺术宣传工作的同时，运用海陆丰方言创作了一系列如《田仔骂田公》 《劳动歌》 《成立俺的农协会》 《无道理》的新诗与歌谣，广州诗人郑零零所创作的《木头戏》等粤语诗以及同为广州方言诗人的符公望所创作的《古怪歌》 《亚聋送殡》等一批政治讽刺诗，由于其通俗浅显的诗歌内容与朗朗上口的方言特征，在岭南地区获得了较高的传唱度，一度盛行于海陆丰与广州的大街小巷。

岭南诗人除关注当地民生之外，亦有将视野聚焦毗邻本土的香港、澳门地区社会变革及南洋华侨生活境遇的创作传统，常以细致敏感的笔触抒写对同胞不幸遭遇的同情与对祖国的热爱、对家国前程的担忧。

港澳地区濒临珠江入海口，历史上归属岭南地区，粤、港、澳三地人民自古来往频繁，不少内地人士都曾游历港澳，感慨赋诗，历代有关港澳的诗词为数甚多。明嘉靖、万历年间，澳门为葡萄牙殖民者所侵占，天主教势力在澳门地区迅速扩张，本土文化面临着被殖民文化瓦解的历史危机。番禺诗人汪后来《澳门即事同蔡景厚六首》、香山诗人李珠光《澳门》、新会诗人钟启韶《澳门》、增城单子廉《耶苏》等诗作均记录了这一社会背景下殖民者的入侵情形，并呼吁本国人民对国家受难际遇要保持警惕与鉴诫。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列强铁蹄踏入，香港从一个宁静的小岛沦为被任意肆虐的殖民地区。国家领土的沦丧与珠江对岸的生灵涂炭使岭南诗人发出了愤懑与悲悯之音，彭泰来《辛亥丑事》诗六首其四抒发了对香港岛被割让的愤慨，冯钺《有感》在记录香港被帝国主义侵占过程的同时表达了对祖国前程的忧虑，张焕元《辛丑季冬二日赴靖逆将军奕祁宫保梁中丞李郎中会议复香港》及《壬寅中秋夜师次大鱼山》描绘了岭南地区战争情形与对战争前景的预见。

对南洋华侨生活的再现是岭南新诗创作的另一重要题材。自列强的炮火撞开国门以后，一部分岭南人民或被动或主动地相继出走，步履遍布马来西亚、新加坡、爪哇岛等百来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地区超过半数，东南亚即旧时所称南洋，华侨、华人在南洋的日常生活与思乡情怀成为岭南诗人的书写对象。如广州诗人左秉隆《柔佛王宫早眺》 《飞船》 《咏自来火》等诗就借对南洋风物的歌咏抒发游子漂泊异乡的心境，《华侨有以受侮投诉者作此示之》则慨叹弱国子民在外被欺而无力还手的痛苦与无奈，台山诗人黄景棠《星洲纪游十首》罗列了星洲的风土人情与奇瓜异果，而嘉应诗人丘逢甲《万里梦》则是借音译地名寄托海外游子的故国之思。

要言之，革命性、现代性与本土性是诞生于国家风雨飘摇之际的岭南新诗在近代发展流变过程中所内蕴的重要地域特质，同时亦彰显了岭南文化在历史长河中不断进行自我革新的现代精神。

① 徐世中：《论谭莹对岭南诗派的贡献》，《文艺评论》2011年第8期。

②⑦ 陈永正：《岭南诗歌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③ 席志武，赖旭华：《诗界革命语境下的梁启超诗歌创作》，《中国韵文学刊》2017年第3期。

④ 朱立元：《美学大辞典修订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版。

⑤ 陈颂声,邓国伟：《南国诗潮》，花城出版社1986年版。

⑥ 钱仲联编：《清诗纪事》（光宣卷二十），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