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20
⊙胡 喆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300387]
雪莉·杰克逊因其作品中哥特式风格及反乌托邦思想而备受争议,但毫无疑问,《摸彩》是美国文学史上的一篇经典力作,其结构精妙,情节细腻,写作手法娴熟老练,诚如美国作家乔纳森·勒瑟姆所评价:也许不是每个人都能记住雪莉·杰克逊的名字,但所有人都会记得《摸彩》。《摸彩》于1948年发表在知名杂志《纽约客》上,故事很简单,盛夏六月,美国某个小村庄正举行着一项古老的摸彩活动,虽然该活动作为传统延续了好多年,但没有人知道它的由来,即便如此,村里的男女老少每年都如期参加,每个家庭的户主作为代表前去抽签,谁抽到了带有记号的纸片就表示这家人中奖了。中奖家庭的所有成员会进行第二次抽签,谁在第二轮抽到带有记号的纸片就会被村名砸死,最后苔西·赫金逊太太成为牺牲品。在故事的开头,读者看不出任何的恐怖哥特式色彩,天气和煦,孩子们在广场上玩着石头,大人们则聚在一起聊天问好,好一幅乌托邦式的和谐画面,可到了故事的后半段,悬念的叠加以及对话的诡异让人沉思,这到底是一场怎样的传统仪式呢?直至最后作者峰回路转,随着赫金逊太太的一声尖叫,让作为读者的我们也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庞勒在其所著的《乌合之众》 一书中指出:个人一旦进入群体中,他的个性就湮没了,群体的思想占统治地位,个人行为会不自觉地服从群体意识。群体的轻信、极端与情绪化反应等弱点,显然既为领袖的品质划定了上限,也给他动员自己的信众提供了许多可乘之机。在该小说中,“摸彩”作为一种仪式经久不衰,仅仅源于一句古训:Lottery in June, corn be heavy soon,这充分显露出人类轻信无知的愚昧思想。面对残酷暴力,甚至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替罪羊的摸彩仪式,村民们没有质疑没有反抗,每个人都成为这场荒谬活动中的参与者,即使他们不懂这仪式的由来及意义。正如庞勒所言:进入了群体的个人,在“集体潜意识”机制的作用下,在心理上会产生一种本质性的变化。就像“动物、痴呆、幼儿和原始人”一样,这样的个人会不由自主地失去自我意识,完全变成另一种智力水平十分低下的生物。人性中隐藏的特性,冷漠自私、明哲保身以及事不关己的态度更使这一病态的群氓效应恶化,无论是赫金逊太太为了让自己抽中几率降低而想让已嫁入他家的女儿也来抽签,抑或是戴拉克罗莱太太在最后的“狂欢”中挑了一块巨大的石头,都使人感叹那可怜而可悲的人性。
整篇文章也表达出作为反乌托邦作家之一的雪莉·杰克逊对于美国政治的隐喻及讽刺,20世纪40年代,世界动荡,人们的生活被恐惧和迷惘所包围。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泛滥成灾,《摸彩》这篇小说正是对人们所向往的“多数人统治”——民主制度的质疑,即在群体参与的民主形式下,在人人有份和机会平等的社会活动中,民主方法也仍然可能是摧残个体乃至杀人的集体暴行。小说中的村庄即是一个社会,摸彩这一仪式就好比选举制度,带有随机性、煽动性和盲目性,村民们无意识、无目的、无意义地聚在一起,都希望自己不会成为替罪羊,当赫金逊太太摸彩中奖后,他们则毫无怜悯地行使着刽子手的任务,共同完成了这场集体犯罪。杰克逊的观点很明确,通过这篇故事,她告诉了我们多数人统治的方法不可信赖,因为它无法制止或消除人性深处对权力和金钱的欲望,对他人受苦受难的漠然置之以及对自己逃脱灾难的幸灾乐祸。可以说,群氓的集体无意识酿成了这场荒谬可怖的悲剧。
在《知识分子与权力》一文中,福柯说了这样一段话:“毕竟,直到19世纪,人们才认清剥削。但人们大概永远不知道权力是什么。可能马克思和弗洛伊德还不足以帮助我们认识这个神秘的,被称作权力的,被到处授予人的东西。它既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既是显现的,又是隐蔽的。”在《摸彩》中,虽然村民们并不知道仪式的由来及其意义,但却被当作一种习俗、一种义务去履行,这种仪式,其实就是一种隐匿的权力机制作祟。不管是迷信也好,有意为之也罢,这种仪式最初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实施统治所建立的体系之一,村民们即是被统治被驯化的群体,而摸彩仪式是由权力机制所构建的一种话语体系,作者没有说摸彩仪式的由来以及发起者,正如福柯所指出,权力隐蔽性的重要表现就是:权力有意向却没有主体性,即任何个人和国家机器,都不可能指挥在一个社会中产生作用的权力网。权力不是固定的存在,不是流动的存在,而是无形的存在。
凡是有权力的地方,人们都行使权力。《摸彩》中的主持人夏莫斯先生、固守传统的沃纳老人和虚伪恶毒的戴拉克罗莱太太都行使着各自的权力。夏莫斯先生受人尊敬,却是这场罪恶仪式的主持者;沃纳老人作为村中年纪最长者,不但没有丝毫的反省意识,反而是他带头招呼人们去拿石头砸人;戴拉克罗莱太太表面和善,最后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一块用两只手才勉强搬动的石头砸向赫金逊太太。他们身上散发出人类原始的兽性,伪善的外表之下却是残忍暴力和冷漠自私的心灵,这种仪式将掩盖在遮羞布下的人性本质赤裸裸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整个仪式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压迫,它既通过暴力和强制方式发挥其作用,如摸彩仪式最后的中奖者会被乱石砸死,如果不参与,很可能被当作异类而招致灾祸。它还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发挥作用,这种仪式如病毒般融入村中的家庭、文化以及教育中,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地传承着,权力的上层就是通过这种无孔不入的意识形态压迫着人们服从他们的统治。在文中,亚当斯夫妇提到在北部的一些村落里,正在停止这项古老的摸彩仪式,亚当斯夫妇实则代表的是人们对意识形态压迫的一种潜意识的反抗,这也是人性中良性光辉的一面,虽然他们的这种反抗作用微乎其微,甚至立马被沃纳老人所驳斥,但作者通过他们透露出一种希冀,恰如恩格斯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所言: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狂欢化理论是巴赫金美学理论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他的狂欢化理论中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反讽与狂欢化的结合,这种特色在《摸彩》中有着深刻的体现,摸彩仪式在读者看来是荒谬的灭绝人性的古老传统,但对于村民来说,像极了一年一度的狂欢盛宴,面对这种哥特式的恐怖仪式,人们聚集在广场上,并不是沉默着的,而是有说有笑。小说中的“笑”一共出现了九处,它们发自不同人物、不同时间和不同发展阶段,这些笑既让读者误以为此摸彩仪式是祥和的甚至喜庆的,陡增了情节的落差,营造了更恐怖的氛围,又为作品蒙上哥特式般的神秘面纱。诚如巴赫金所言:狂欢中所具有的笑文化具有以下两个特征。第一,狂欢节是一种全民参与的活动,它没有边界,无论高低贵贱都可参与其中,且每个人既是观众又是演员,在摸彩仪式上,无论是经营煤矿的资本家,还是普通的村民,都参与这场狂欢活动,每个人既是仪式的观者,也是体验者,这种仪式性的狂欢其实也是一种无奈的独白,在机械化的社会中,人被强烈的异化和疏离,彼此间交流的缺失,使每个人都成为集体中的孤独者,严重异化的社会使这种恐怖的仪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枯燥生活中的调和剂,因此,在狂欢上,人们才肆意地大笑交流。第二,狂欢的笑声具有荒诞离奇性,摸彩仪式上的笑声与荒谬离奇的结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神圣的仪式与其滑稽的本质、自认聪明实则愚蠢的行为,高级低级、伟大与渺小的对比,充斥着带有恶臭的可笑性。
狂欢文化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庆典文化,在人类文化发展的最初阶段就存在于诸如诙谐性的祭祀活动中,摸彩仪式就如同人类最原始社会中的祭祀活动一样,而它也不够诙谐,因为目的是要杀死一个人,让他成为祭品。雪莉·杰克逊绝妙地运用了双重讽刺,批判着人类文明的倒退、人性的衰退以及群氓的集体无意识。在故事的最后赫金逊太太在众人的围攻之下发出了一声尖叫,那是带有解脱意味的,只留下我们这些幸存者,还得延续惶惶不可终日的人生。
雪莉·杰克逊被称作是“哥特小说女王”,她的这部《摸彩》作为同名小说集《摸彩》的压轴之作,实在让人拍案叫绝。其巧妙的构思、深邃的主题、哥特式的恐怖美学以及娴熟老练的修辞运用无一不让人惊叹折服,这篇故事展现了她对于群体以及所谓的民主透露出深深的绝望。在那个政治敏感、全球动荡的时代,她的这部作品无异于是主流思想之外被边缘化的异类,小说发表不久,不断有读者因此取消《纽约客》的订阅,给杂志和她寄去恶毒的信,不仅有右派,更有热爱民主的左派,这真是一种莫大的讽刺。即便如此,她的丈夫、文学批评家斯坦利·海曼还是评价她:“她犹如我们这个时代敏感而又自信的解剖家。”时间证明,他们二人是对的,如今,《摸彩》不仅被视为最经典的短篇小说之一,还被改编成电视和电影搬上舞台,更是进入美国中学、大学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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