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暗意识：民主自然衍生的内在动力——读张灏《幽暗意识与时代探索》有感

⊙李志博［同济大学， 上海 200092］

初见本书，是被它的题目所吸引，第一刻便在想，这带有些许现代科幻色彩的“幽暗意识”又怎能与现代民主衍生的传统有何种关联?好奇与思索引发了我对本书进行研读的兴致。作者张灏，一位经历中国时局变迁、民族复兴坎坷道路的垂垂老者，以一位经受举家南迁、中国民主变革艰辛历程的老者的身份，与我们一同探讨中西方民主衍生之路。首先，我对本书所对比的几个学派在幽暗意识上的异同点进行了简单的归纳。

在价值认同上：

西方自由主义（基督教） 价值否定中国儒家西方思想家马基雅维利与霍布斯、西方现代功利主义和道德唯我论 价值肯定

在幽暗意识上：

西方自由主义 认为人性之幽暗难以完全消灭即“至善”“至美”不可能达到中国法家中国儒家 认为通过对德性的培养，人仍有体现至善、变成完人之可能

在表达方式上：

西方自由主义中国法家儒家晚明时期正面的透视与直接的彰显儒家主流（除晚明） 间接的映衬与侧面的影射

一、从西方文化源头看幽暗意识

在西方传统文化对于古希伯来宗教文化的传承中，幽暗意识已体现得淋漓尽致。张灏认为，传统的宗教的神话语言描绘了西方传统中幽暗意识的缩影：上帝以他自己的形象造人，因此每个人的天性中都有基本的一点“灵明”，但这“灵明”却因人对上帝的叛离而汩没，由此黑暗势力在人世间伸展造成人性与人世的堕落。古希伯来宗教中得以传承下来的基督教，逐渐成为西方自由主义的温床。于是，从古希伯来宗教中传承下来的人的“双面性”与“居间性” 则能够逐渐演化为在承认人的自由、尊严、理性的前提下，正面地透视与承认人性的缺陷、 罪恶、堕落的意识——这便是幽暗意识的概念。至于幽暗意识的价值形态的表现，作者以中西方不同派别为例进行了对比研究加以明确定义：西方自由主义与中国传统儒家的价值形态在对待幽暗意识上有着共通之处——即都对其表示价值进行否认，然后在这个前提下“求其防堵，求其疏导，求其化弥”，这也是幽暗意识之所以被冠以“幽暗”之名号的缘由；反观中国的法家、西方思想家如马基雅维利与霍布斯、西方现代的功利主义和道德唯我论，在价值上就从未怀疑过私欲与私利存在的合理性与正当性。

然而，作者在文中落有更多笔墨的则是尽管价值倾向上西方自由主义不认可幽暗意识存在的合理性正当性，但却始终承认其存在的必然性——即人性中的罪恶性与堕落性永远不能得到完全的消弭。正是这种承认，驱使西方社会不断进行思考与探索，最终实现自然的以一种新的能够硬性制约与隐藏人性阴暗面的客观的民主制度来代替主观性强、裁量权空前膨胀、人性的贪婪与私欲暴露无遗的专制制度，从而顺当地走上现代化民主化的道路并在此前提下实现工业化科技化的迅速发展。

二、从儒家传统看幽暗意识

作者在书中并未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国传统儒家中幽暗意识相比于西方基督教文化来说的相对缺失而导致的两条完全不同的政治发展道路；恰恰相反，作者首先以大量笔墨叙写了中国传统儒家中也蕴含有不少的幽暗意识。叙说方式以时代为序，逐次介绍了几位儒学大师思想中的“幽暗意识”：自孔丘始，便渐渐地在周初以来的反映外在苦难的忧患意识中转化出体现内在人格昏暗的“幽暗意识”，于是孔老夫子才会在此基础上表现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从旧时只强调“天下无道”的外在环境之“道”衍生出人格之“道”、人性之“道”，重视人德性的修炼；发展至孟荀，幽暗意识得到进一步发展，荀子的性恶论就是一个完美的诠说，他秉持着人生而有恶性的理念，认为人生来就有私欲和私利（包括感官欲望和权势欲望等），诸如“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名为圣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也”，表现了荀子对人性中罪恶性、堕落性的强调；孟子的“性善端”也侧面反映了幽暗意识，在指出个人成德之可能的同时也暗指人性走向幽暗的极大的可能性，“人之异于禽兽几希!”道出了孟子对人性的现实感及其表现的幽暗意识；后世儒学中，包括宋明理学的“复性”，朱子的“三代以前，天理流行；三代以后，则多半人欲泛滥”，王学中王阳明的“学绝道丧，人心陷溺”，晚明刘宗周在《人谱》中将罪过分为六大类，对幽暗意识的反映从“间接的映衬和侧面的影射”转变为“正面的彰显和直接的透视”。

回归本体，作者在强调了儒家思想中也蕴含有幽暗意识这一层面之后，更是对中国传统儒家中的幽暗意识和西方自由主义中的幽暗意识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对比，发现其最大的区别在于：相较于西方基督教人为人生有原罪，儒家对于成为至善的完人仍保有希望，这种乐观的精神压倒了幽暗意识。因此在此基础上，导致了千百年来政治实践与政治发展方向的不同，使得所谓的“圣王”和“德治”思想成为先秦儒家（包括后世的部分儒家思想）解决政治问题的基本途径。本书中以朱子注释《大学》为例，阐述了儒家“内圣外王”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中所包含的“圣王”理想。便如荀子与法家的性恶论的最大区别在于荀子始终坚持“化性起伪”、培养德性以致“完人”的可能性的存在，即人性可以得到完全“矫正”。

正是在儒家的此种乐观精神的指引下，使得中国数千年的王权实践中，不间断的王朝更替、昏主统治被推翻也没能使思想家们跳出皇权的桎梏去思考一种新的制度，因为他们始终坚信一位圣明的统治者要远胜过一群无知的愚民，相信“圣主”“完人”的出现则是有可能的(这与柏拉图的“理想国”颇有相似之处)。于是自然诞生的民主传统变成了一种奢望，因为缺失一种纯粹的幽暗意识作为内在动力来推动人们对现有制度的思考和反思，直至在欧风美雨中，在列强入侵的铁蹄下，儒士们才意识到所谓对圣主的幻想只不过是奢望，才开始翻开民主化、近代化的新篇章。

三、 儒家文化与中国之未来发展

西方强调以权力制约权力、以制度限制权力，本质上没有改变人性具有阴暗面这一事实，只是通过一种更强力量来限制权力滥用；换言之，在西方的逻辑体系下，人们正确使用权力的原因是担心受惩罚，以及条件限制、他人制衡自己滥权，其本心还是存在滥权的思想及隐患。而儒家所追寻的，则是从根本上化解人心中的幽暗，以教化的方式向人们灌输德性意识，在持之以恒的道德冲刷中消减幽暗性对人心的影响。因此，我认为儒家采用的以内在德性培养而非外在制度建立来防范政治权力的异化与滥用是优于西方的，困境只在于如何更好地培养指导政治的德性。然而，甲午战争至民国时期，中国的积贫积弱、山河破落的现象加上西方文明的冲击，致使转型期的人们对儒家思想产生怀疑，逐渐舍弃儒家思想转向西方，以至于出现文化断层。这种断层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传统的社会价值被抛弃，这种价值分为两面：一是以礼为基础的规范伦理，二是以仁为基础的德行伦理（主要是三纲领、八条目）。规范伦理，尤其是君臣之别的划分，被梁启超公开攻击君统以及帝制瓦解所击破。德性伦理，即儒家圣人君子的人格理想则与西方“自由权利、冒险进取、生利分利”等所谓现代国民的人格无法契合。传统的大我主义与西方的个人主义相冲突。

其二，“天地”“阴阳”“五行”等传统，“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也因西方科学的冲击而破灭，造成人民的精神取向危机。传统意义架构（如宇宙的起源和结构、生命的起源和结构以及在宇宙这一大环境下生命的基本取向与意义）崩塌，使得人们重新面临一些传统文化中已经有所安顿的生命和宇宙的基本意义问题 。

其三，传统“天下观”被打破，新的“认知地图”出现，中国不再是天下之中，致使人民出现文化认同危机。现代民族国家概念的传入和中国进入西方霸权世界的现实，严重打击了转型期人民的信心。面对帝国主义的入侵，转型时期的人民一方面痛恨着列强，另一方面又认识到与帝国主义同根同源的西学对于当时中国的必要性。

唐君毅曾认为：“儒家源起于‘忧患意识’，而且在古代周朝时普遍影响着人们的世界观。”而单凭这种“忧患意识”想彻底了解人类意识是不够的，还需要“幽暗意识”。所以，在“幽暗意识”方面，中国既要主动学习和借鉴西方文化，也要接受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碰撞，吸纳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宋明儒学强调“复性”，我认为当下的社会也需要“复性”，任何人若能发挥自己固有的善，就能与超越的天形成内在契合，人们要通过个人道德的转化去承担天赋内在的使命，这是一种天命内化的观念；也就是说，超越意识既存于天，也存于人心，一旦我们发掘出内心中最本源的德性与善，就能与天契合。人生而有善端，我们需要将内心的善发掘放大，以德化性，以德安心。回归儒学教化的传统，通过德性培养来弱化、消解人性的幽暗面。综上所述，在笔者看来，中国文化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应做到批判与继承相结合、中外和古今相结合，将传统文化积极的成分同当前时代背景下的中国社会现实相融。

① 卫毅： 《张灏 民主要有幽暗意识》，《南方人物周刊》2011年第13期。

② 刘丁如： 《浅谈近代思想史中国民性讨论问题》，《青年与社会》2013年第3期。

③ 唐君毅： 《人生之体验续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7页。

④ 张倩： 《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的解读》，《绥化学院学报》2014年第34卷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