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逵对郁达夫的译介

⊙蔡榕滨 ［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基础部，福建 福州 350019］

一、杨逵的中国情结

尽管杨逵（1906—1985）有生之年未曾到过中国大陆，但对中国大陆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关注。他曾将《水浒传》视为理解中国政治、社会、风俗、习惯的钥匙，希望能透过这部小说接触中国社会的真实面。在文学创作中，杨逵也不时地将笔触指向中国社会。如作品《泥娃娃》中，他描写了以“我”的校友富冈为代表的在战乱的南京趁火打劫、大发国难财之恶劣行径。此外，不论何时杨逵都自觉地承担起传播中华文化的使命，他曾明确表示要做中日文化交流的中间人：“如果这样的我们能做中间人，把中国文化介绍到日本，也把日本文化介绍到中国，那真是再好不过的事了。”杨逵曾自觉地担当起作为“沟通本省及外省人民”的桥梁：与大陆赴台人士交好，比如与曾经执教于东海大学的徐复观惺惺相惜、与军营作家朱西宁“一见如故”；他还向“认识或不认识的友人及全台湾的大众推荐”大陆电影《人道》、萧军的小说《第三代》。在《〈第三代〉及其他》中杨逵说：“《第三代》是有趣的好小说，我期待着有一天能把它介绍给各位读者。”

1947 年11 月至1948 年8 月间，因应时代变化，受台北东华书局之邀，杨逵先后出版了中日文对照本“中国文艺丛书”三辑：《阿Q 正传》《大鼻子的故事》《微雪的早晨》。以上三辑丛书所收录的分别是杨逵对中国现代著名作家鲁迅、茅盾、郁达夫的部分作品的译介。杨逵曾在《台湾新文学停顿的检讨》中说过：“由于日本极力阻碍内地和岛内的文化交流，而且是长期如此，所以导致我们现在必须苦于多重隔阂。为了弥补这个鸿沟，我们必须付出过人的努力。具体的做法如下：作家的交流、刊物的交换，以及作品的交换等，形形色色，但我们必须一一切实实行，克服这个困难。” 毫无疑问，杨逵向本地民众译介现代名家作品正是“为了弥补这个鸿沟”，加强两岸文化交流所付诸的实践。

二、杨逵与郁达夫的交集

1948 年8 月杨逵版郁达夫小说的中日文对照本《微雪的早晨》由台北东华书局出版，其中不仅有《微雪的早晨》《出奔》两篇小说，还收录有杨逵的介绍性短文《郁达夫先生》。

杨逵与郁达夫虽然年龄相差了近十岁，但是他们有着些许相似的经历，比如二人都曾经先后东渡日本求学；两人在文学上都是多面手，在诗歌、杂文、文论等领域都有所建树，二人又都主要以小说称誉文坛；二人都曾做过编辑，都曾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而且杨逵与郁达夫还曾经有过一面之缘。

郁达夫曾于1936年到过中国台湾，郁达夫赴台一事在台湾文学界曾引起极大的反响。台湾作家尚未央在《会郁达夫记》中对此有过记录：“‘会郁达夫’这念头，从几个月前岛内新闻一齐把这极有魅力的消息报道出来以来，就已经深刻地印在一般素常关心文学的人们的脑上了。有时偶然在路上相逢，书信的往来，或定期聚合，屡次都把他当为中心话题提出来议论，这么一来，更使这念头越深刻、越热烈地盼望其来临。”尚未央的《会郁达夫记》中还颇为详细地写及了郁达夫在台湾期间与当地的作家们，尤其是与《台湾新文学》的尚未央、枥马、废人、林占鳌、高祥端等九位作家，以及佳里的吴新荣、郭水潭、徐清吉三位作家的见面经过。尚未央的《会郁达夫记》虽没有提及杨逵，但这篇《会郁达夫记》就刊载于《台湾新文学》的第二卷第二号中，作为当时《台湾新文学》主编的杨逵是不可能不了解郁达夫在台湾的动态的。杨逵曾经多次谈及自己与郁达夫的交集，比如在《〈第三代〉及其他》中：“去年（1936），郁达夫氏来日本，从东京绕道台湾回去。那时，我在台中见到他。他说，东京的知识分子非常热情地款待他。”在就柳映隄关于与20 世纪30 年代大陆左翼作家之间关系的问询时，杨逵曾做过如下答复：“其实，我和三十年代大陆作家是素不相识，只是民国二十五年底，郁达夫来台时，曾以招待者身份见过一面。”

三、杨逵选译郁达夫作品的原因

《微雪的早晨》是郁达夫创作于1927 年的作品，此作是以知识分子为题材的小说。小说中写的是忠厚正直的大学生朱雅儒，在贫困艰辛的大学生活中，因为自己青梅竹马的恋人被军阀夺去，因而在激愤郁恨中发疯至死的故事。《出奔》则是郁达夫创作于1935 年的作品，这篇小说向来被视为郁达夫小说创作的结笔之作，它是一篇直接表现大革命时代风云的作品。小说中对投机革命者的奸诈狡赖，对不择手段的悍妇的凶残狠毒，对革命青年的摇摆软弱，都有绘声绘色的刻画。其实《出奔》《微雪的早晨》这两篇小说都并非郁达夫的代表作品，但是杨逵没有选择其在《郁达夫先生》一文中着重介绍的《沉沦》进行译介，或是选择同为郁达夫代表作品的《银灰色的死》《南迁》等进行译介，而是选译了《出奔》《微雪的早晨》这两篇作品。在笔者看来，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出奔》《微雪的早晨》与杨逵历来的创作主张更为接近。杨逵一贯主张并践行着“文学反映现实，表现着生活”的创作理念，而郁达夫的这两篇作品都是以客观现实为描写对象，偏重于对社会生活的剖析，客观性、社会性和写实性较强的社会小说，而并非《沉沦》《银灰色的死》《南迁》这样侧重于自我表现、自我体验，抒写内心世界的苦闷、忧烦、感伤，偏重描写性苦闷和灵肉冲突，反映着颓废情绪的自我小说。

其次，杨逵对《出奔》《微雪的早晨》的翻译是在1948 年左右完成的。尽管据苏维熊“中日对照中国文艺丛刊发刊词”中所述，杨逵这时期对于中国现代名家名作的译介旨在“全国普及国语运动”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理解祖国文化，而且要哺育它，使它更为高尚，更为灿烂，使其真正的精华宣扬全世界”，但是杨逵在译介郁达夫这两篇小说时，也正介于如何建设台湾新文学的论争期。这场论争讨论的是台湾文学的大众性、文学的指导思想（即历史唯物论）、新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等问题。在此期间杨逵多次强调指出：台湾新文学需要的是能切实地表现人民真实的心声，促使人民奋起，弘扬民族解放与国家建设的伟大力量的作品；而非滞留于“艺术的王国”中，书写或关注主人公意识的流动，心绪的弛张、情感的起伏，带有浓郁的主观性、抒情性，以及厚重的感情深度而充斥着灵与肉的冲突的自我小说。

再者，杨逵对郁达夫的《出奔》《微雪的早晨》的翻译是于“二二八事件”发生后的1948 年前后进行的。结合《出奔》与《微雪的早晨》的内容，在笔者看来，杨逵之所以选译此两部作品是有其用意的：即杨逵正是通过选译此两篇小说，委婉间接地表达他对光复初期国民党在台湾所实施的政策的不满与批判。《出奔》中所反映的正是国民革命不彻底，国民党内部弊病百出的现象，而《微雪的早晨》则反映的是军阀暴行。

四、杨逵《郁达夫先生》中存在的问题

诚然，杨逵出版中日文对照本《微雪的早晨》是在光复初期“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为推行“中国化”（去日本化）而“普及国语运动”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同时杨逵出版中日文对照本《微雪的早晨》也是在被视为“现代台湾文学史上唯一的，台湾文学界与中国大陆文学界最直接密切交流的四年”的历史时期进行的。即杨逵在光复初期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关注译介并非其独有行为。据下村作次郎统计，战后初期台湾出版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的中日对照本有：

一九四七年

鲁迅著、杨逵译《阿Q 正传》，东华书局，一月

鲁迅著、王禹农译《狂人日记》，标准国语通信学会，一月

郁达夫著、杨逵译《微雪的早晨》，东华书局，八月

鲁迅著，蓝明谷译《故乡》，现代文学研究会，八月

茅盾著、杨逵译《大鼻子的故事》，东华书局，十一月

一九四八年

鲁迅著、王禹农译《孔乙己 头发的故事》，东方出版社，一月

鲁迅著、王禹农译《药》，东方出版社，一月

一九四九年

沈从文著，黄燕译《龙朱》，东华书局，一月

从以上列举的篇目可见，杨逵是台湾光复初期最早译介出版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的人。而且从涉及面上言，在光复初期当台湾文化场域掀起“鲁迅热”，多数台湾译介者将目光集中于鲁迅作品时，杨逵则在译介鲁迅作品的同时将目光投向包括郁达夫在内的更多中国现代作家。从数量上看，光复初期四年间，台湾出版了对现代作家作品中日对照本共计八种，杨逵的译作即占三种，几近半数，为此也足见杨逵为“普及国语运动”，促进台湾民众正确地理解认识祖国文化所付出的努力与良苦用心。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杨逵用日语写作的约五百字介绍性短文《郁达夫先生》中存在着不少错误或表述不清的问题。比如“先生于1911 年留学日本，就读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后，由东京帝国大学经济科毕业。1922 年回国后，立即与郭沫若、成仿吾等人共组创造社，展开文艺工作”，“他的处女作《沉沦》是大学毕业后不久写的”，“1926 年到1927 年的大革命转换时期，他沉醉在与王映霞之间的甜蜜恋爱生活中，仅出版了描写这种生活的日记体作品”。

首先，郁达夫留学日本时间实为1913—1922年，即开始于1913 年而非1911 年，而且郁达夫是于1914 年7 月才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其次，创造社是于1921 年6 月在日本正式成立，而非“1922年回国后”才成立；再次，郁达夫的小说处女作是其于1920 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写成的《银灰色的死》而并非《沉沦》，只是1921 年10 月郁达夫将《银灰色的死》《沉沦》《南迁》等三篇小说集结为《沉沦》出版。小说集《沉沦》是郁达夫自己的第一部小说集子，因此杨逵将郁达夫的处女作写为《沉沦》实是有误或者至少是表述不清的。第四，1926 年到1927年的大革命时期，郁达夫除了出版所谓的描写恋爱生活的日记体作品外，还出版有《达夫全集》第一卷《寒灰集》、第二卷《鸡肋集》及第三卷《过去集》；同时还发表有政论文《广州事情》，公开揭露作为大革命根据地的广州的黑暗。因此，杨逵说“郁达夫1926年到1927 年的大革命时期，仅出版了描写这种生活的日记体作品”并不正确。

上述所列出的错误或表述不清之处是如何造成的确切原因不得而知，但是在某种层面上可见在台湾光复初期，在两岸尚未能正常交流的情况下，完全缺乏汉文素养，后来“才正式开始学习中国语和北平语”的杨逵的译介过程是极为不易的。然而，1998 年6月由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出版的《杨逵全集》（第三卷）中收有黄英哲教授对《郁达夫先生》一文的汉语直译，而此译文对以上这些问题却未给予任何修正说明，则不免有些令人遗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