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文学生命中的延安情节

朱鸿召

1936年11月至1945年10月，丁玲在陕北延安时期，创造了其文学生涯的又一个高峰，更创造了延安文学创作的最高峰。婚姻使她置身革命队伍权力核心之外，自觉不自觉地选择一种边缘状态，既承担着一次次被政治审查的无奈和痛楚，又获得了一种静观革命的艺术视角和独立思想。在政治理性与审美人性的矛盾纠结中，延安革命生活磨炼了她，也成就了她。

一

自1936年11月至1939年底，丁玲文学创作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倾向，是对延安革命队伍的热情歌颂与正面描述。

初到陕北保安，丁玲受到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热烈欢迎。“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欢迎出牢人。”毛泽东的词《临江仙，赠丁玲》生动记述了丁玲初到保安所引起的巨大轰动。“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这更表达了毛泽东对丁玲参加革命队伍的推崇与器重。丁玲提议成立文艺俱乐部，马上得到响应。1936年11月22日，中国文艺协会正式成立，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文艺协会组织。丁玲被推举为中国文协主任。在保安住了约十余天，丁玲感到清新、愉快、活跃，共写作通讯报道、印象记等七八篇，编为《保安行》，不幸佚失了。

沟底下树林子里有几个灰衣人影，我们就跑了起来，我大叫着：“那是红军。”当他们向我敬礼的时候，我太激动了，因为我的心是早就推崇着他们，他们真是用血与肉献给了革命，他们是民族的、劳动者的战士，只有我才应该向他们敬礼的，我怎能接受他们的礼呢？

清新的笔触、跳跃的节奏、喜悦的心情，字里行间涌动着一种挣脱束缚，终于飞向一个新世界的自由感和幸福感。这个革命队伍里的一切都是新奇的、美好的，充满青春活力的，值得用文字去记录、去刻画的。“老年的也好，中年的也好，总之你总以为他是一个快乐的充满着青春之力的青年。”在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群体里，自己也变得年轻活跃起来。

根据丁玲的要求，毛泽东安排她跟随红军部队北上至定边，再南下至云阳，行军途中有很多天然的艰难，偶然的笑谈，也有不少人为的障碍，但是她的笔下只有革命斗争的热情，没有对后者的纠结。据当时跟随丁玲从保安北上定边的陈湖生回忆，行军途中并无敌情，丁玲教戰士们唱歌。到宿营的时候，部队之间互相拉歌，有个小组竟然唱起《四季歌》，遭到抗大领导的批评：“你们这组唱的歌怎么都软绵绵的！？”多年后，丁玲自己在近乎私密的环境下偶尔说出当年从保安出发，随军北上途中的一些不尽如人意的事。“她随军行走……给她一个十几岁的小鬼，跛脚马，她只好和小鬼们步行三十里路，她的脚出泡了。夜间宿营，并没有人照顾她，常常是睡在没有门的马房里，没有警戒的对面山头。但是她忍受着，不乐意向任谁去诉苦。”或许这其中夹杂着谈话当时的情绪因素，但是，至少可以想象到丁玲初次随军冬季行动时的尴尬和艰难。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艰难，在丁玲这一时期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却只字未提。

她要认同于这支革命队伍，坚持自己的人生选择，维护理想的纯洁性，在记录随军见闻和人物速写的过程中，认真学习他们的粗野和粗口，刻意在欧化的句式中掺杂一些乡野鄙俗的骂语，以显示自己的革命化程度，拉近自己与革命队伍的关系。

从云阳到延安，全面抗战爆发后，丁玲发起组织西北战地服务团，和吴奚如一起率团赶赴山西抗日前线，上太原，下临汾，转道西安，回到延安，戎马倥偬，奔波效命。在战争环境下，丁玲实践着“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的巨大转变，并在全国青年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巨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此间写作多为西战团工作属性的文字，偶尔有一些通讯应酬文字，被远在汉口、香港的朋友们拿去发表出来，从中可知她匆忙紧张的工作生活情况。“本来很想多告诉你一些，实在是无空。我并不是不想写一点报告之类的东西给你，天理良心，来看过我的人就会原谅我的。”这是1938年初，丁玲在临汾写给胡风的信中所透露出的军旅生活。同时期，她致舒群的短信中说：“请你原谅我，让我再过十天写文章吧。我忙得要死，信仍是不能写长，随便你怎样骂，急，都没有用。”由于过于繁忙的工作生活，她觉得自己变得粗糙起来。“感情因为工作的关系，变得很粗，与那初来时完全两样，也就缺乏追述的兴致……”

“西战团”是一个半军事化组织，红军过的是完全军事化组织的生活，执行着严格的革命纪律，遵循着个体同质化原则。“红军兵士们是一个完全新的典型，中国别地方所不能找到的。除了革命，他们无所知。因为他们本来住在苏维埃的地方，他们没有财产的意识，没有家庭观念。心里从来不会不快乐。他们只想到如何去克服他们工作的困难，从不想到他们的困苦。红军有一种特殊的性质，因为它不是从土地而是从土地革命产生的，它的组织坚强得惊人。”组织纪律性越强，对于个体的约束性就越大，不仅财产、家庭观念淡漠了，甚至个人生命也是交给组织的，包括血肉之躯、情感意志与历史记忆。初到陕北，丁玲积极容身革命队伍。“我喜欢此的简单的生活，我正在长康健长肥起来，虽然我来此之前是神经衰弱，睡不着觉的。”可惜的是，人的精神生命一旦被唤醒，是难得再糊涂，更难以去泯灭的。一般人如此，丁玲更是这样。

因为她是女人，是曾经特立独行、我行我素的现代知识女性。“她有时真的无法控制自己，她所受的教育会由于她本性的爆发而显得毫无意义。”

战争环境、革命组织、铁的纪律，这是外在的客观现实。知识女性、血肉之躯、情感欲望，这是内在的精神渴望。丁玲在革命队伍里，随着时间的延续，精神心理上逐渐滋生出不可遏制的个体生命情思。北方寒冷的夜晚，“西战团”的伙伴们热烈的演出结束后，来不及卸下西妆，就赶紧收拾舞台、道具，以备随时迁移到下一个地点。

我刚刚也被卷入大众的感情之中，尽量消耗了我的精力去呼号，为了对我们民族的爱和对侵略者的恨，但这时却悄悄离开了我的群，我的这伙无邪的年轻的伙伴，被一个不健康的念头在侵蚀着。我踏着月与灯相交的影中，我的眼光落在混乱的舞台上，听着他们用缓怪的口哨吹着一个熟悉的歌。我这样想：“天天搭舞台，天天撤舞台，一年、两年、三年、五年，他们工作了，他们对抗战尽了最大的努力。他们把自己最好的年代、青春，全付予了这个村子，那个村子的夜戏……”

但这种感情我是收藏得很深的，我不愿让他们之中的一个知道，这种忧郁在他们是不必要的，甚至有害。然而我却不可避免地确实为这种感情搅献过……

她知道这种念头是“不健康的”“甚至有害”，但是情不自禁，不可遏制，只能独自承受着，默默隐忍着，偶尔在暗中咀嚼着。

情绪萌生蔓延，是一种积聚的能量。在内与外的纠结中，丁玲变得焦虑起来。这种焦虑的实质，就是个人与集体的矛盾、文明与野蛮的冲突、创造力与执行力的对立。

二

自1940年初至1942年5月，丁玲创作了一系列小说和杂文，形成她在延安文学创作的高峰时期。

马列学院学习、“文抗”驻会作家、《解放日报》文艺栏编辑，都是相对安静的工作生活环境。与陈明欲罢不能的恋情，与萧军暧昧难舍的交往，日常生活中离不了小丈夫，情感世界里又向往大丈夫，剪不断理还乱的女性心理只有通过文学创作得到舒缓宣泄。1940年1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形成了开明、开放、宽松、自由的文化政策氛围，文学期刊、文化团体、新闻出版机构有如雨后春笋，这催发了丁玲作为一位知名现代中国女作家的文学创作热情。

如果说初到陕北革命队伍里的文学创作，是以集体生活原则为主调;那么，这个时期的文学创作恰恰是以个性自觉、人性觉醒为基本特征，用文学深刻地思考着战争中的人性问题、革命队伍里的个人生存空间。前者是真，后者也是一种真。处于民族战争状态，往往是前者遮蔽了后者。丁玲从自己的从军经历和情感经验中，充分感受到后者应该与前者具有同等重要，甚至是更重要的存在分量与价值。“艺术本质之提高，非在形式，却正是看其是否正确地反映了现实而决定的。”所谓典型塑造、主题提炼、形式创新，都是艺术之皮毛，关键在于能否写出社会人生的真实生命状态。“不是真的东西，不是人人心中所有的东西，是不会为人人所喜爱的。粉饰和欺骗只令人反感。”革命文学需要走向大众，走进民众，同时还要引导大众，提高民众的文明素养。“作品要成为伟大的艺术，它一定是属于大众的，能结合、提高大众的感情、思想、意志……”在浩荡的大众与怒吼的革命队伍面前，敢于提出通过文学来提高他们，是需要胆识和远见的。丁玲在这一时期创作的小说《在医院中时》《我在霞村的时候》《夜》，杂文《干部衣服》《我们需要杂文》《“三八节”有感》，散文《风雨中忆萧红》，等等，都深刻揭示了革命队伍里真实存在着，并被大家所漠视的种种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有待改进完善的地方。

小说《在医院中时》，取材于作者因病在拐峁八路军医院住院的亲身经历。陆萍，这个来自上海，接受过医科专门训练的年轻女护士，在抗日烽火中奔赴延安，先在抗大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在这家刚刚开办的医院從事护理工作。“她是一个富于幻想的人，而且有能耐去打开她生活的局面。”党是战斗的革命集体的领导者。在个人意愿与集体需要之间，服从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纪律要求。她不情愿地被分配到这个偏远的、新办的、条件差的医院工作，还要努力克制自己，并在工作中积极创新，希望能够尽心尽力地为抗战服务。可是，她的几乎所有的努力和善意，都被误解或曲解，逐渐造成个人与整个工作环境的矛盾对立，如坐针毡，痛苦不堪，“每晚都失眠”。没有人能够正面回答她，没有人愿意开诚布公地回答她，她也无法自己回答诸如此类的疑问。“是的，她该斗争呀！她该同谁斗争呢？同所有人吗？要是她不同他们斗争，便应该让开，便不应该在这里使人感到麻烦。那末，她该到什么地方去？她拼命地想站起来，四处走走，她寻找着刚来的这股心情。她成天紧锁着眉毛在窑洞里冥想。”她陷入一种无人之阵，一种革命阵营内部的无人之阵。她不能明确指认谁是自己的敌人，其实所有人都是自己的敌人。尽管小说结尾处作者设置了一个生硬的亮色的出路，上级机关安排她离开这家医院，根据她的意愿再去学习，她用迎接春天的心情离开这里，可是小说所揭示的生活矛盾依然顽固存在着。这里所寄托的个人情感，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源自丁玲投奔陕北延安革命队伍后自己的切身感受。

另一篇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更深刻地揭示了战争对人性的扭曲程度，技巧娴熟，文情并茂，在同时期文学创作中属于翘楚之作。

贞贞，一位年方十八的姑娘，很多地方还处于懵懂之中的大闺女，在这场抗日民族战争中，身体受到侵略者的蹂躏，又受到革命组织的派遣，继续以身体伺候着强盗们，借以从事抗日革命斗争。“人家总以为我做了鬼子宫太太，享受荣华富贵，实际我跑回来过两次，连现在这回是第三次了。后来我是被派去的，也是没有办法，我在那里熟，工作重要，一时又找不到别的人。现在他们不再派我去了，要替我治病。”可是，当贞贞回到村里，受到的却是乡邻们的冷眼、鄙弃和猜忌。“谁都偷偷地瞧我，没有人把我当原来的贞贞看了。我变了么，想来想去，我一点也没有变，要说，也就心变硬一点罢了。人在那种地方住过，不硬一点心肠还行么，也是因为没有办法，逼得那么做的哪！”她的身体受到敌人的蹂躏，她的精神和心理更受到乡邻们的践踏，疼痛的伤口里被愚昧和偏见洒上了盐。这种被双重伤害过的心灵，逐渐地扭曲变形、麻木强硬起来。“贞贞早已表示不要任何人可怜她，她也不可怜任何人。”这种对人性温情的冷漠拒绝，是这场战争带给我们民族最创巨痛深的灾难。“这种人，这样的事，在当时抗日前方的村子里是不少见的。”战争进行中和战争过后，有谁去抚慰这些受伤的心灵？有谁去修复中华民族扭曲受伤的人性？丁玲以一个文学家的正义感和知识女性对于生命的敏锐感受力，成功刻画了贞贞这个带着严重伤痕，依然勇往前行的时代妇女形象。

贞贞身上，有作者丁玲的切身体验。1940年，她为自己被捕被禁的那段南京时期的经历被有些人怀疑而困惑，找到组织部门要求做出书面结论，虽然如愿以偿，但不得不承受着被革命队伍里个别人歧视，被部分小人心怀叵测的潜在危险。

小说是一种曲笔，对于社会现实来说，需要借文学形象来说话，只能打动有文学素养的人。当革命队伍里的社会现实出现更多的弊端，文化人集聚在更加宽松的舆论环境下，丁玲干脆拿起杂文的武器，直接干预生活现实，直白地表达自己的不满和忧愤。

《干部衣服》委婉地批评穿着干部衣服，出行骑马，在延安革命队伍里逐渐地成为一种可以享受特殊待遇的身份符号，一种市侩习气正在革命队伍里暗中滋长，腐蚀着革命者的精神世界。“现在这一时代仍不脱离鲁迅先生的时代……”整个时代社会如此，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即使在进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这里更需要督促、监视，中国的几千年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不容易铲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非从天而降，它与中国的旧社会是相联结着的”。她不能苟同于一种观点，认为在这些进步地方“是不宜于写杂文的，这里只应反映民主的生活，伟大的建设”。她深信，“陶醉于小的成功，讳疾忌医，虽也可以说是人之常情，但却只是懒惰和怯弱”。为此，她在纪念鲁迅逝世五周年之际，撰文《我们需要杂文》，倡导在革命队伍里，“为真理而敢说，不怕一切。我们这时还需要杂文，我们不要放弃这一武器”。

在这时期的众多杂文言论中，《“三八节”有感》是最深刻，也是最有代表性的。

“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代才不被重视，不需要特别地被提出呢？

年年都有这一天，每年在这一天的时候，几乎是全世界的地方都开着会，检阅着她们的队伍。延安虽说这两年不如前年热闹，但似乎总有几个人在那里忙着，而且一定有大会，有演说的，有通电，有文章发表。

延安的妇女是比中国其他地方的妇女幸福的。甚至有很多人都在羡慕地说：“为什么小米把女同志吃得那么红胖？”女同志在医院，在休养所，在门诊部都占有很大的比例，似乎并没有使人惊奇，然而延安的女同志却仍不能免除那种幸运：不管在什么场合都最能作为有兴趣的问题被谈起。

被纪念、被关心、被议论，在受到照顾的背后，恰恰是一种弱势群体的命运，在受到关心的同时，也遭受着作为谈资的被消费的尴尬。在热闹中看出寂寞，在喜庆中感受到悲哀，这是丁玲卓尔不凡的见识和胆识。“这同一切的理论都无关，同一切的主义思想也无关，同一切开会演说也无关。然而这都是人人知道，人人不说，而且在做着的现实。”一种普遍存在的现实，人人都是其中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既消费着别人又被别人消费着，“女人要取得平等，得首先强己”，“生为现代的有觉悟的女人，就要有认定牺牲一切蔷薇色的温柔的梦幻。幸福是暴风雨中的搏斗，而不是在月下弹琴，花前吟诗”。

三

自1942年到1945年10月抗战胜利后离开延安，丁玲的文学创作又转入一个新阶段。

她开始很理性地深入农村、工厂、商店，计划写作边区10个新人物，为写出一个长篇小说做准备。其中写作靖边县新城区五乡民办合作社主任田保霖的报告文学《田保霖》在《解放日报》发表后，马上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褒奖：“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丁玲、欧阳山——引者注）的新写作作风庆祝。”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丁玲清醒地认识到，朱德在座谈会上所说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自觉地改造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不仅仅是思想转变，干脆就是“投降”无产阶级，意味着“缴纳一切的武装”，“而把自己的甲胄缴纳，即使有等身的著作，也要视为无物，要拔去这些自尊心自傲心，要谦虚地学习新阶级的语言、生活习惯;学习他们的长处，帮助他们工作，不要要求别人看重你，了解你，自己在工作中去建立新的信仰，取得新的尊敬和友情”。她是这么说的，也是努力这么去做的。

这些类似长篇通讯的报告文学创作，理性认知大于感性审美，作为一种政治态度是值得敬佩的，其文学价值却是非常稀薄的。

走出延安，丁玲创作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贺敬之、丁毅执笔，集体创作的歌剧《白毛女》获得1951年斯大林奖金二等奖，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获得三等奖，为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文学博得莫大的政治荣耀。作为文学创作，丁玲小说最精彩的部分，是寄托着自己生命经验中受委屈被扭曲的黑妮形象。而在后来的文学批评和政治批判中，恰恰成为一种授人以柄的小辫子。有此经验教训，丁玲此后的文学创作，就完全收藏起自己对于生命深度与宽度的探潜。

延安成为丁玲生命中高高飘扬的旗帜，前半生她为奔赴延安做铺垫，后半生她为奔赴延安做辩护。

所有的生活磨難与政治辩护，都应该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组成部分。丁玲在婚姻上坚持自我，在思想上坚持己见，在延安革命队伍里逐渐走到一种边缘状态。她躺在医院里，站在村头上，坐在偏远的窑洞里，正好可以用一种审美的态度，对革命队伍里的诸多现象和事件进行文学的思考。当然，这只能是属于个人的、人性的、审美的。

丁玲强烈的自我意识，让她一则自立，二则自私。自立，可以独持己见，站到一个时代和社会的精神思想高度，或惊世骇俗，或独领风骚，创作出为此前所没有过的文学成就。自私，骨子里以自我为中心，放纵，任性，懒散，生活依赖性高，控制欲强盛，爱出风头，难以超脱世俗，纠缠恩怨情仇。她有事业心，有公道心，也有权力欲、声名欲，在自立与自私的难分难解之中，在文学与政治的纠结纠纷中，她始终游离在权力之外，在一种边缘状态想问题、做事情。

丁玲就是丁玲，在20世纪中国现代女作家中别具一格，独树一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