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人的成功：范晔与《后汉书》闲谈

史传散文作为一门写人的艺术，从《左传》到《后汉书》，体现着对人物观照从简单到复杂、从静态到动态、从扁平向圆形的过渡和发展。

《后汉书》人物传写：“神格”“道德格”史观向“人格”史观的转变

著名英国人类学家詹姆斯·G·弗雷泽在其代表作《金枝》中，把人类智力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巫术→宗教→科学，即：前万物有灵论→万物有灵论→科学。（参阅朱狄：《原始文化研究》）笔者曾将它挪借成：神格→道德格→人格三个阶段，并且用来阐释过人类对山水认识的历程：神秘化山水（神格）、现实化山水（道德格）、人格化山水（人格），神性的式微，理性的加强，体现着人类社会从初民时代向轴心时代文明演进的必然历程（钟书林：《（诗经）中山水描写的现代阐释》）。置之于史书，人类对自身所处社会历史的认识，也体现着同样的历程。

且不说尚在卜筮、巫祝时代的甲骨卜辞与《左传》诸文，单体现秦汉文明进程的《史记》《汉书》《后汉书》，就分别是人类史学认识的三个转折时代的代表者。《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重天人之际;《汉书》“准天地，统阴阳”，“穷人理，该万方”，察盛观衰;《后汉书》崇仁义，奖守节，独美杀身成仁，专叙土人的忠烈耿介性情。史书关注的视角至此而三变：天地→朝纲→人。史书撰写者的眼光逐步下移，逐步由神性化到官方化，再到人性化。这一进程，正犹如西周春秋时期人类对自然山水的认识演化一样，体现着神殿→庙堂→民间的人类早期认识外物的自然变化视角。以对自然万物的认识（如自然山水）为发轫，后随之衍化而步入社会事功之中（如史学领域）。司马迁世代掌司天地之官，“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其书意在“究天人之际”，重在天地、人神的沟通。这是自颛顼时代民神分离，重、黎掌司天地，沟通民神以降史官的天职。“究天人之际”，正是司马迁对这种天职的一种自觉传承。班固祖辈为“大臣名家”，故其书意在“叙帝皇”而“列官司”，“缀道纲”而“总百氏”，察西汉之盛衰得失，其眼光由“天人之际”下降到现实的庙堂之上。范晔为硕儒之后（其祖父范宁为东晋大儒，著有《春秋糓梁传集解》，“十三经注疏”之一），继承了孔子对“人”第一次伟大发现的儒道精神（燕国材先生把孔子对人的肯定称之为第一次人的发现），平视与关注个体的“人”，对复杂人性辩证地剖析，成为范晔《后汉书》比肩《史记》《汉书》的独特价值所在。

事件和人物是史书的两翼，虽然《史记》有为刺客、为李广的掬泪之笔，《汉书》有对苏武、霍光的栩栩勾画，但那些毕竟都不是两家最终用力的地方。后世每当论及东汉的时风与士大夫情怀，推名节，重个体，崇自觉，尚独立，便成为一时的通论。这些印象与舆论共识的形成，固然一部分来源于东汉士风自身本有的面貌与影响，但实际很大程度上还应归功于范晔的“着意”创作。面对班氏父子指斥司马迁“叙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贱，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范晔复又批评班氏父子说：“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后汉书·班彪传论》）。司马迁、班氏父子疏略的地方便成了范晔《后汉书》格外用心之处。所以，奖仁义，崇守节，关注士大夫的个体生命与气节，成为范晔经营撰作的核心。余英时先生的《土与中国文化》中对东汉士大夫“尚名节”，注重“名之独立价值”等论断的得出，就颇直接得益于范晔《后汉书》其书本身。只要稍稍翻览《后汉书》，那种仁义、守节的士君子形象便扑面而来。这是范晔的“着意”创作，东汉士大夫情怀便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王靖宇先生说：“在《左传》中，似乎只要人物一旦被固定在某个模子里，通常他就保持不变，而且极少能有所突破。”“在《左传》中，我能找到的人物身上发生明显变化的唯一例子，是吴王夫差。”“夫差的父亲在反抗越国的战斗中负伤死去以后，他念念不忘父亲的死，而且叫人站在庭院里……他自己也被迫自杀。”（《中国早期叙事文研究》）“《左传》和《史记》，虽有编年与记传之分。但是究极地研究起来，《左传》仍旧是为个人本位的精神所支配。至于《史记》，根本没有离开个人本位。太史公把项羽、刘邦两个人的性格特别用力描摹。对于孔子同伯夷、叔齐特别给予地位;于《游侠》《刺客》二列传中的文章，也写得最生动有力。这都是很强烈的个人本位思想。”（刘节：《刘节文集》）这种强烈的个人本位思想，是司马迁骨子里的英雄崇拜情结，或者是他遭遇李陵之祸的个体生命感怀。饱含着这样的情感，来叙说传记人物，则有时不免带来人物的单一化、靜态化、道德化和偶像化。

司马迁写人，似乎往往在他的童年、少年时性格就已经定向。这一点，到了《后汉书》中完全不同，如对董卓、公孙瓒等人的传写，做了很大突破。如果说《史记》在关注人物“神格”“道德格”的同时，还写出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复杂性，那么《后汉书》则在叙写人物的发展性、流动性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这种发展的原因，可能一方面来源于魏晋以后人的个体意识的苏醒;另一方面可能与“司马迁模式”的滥用有关。可永雪先生说：“这种传统由于后世的滥用也发生过流弊，这个流弊便是凡是成了英雄人物，小时候照例要有某种特异表现，似乎必如此方够味，因而形成了一种公式，流于俗套，这自然就不好了。”（《<史记>文学成就论说》）《后汉书》中则有意打破了这种童年、少年时期便确定传主命运走向的僵硬模式，体现了它摹写人物性格方面的发展性和流动性。其经典性的传主形象，以开国君王刘秀及汉末枭雄董卓、公孙瓒诸人最为鲜明。

刘秀：平凡人的成功

范晔对“人”普泛的观照，体现最明显的，是他褪去笼罩在帝王头上的光环，还其普通人的面目。神性的式微，自然而平凡的人性，在范晔笔端平缓地流淌。说其平缓，是因为它没有了神奇，也没有了怪诞，一切都再平淡不过。这是《后汉书》别于《史记》《汉书》《三国志》独有的特色。与刘邦、刘备同是开国之主的刘秀，在范晔笔下显得庸俗平凡得多。《光武帝纪》开篇说：

（世祖）高祖九世之孙也，出自景帝生长沙定王发。光武年九岁而孤，养于叔父良。身长七尺三寸，美须眉，大口，隆准，日角。性勤于稼穑，而兄伯升好侠养士，常非笑光武事田业，比之高祖兄仲。王莽天凤中，乃之长安，受《尚书》，略通大义。

这位躬耕自守的读书人，虽然像刘备一样，沾有高祖刘邦的血脉，但除了有点“隆准、日角”的特殊形貌外，实在没有什么可值得称道的。谁也看不出这位孤儿日后有任何发达的迹象，更不用说飞升做真龙天子的可能了。怪不得他的哥哥刘伯升经常讥笑他，把他比作刘邦的哥哥刘仲。这一点，连刘秀本人自己也是承认的。可历史偏偏最爱开玩笑，谁又会想到正是这位为兄长看不起的“只知稼穑”的窝囊汉，日后却成了真命天子。然而，这正是范晔的笔法。他要展现的也正是这位真命天子少无大志的普通人形象，而非笼罩在神性光环的形象。

在范晔笔下，即使刘秀富贵后衣锦还乡，家乡人仍然念念不忘的是刘秀少时的光景：

诸母因酣悦，相与语曰：“文叔少时谨言，与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

范晔借“诸母”之口，再次道出了刘秀作为普通人的身份与性情。在乡人眼里，他与普通人并无二致，只是性情直柔一些罢了，那仍然是普通人的性格。就凭着这些普通人的性格，居然成就了天下霸业，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同样作为青春美梦的少年，刘邦咸阳“纵观”秦始皇，有“嗟乎，大丈夫当如此”的嗟羡之声;项羽观秦始皇东游会稽，有“彼可取而代之”的叱咤之音。与雄心壮志的刘邦、项羽相比，刘秀却又是另一番景象。《后汉书·皇后纪》云：

光烈阴皇后讳丽华，南阳新野人。初，光武适新野，闻后美，心悦之。后至长安，见执金吾车骑甚盛，因叹曰：“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更始元年六月，遂纳后于宛当成里，时年十九。

“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相较而言，刘秀志向又何其之小？其儿女情长，与一般凡夫俗子又何尝有异？很难想象，这样的志向，这般的满足，这样的青年，竟然会打出一片江山来。这恐怕在刘秀娶着阴丽华，幻想着做执金吾的时候，是断然想不到的。但这才是活生生的“人”，是褪去神秘面纱的“人”。在范晔笔下，我们终于第一次看到了：伟大开国帝王原来也是从凡夫俗子逐渐成长起来的。由《皇后纪》可以知道，不光是在《光武帝纪》中，就是整部《后汉书》的其他传记中，范晔也仍然是把刘秀当作普通人、平凡人来写的。因而，朱东润先生称赞这是“比较更近人情”（《后汉书考索》）的写法。

不仅如此，这位欲望不高的本分青年，他的起兵反抗也是极不情愿的。光武帝刘秀因嘉禾而得名，他的父亲是乡间之民，自然对“刘秀当为天子”的谶语不曾听闻，或听闻亦不存奢望。刘秀自己早年也并不以为意。《后汉书，邓晨传》记载：王莽末年，光武曾与兄伯升、姐夫邓晨共同拜访蔡少公。“（蔡）少公颇学图谶，言刘秀当为天子。或曰：‘是国师公刘秀乎？’光武戏曰：‘何用知非仆邪？’坐者皆大笑，（邓）晨心独喜。”这仅仅只能当作逗人发笑的俏皮戏言。早年的光武帝，“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娶阴丽华”（《后汉书·皇后纪上》），是他最高的志向追求。就是在李通等以图谶“刘氏复起，李氏为辅”相邀举事时，光武却是“初不敢当”，但考虑到兄长刘伯升“素结轻客，必举大事”时才参加举兵的。《后汉书·李通传》云：“（李）通因具言谶文事，光武初殊不意，未敢当之。”足见当时刘秀的志向和心境。《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

（王）莽末，天下连岁灾蝗，寇盗锋起。地皇三年，南阳荒饥，诸家宾客多为小盗。光武避吏新野，因卖谷于宛。宛人李通等以图谶说光武云：“刘氏复起，李氏为辅。”光武初不敢当，然独念兄伯升素结轻客，必举大事，且王莽败亡已兆，天下方乱，遂与定谋，于是乃市兵弩。十月，与李通从弟轶等起于宛，时年二十八。

在各地起义风起云涌的浪潮之中，南阳兵荒马乱，刘秀避乱于新野，却依然躬耕自守，卖谷营生。即使李通等人唆使，仍然是一臉“不敢当”的书生怯弱，只是想到家兄刘伯升向来志向高远，好结宾客，必能成就大事，才勉强答应随同一起起兵。起兵后的刘秀仍然胸中没有更多的打算。即使有着昆明之战中建立的赫赫功勋，但他在整个庞大的起义队伍中实在是个不起眼的角色。只是他的哥哥刘伯升突然被处死，各方面力量的矛盾倏地紧张起来，刘秀才顿时显得备受关注。他的一举一动，都被密切地监视。为了逃避这些监视，苟全性命，他才做出渡河北上的权宜之计。所以，即使是在渡河北上之初，“除了苟全性命以外，在他本人，没有多大的目标”（朱东润：《后汉书考索》）。后来遇上王郎的悬赏捉拿，几番险里逃生，才最终建立起自己的军队，击败王郎，在河北真正立住了脚，以此作为根据地，经营天下。

刘秀以平凡的身份，逐渐成长为一代开国帝王的历程，朱东润先生在《光武皇帝刘秀》中说得甚为清晰，自不烦置喙。但可以看看他定论性的结论：

研读《范书》的时候，我们看到光武只是一位逐渐发展而不是少有天授的人物。这是光武和其他诸人不同的地方，也许同时还是范晔和其他史家不同的地方……正视现实，我们会认识光武只是一位平凡的人物，他没有远大的理想，没有攻治上的野心。他参加这次的农民暴动;但是他没有想到要做他们底领袖。倘使他能够在更始部下，安稳地活着，也许他会把杀兄之仇咽下去，但是那时的政治情形，使他无法安居，这才想起渡河北上。倘使没有王郎之变，他也许做一位平庸的官僚。可是王郎举兵以后，他只有发兵自卫。待到王郎既平，他底势力已成，加上谢躬底压迫，他才走上了铤而走险的路线。从此他成为更始的竞争者，但是他只是一步一步地伺候时机。他凭着那番机警和忍耐的本领，终于夺取天下，也凭着那番柔道和吝啬的策略，终于安定天下……光武只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他底成功，也只是平凡人底成功。

朱先生反复说：“光武只是平凡的人物。”这种读者效应，正是范晔将帝王平凡化的成功，是他精心结撰的史学观念所在，也标志着自初民以来，从民、神杂糅到民、神分化，从庙堂之高到平凡人性，史学创作视角跨越的完成。

因此，《后汉书》对于开国帝王刘秀的记载，叙述他作为平凡人的成功，褪去了神性的神秘面纱，也抹淡了沉重的政治说教，在范晔手中，史书才饱蘸着真正的“人”的本色。

刘秀性格的复杂多面性

《后汉书》能够用辩证的眼光观照人物性情的两面性，也能够用发展的眼光来观照人物一生性格的流动变化，这是它在写人艺术上的两大贡献。这在刘秀、董卓、公孙瓒等传主身上表现得颇为突出。这也是相较于《史记》《汉书》而言，我们称《后汉书》具有“人格”史观或“人性”史观的主要原因。

如果说，在《后汉书·光武帝本纪》中范晔主要突出的是传主作为平凡人的成功，那么在《后汉书》其他传记中，范晔则巧用《史记》“互见法”凸显了刘秀作为一代开国君王性格的复杂多面性的特征。这也是《后汉书》对过去史书扁平人物传写的突破。

在《后汉书》中，对光武帝的情感有时写得曲折幽深，讽喻多致，不易解读。如《光武郭皇后纪论》写道：

物之兴衰，情之起伏，理有固然矣。而崇替去来之甚者，必唯宠惑乎？当其接床笫，承恩色，虽险情赘行，莫不德焉。及至移意爱，析嬿私，虽惠心妍状，愈献丑焉。爱升，则天下不足容其高;欢坠，故九服无所逃其命。

此处运笔委婉多讽，后世多不能领会。如清代姚范批评说：“按郭后之立，据《刘植传》，乃光武当时藉后舅刘扬兵众以破王郎，平河北，纳后以结其心，及光武元年，东海王生，后既素贵，而又生皇子，故得立，及建武四年而明帝生，聪知绝出，且阴后又帝少所慕悦，故废郭后而立阴后，郭后本无罪，故加恩增宠不衰，而范氏以为爱升欢坠，又信为宠衰怨怼而见废，似不得其实也。”（《援鹑堂笔记》）其实，“宠衰怨怼而见废”，只不过是范晔的虚晃之辞。李景星先生对此曾说：“论光武郭后之被废而有微辞。”（《后汉书评议》）这一评判，一语中的。光武帝娶郭后于人生事业的危难之中，其婚姻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当时光武帝刘秀在河北根基未稳，被王郎缉拿，四处逃亡，侥幸逃到安定，得到郭后舅舅刘扬的收留。为了得到刘扬的全力援助，打败王郎，在河北站稳脚跟，所以光武纳郭后，这场婚姻一开始就带有十分露骨的政治目的。后来，刘扬谋反，兄弟悉被诛杀（事见《后汉书，耿纯传》），郭后的被废也就在自然之中。范晔这支扑朔迷离之笔，留下的蛛丝马迹，不细心地前瞻后顾，是不易体察到的。

范晔自诩《后汉书》“诸细意甚多”，其语言意蕴是相当丰富的。如《后汉书，刘植传》写刘秀初到河北，无以立足：

时真定王刘扬起兵以附王郎，众十余万，世祖遣植说扬，扬乃降。世祖因留真定，纳郭后，后即扬之甥也，故以此结之。乃与扬及诸将置酒郭氏漆里舍，扬击筑为欢，因得进兵拔邯郸，从平河北。

“故”字，目的性甚强;“因得”点透了光武帝刘秀纳郭氏、结刘扬、拔邯郸、平河北、得天下之间的前因后果。此段文字须与刘秀密擒刘扬、黜废郭后相对读，方能领悟范晔用笔的幽隐、毒辣。其笔力之强，足以剔刘秀之毛发、剜其筋骨，见一代开国帝王之品质，非仅“直柔”而已。

再如《后汉书·光武帝纪论》，文中处处言及光武当受命为天子。这种写法，有如《史记·高祖本纪》之开篇，笔笔写刘邦为龙种，其实都带有明褒暗讽的特点。所以，明人沈国元提醒我们说：

史汉《高祖本纪》亦引云气以著异，而此通称符瑞，不及行事，正见王者得失，非狐鸣鱼帛可假托。史家之意深远，岂贪奇好怪，故神其说，读者当喜会之。（《二十一史论赞》）

今人梁宗华先生说得更为透彻，他认为《光武帝纪论》“全为补叙刘秀受命中兴之符。其实如果与《光武帝纪》本文参照观之，此论当有另一种读法。该论通篇叙述刘秀生平奇异之处，值得注意的是范晔不把它放在本纪正文中，却于‘论’中补叙，这样处理实际正代表了范晔怀疑、不相信的态度，而结语‘其王者受命，信有符乎？不然，何以能乘时龙而御天哉？’以反问的语气传达出疑惑不解之意，显然不是一种肯定的口吻”（《正一代得失而归本儒学：范晔史论的基本傾向》）。类似这些，都是我们初读《后汉书》时往往体会不到，或者体会不深刻的。这样的笔法，按戴蕃豫先生观点，是《后汉书》“肆而隐，微而彰”（《范晔与其<后汉书>》）的史法，颇值得注意。

在《后汉书》的一些传记中，对光武帝刘秀的形象叙述笔法更为讲究，更带有戏剧性。如《庞萌传》写道：

（庞）萌为人逊顺，甚见信爱。帝常称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庞萌是也。”拜为平狄将军，与盖延共击董宪。时，诏书独下延而不及萌，萌以为延谮己，自疑，遂反。与诸将书曰：“吾常以庞萌社稷之臣，将军得无笑其言乎？老贼当族。其各厉兵马，会睢阳！”

这里独拈光武的前后两番话（加着重号的），情景如画，栩栩如生，前语对庞萌何其爱昵，后语对庞萌又何其怨毒，仿佛不是出自同一人之口。在这里，光武帝的形象仿佛成了范晔任意摆弄的棋子，横竖只由着他。

当然，即使在《光武帝纪》本传中，有时也并非一味表现刘秀“直柔”或平凡人的一面，而是重点凸显他作为一代开国君王的政治智慧，从而使传主刘秀的形象立体而丰满，读之令人流连忘返，这是《后汉书》写人的独特魅力。例如《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光武帝北上河北以后：

进至邯郸，故赵缪王子林说光武曰：“赤眉今在河东，但决水灌之，百万之众可使为鱼。”光武不答，去之真定。林于是乃诈以卜者王郎为成帝子子舆，十二月，立郎为天子，都邯郸，遂遣使者降下郡国。

这里的连词用得极为讲究，“于是”“遂”两词之间衔一“乃”字，下笔狠重，文气随之顿宕，有了起伏的波澜。光武刘秀因为看不上刘林，拒绝了他的建议，刘林心存报复，负气逞能，使出了“乃诈”这一招，立王郎为天子，河北尽为其所有，使事业刚刚有所起色的刘秀突然间一落千丈，希冀占据河北以图天下的宏图也顿时化为乌有，反而落得被王郎追杀，惶惶不得宁日，饮食无着。这从侧面写出了刘秀未能备揽群才、广察善言的刚愎自用，终于自食恶果，险致功业不成。此外，还写出了当时民心思汉，预此潮流者昌的现实。“乃”字一笔多用，意蕴悠长。同样的，《后汉书，光武帝纪》写光武帝等的饶阳骗食：

（光武等）至饶阳，官属皆乏食。光武乃自称邯郸使者，入传舍。传吏方进食，从者饥，争夺之。传吏疑其伪，乃椎鼓数十通，绐言邯郸将军至，官属皆失色。

句中“乃”字对用，饶有风趣。这个传吏，似乎有意与光武帝唱对台戏。因为实在饿极了，官员们一见到饭食，就禁不住抢夺起来，引起了传吏对光武帝等身份的怀疑。这样的场景，完全是光武帝与传吏在斗智了。饶阳骗食的闹剧，再次体现了光武帝遇大事不慌、随机应变的—代雄主形象。

总体而言，光武帝作为两汉中兴之主，其驾驭贤臣、能臣的智慧是他开创东汉基业的根本。范晔《后汉书》饱蘸了相当多的笔墨来叙述这一点。

《后汉书》中有较多光武帝与大臣之间富有生活意趣的对话片断。如《耿弁传》写道：

（耿）奔道闻光武在卢奴，乃驰北上谒，求归发兵，光武笑曰：“小儿曹乃有大意哉！”……光武指奔曰：“是我北道主人也。”

这都是生活气息浓厚的语言，前语虽为戏谑语，但能见出光武的欣喜与爱昵;后语更能看到光武与大臣之间的亲密关系，钟惺评曰“臣主相知，庸人不与”（《史怀》），洵为得道之语。这与《后汉书·冯异传》中光武帝称冯异“是我起兵时主簿也。为吾披荆棘，定关中”，又说“仓卒无蒌亭豆粥，呼沱河麦饭，厚意久不报”，如出一辙。在光武刀光火影的戎马生涯里，突然添上这些话语，倍感亲切，文气顿然有了波澜起伏，其爱才之意更是如此。又《后汉书，贾复传》记载：

（贾）复伤创甚。光武大惊曰：“我所以不令贾复别将者，为其轻敌也。果然，失吾名将。闻其妇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忧妻子也。”复病寻愈。

贾复受伤的过程，形象描绘了光武帝的言语举动：一惊一定之中，光武爱才、惜才、识才、悯才、恤才的光景跃然纸上。尤其是“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的快人心语，生活意趣盎然。

外交场合的光武帝更是从容优雅之间不乏幽默风趣。如《后汉书·马援传》写隗嚣派遣马援出使洛阳，光武帝接见时的场景：

世祖（笔者按：指刘秀）笑谓援曰：“卿遨游二帝间，今见卿，使人大惭。”……帝复笑曰：“卿非刺客，顾说客耳。”

明代钟惺对此评论精彩，可引以为述。他说：“此语（指遨游句）不可解而发付甚妙。”“游戏中大有折服。盖来者意兴正热，吾冷之;筋节甚紧，吾松之。妙处全在用诞。迎笑、復笑，二‘笑’字已夺人气。”（《史怀》）

《后汉书》中还记载了许多光武帝与诸将的言语，这些言语的刻画极大地丰富了光武帝的形象。《后汉书，邓禹传》记载邓禹千里跋涉，北上河北，终于见到了光武帝，这个时候，文中写道：

光武见之甚欢，谓曰：“我得专封拜，生远来，宁欲仕乎？”禹曰：“不愿也。”光武曰：“即如是，何欲为？”

一段试探性的开场白，幽默风趣，也为下文君臣间推心置腹的密谈埋下伏笔，从此君臣亲密无间，邓禹自此成为光武帝开国的股肱良臣。

顾炎武《日知录》称《史记》是“于序事中寓论断”，如果借用顾炎武的话，我们可以说《后汉书》是“于对话中寓论断”。很多时候，《后汉书》直接借助传中人物之口，将对传记人物的论断传达出来。如《冯勤传》记载光武帝赞叹冯勤说：“佳乎吏也！”其后又告诫冯勤说：“功名列于不朽，可不勉哉！”后来会见冯勤八十岁的老母亲，对诸王公主说：“使勤贵宠者，此母也。”史书对冯勤的评价也就借光武帝之口表达出来。又如《后汉书，陈俊传》，三次对话的描写成为传记的文眼。先是写光武帝望着陈俊英勇骁战的背影说：“战将尽如是，岂有忧哉！”其后又写光武帝谓陈俊曰：“困此虏者，将军策也。”其后又有吴汉言于帝曰：“非陈俊莫能定此郡。”三次话语，史书对陈俊的溢美之情也体现了出来。此外，还有如《后汉书·刘盆子传》中光武帝对刘盆子的评价：“帝笑曰：‘儿大黠，宗室无蚩者。’”又有对刘盆子的丞相徐宣的评价：“卿所谓铁中铮铮，庸中佼佼者也。”《后汉书·景丹传》写光武帝对景丹及其骑兵的称赞：“世祖谓曰：‘吾闻突骑天下精兵，今乃见其战，乐可言邪？’”……都是借助光武帝之口对传记的传主做出论断和评价。

《后汉书·马武传》记载了光武帝与诸将们的一段对话：

帝后与功臣诸侯宴语，从容言曰：“诸卿不遭遇会，自度爵禄何所至乎？”高密侯邓禹先对曰：“臣少尝学问，可郡文学博士。”帝曰：“何言之谦乎？卿邓氏子，志行修整，何为不掾功曹？”余各以次对，至武，曰：“臣以武勇，可守尉督盗贼。”帝笑曰：“且勿为盗贼，自致亭长，斯可矣。”起彼落 此段文字，颇类似于《论语》之《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它不但体现了光武帝君臣之间极为亲密的关系，而且折射了他们君臣深厚的儒家学识。故清代赵翼《廿二史剖记》说“东汉功臣多近儒”，“光武诸功臣大半多习儒术，与光武意气相孚合”，东汉儒学之盛，与光武帝刘秀有着莫大的关系。这一切又体现了光武帝作为儒者的性情嗜好。诸如此类，以动态化、非扁平性的方式叙述传记人物，将一代开国帝王叙述得血肉丰满，远远超越了一般史实性的机械记录，体现了范晔《后汉书》在写人艺术上的精益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