贬谪与赋体创作

刘伟生

摘要：贬谪文学源出辞赋，贬谪赋盛于中唐。中唐贬谪赋的题材内容涉及政情人事、社会风习、贬途贬地风景，尤以个人感喟最为丰富。贬谪赋好用骚体，悲伤与激愤并存，哀婉与劲健同在，或情由衷发，或托物寓讽。贬谪影响及于辞赋实因赋家身份地位的剧变而引发特定的创作心理与方式。

关键词：贬谪 中唐 賦 柳宗元 刘禹锡 韩愈

贬谪是中国古代普遍的政治现象，中唐尤然，据尚永亮先生《唐五代文人逐臣分布时期与地域的计量考察》统计，“唐五代三百四十余年间姓名或贬地可考的逐臣共计2828人次。从时期分布看，初唐598人次，盛唐543人次，中唐750人次，晚唐711人次，五代226人次”，其中“中唐是逐臣最盛的时期”。贬谪影响及于文学，使贬谪文学也成为重要的文化产物与研究对象，但学界注目的文体主要是诗歌而非辞赋，其实贬谪文学原本起源于辞赋，就中唐辞赋而言，最杰出的作品也非贬谪赋莫属。从题材内涵、总体风貌、表现手法、作家主体与创作方式等角度关注遍存当代的贬谪现象对中唐辞赋创作的影响，并与贬谪诗歌加以比对，无疑是极有意义的工作。

贬谪与赋作题材内容

尚永亮先生曾将贬谪文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贬谪诗人在谪居期间创作的文学作品，这是贬谪文学的主体;第二第三部分则是贬谪诗人在谪居前后以及非贬谪诗人在送别赠答、追忆述怀时创作的有关贬谪的文学作品，这是贬谪文学的侧翼。”这个界定既有时间、地点的标准，也有内在逻辑的因由，时间、地点的标准容易界定，但逻辑的因由才是关键。所以笼统而言，凡因贬谪而起的文学都可称之为贬谪文学，准此而论，凡因贬谪而起的赋都可称为贬谪赋。

贬谪赋的题材内容涉及政情人事、社会风习、贬途贬地风景，尤以个人感喟最为丰富。

韩愈《讼风伯》、柳宗元《逐毕方文》《辨伏神文》《诉螭文》等赋，或言灾害，或陈伪药，都属关怀现实之作;刘禹锡《山阳城赋》《三良冢赋》等，虽为览古咏史之作，实则借古说今，附着批评之旨与警戒之意;李翱《幽怀赋》《释怀赋》，则坚持正道直行，不愿曲顺人情。凡此种种，莫不说明贬谪之士虽处江湖之远，仍不忘国家之事与民生疾苦。

写贬地风景与社会风习，以刘、柳为最。刘禹锡的《楚望赋》，既有对朗州山川地理、武陵四时风光的总括，也有对楚地巫风民俗、渔业活动、农耕生产、淘金事务的叙写，不失为武陵地方志、朗州风俗画;但这画面上显然也附着有谪臣特有的幽怨色彩，它所寄托的情怀，终归是谪居难复的失落与路远莫致的惆怅。柳宗元的《愚溪对》与《囚山赋》更将主观情思寄托于自然山水，把永州山水的愚笨、荒芜写到极致，以泄其一腔之悲愤。这纯属借景写情，非为写景，这样的景，估计也只会出现在谪臣的笔下。对于社会风习，柳宗元也极尽讥讽之能事。他的《乞巧文》《骂尸虫文》《斩曲几文》《宥蝮蛇文》《憎王孙文》《哀溺文》《招海贾文》乃至《起废答》《瓶赋》《牛赋》，等等，对当时社会的各类小人、各种丑态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发与叙写。这些讽时刺世之作，也出于谪臣的眼光，这样的眼光会引导读者从不同视角来观察那个备受颂美的社会。

就贬谪文学包括贬谪赋总体成就而言，有关个人生命感喟的书写远比外部世界的陈述更为深细。在中唐贬谪赋里，有不平的怨愤、有企望的心境、有念怀的情愫，也有无可名状而又忧思重重的生命感怀。

柳宗元《解崇赋》寻思遭罪的缘由，将谤语诬言之祸比为“赤舌烧城”，《囚山赋》以永州山林为樊笼，说自己如井中之蛙、笼中之兕、牢中之豕，连同《梦归》《闵生》《惩咎》《佩韦》乃至《愚溪对》《答问》《对贺者》诸赋，尽数铺陈了他被贬之后的遭际与幽愤。刘禹锡更愤懑于久谪不复的境遇。他的《何卜赋》与《问大钧赋》假对问而抒愤懑，一篇说“人莫不塞，有时而通”，而我“久而愈穷”，一篇说“否终则倾”，而“一夫之不获”。他的《谪九年赋》径以谪年标题，更将久谪不复的怨愤推于极致：“伊我之谪，至于极数”，“何吾道之一穷兮，贯九年而犹耳。”

刘、柳贬谪之赋，其实是篇篇有愤的，但愤中有自省，愤中有固守，愤中有期望，愤中有激发。像柳宗元的《惩咎赋》与《佩韦赋》，原本也是激愤之作，可其中不乏对个人心性的真诚反思;而更多的时候，他一面承受压抑，一面固守正直，并通过对牛、瓶、苌弘、屈原、乐毅等物事与历史人物的叙写与凭吊，抒发正面的理想。刘禹锡的赋，则可谓篇篇有愤，也篇篇有望。他“以不息为体，以日新为道”（《问大钧赋》），“蹈道之心一”，“俟时之志坚”（《何卜赋》），“寄雄心于瞪视”（《砥石赋》），年过七十仍然要“奋迅于秋声”（《秋声赋》），所以他的望，既是对外在时机的期盼与等待，也是对自我志节的坚守与砥砺。正是这样的砥砺与坚守，使刘禹锡的赋愤而有望，望而能奋。

当然这“望”，也具体体现在对故乡与亲友的思念上，思乡怀人是人之本性，远离故土，放逐异地的贬谪之士更以旧家故人为精神慰安之所。刘禹锡说“有目者必骋望以尽意，当望者必缘情而感时”（《望赋》）。他之所望，在于帝乡长安：“望如何其望且欢！登灞岸兮见长安。……望如何其望最伤！俟环块兮思帝乡。龙门不见兮，云雾苍苍。乔木何许兮，山高水长。……谅冲斗兮谁见，伊戴盆兮何望。”（《望赋》）“叹息兮倘佯，登高高兮望苍苍。”（《谪九年赋》）对故乡的思念是欢愉的，更是痛楚的。柳宗元“一身去国六千里”（《别舍弟守一》），在穷愁困苦中，沉浸于对往昔的追思，寄归情于美梦：“罹摈斥以窘束兮，余惟梦之为归。精气注而凝冱兮，循旧乡而顾怀。”（《梦归赋》）韩愈谪居阳山，有湖南支使杨仪之前来探望，倍加珍重，特作《别知赋》以诉离别、慨前程，道知心难得。在与世隔离的环境与沉痛孤寂的心绪下，亲旧的亡故乃至先贤的遗迹都极易触动分外敏感的谪土神经。皇甫浞的《伤独孤赋》、刘禹锡的《伤往赋》、柳宗元的《吊屈原文》《吊乐毅文》《吊苌宏文》、李翱的《感知己赋》，都属此类。

也有将贬谪生活中的感喟泛化而为更宏大的生命感怀的。柳宗元的《闵生赋》，便将丧志逢尤、久居贬地的种种困厄、抑郁、悲愤、厌倦、无望、自慰浓缩为一体，化而为生命悲歌。其他如韩愈的《复志赋》《闵己赋》、李翱的《幽怀赋》《释怀赋》等，也多为对生命短促与人世艰难的感喟。

总体而言，贬谪赋对反映生活的广度与深度都有较大的拓展，贯穿这些作品中的情绪也以忧愤悲怨为主。

贬谪与赋体体式风貌

就体式风貌而言，贬谪赋也有其独特的形制。它最青睐的是骚体。骚赋本属赋体正脉，六朝骈赋风行时，骚赋相对式微。中唐古文运动中，缘情与致用并行，致用系乎国家昌明之期望，缘情基于一己坎坷之经历。中唐赋家大都经历坎坷，最善于宣泄哀怨情怀的骚体赋顺理成章地成为赋体创作的首选，中唐骚赋遂尔复兴，柳宗元、刘禹锡、韩愈、白居易、李翱等横空出世，创作出大量骚赋名篇。

韩愈《感二鸟赋》《复志赋》《闵己赋》《别知赋》、刘禹锡《谪九年赋》《砥石赋》《问大均赋》《望赋》《何卜赋》《伤往赋》《楚望赋》《秋声赋》《山阳城赋》、欧阳詹《出门赋》锵归赋》、白居易《伤远行赋》《泛渭赋》、陆贽《伤望思台赋》、李翱《感知己赋》《幽懷赋》《释怀赋》、皇甫浞《伤独孤赋》《东还赋》、李观《东还赋》等，都是赋史上难得的佳作。柳宗元更是骚赋大家，其《解祟赋》《惩咎赋》《闵生赋》《梦归赋》《囚山赋》《佩韦赋》等最得骚学神髓，其《吊屈原文》《吊乐毅文》《吊苌宏文》《骂尸虫文》《憎王孙文》《逐毕方文》《辨伏神文》《诉螭文》《哀溺文》《招海贾文》虽不以赋名篇，实亦骚体之作，故归为“骚”。

这些赋作多受屈骚影响，而又能于迁逐之悲与时光消逝之外忧伤时局、悼念亡灵、寄情山水，在承继中创出新意。所以祝尧《古赋辩体》说柳宗元《梦归赋》“中间意思，全是就《离骚》中脱出”，浦铣《复小斋赋话》云“刘梦得《何卜赋》当与屈原《卜居》参看而得其变化处”，刘熙载《艺概·赋概》道“韩昌黎《复志赋》、李习之《幽怀赋》，皆有得于《骚》之波澜意度而异其迹象”。这些赋多出于古文名家之手，句式上骚骈结合、骚散结合，也体现出革新的趋向。如《复志赋》《闵己赋》用《离骚》体，《讼风伯》用《九歌》《九章》体，但都有所改变。刘禹锡《望赋》骚骈结合，而其《谪九年赋》与柳宗元《囚山赋》《憎王孙文》等则用骚散结合的句子。

就整体风貌而言，中唐贬谪赋悲伤与激愤并存，哀婉与劲健同在。悲伤源出悲剧命运，激愤因由抗争奋发，哀婉与劲健则假借于语词与手法。若韩愈《复志赋》《闵己赋》《别知赋》、柳宗元《惩咎赋》《闵生赋》《梦归赋》《囚山赋》、李翱《幽怀赋》等，由其篇名即可见其间包蕴着穷困悲愁之意，而刘禹锡《何卜赋》《砥石赋》《问大钧赋》则显见激越愤发之情。

中唐贬谪赋的表现手法，或情由衷发直抒悲愤，或审慎隐晦托物寓讽。如刘禹锡《谪九年赋》云：“莫高者天，莫溶者泉。推以极数，无逾九焉。伊我之谪，至于极数。长沙之悲，三倍其时。……何吾道之一穷兮，贯穿九年而犹尔？”又其《何卜赋》云：“人莫不塞，有时而通，伊我兮久而愈穷;人莫不病，有时而闲，伊我兮久而滋蔓。”满腔郁怒发为质问，是为直泄。

寓托之赋，或凭物事，或假古人。柳宗元《骂尸虫文》《宥蝮蛇文》《憎王孙文》《斩曲几文》等，将各类小人与混浊世风比之为尸虫、蝮蛇、王孙、曲几，极尽讽刺、鞭挞之能事，而其《瓶赋》《牛赋》《吊屈原赋》则借以表达正面的情志。或以反语诙谐之法隐晦地表达情感，宣泄不满，如韩愈《进学解》《送穷文》等。贬谪赋中的悲怨之情，也常托讽禽鸟，寄辞草树，并伴以数目之词与乡土情谊。永州山水、荆楚朗州、湘妃泪竹、伤禽笼鹰，这些湘楚风物与意象都浸透着赋家的悲情怨意，与之相对，登高远望则满蕴着浓烈的思乡怀归之情。

在贬谪诗歌里，常见以数目词概括贬谪生活、渲泄愤懑情怀之句，如“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韩愈：《左迁至蓝关示姪孙湘》），“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柳宗元：《别舍弟宗一》），“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贬谪赋里也有，如“积十年莫吾省者兮，增蔽吾以蓬蒿”（柳宗元：《囚山赋》），“何吾道之一穷兮，贯九年而犹尔”（刘禹锡：《谪九年赋》）。数目词的使用更加突显了生命沉沦的色彩。

贬谪与赋家创作心理

贬谪影响及于辞赋实因赋家身份地位的剧变而引发特定的创作心理与创作方式。

传统文人受儒家文化熏染，业已形成自强不息、舍生取义的进取精神与担当意识。由贞元未经永贞至元和，大唐由中衰而走向“中兴”。面对强藩割据、宦官专权、士风浮薄等社会弊端，韩愈、柳宗元、刘禹锡们，以复兴大唐为己任，投身于军事平乱、政治革新、文化复兴运动，创建了发愤图强的元和文化精神，也练就了兼通政事、文学的个人才能与许国情怀、批判精神。但造成他们悲剧命运的个体因素，也正是这样的志趣、才能与品格。而主体心性不一，对待贬谪的态度也会有别，这样的人格理想还会形成并强化他们的贬谪情结。

贬谪文学的创作主体都是真正的迁客骚人。他们的身份地位乃至于整个的生存状况都因贬谪发生巨大的变化。由繁华京都而发配荒芜瘴疠之地，恶劣的气候直接威胁人的健康，按柳宗元与元稹的说法：“人郡腰恒折，逢人手尽叉。”（柳宗元：《同刘二十八院长述旧言怀感时书事奉寄澧州张员外使君五十二韵之作因其韵增至八十通赠二君子》）“瘴色满身治不尽，疮痕刮骨洗应难。”（元稹：《酬乐天见寄》）更要命的是由论政议事、意气昂扬的朝官一下贬为州县司马、参军之类有职无权，还要备受舆论讥谤的小官，“昔为意气郎，今作寂寥翁”（白居易：《我身》）。这不仅是在时间、空间、生活方式上承受痛苦，更是整个生命价值由发展的高峰跌落到了无底的深谷之后带来的心灵的煎熬。“投寄山水地，放情咏《离骚》”（柳宗元：《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因身份经历之变而触发的沉重的忧患和深刻的生命体验成为贬谪赋创作的重要源泉。《旧唐书，柳宗元传》叙其贬谪与创作关系时说：“既罹窜逐，涉履蛮瘴，崎岖堙厄，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

穷言易工，苦难更容易成为创作的动力，自屈原的“发愤以抒情”至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古人对这一创作现象及其心理成因业已做出过光辉的总结。韩愈的“不平则鸣”与柳宗元的“感激愤悱”（《娄二十四秀才花下对酒唱和诗序》）、刘禹锡的“愤心有泄”（《上杜司徒书》）说，也属于这一命题的余绪。

这一命题针对的是创作主体，其要点可分析为二，一是创作主体处于困苦境况，二是创作主体因心意郁结所形成的张力成为创作的动力。

贬谪是内外交困的痛苦历程，贬谪文学正是这一创作模式的产物。贬谪之士在由“京华子”变为“边地囚”（沈俭期：《从驩州廨宅移住山间水亭赠苏使君》），由“意气郎”变为“寂寥翁”（白居易：《我身》）的人生陡降过程中产生了无尽的痛苦。“草草辞家忧后事，迟迟去国问前途”（白居易：《初贬官过望秦岭》），“我今罪重无归望，直去长安路八千”（韩愈：《武关西逢配流吐蕃》），他们一开始走上万死投荒的贬谪之路心中就充满了恐惧与惶惑。到达贬所后，更因地域的偏僻、气候的恶劣、文化的落后与风俗的卑陋而备尝痛苦。韩愈自述其至潮后状况云：“州南近界，涨海连天，毒雾瘴氛，日夕发作。臣少多病，年才五十，发白齿落，理不久长;加以罪犯至重，所处又极远恶，忧惶渐悸，死亡无日。”（韩愈：《潮州刺史谢上表》）柳宗元则说永州：“于楚为最南，状与越相类。……涉野有蝮虺大蜂……近水即畏射工沙虱，含怒窃发，中人形影，动成疮痏。”在这样的环境中待久了，“行则膝颤，坐则髀痹”（柳宗元：《与李翰林建书》）。刘禹锡贬朗州司马，“地居西南夷，土风僻陋，举目殊俗，无可与言者”（《旧唐书·刘禹锡传》），“及谪官十年，居僻陋不闻世论。……时态高下，无从知耳”（刘禹锡：《答道州薛郎中论书仪书》）。

更有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是非之际，爱恶相攻”（刘禹锡：《上杜司徒书》），“骇机一发，浮谤如川”（刘禹锡：《上淮南李相公启》），“交游解散，羞与为戚……身居下流，为谤薮泽”（柳宗元：《答问》），“罪谤交积，群疑当道”（柳宗元：《寄许京兆孟容书》）。

极度的痛苦、孤独与屈辱，将贬谪者压抑到了生命的临界点。压抑的心灵需要释放，临界的生命体验既容易改变主体的价值观念，也有利于作家观察力与创造力的形成。贬谪由此成为创作的重要动力，而“发愤”也随之成为贬谪文学创作的重要特征。

贬谪诗、赋之别

陆机说诗、赋之别在于诗“缘情”、赋“体物”，其实诗、赋都可抒情和体物。还是刘熙载的说法比较切当：“赋别于诗者，诗辞情少而声情多，赋声情少而辞情多”;“诗为赋心，赋为诗体，诗言持，赋言铺，持约而铺博也。”更重要的是：“赋起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陈之。斯于千态万状、层见迭出者，吐无不畅，畅无或竭。”（《艺概·賦概》）所以诗以凝练见长，而赋擅于深细的表达。

贬谪过程中的种种情事，在贬谪之士的诗中都有比较及时的反映，但那些深沉曲折的情感、不堪回首的经历、恶劣难忍的环境却往往要借助于赋来表达。以失落、苦闷与被拘囚的情绪表达为例，贬谪诗常以直截简括的方式道出，如：

幽独已云极，何必山中居？（白居易：《闲居》）

始知真隐者，不必在山林。（白居易：《玩新庭树因咏所怀》）

剑埋狱底谁深掘？松框霜中尽冷看。（白居易：《得微之到官后书备知通州之事帐然有感成四章》其四）

云水兴方远，风波心已惊。可怜皆老大，不得自由行！（元稹：《遣行十首》其八）

留君剩住君须住，我不自由君自由。（元稹：《喜李十一景信到》）

定觉身将囚一种，未知生共死何如？（元稹：《酬乐天得微之诗知通州事因成四道》其四）

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苹花不自由。（柳宗元：《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

而柳宗元的《囚山赋》却以专门之篇书写长期贬谪拘囚的哀思。赋从地形、空气、耕作、丛林、鸟兽等方面将永州其地的荒芜写到极致，最后再明确将山林比为陷井与牢笼，说自己是井中之蛙、笼中之兕、牢中之豕，整整十年，无人过问，并以反语设问的方式表达激愤之情：

楚越之郊环万山兮，势腾踊夫波涛。……匪兕吾为柙兮，匪豕吾为牢。积十年莫吾省者兮，增蔽吾以蓬蒿。圣日以理兮，贤日以进，谁使吾山之囚吾兮滔滔？

可见赋擅长于杂沓情事的铺陈。

这种区别在同题之作及赋中有诗之作中有更明显的体现。前者如陆贽的《伤望思台赋》和吕温的《望思台作》，一详备，一简括。后者如刘禹锡的《望赋》和其后面的歌：“张衡侧身愁思久，王粲登楼日回首。不作渭滨垂钓臣，羞为洛阳拜尘友。”歌虽有情感的铺垫与志意的表达，但就深细而言，显然无法与赋的全力铺陈相提并论。

按柳宗元的“著述”与“比兴”之分，赋大概应算作文艺性的“比兴”，他的赋也多半“言畅而意美”，并能“导扬讽谕”（柳宗元：《杨评事文集后序》）但赋的体式本身既不在“著述”与“比兴”之列，又兼有“著述”与“比兴”之长。“道屈才方振，身闲业始专”（白居易：《江楼夜吟元九律诗成三十韵》），不屈的人格、贬谪的经历与赋体的优长共同造就了中唐辞赋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