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话》中的田汉家史（上）

张耀杰 陈雪

摘要：《母亲的话》是田汉1941年在湖南南岳和母亲易克勤一起居住期间，所记录的一份自传体口述家史，其中记录了易克勤自1872年到1916年的人生历程和家庭变迁，以及田汉早年读书看戏的成长历程，堪称是关于中国民俗史、民间戏剧史以及民间宗教史的一部重要文献，其文本价值甚至超过田汉的诸多影剧作品。

关键词：易克勤 田汉 《母亲的话》 民间戏剧 民俗宗教

1940年9月，蒋介石下令免去郭沫若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职务，改任总政治部的部务委员，周恩来也由总政治部副部长改任指导委员。三厅工作人员为此事联名辞职，蒋介石亲自出面召见郭沫若、田汉等人加以安抚，并另设文化工作委员会，由郭沫若任主任委员，田汉为专任委员兼第二组组长，主管文艺研究与写作。

随着1941年1月4日“皖南事变”的爆发，周恩来等中共上层领导开始安排人员疏散，田汉经组织同意，于3月6日离开重庆返回湖南。抵达湖南南岳后，田汉把母亲易克勤接来同住，于是便有了长篇回忆录《母亲的话》：

去年三月间由渝回湘，奉老母在南岳菩提园住了将近七个月。借用了唐三家两间房，我在一间读书，老母在另一间绩麻，门是通的，我们母子一面工作，一面谈话，完全恢复了我幼年时代的愉快的场面。那时我母亲将满七十了。……我想把她老人家作为一个中国农民层的女性如何过出这艰难辛苦的七十年的历史记录下来。难得有当时那样的闲日月，又有南岳那样的好环境，我便于工作之余请她老人家每晚说一段，一直说到现在，随说随记，前后费了一个多月光景，大体记完了。

《母亲的话》最初发表于桂林《人世间》1942年第1卷第1至6期，记录了易克勤自1872年到1916年的人生历程和家庭变迁，以及田汉早年读书看戏的成长历程，堪称是关于中国戏剧史和中国民俗史的一部重要文献，其文本价值甚至超过田汉的诸多影剧作品。

孕育田汉的破落之家

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3月12日，湖南省长沙县东乡田家塅茅坪村的普通农家，一个小生命呱呱落地。没有人知道这小生命将会在人世间创造出什么样的奇迹和成就出什么样的事业，不过，对于生养这个小生命的普通农家来说，他的到来所代表的是无限希望。

这个小生命就是原名田寿昌、乳名和儿，长大之后成为中国文艺界影剧之王的田汉，他的父亲叫田禹卿，母亲叫易克勤。

按照《母亲的话》当中的相關记录，6年前，刚刚20岁的易克勤曾经生下过一个男孩儿，不到三个月就夭折于脐带风，为此她伤心得几乎崩溃。是一位算命的陈瞎子，用“你不要急。你是先开花，后结果，你生子要到二十六岁”的欺人之谈拯救了她。靠着中国民间这种宗教、准宗教的神道福音，易克勤的身体逐渐复元，26岁时如愿生下了田寿昌。

寿昌的父亲田禹卿远在岳州厘金局当伙夫，对于一家之主的祖父田桂泉来说，寿昌是田家存活的第一个孙子辈男丁，也就是传宗接代的首选载体。为了在精神上保证宝贝孙子的长寿，连同整个大家庭的香火不断，田桂泉专门备上祭品到金龙寺，把寿昌“寄在观音菩萨名下，做个徒弟，因此寿昌的乳名叫作‘和儿’，就是‘和尚’的意思”。

就这样，田寿昌从小就被包装在宗教神道的安全套里，仗着观音菩萨的神圣名义成为田家亦人亦仙、半人半神的二重宝贝，一直长到十多岁，还剃着光光的和尚头。

对于这种靠着神道包装才得以存活成长的生存之道，田寿昌日后在自传体小说《上海》中提供过一种颇为正式的说法，叫作“人非幻影不生活”。借用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更为经典的话语，就是“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宗教把人的本质变成了幻想的现实性，因为人的本质没有真实的现实性”。

比田汉（田寿昌）大17岁的鲁迅（周树人），也曾有过大致相同的神道包装和宗教启蒙，正如他在《且介亭杂文末编·我的第一师父》中所介绍的那样：“我生在周氏是长男，‘物以稀为贵’，父亲怕我有出息，因此养不大，不到一岁，便领到长庆寺里去，拜了一个和尚为师了。”

据《母亲的话》介绍，易克勤是16岁嫁到田家的，丈夫田禹卿小她一岁，当时还在家里读书：“禹卿是最爱读书的，直读到18岁才以家贫废学。他不知哭过多少次。但我母亲替我选了田家，却因为田家是久富财主……公公桂泉翁行四，在诸兄弟中最为能干，但亦以忠厚仁义名闻遐迩。田家那么一个大家庭，子女众多，在公公桂泉翁手里嫁过两个侄女，娶过三个侄媳，家里有出无进，已经扯得很空，恰像一个烂灯笼快要破了。不过因为家里种田、养猪等人手既杰，公公在外面信用好，扯得动，所以表面上还没有什么败相。”

寿昌的父亲田禹卿，在六个嫡亲兄弟中排行老三，上面两个哥哥，下面三个弟弟。他的两个哥哥都是包办婚姻的牺牲品，大哥对自己妻子的“痴肥迟钝不能满意，常常不愿意回家，也成了他后来漂泊生涯的原因……后来客死北平”。二哥的妻子长得很漂亮，却看不起丈夫是个庄稼汉，等到丈夫25岁因肺病累死田间后，很快就改嫁他人。

在这种情况之下，并不是长子的田禹卿不得不承担起长子的责任，18岁时辍学到外乡当差成为一名厨师。并不是长房媳妇的易克勤，也成了田家的大管家，一度为这个破落家庭带来过回光返照式的中兴之相：“我的手很红，每年收的茧子很好，缫出丝来卖得好几十元钱，交给公公，对于家里经济周转上帮助很大。”

为了使易克勤的缫丝技术充分增值，田家老四专门拜师学习织绢，出师后回家带徒弟，请机匠，像模像样地办起家庭织绢厂，“家里一时有六七张机织绢，甚是兴旺”。

包裹在三纲五常、忠孝节义之类“存天理，去人欲”的神道天理之下责、权、利浑然不分的宗法制经济共同体，与现代产权制度环境之中责、权、利充分量化细分的社会化扩大再生产，是两个时代的产物。陶醉于宗法制大家庭中温情脉脉的亲情假象的田家人，显然不明白这一点，却也从来没有真正断绝过自私自利的本能“人欲”。两次进城卖绢都说是丢了钱款的田家老四，开始染上抽鸦片的恶习，每天嘴里含着冰糖像模像样地当起了小老板，从而引起家人与雇工的不满情绪，用他嫂易克勤的话说：“人心一涣散，本来刚有起色的家就此完了。”

祸不单行，当时在“郴州府衙门里服务”的田禹卿不幸染上肺病，失意落魄之中也抽上了鸦片烟，“因为有了这种习惯，更加使他的生涯不幸”。田禹卿从郴州回到家中一病不起，年仅33岁就撒手去世，留在他身后的是34岁的妻子和未成年的三个儿子：“大的八岁，正在读书;第二个五岁，淘气得很;第三个三岁不足，还在吃奶。”

在这种情况下，易克勤的父亲易道生借着给死人赠送坟地的机缘，为田寿昌及两个弟弟包装了第二道宗教神道的安全套：“葬地是我爹爹送的。禹卿去世的那天，寿昌到三字墙屋去叩头，随即同他外祖父回来了。我也向爹爹叩了头。爹爹老泪纵横地安慰我，说一切应朝着孩子们身上想，便送了这块地。地在铜钱潭上藤子冲的山上，那山势远望去好像一条牛，禹卿葬的那地方像牛鼻子。我爹爹说：‘牛鼻子的气是很大的，孩子们必有发达。’这虽是农民的说法，但我和孩子们怎能不感谢他老人家的好意呢？”

田禹卿病死，对于像“箍桶篾”一般凝聚着由祖孙三代人所构成的宗法制大家庭的田桂泉，堪称是致命一击，他只好采纳了老伴的分家意见：“家里人多，难以支持，不如让儿子们各自努力。”

这时候的田家，实际上已经无家可分。据田汉后来在自传体小说《上海》中提供的说法，母子四人所分到的是“一张柜、一张桌、和一些零星的家具，此外还有百多块钱债务”。

相比之下，易克勤在《母亲的话》中的相关介绍，应该更接近事实：“茅坪里剩下的一点田和一所房子由祖父母管理，杨泗庙一带该欠的一些铺账也由祖父负责偿还。儿孙们分得的不过一些什物器皿。……实在木料我分得不少，但后来也给他们拿去做猪栏去了。另外分得一张破烂柜子和六块楼板（至今还留在八叔家）。拿起这些东西我得养活一家，把三个孩子抚养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