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新诗史研究的新创获

王本朝 张望

中国新诗的诞生已有百年之久，它曲折的发生、发展与经典化过程不仅关乎文学内部规律的流变以及新诗创作者的探索与突破，同时还紧密地联系到复杂的历史背景、时代风气、传播媒介以及读者接受等问题。1917-1949是中国现代新诗持续高产的关键时期，中国现代新诗在反叛传统、借鉴西方的过程中不断摸索、生产和创新，又在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不断被传播、被接受，最后在时间的淘洗下沉淀出若干新诗“经典”。新诗“经典”关乎着一个时代乃至几个时代的审美风尚与人文品格的升降，对此不可不审慎对待。近年来讨论极热的“重写文学史”“经典泛化”乃至“主体性焦虑”等话题无不与经典问题息息相关，“经典的建构、解构与重构”命题在当代文化语境下不断地重置和再生。因此，我们不禁发问：这些新诗“经典”何以成为经典？它们是在何种因素的共同蓄力下被塑造和被推出？它们又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经受住时间的淘洗与审美标准震荡所带来的价值升降？正是基于这样的重新思索与理论自觉，方长安教授的新著《中国新诗（1917-1949）接受史研究》便将目光聚焦于现代新诗“经典”，沉潜于中国新诗“黄金发展时期”的历史材料，试图打通新诗文本自身的情感空间、审美特征与读者接受之间的潜在关联，爬梳新诗“经典”被不断接受的历史过程，努力追寻中国现代新诗“经典”流传的踪迹与光晕，从而为中国现代新诗“经典”的塑造、祛魅与反魅构建一个较为客观的阐释空间。

中国现代新诗史研究的新范式

方长安教授的新著开启了新诗史研究新的维度与范式，诚如於可训教授在序言中所说，方长安教授的新诗接受史研究属于综合地研究新诗这一文类的文学接受史的“首创之作”。回望以往的新诗史研究，我们会发现惯常的新诗史叙述框架主要以诗人诗作的评述为主，或者在诗歌思潮、流派的大框架下对具体的诗人、诗作做出评述。较多关注作家个体、诗歌文本、创作规律以及新诗理论的建构过程，对新诗的传播、接受关注较少。随着20世纪80年代接受美学传入中国，基于“读者接受”视阈的研究逐渐在文学研究领域兴起，中国现代新诗的传播与接受也渐渐被学界所重视。方长安教授多年致力于该领域的研究，贡献了许多重要的学术成果，其新著《中国新诗（1917-1949）接受史研究》以其独到的阐释维度、扎实的文献史料以及创新的研究方法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又一力作。

方长安教授的新作可以视为其《新诗传播与构建》的深化与推进，如果说《新诗传播与建构》重点讨论新诗的传播同新诗诗学概念与审美观念的形成与发生关系的话，其新作则将重点放置于读者接受，考察新诗到达读者的方式路径，新诗如何对读者群体发生作用，而这种作用又怎样反过来对新诗作品、诗人以及新诗经典化产生影响。作者首先提纲挈领地论述了三个层面的问题：传播、读者阅读接受与新诗的生成问题;传播与中国现代新诗的现代性发生问题;读者阅读接受与新诗经典化问题。作者认为现代传播场域、传播语境与社会转型共同参与了现代文化、文学的生产，进而搅动了中国诗坛格局的旧有形态，赋予了旧诗坛新的质素，促成了中国现代新诗的发生与演变，帶来了中国新诗的现代性发生。与此同时，现代传播场域、传播语境中读者阅读与接受又直接影响了现代新诗的内在意韵、情感空间以及审美形式，促成了现代诗学的生成，制约着新诗的流变与经典化汰选。基于传播机制、读者接受在新诗的生成、发展与经典化中的重要作用，作者强调重新认识和考察新诗接受以及经典化现象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法进路。在著作中，作者极其明确地抓住新诗批评、新诗选本、文学史著这三重要素，认为这三者既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与特征作用于中国现代诗歌的传播与接受，诗人、诗作的遴选与淘汰，同时又彼此关联，合力助推现代新诗的经典化进程。在此认知之下，著者遴选了诸如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李金发、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冯至等一系列具有节点性意义的代表诗人，以他们为案例，结合诗人所属流派、时代政治语境和诗学话语，搜集整理不同时代重要的文学批评家对诗人的诗歌评论，统计分析百年来重要诗歌选本对诗人作品的选录情况，考察评估不同时期重要的文学史著作对诗人诗作的汰选与品评，共同勾勒出诗人及其代表作的读者接受及其经典化进程。

应该说，著作选择从新诗批评、新诗选本和文学史著三个维度来共同建构不同诗人、诗作的接受历史，无疑是极其精准到位的。围绕这三个维度的讨论几乎贯穿于整本论著所论及的各个诗人和各种诗作，且均具有较强的阐释力度和深度，对百年新诗相关问题的展开也较为自然妥帖。在著者看来，新诗批评既受到批评者文化身份、知识结构、审美意识、文学趣味的影响，同时也与社会文化思潮、文学运动等外在语境互相渗透，它是文学接受的一种主要方式。新诗批评与新诗创作几乎同时展开、同步发展，它敞开了新诗文本的内在情感与审美，既引领诗歌的创作走向，又引导大众读者对新诗的阅读理解，培养读者的审美趣味，同时又使文本得以在大众读者中得到传播与认可，拥有成为新诗“经典”的可能性。新诗选本则关切着重要诗人诗作的遴选，不同时代的新诗选本体现着不同时代的审美与诗学观念，各种选本的不同选诗标准与立场，给予了不同主题、题材与审美风格的文本同等的机会，一个文本进入选本的历史过程在相当程度上反映着该作品在走向“经典”之路的遭遇和特点。同时，诗人诗作是否入选某一时期、某一主题的新诗选本，可以窥见某一时期新诗读者的审美趣味和鉴赏能力，同时也能考察某一时期的时代风尚与新诗观念，以及相互之间扭结的影响关系。著者常常借助选本视角来考察诗人的代表诗作在百年新诗发展中的接受状况，比如郭沫若的《凤凰涅槃》、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戴望舒的《雨巷》、卞之琳的《断章》，这些经典作品在选本视角之下可以最大限度地清理出其走向“经典”过程中的多重力量。比如对戴望舒《雨巷》进入新诗选本情况的梳理，便可认识到《雨巷》一诗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经历了从“名声大噪”到“销声匿迹”再到“备受批判”的评价过程。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诗学话语的转型与复归，同时又伴随着流行文化的交互作用，《雨巷》才又得以重新回到“经典”位置。《雨巷》的经典化过程通过新诗选本这一视角的检视，很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的视野内，足以证明这一阐释维度的独特和有效。百年来各个时期的文学史著或者新诗史著通过对新诗发生发展过程的叙述，展开对现代诗人诗作的评说与定位，从而影响现代新诗经典的沉积和形成。文学史著因其秉承的不同的述史逻辑与思路，会对相同的诗人诗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给予具有差异的评价与定位，这自然也可以形成一段接受历史，并以此归纳出经典的不同建构路径。

新的阐释维度需要新的历史材料作为支撑，由于接受史的独特视角，曾经被已有文学史反复援用的文献、史料在该研究中便失去了较为恰切的阐释效力，再加上读者阅读新诗及其反馈等文献资料常常具有随机性、不确定性和多层次性，这都为大批新诗史料的重新发掘、整理和筛选带来了难度。但是从方著的相关引用来看，著者在史料的发掘整理和筛选运用上着实下了大功夫和硬功夫。比如文学选本，著者对新诗百年文学选本几乎可以说是做了地毯式的搜罗。著者在选择文学选本时，不仅关注比较知名的经典选本、精英阅读选本，同时还关注市场化的通俗读本、高校的教学选本，甚至有些歌曲选本也被纳入考察范畴，试图在最全面的文学流通选本中勾勒出诗人、诗作的接受状况。如第一章讨论选本视野中的胡适和《尝试集》，著者便以第一部新诗选集——1920年1月新诗社编辑部出版的《新诗集（第一编）》为始，以2010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诗总系》为终，对其间出版的共计218种新诗选本进行了统计。这中间既有诸如朱自清选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八集（诗集）》、臧克家主编的《中国新诗选（1919-1949）》这样的在文学史上意义重大的新诗选本，同时还有诸如20世纪20年代许德邻主编的《分类白话诗选》、20世纪30年代笑我的《现代新诗选》这样鲜少被提及的选本。既有诸如1979年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三校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编选的《新诗选》这样的精英化教学选本，又有诸如《你一生应诵读的50首诗歌经典》这样的通俗读物选本，甚至还有《绝妙好歌·中外抒情歌曲》《台湾歌曲》这样的歌曲选本。除此之外，著者对文学史著的网罗也尽量做到了全面丰富，对一些早期文学史著的发掘更是极具价值。比如胡毓寰的《中国文学源流》、凌独见的《新著国语文学史》、谭正璧的《中国文学史大纲》等。这些文学史著几乎都出现于新文学发生之初，虽然里面存在一些对新文学或者新诗有失公允或不成体系的看法与判断，但这些文学史著对新诗的评价却极大程度地还原了较早时期的新诗接受状况，其中一些只言片语甚至会颠覆我们对某些诗人、诗作的固有观念与印象。如果著者没有发掘凌独见的《新著国语文学史》与贺凯的《中国文学史纲要》的话，我们便会忽视这些否定胡适新诗首创之功的不同之声，这些不同之声便会被众多文学史著的相同之声所遮蔽。

除了对历史材料的充分发掘，方著在研究方法上也有诸多创新之处。在对新诗批评论著、文学史著以及新诗选本做考察时，除了常规的文本细读和实证分析之外，还引入了量化统计方法，在海量的选本、文学史著中仔细地整理和爬梳，并通过列表展示的方式将结果和规律直观地呈现出来，使得研究结论清楚明晰。在选本研究中，著者将诗作在某种选本中的选入频次，诗作在不同年代人选诗歌选本的频次，作品被选入何种类型的新诗选本，某一时期收录了某位诗人的哪些诗作等指标，都作为作品传播接受程度及性质的参考材料，事实证明，它们能有效说明问题。比如在对《再别康桥》经典化途径的研究中，著者就采用了统计列表分析的方式来进人选本研究，他统计了20世纪30-40年代重要选本收录徐志摩诗歌以及《再别康桥》的情况，发现在近30多本选本中《再别康桥》仅被选人两次，证明《再别康桥》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并不受编选者的青睐;与此同时，著者又统计了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的重要新诗选本对《再别康桥》的收录情况，发现绝大多数诗歌选本都选择了《再别康桥》，证明在80年代后徐志摩的《再别康桥》重新回到编者视野之中。基于此，著者又分析徐志摩诗歌接受现象之后政治话语与现代诗学的冲突、融合的关系，由此證明经典化之路是在遮蔽、发现、欣赏、再遮蔽等绵延的历史隧道中不断展开的。

接受史视角的现代新诗发展检视

从读者接受角度撰写关于中国现代新诗的文学史，这本身就是一种顺应接受美学文学史观要求的具体实践。接受美学理论家姚斯就认为：“文学史的更新要求建立一种接受和影响美学，摒弃历史客观主义的偏见和传统的生产美学与再现美学的基础。文学的历史性并不在于一种事后建立的‘文学事实，的编组，而在于读者对文学作品的先在经验的不断超越。”姚斯的“读者文学史”概念认为，新的文学史应该是文学作品的消费史，读者作为消费主体应是一个能动的构成。文学的意义、效果与价值不仅包括作者的创造和作品的内涵，还应同时包含读者的增补，即读者接受，文学史就应该是效果与接受的历史。基于此，方著试图通过在新诗批评、新诗选本、文学史著三个维度中找寻读者对于新诗的作用，并以此重建百年新诗的历史演进过程。

表面上看，方著似乎是关于新诗接受的个案研究的集合，但细读之下，我们却发现暗藏于论著中的隐秘逻辑与铺排。事实上，方著在著述体例方面，也是别出心裁的，它以相对独立的微观接受史为基本单元，建构中国现代新诗整体的接受历史与发展历程。著者注意到了诗人诗作在整个现代新诗史中的先后序列与时代印记，在细致刻画不同时期不同诗人和诗作的接受状况的同时，还有意识地将其纳入到作为有机整体的现代新诗的历史之中，凸显其独特性，探索其内在关联，反思现代新诗的相关问题，这些问题成为方著研究的出发点与根本动力。比如论著首章讨论具有中国新诗源头性质的诗人胡适及其《尝试集》的接受状况，便是基于对新诗源头的传统资源与西方助力之间关系的考辨。著者通过对百年来新诗选本和文学史著中对胡适及其作品的汰选与叙述，勾勒出胡适的“尝试者”形象是一个不断被建构和被修正的过程，其形象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并不是新诗史上从一而终的论调，而是随着社会历史更替与审美风尚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同时通过近一个世纪的文学史著和新诗选本对胡适新诗的探讨与选择，进一步重新审视了中国现代新诗的诗学观念与逻辑。他抓住文学史著对胡适的《尝试集》共有的缺憾表述一一“未脱尽传统诗词痕迹”，认为一直以来在关于新诗的观念中暗含着一个基本立场，即新诗必须与传统彻底断裂，不能留有传统诗词影响的痕迹。基于这一立场，文学史著将西方文化和文学理念视为现代性体现而加以肯定，从而判定中国传统诗词存在问题，因此，肯定胡适新诗事实上肯定的是胡适自身与西方文化和文学的联系，而对其新诗的诗学层面却往往缺乏应有的思考和分析。这样简单地将新诗的诗性、诗美问题置换为新旧文化与文学的关系问题，这不但使近一个世纪以来对胡适的评价不够准确，对其《尝试集》的叙述、定位缺乏说服力，同时也使新诗从一开始便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传统诗词的根基，从而走向了不良的发展道路。再如第五章讨论李金发的诗歌接受史，将其纳入新诗的现代主义审美意识生成和发展的动态背景之中做讨论，认为李金发的重大贡献在于将西方象征主义引入中国，加速了审美意识转型进程，不同时代的读者、批评者关于李金发诗歌的解读、批评与接受，不但培育了中国现代主义的艺术土壤，而且还推进了中国新诗现代主义审美意识的生成建构。又如第六章讨论戴望舒及其《雨巷》的经典化，著者将戴望舒视为一个融贯中外古今的诗人代表，认为戴望舒的诗歌让古典诗意重新生辉，让象征主义实现了中国化。在戴望舒这里似乎可以看到中国传统诗意与现代诗歌形式融合的可能性，基于此，讨论戴望舒新诗的接受历史便可在读者的阅读阐释、特定的诗学、文化以及政治语境中探讨现代新诗中传统资源与西方资源并行化用的路径。再比如第八章对何其芳诗歌接受史的讨论，同时又讨论了中国新诗与政治之间难以割断的复杂关系以及政治文化因素在新诗经典化过程中的作用。由此可见，方著在著述体例上做到了以小见大，以线串珠，见微知著，在具体探讨个案接受的同时，也打通了整个现代新诗的发展历程及其面临的问题意识，通过接受史角度的检视开辟出新诗史和学术史的新天地。

纵观著作，从胡适到郭沫若，再到何其芳和“中国新诗派”，对他们接受历程的爬梳便已经可以勾勒出中国现代新诗百年的循环往复、困难重重的发展路径。从这些个案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现代新诗的接受道路始终面临三个方面的参照与检视，即中国古典诗歌厚重的历史传统、西洋诗歌纷繁的舶来经验以及中国现代新诗自身发展过程中所积淀的新传统。与此同时，时代的、历史的、现实的、社会的、美学的、个人经验的因素也在新诗的接受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共同形塑着中国现代新诗的接受与发展历程。从接受史的角度看，中国三千多年的诗歌传统，以其超稳定的审美规范与诗教传统成为多数受众始终存在的一个尺度和标准，新诗的发展历程便是在破除这种集体无意識的审美习性与封闭心理结构，以及在传统诗学经验中寻得滋养这两者之间不断徘徊前进的。除了中国古典诗歌传统，西方诗歌的不断翻译引进，也被视为新诗创作与接受的起点，中国现代新诗的创作受到翻译体新诗的影响，近代中国落后的经济文化环境构筑了作家以西方现代文化为典范的文化心态与主体焦虑，他们以翻译过来的西方现代诗为标准和模板开始创作和发展中国现代新诗，因此西方诗歌的翻译体也成为读者接受中国现代新诗的一大标尺，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读者对新诗的接受心态。与此同时，随着新诗时间推移以及新诗问题的明晰化，新诗自身也逐渐形成了一些“小传统”，面对这些传统，新诗发展还会提出更自由、更求新、更多变的要求，这也成为一种参照维度影响着新诗的接受。另外，从方著呈现的各个诗人诗作的接受过程，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现代新诗与社会时局之间拥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中国百年的动荡历史中，新诗很多时候都被视为社会的公器而被时代话语所裹挟，因此新诗的接受很多时候也被打上意识形态和时代的烙印，从而在公共话语与审美话语的冲突之间被接受被传播，从而不断发展和被形塑。综合看来，方著在无前例可援的情况下创造性地搭建了一个极具阐释力度的叙述框架，以个案带出整体的论述构架是一种极具独创性的新诗接受史设计。

现代新诗的经典化反思

反思中国现代新诗经典化是贯穿著作始终的问题主线。方著开篇便强调“现在那些所谓的白话新诗‘经典’，是在20世纪特殊的历史语境中，经由传播、读者阅读接受这一经典化过程塑造出来的”，因此方著旨在通过个案考察新诗“经典”的接受历史，“敞开经典化过程中的内在复杂性”，“揭示出诗性与非诗性力量如何作用于文本的传播、如何影响文本命运的沉浮”。基于此，方著依旧从批评、选本和文学史著这三重向度来思考新诗的接受与经典化关系，这可谓方著的又一大亮点。方著认为新诗经典化的过程由诗人、学者和理论工作者共同承担完成，批评家、新诗选家和文学史家这三种重要的读者群体为新诗经典的形成提供了专业的审美眼光、审美趣味和理论知识，在遴选、阐释新诗经典的过程中发挥着相当大的正面效应。

著者认为新诗批评、新诗选本与文学史著既以各自的方式与特点着力于新诗经典化，又相互关联，相互支撑。首先，方著指出新诗批评选择有意味的新诗文本进行解读、阐发，揭示文本的内在意蕴，弄清谁在批评，为何批评，以及影响新诗批评走向的主要原因，便可弄清新诗批评与新诗经典化之间的关联。方著认为百年现代新诗的重要批评者大多集诗人、理论家和批评者的身份于一身，这种身份使得新诗批评自觉地为新诗的创作和发展探路，因此选择怎样的对象进行言说，怎样言说新诗文本，其实都是在自觉思考新诗发展路径，推进新诗创作，帮助拟想的新诗爱好者、写作者遴选新诗精品，推介新诗阅读和创作的范本。新诗评论者们感兴趣的更多是新兴的预示新诗发展方向的作品，它们因着新的创作风格而获得更多阐释的契机，从而被更多读者所接受，即使在艺术方面存在缺陷，也更能被推到“经典”的行列之中。除此之外，新诗批评还必然受到批评者文化身份、知识结构、审美意识、文学趣味的影响，以及不同社会文化思潮、文学运动的话语渗透，这些因素也致使不同时期拥有不同的新诗范本，这些被遴选出的新诗作品便在“经典”的队列中不断沉浮。其次，方著认为收录中国现代新诗的各种选本意味着各种选择新诗的立场与原则。方著根据选家身份的不同，将选本分为面向社会和面向学校两类，两类选本特点与功能均有所不同。社会选本向不同时期的读者提供新诗阅读范本，引领着经典化的方向和路径;学校选本则以其巨大的发行量和讲授的方式，将社会选本遴选出的新诗“经典”最大限度地加以普及，同时传授学生有关新诗的知识，培养学生对于新诗的鉴赏能力和审美品位，改造大众对传统诗歌稳定的审美经验和心理结构。两类选本各自着力又相互配合，共同推动着新诗的经典化。第三，方著看重文学史著在现代新诗经典建构中的作用，认为文学史著通过对新诗发生发展过程的描述，通过对现代诗人诗作的评说与定位，参与了新诗经典化的过程。除此之外，方著还挖掘出批评、选本和史著三者之间存在的深刻关联。批评与选本相互合作，“选”与“评”融为一体，共同促进新诗的经典化;文学史著与新诗批评相互支持，遴选出新诗“经典”;选本与文学史著或离或合，存在着“有史无选”“有选无史”“选史配套”三种情况，三者之间基本共振呼应，形成一种合作共构的关系。

方著从批评、选本、文学史著三方面全面思考新诗的经典化问题，既是一种新颖的入思方式，又带出了颇多具有建树的观点。值得肯定。但我们对从这三方面遴选出的新诗“经典”的合理性、全面性与可靠性仍保有疑虑。事实上，著者对这一问题也有所思索。正如作者反思的那样，我们应该肯定批评、选本和文学史著三方面因素在现代新诗经典建构中的重要作用，但却不能迷信由此路径遴选出的新诗“经典”。著者在最后指出了在这三条经典化路径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比如新诗批评家、选家因其自身诗学观念的不成熟、不完善，或囿于文学小圈子的本位立场，而可能带来“有所偏颇”和“经典误判”的问题;又如专家在新诗遴选与批评中拥有强势话语权，致使大众口味被全然遮蔽的问题;再如新诗取舍和价值评判的标准被时代话语和传统话语所裹挟的问题。这些问题都会使被遴选阐释出的某些新诗被经典化得不完全可靠，因此，在看待这些被批评、选本和文学史著所指认的新诗“经典”时不得不持审慎态度。著者最后对这一问题所做的补充性阐释，使其问题更加严谨，论证更加周严。但不得不指出的是方著在论述中确实比较疏于对大众读者接受声音的采集与考释，同时也疏于对大众接受心理层次的探析，这当然与大众读者的不确定性、多层次性有关，同时也与这方面资料的难以保存、难以寻得有关。但是相信随着新媒介平台的搭建，随着数字化技术对新诗传播、接受文献整理的助推，新诗接受研究课题仍有巨大的阐释空间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