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目中的鲁迅（下）

时间：2024-05-20

北京商金林

编辑：张玲玲 sdzll0803@163.com

如何看待“尊异端”与“非正统”

《中华读书报》2013 年12 月11 日第七版，刊登了朱学文口述、牟坚整理的《侯外庐先生的晚年思绪》，谈及鲁迅的思想时有一段很精彩的叙述：

侯（外庐）先生推崇历代的异端思想家。异端思想家那种对正统思想的冲撞，他认为是最有生命力的。他说：“研究思想史绝对不能只研究正统不研究异端，只有正统的和异端同时展现出来，才是一个真实的时代面貌。”1946 年在香港鲁迅逝世十周年的一次纪念会上，侯先生谈到，学术界经常在讨论，鲁迅思想是受了什么外来思想的影响。许多人认为鲁迅受尼采、叔本华、达尔文的影响。侯先生认为更重要的应该探究鲁迅与中国文化源流的近亲关系。他认为，从嵇康、鲍敬言，一直到李贽，到龚自珍……历代的异端思想家个性多彩而鲜活。鲁迅早期深受嵇康影响，鲁迅的文学继承并发扬了尊异端非正统的传统精神。正统和异端各有传统，各有源流。鲁迅的定位正在这条异端的源流上。我觉得很精彩。后来我整理好这段读给他听的时候，他非常满意。

侯外庐认为“鲁迅的文学继承并发扬了尊异端非正统的传统精神”，鲁迅的确是“尊异端”的，这从他从小就喜欢读野史、笔记、小说，注意力在“杂学”方面，以及青年时代“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的志向，也可以看得出来。鲁迅的确具有一种“非正统”的逆反思维，他厌恶狗和猫，喜欢狼和猫头鹰。在谈到自己的杂文时，鲁迅非常自信地说，“就是偏要使所谓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几天”，“给他们的世界上多有一点缺陷”；在论及“公理或正义”时，鲁迅说：“不想和谁去争夺公理或正义。你要那样，我偏要这样是有的；偏不遵命，偏不磕头是有的；偏要在庄严高尚的假面上拔它一拔也是有的，此外却毫无什么大举。”鲁迅的睿智和锋芒，往往使人们很容易想到他的“尊异端非正统”，是一个叛逆者。

可鲁迅的“异端”和“叛逆”，正好展现了他彻底的自我牺牲、精密的是非之辨、最坚韧的战斗操守、最圣洁的人格典范。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谈到鲁迅的为人和为文时说：

和鲁迅相处，听其谈吐，使人得一种愉快的经验，可以终日没有倦容。因为他的胸怀洒落，极像光风霁月，他的气度，又“汪汪若千顷之波，澄之不清，挠之不浊，不可量也”。他有时也说笑话，可以见其观察的锐敏，机智的丰饶，然而态度总是严正，发人猛省的。谈话如此，做起文章来也如此。偶尔弄点游戏笔墨，似乎是随便胡謅，其实含义还是一本正经，也足以发人猛省的。即使片言只语也弥足宝贵……

鲁迅能健谈，和他相处，随便聊天，也可见其胸怀磊落，机智疾流，有光风霁月之概。所谈有种种，或叙述，或评论，或笑话，或悲愤，都令人感到亲切和痛快。……有人以为鲁迅好骂，其实不然，我从不见其谩骂，而只见其慎重谨严。他所攻击的，虽间或系对个人，但因其人代表着某一种世态，实为公仇，决非私怨。而且用语极有分寸，不肯溢量，彷佛等于称过似的。要知道：倘说良家女子是婊子，才是骂；说婊子是婊子，那能算是骂呢？

对朋友，对青年，鲁迅“极像光风霁月”；对“敌人”和一切各式各样的市侩，鲁迅则予以无情地扫荡，永远不妥协。他在《这样的战士》中写到：不管是什么“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不管他打着怎样好的招牌，“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不管他如何心地公正地表白，还是带着轻蔑的微笑，或者阴谋地给加上“戕害慈善家”的罪名来陷害，都“举起了投枪”，只要他是“敌人”。鲁迅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说：“忠厚是无用的别名。”对“咬人的狗”，切不可有“哀矜之意”，不管他正当得意之际，或才一时失掉了主子，或还尚未找到主子，都要打；就是打落水里，也“非又从而打之不可”。只要他是咬人的狗。——这是鲁迅的战斗原则，绝对的“不中庸”，绝对的“不宽容”，即便“死”了，也不含糊。他在《半夏小集》中说：

假使我的血肉该喂动物，我情愿喂狮虎鹰隼，却一点也不给癞皮狗们吃。

养肥了狮虎鹰隼，它们在天空，岩角，大漠，丛莽里是伟美的壮观，捕来放在动物园里，打死制成标本，也令人看了神旺，消去鄙吝的心。

但养胖一群癞皮狗，只会乱钻，乱叫，可多么讨厌！

鲁迅就是这样的光明磊落，处处有别于“正统”的“文明”。但鲁迅对于我们民族和民间的“好的传统”，一直是相当尊重的。

换一个角度看，鲁迅本人就是一个“传统”得不能再“传统”的典范。例如他处处迎合母亲，百依百顺，就连母亲包办的他与朱安的婚姻，也默默承受，宣称“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奉他，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宁肯过着“寂寞如古寺僧人的生活”（许广平:《鲁迅和青年们》）。鲁迅很反感才子佳人小说，只因母亲爱看，也就“锐意穷搜”。这正如他所感慨的那样：“我以为母亲的伟大真可怕，差不多是盲目的。”对母亲就是这么的孝敬，对兄弟是十二分的友爱。许广平在《所谓兄弟》一文中说：“鲁迅初到北京期间，和周作人通讯的频繁（按：据《鲁迅日记》，来往书信都有编号，前后各有300 封左右），邮寄书刊的不间断，人间友爱，兄弟之情，怡怡然异乎寻常。”此外，“除了负担全家生活的绝大部分费用之外，连周作人老婆的全家，都要鲁迅接济”。然而他却说：“让别人过得舒服些，自己没有幸福也不要紧，看到别人得到幸福生活也就是舒服的！”鲁迅最富于爱心。他对于祖国、对于民族的挚爱，是随着研究人性和国民性问题的深入而越发热切。对于友人，尤其对于青年，鲁迅的爱护无所不至，在物质上多所资助，在精神上则拼命服务，给青年看稿，改稿，介绍稿子，校对稿子，希望能出几个有用人才。他说：

我在过去的近十年中，费去的力气实在也并不少，即使校对别人的译著，也真是一个字一个字的看下去，决不肯随便放过，敷衍作者和读者的，并且毫不怀着有所利用的意思。虽说做这些事，原因在于“有闲”，但我那时却每日必须将八小时为生活而出卖，用在译作和校对上的，全是此外的工夫，常常整天没有休息。

鲁迅就是这样肯替人用力。他的论敌骂鲁迅是“我们中国的Don Quixote（珰吉珂德）”“阴阳面的老人”“语丝派首领”“尖酸刻薄”，甚至骂他是“学匪，学棍，刀笔吏”，是“绍兴师爷”“封建余孽”、“二重性的反革革命的人物”，是“堕落文人”，等等。而郁达夫则说鲁迅才是“真正的正人君子”。许寿裳说“鲁迅是大仁，他最能够感到别人的精神上的痛苦”。“真正的正人君子”和“大仁”，也都说明鲁迅是很“传统”，有很宽厚仁义的一面，用他的话说是“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中，写到柔石的为人时说：“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这话，用在鲁迅自己身上也是十分贴切的。

对于文学艺术的追求，鲁迅同样倚重“传统”，诚如李锐所说的“表面上看来全面反传统的鲁迅成为了中国文化能够不死的象征和源泉”。鲁迅的小说、散文、杂文和文艺评论，虽说都受到异域文艺的滋养，新得不能再新了，但又都是“中国”的，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得不能再“中国”了，因为鲁迅“国学”根基之深厚，对于我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吸纳和传承，是同时代人无法企及的。1929 年5 月10日，鲁迅译完了日本学者野口米次郎作的《爱尔兰文学之回顾》，在《编辑后记》中称赞作者文字的“简明扼要”，“于爱尔兰文学运动的来因去果”说得很“分明”之后说：

当翻译完毕时，还想添几句话。那就是作者的“无论那一国的文学，都必须知道古代的文化和天才，和近代的时代精神有怎样的关系，而从这处所，来培养真生命的”的主张。这自然也并非作者一人的话，在最近，虽是最革命底国度里，也有搬出古典文章来之势，编印托尔斯泰全集还是小事，如Trotsky，且明说可以读Dante 和Pushkin，Lunacharski 则以为古代一民族兴起时代的文艺，胜于近来十九世纪末的文艺。但我想，这是并非中国复古的两派——遗老的神往唐虞，遗少的归心元代——所能引为口实的——那两派的思想，虽然和Trotky 等截然不同，但觉得于自己有利时，我可以保证他们也要引为口实。现在的幻想中的唐虞，那无为而治之世，不能回去的乌托邦，那确实性，比到“阴间”去还稀少；至于元，那时东取中国，西侵欧洲，武力自然是雄大的，但他是蒙古人，倘以这为中国的光荣，则现在也可以归降英国，而自以为本国的国旗——但不是五色的——“遍于日所出入处”了。

“‘无论那一国的文学，都必须知道古代的文化和天才，和近代的时代精神有怎样的关系，而从这处所，来培养真生命的’的主张”，显然是说给“国人”听的，只有“知道古代的文化和天才”才能“借鉴”；而对于“借鉴”，鲁迅又特别强调“和近代的时代精神”的联系。只有从“和近代的时代精神有怎样的关系”这个结合点契入，才能创造出“培养真生命”的文学来，这是鲁迅一贯的思想和主张。

鲁迅在与青年文学家和艺术家交往时也都一直在强调“传统”。我国新兴美术事业的开拓者陶元庆，1924 年7 月来到北京，与鲁迅的学生许钦文同住在绍兴会馆，每天努力地写生作画。鲁迅了解到陶的一些情况，便请他为《苦闷的象征》作封面画。陶欣然同意，画的是一个半裸体的女子，披着长长的黑发，用鲜红的嘴唇舔着镗钗的尖头。构图新颖，对比强烈。鲁迅看了连声说“很好，很好！”便用作《苦闷的象征》的封面，这是我国新文艺书籍用图案做封面的第一本。这之后，陶应邀为《朝花夕拾》《坟》《中国小说史略》《唐宋传奇集》《出了象牙之塔》及《工人绥惠略夫》等著作和译作的封面画，鲁迅都非常满意，在信中把一再求画称作“得陇望蜀”，深表感谢并致歉意。1925 年3 月11 日，鲁迅在《〈陶元庆氏西洋绘画展览会目录〉序》中，称陶“是一个潜心研究了二十多年的画家”，用深沉优美的笔调盛赞陶元庆绘画的成就：

在那黯然埋藏着的作品中，却满显出作者个人的主观和情绪，尤可以看见他对于笔触，色采和趣味，是怎样的尽力与经心，而且，作者是夙擅中国画的，于是固有的东方情调，又自而然地从作品中渗出，融成特别的丰神了，然而又并不由于故意的。

1927 年12 月，陶元庆举行画展，鲁迅又作《当陶元君的绘画展览时——我所要说的几句话》一文，再次高度评价陶元庆的绘画：

他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来写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国向来的魂灵——要字面免得流于玄虚，则就是：民族性。

……

陶元庆君的绘画，是没有这两重桎梏的。就因为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

1928 年8 月6 日，陶元庆病逝，鲁迅捐赠三百元，交许钦文在杭州西湖边上买地为陶修了坟园，取名“元庆园”，又和郁达夫等人一起签署《追悼陶元庆氏启事》，高度评价陶的美术作品，称“他用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写出他自己底世界，却仍含着浓厚的民族性”，他的作品“特具一风格，新创一画派，早在艺术界放一异彩”。

陶元庆的成长得益于鲁迅的关怀和指引。从鲁迅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特别看重书籍装帧画和插图的“民族性”，把“民族性”界定为“中国向来的魂灵”。

我国新兴木刻事业的拓荒者陈烟桥，也曾得益于鲁迅的培育。陈烟桥给鲁迅寄书信和木刻作品多达三十余次，鲁迅给陈烟桥的信有二十六封之多，《鲁迅全集》中存有十二封。1934 年4 月19 日，鲁迅在给陈烟桥谈木刻创作的一封信中，谈及文学时说：

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去，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可惜中国的青年艺人家，大抵不以为然。

鲁迅强调“地方色彩”，认为这样的文学“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地方色彩”不仅指“风情”，也涵盖了“传统”。

鲁迅给著名翻译家、剧作家姚克的书信共有三十四封，《鲁迅全集》中收三十三封。这是鲁迅给同时代人的书信中，保存得最完整的一份。1934 年4 月9 日，鲁迅在致姚克的信中说：

中国不但无正确之本国史，亦无世界史，妄人信口开河，青年莫名其妙，知今知古，知内知外，都谈不到。当我年青时，大家以胡须上翘者为洋气，下垂者为国粹，而不知这正是蒙古式，汉唐画像，须皆上翘；今又有一班小英雄，以强水洒洋服，令人改穿袍子马掛而后快，然竟忘此乃满洲服也。此种谬妄，我于短评中已曾屡次道及，然无效，盖此辈本不读者耳。

鲁迅借了“胡须”来批评“国粹家”和“改革家”浅薄，点出“中国不但无正确之本国史，亦无世界史”窘境，“妄人信口开河，青年莫名其妙”，字里行间蕴含着鲁迅对于青年恳切的期盼：要知道“本国”和“世界”，对“传统”和“现代”都要有正确的认知。

作家、美术家魏猛克与鲁迅的通信将近五十通，《鲁迅日记》载魏写给鲁迅的信有二十九封，鲁迅致魏猛克信就有二十封。现存于《鲁迅全集》的有三封，这三封的内容都是讨论连环图画和绘画技巧的。1934 年4 月19 日，鲁迅在给魏猛克的信中说：

新的艺术，没有一种是无根无蒂的，突然发生的，总承受着先前的遗产，有几位青年以为采用便是投降，那是他们将“采用”与“模仿”并为一谈了。中国及日本画入欧洲，被人采取，便发生了“印象派”，有谁说印象派是中国画的俘虏呢？专学欧洲已有定评的新艺术，那倒不过是模仿。

鲁迅强调“新的艺术”要有“根”有“蒂”，要有对于“先前的遗产”的“承受”，对于优秀的民族传统的坚守。在鲁迅的启示下，魏克写了《采用与模仿》，主张采用旧艺术的形式和技巧。文章发表后，被一些人指责为“机会主义”“类乎投降”，鲁迅特地写了《论“旧形式的采用”》一文，支持了魏猛克的观点。文中写道：

我们有艺术史，而且生在中国，即必须翻开中国的艺术史来。采取什么呢？我想，唐以前的真迹，我们无从目睹了，但还能知道大抵以故事为题材，这是可以取法的；在唐，可取佛画的灿烂，线画的空实和明快，宋的院画，萎靡柔媚之处当舍，周密不苟之处是可取的，米点山水，则毫无用处。后来的写意画（文人画）有无用处，我此刻不敢确说，恐怕也许还有可用之点的罢。这些采取，并非断片的古董的杂陈，必须溶化于新作品中，那是不必赘说的事，恰如吃用牛羊，弃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决不因此就会“类乎”牛羊的。

鲁迅把“采用旧艺术形式和技巧”比喻为“吃用牛羊”，“弃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鼓励大胆地“采用”，不要怕会变成“牛羊”。鲁迅所说的“吃用”当然是精华，对于宋代“翰林图画院”中的宫廷画家，以及米芾、米友仁父子的山水画，鲁迅则持否认的态度，并在《记苏联版画展览会》一文中专门批评了“写意”画。他说：

我们的绘画，从宋以来就盛行“写意”，两点是眼，不知是长是圆，一画是鸟，不知是鹰是燕，竞尚高简，变成空虚，这弊病还常见于现在的青年木刻家的作品里……

鲁迅再次强调向优秀的文学艺术学习和借鉴的重要性。由此看来，鲁迅的“全面反传统”，所反只是压抑人性，给“国人”带来“肉体”与“精神”上双重“痛苦”的“固有文明”和“三纲五常”；所反的只是“圣人”以及“圣人之徒”把中国造就成“无声的中国”的那些“文字”“意见”“道理”和“古训”。鲁迅的“全面反传统”的出发点，是“立人”，“致人性于全”，让人们都能“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使“沙聚之邦，转为人国”，使中华民族真正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一再提醒我们不要忽视了“世界”和“西方”。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反传统的意义就是要我们立足于现实，既不炫耀过去，也不幻想将来，而是以更清醒的认识和更坚实的步伐，在传统的传承和再造中寻找到更光明而宽广的“路”，去开启更美的未来。

郁达夫曾经说过：“鲁迅虽死，精神当与我中华民族永在。”又说：“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拜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爱戴鲁迅，探求鲁迅的思想与当代中国的对话关系，是鲁迅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只是“知之惟艰”，真实的鲁迅，等待着我们更多的发掘。

①鲁迅：《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版，第300 页。

②⑯ 鲁迅：《华盖集续编·小引》，《鲁迅全集》第3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版，第195 页，第573、574 页。

③④⑦⑪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年版，第74 页，第101—102 页，第62 页，第82 页。

⑤《鲁迅全集》第2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版，第219—220 页。

⑥㉑㉒《鲁迅全集》第6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19 页，第24 页，第499 页。

⑧许广平：《鲁迅回忆录》，作家出版社1961 年，第56、51 页。

⑨鲁迅：《鲁迅译著书目》，《鲁迅全集》第4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版，第187 页。

⑩ 陈子善、王自立编注：《郁达夫忆鲁迅》，花城出版社1982 年，第28 页。

⑫《鲁迅全集》第4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版，第497 页。

⑬ 李锐：《谁的“人类”》，选自林大中主编：《九十年代文存》（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年版，第49 页。

⑭⑮《鲁迅全集》第7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91—192 页，第272 页。

⑰ 陈子善、王自立编注：《郁达夫忆鲁迅》，花城出版社1982 年，第7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