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鲁迅遗风录》笔谈

北京 孙郁 河南 赵焕亭

编 辑：杜碧媛 dubiyuan@163.com

赵焕亭：

孙老师，您好！今年是鲁迅先生诞辰140 周年、逝世85 周年。您曾在鲁迅逝世80 周年之时，出版了《鲁迅遗风录》。现在重读这部著作，仍然感到鲁迅精神的巨大影响，同时也感受到您写作的独特风格。这里，就该著涉及的一些问题求教于您。我在“搜狐文化”上看到过陈波对您的访谈录《评论家孙郁：我羡慕但当不了时代写作的叛徒》。在这篇访谈录里，您谈到，做文学评论最困难的事情就是说人家不好，这样容易得罪人，自己曾经吃过这方面的教训，并说自己没有锐气，缺乏批判精神，当不了这个时代写作的叛徒等。但是在《鲁迅遗风录》这部著作中的《晚年周扬》和《夏衍之问》部分，您在肯定周扬、夏衍的理论和文学贡献的同时，更多地写到了他们在精神深处与鲁迅的隔膜，写到了他们的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甚至是官僚主义。这样写，您是否担心会得罪人？

孙郁：

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因为这是学术伦理的问题，不是人身攻击的问题。对于此，我相信学术界会有共识。

赵焕亭：

应该是这样的。批评家应具有独立的思想，体现一种精神的担当，公正的批评应代表着人类理性的力量。在组织结构上，您的著作往往是一段时间内一组创作篇目的汇聚。《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民国文学十五讲》《鲁迅遗风录》等都有这样的特点。这种出书方式，与鲁迅有些相似。鲁迅的许多书，就是他某一时期创作的汇合，如《呐喊》《彷徨》《朝花夕拾》《野草》等。您认为这样写书有什么好处？您在创作这些篇目之前，大致有一个整体规划吗？

孙郁：

我的写作一直围绕一个主题进行，涉猎的面是有限度的。写这些文章，都是在一种惯性下进行，年头多了，自然就形成了一本书。这样的写作，是一种学术的坚持，当然也属于心理的需要。我不太愿意在自己不太熟悉的领域贸然下笔。在鲁迅这类作家面前停下来，发现没有弄清情况前，沉潜下来是有趣的。

赵焕亭：

您在《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的“林斤澜”一节的后半部分写到了林斤澜喜欢鲁迅的气质，具有鲁迅式的反向思维，仿写鲁迅的《过客》等细节，述评非常到位。我感觉这一节稍加删改放在《鲁迅遗风录》也很合适。您认为呢？

孙郁：《

鲁迅遗风录》主要写民国的鲁迅传播，胡风、聂绀弩、唐弢、徐梵澄、周扬、夏衍属于鲁迅的同时代人，彼此有过交往，涉及20 世纪50 年代的事情，也可以考虑进来。但林斤澜不是，他是晚辈。我还写过许多作家、学者与鲁迅传统的关系，比如王瑶、邵燕祥、钱理群等，都没有收进来。

赵焕亭：

您的写作蕴含中国古典文学的功底，尤其在文字风格的典雅温润、篇章的短小精致方面，自成一体。您是在用写散文的笔法进行文学批评，这在当代文学评论界，只有少数人才可以做到。您的这种写作风格是怎样形成的？受哪些作家或评论家的影响比较大？汪曾祺？张中行？还有哪些人？

孙郁：

我过去也写过学院派的文章，到博物馆和报社工作后，因为面对的对象不同，写作风格发生了变化。汪曾祺、张中行都影响过我。我与他们的交往很有心得，坚信他们的写作是捍卫了汉语的尊严的。今天大学老师的许多文章，对于母语的表达贡献稀少。许多文学院教授都有一句话，退休后写点散文、小说之类的文章。可见他们很愿意尝试这样的文体，这是被压抑的部分。我回到大学后，没有放弃过去形成的写作惯性，以为这样也好。有趣的是这类文章竟然也可以在核心期刊上刊出，自然，这没有了考核的压力，自由阅读与自由书写，心里愉快。

赵焕亭：

您在《鲁迅遗风录》里论述了诸多作家如胡风、聂绀弩、老舍等对鲁迅遗风的继承问题。实质上，这里面可能还包含一个更深层次的影响和继承的渊源问题，即鲁迅及鲁迅之后的这些作家、学人都各自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了有益的成分。这样，有些人的作品风格与鲁迅相似，但未必是直接受到了鲁迅的影响。这样说，可以吗？

孙郁：

是的。但这些人的命运都与鲁迅有关。比如王元化被打为胡风分子，就与鲁迅传统有关。周扬、夏衍在1966—1976 年间落难，乃是鲁迅说过“四条汉子”之故。老舍推崇鲁迅，他的写作主题与鲁迅有交叉的地方，对比起来都很有趣。他们曾经生活在鲁迅的时代，其悲剧命运也恰是鲁迅曾直面的社会难题造成的。

赵焕亭：

冯雪峰对丁玲作品的评论几乎是跟踪式的。在1957 年丁玲被打成右派之前，她每出新作，冯雪峰大都及时进行评论，讨论其作品的得与失。《鲁迅遗风录》中谈到了冯雪峰对鲁迅的继承，而很少谈及丁玲。我认为，丁玲在某些方面也有鲁迅风，如她延安时期和新时期的杂文创作、她的小说《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以及她在20 世纪80 年代创办的《中国》都带有反抗现实的激进性质，与鲁迅有相通的一面。瞿秋白说她是“赴死的飞蛾”，还有人说她是“‘五四’的女儿”等。对此，您如何评价？

孙郁：

丁玲的部分我没有写出来，出版社催促紧，就舍掉了，下次再版会补充上去。如您所说，丁玲受过鲁迅的影响，是个重要的作家。她的情况很复杂，王增茹的《丁玲传》介绍了此点，王蒙的文章也提及了此点。丁玲的晚年表现出左翼作家的自我撕裂。左翼的可爱与可悲的传统都折射其间。这值得思考。她的传统有好的一面，也有值得反思的一面。

赵焕亭：

您的文章常常洞隐烛微、提纲挈领、筋骨十足，同时还表现为辞采丰赡，有一种诗韵之美。这种写作风格是否受益于您读古书？能否为青年人推荐一些您认为优秀的古书？

孙郁：

我喜欢读《史记》《庄子》《苏轼文集》《红楼梦》《聊斋志异》等，还有外国的一些文学译著，比如穆旦的译作、傅雷的译作。当然，最为喜爱的是周氏兄弟的文章。

赵焕亭：

我大致梳理了您近年来出版的著作，可以看出您目前出版著作的速度基本上是一年出一部，甚至是多部。您日常的写作方式是什么？为何有那样快的写作速度？写作选题一般来自哪里？您下一步的写作计划是什么？

孙郁：

写作对于我是一种生活方式，没有多少痛苦，而深感快慰。下一部书是《辽南记事》，写早期记忆的。这本书基本写完，正在修改中。《穆旦研究》正在准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