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心事的为谁——古籍撰著、刊刻、收藏与流布的故事（上）

北京 漆永祥

编 辑：杜碧媛 dubiyuan@163.com

一部书是有生命的

一部书是有生命的，是九死一生才传承到今天的！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一样心事的为谁——古籍撰著、刊刻、收藏与流布的故事”。“的”是“确实”“确定”的意思。话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说我们一辈子活着究竟想干什么，能干什么，干完又怎么样，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围绕书籍的故事，来看看爱书的古人有什么“心事”？到底是为了谁，为了什么？！

当一部书撰成之后，其抄写、刊刻、流布、注释、评论、册汰、散佚甚至篡改、重编、假托、辨伪、辑佚等复杂的流布过程，就构成了书籍的传播史，也就是其生命史。无论从最初的龟甲刻字、钟鼎铭文，还是后来的简牍帛书、石刻碑志、断崖残柱以及中古以来的纸质文献，其传与不传、存与不存，断断续续，不绝如缕，有时好像命运在捉弄，“若天壤间有气数存焉”。因此，在书籍极易购置甚至电子化的今天，我们要对先贤和书籍保持几分敬意。面对一本书，虽不能视如手足亲若情侣，但如果你视其为鲜活而有生命有尊严的个体，则书籍也就有了几分的温情，不会变得那么枯燥冰冷而令人生厌。

仓颉造字，乃人世间惊天动地的划时代革命，以至“天雨粟，鬼夜哭”。而我国历来就有“敬惜字纸”的传统，甚至谓“污践字纸，即系污蔑孔圣，罪恶极重。倘敢不惜字纸，几乎与不敬神佛，不孝父母同科罪”。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村老太太，走在路上看到地上有一张纸，只要有字，她就会捡起来，不让其被车碾马踏，因为纸上有字，就有了神灵。在明清时期，朝鲜半岛派来的使臣到了北京，元日早朝，铺字纸于地而坐其上，以待进宫，就有中国大臣指指点点，谓其无礼不当。所以，面对一部书，要珍视而爱重。书是用来阅读和敬奉的，而不是用来丢弃和糟践的。

“敬惜字纸”钱币

中国古籍知多少？

首先，什么是古籍？窃以为广义的古籍包括甲骨文拓本、青铜器铭文、简牍帛书、敦煌吐鲁番文书、唐宋以来雕版印刷品等，甚至包括画像砖、铜镜、墓碑、功德碑等，凡刻有文字者，皆可谓古籍。狭义的古籍专指唐代自有雕版印刷以来至1911 年以前形成的印本和写本。因此，如果有一位当代人，用古文体创作，用繁体字印刷，竖行排版，刻印成书，并用线装书装订，那也不是古籍，判断是否古籍的最主要标志，就是成书于1911 年清朝灭亡以前。

那么，我们国家有多少古籍？就是“中国古籍知多少”，很遗憾我们没有准确的数据。历史学家、美籍华人学者黄仁宇先生，是研究经济史的，他特别强调数据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认为一个国家是不是现代化，就看能不能有相对准确的数字化管理。从这个标准要求的话，我们国家还远远没达标，因为我们大多数行业的数据是不准确的，甚至是没有数据的。

1998 年，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纂的《全宋诗》72 册终于出齐，我走在路上，总是有人问：“喂！哥们！你们《全宋诗》共收了多少首诗？”我说：“不知道。”人家说：“那你是吃什么饭的？”被问得多了，我只好说：“好吧！那我数吧。”所以当年夏天，我花了两个月时间一首一首地数，因为电脑无法统计，最后数出来是共收作者9079 人，凡得诗247183 首、残诗5983 句（联）、存目323 首（句）。《全宋诗》现在大家都在用的这个统计数据，就是我手工数出来的。我们知道《全唐诗》共有900 卷、2200 余名作者、48900 余首诗歌。《全宋诗》所收诗人是《全唐诗》的4 倍，诗作是《全唐诗》的5 倍，字数更是《全唐诗》的10 倍，有宋一代诗歌总集终于编成，并将永久流布，万古不朽！

《全宋诗》书影

更为尴尬的是，还经常有人问我：“漆老师！您天天跟古籍打交道，那我们中国究竟有多少古书？”我还是惭愧忸怩地说：“不知道。”人家也还是说：“你干什么吃的？”可是这个我是真的不知道，也真的数不出来啊！

我曾经向中国国家图书馆张志清副馆长请教，志清兄告诉我目前全国三千家图书馆参加普查，上报古籍和民国线装书凡513 万部超过5000 万册。其中写印于1912 年前的古籍数量估计超过3000 万册件，其他为民国线装书。尚存世古籍有20 万个品种超过50 万个版本。这仅仅是汉文古籍，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拓本和地图不包括在内。这是我国目前统计最为准确也最权威的数据，但这都是公立国家级、省市级图书馆，有些县、乡级图书馆与私人所藏，并不计算在内，所以还是没有绝对准确的数据。

又据山东大学杜泽逊教授告知，杜兄主编的《清人著述总目》统计，清人著述总计有22.7 万种，其中存世16 万种以上，剩余6 万余种则是见于方志等文献记载，存佚不详。这也就是说，目前存世的20万种古籍，有16 万种以上是清人著作。剩下不到4万种中，估计明代古籍又在3 万种以上，那从先秦到元末，传下来的古籍也就不到1 万种的样子。

一部书传之后世的概率有多大

自先秦至明代仅有不到4 万种古籍传世，按2000 年计算，平均每年只有20 种古籍存活下来。如果剔除明代古籍，愈往前传世愈稀，从先秦至汉代，概率就会更低，传世的古籍更是少得可怜。这真是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

据媒体报道，2019 年中国出版了各类图书450.7 亿册。其中期刊10171 种、报纸1851 种、录音制品6571 种、录像制品4141 种。全国585 家出版社，共出版纸质图书505979 种。也就是说，在当今一年出版的书籍就是古代2000 年总量的2.5 倍！

我们按585 家出版社，每年出版书籍有1 种能够500 年后还存在，那就是每年有585 种，已经非常多了。那么，500 年以后的2521 年，就有292500 种书籍传世。如果目前存世的20 万种古籍有10 万种能传到2521 年，则当年存世书籍就有392500 种，我们按40 万种算，那时的北大中文系同学，该有多么纠结，他们有40 万种书要读呐！

所以，我们得抱着“抢救”的态度与精神，争分夺秒地整理出版现存的古籍，不要以为存藏在现在的国立图书馆，锁在钢筋水泥建筑里就绝对安全了，世上没有绝对的事儿。哪天遇到一把火、一场水就全没了。尤其对于那些全世界只有一种的孤本，赶紧把它们印出来，是最好的传播方式。陆游的《梅花绝句》称“何方化作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让古籍化身千亿，藏在民间，读在百姓，才是最正确也最保险的保护之法。

古籍图书馆管理者经常说：这部宋版书，翻一下，就损耗率很大，书的寿命就会减少多少年。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讲，这部书不翻，它也照样会损耗多少年。古人到每年的六月初六，要专门把书拿出来，翻一下，晒一下，以免虫蛀潮霉，是对书很好的保护。

我经常在图书馆看书，有的古籍长期无人阅读，书叶已经粘死分不开了。二十一世纪初我们到印度去做学术交流，20 世纪50 年代印度尼赫鲁时期，也是中印关系的亲密期，周恩来总理送了一批中国古籍给印度，收藏在一所印度大学里，我们看到这批书被堆放在墙角，蜘蛛网拖得老长，书的函套都打不开了，好不容易打开，书的页码都黏连在一起了，所以书如果不看，当文物放着，这书也等于死了。再说作者写书是给人看的，不是文物，不是锁起来隔着玻璃看一眼就行了。我们把话说得绝对点，就算一部书被翻坏了，但有人通过此书，研究解决了一些问题。那么，是究竟不给人看当文物供着好呢，还是宁肯让书坏了，但有读者读并且解决了不少问题好呢？如果把该书的作者从地下起出来问，他一定希望是后者，哪个作者不愿意自己的书被人读啊！

我们写的书能有几种传下去？《左传》讲所谓“三立”，即“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但到了后来，“立德”被几个人豪横霸占了，尧、舜、禹、文王、周公、孔子、孟子以后，谁敢说自己是立德者？韩愈想说也是暗着说，不敢明摆着说，甚至朱熹都不敢说他是立德之人，王阳明也不敢说“我立了德”，所以“立德”成了架空的牌位，供在高高的供桌上了。“立功”，打仗立战功，或者经世济民，这需要机会。和平时期的将军没意思，如果一仗都没打过，你这个将军没人认可，所以军队都是鹰派，都希望打仗，可以立功。但这个机会有没有，那是时代所决定的，不是个人所能决定的，带有很大的偶然性。

剩下只有“立言”，“立言”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做到的，所以就成了万古流芳的最大机会。但如果按我们上面所估算，一年只有近600 种书传下去，你写了一本书，能传下去吗？有多大概率呢？我们写什么样的书才能传世，才能万古流芳呢？

所以，我经常开玩笑说，七爷我一生中出版的书籍、写的好多论文，究竟有几种能传世？能传5年？10 年？50 年？谁敢说自己的著作500 年后还在世上流传，还有人读？我曾预写了一条500 年后的七爷小传：

漆永祥，生卒行实无考。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曾参与《全宋诗》之编纂。校勘颇精审，然亦多漏略。又撰有《乾嘉考据学研究》《汉学师承记笺释》《燕行录千种解题》等若干种，率皆不传。

《全宋诗》500 年后必然存在，是可以传之万世的。但我自己的所谓著述，很可能真的“率皆不传”，看到这四个字，瞬间就让我怅然失落到了极点！

艺不嫌精，技不压身——古典文献专业的金刚钻

我们走进书店，那可真是插架森森，眼花缭乱，令人目眩，如要买一册《诗经》来读，结果发现有数十种，我们得知道哪个版本是善本？历来流传有序的版本、注释有哪些？哪家书坊、书店与出版社的书比较靠谱？如何在书店一眼看到自己想买的书？这就涉及古籍版本学知识。如何在古籍目录中，在四部二十余万种书中找到自己想要读的书？又需要目录学的知识。如何判定一部书的错讹最少，而不至于买到劣质的“麻沙本”？书不可能没有错误，找错误最少的那本，那么我们就要多少懂一点校勘学常识。

“麻沙本”，原来指宋代在福建麻沙刻印的书籍。这些书多是书商刊刻出卖的，要追求利润，就得省钱省时，那就尽量用便宜的木材，并且一页上尽量多地刻字，还要印得快，校勘不精就没有了质量保证。麻沙出产的松木，南方的松木长得很快，手掐都能掐出印儿来。这种软松木上刻字印刷，时间一长就开裂了，印出来的书就模糊不清，惹人嫌厌，所以后来“麻沙本”就成了劣质书的代名词。你看看大兴安岭的松木，掐一下，很硬。木头越硬，刻书的质量越高，因此枣树、梨树最好，既坚硬又耐存。过去把不好的书叫“灾梨祸枣”，把这木头都糟蹋了。

一部书流传于世，突然不见了，又突然冒出来了，这是为什么呢？需要辨伪学知识判定真假。一部书死得无影无踪了，我们在其他书里找到胳膊腿儿和脑袋身子，这儿找一点，那儿找一点，又给它凑成了一部书，这叫“拾骨于路”，这就是辑佚学。另外，一部书一会儿被捧到天上去了，一会儿被打到十八层地狱去了，怎么评价它，这是传播学。一部书，今天叫张三，明天叫李四，今天是全的，明天砍了胳膊，后天换了脑袋。宋元以来读书的风气很不好，宋元人特别喜欢删节，比如吕祖谦剪裁粘贴了一部书叫《十七史详节》，《十七史》量太大了，我给你删减一部分，节省你的时间，这是编纂学。一部书今天他藏，明天你藏，后天不知何人所藏，多少人走马灯一样地换，轮转迁居，命悬一线，却又“纸寿千年”，这又是典藏学。我们要高度重视藏书家，如果没有藏书家历代相因相传，好多书早就不存在了。

千辛万苦，终于淘得一部好书，放置案头，品茗焚香，红袖拨炉，但开卷茫然，更煞风景。于是何为龟甲，何为汉隶，何为古今，何为六书，就又得识文字学；“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明代陈第语）。北人舌重，南人如簧，各地方言，几同外语，于是有了音韵学；字词流变，古今不同，昔日时髦，今成流俗，于是又有训诂学。先秦诸子，各陈己义，以谋治国，以图救世；汉代衍为经学，魏晋流入玄学，宋明又生成理学、心学，清代又盛考据，谁强谁弱，谁吃了谁，谁是谁的爹地，谁是谁的裔孙，此又所谓义理学、学术史者也。

从历史的纵向来讲，从先秦到今天，字音词义多有变化。横向来讲，比如我是甘肃人，你是湖北人，我们两个人到一起说当地方言，互相就听不懂。大西北因为风土很硬，说话的特点是又快又重声音又大，跟柔美鹂转的靡靡之音不沾边儿，四个漳县人坐在一起谝传，旁人以为在吵架。我们把“你死了”说成“nì sì liao”，漳县话里没有上声。日本、韩国人也不会发普通话的上声字，我们给他讲发音原理，讲三天三夜他也弄不懂。后来，我发明了一种教日韩留学生的方法，每次课上逼着学生一字一顿、咬牙切齿、面目狰狞、不顾形象地大声说：“我打死你（wǒ dǎ sǐ nǐ）。”结果我教的学生上声字说得都很好，土方有时比所谓科学方式要管用有效得多呐！

以上诸般，略举荦荦大者。十八般兵器，不可能样样精通，但至少得每样认识，拿在手上，能划出个大样儿来才行，说出话来才像中文系人说的。

下面我们举十个具体的事例，来看看古书必求版本，重善本，讲背景，分时代，尊考据，重义理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同时，也充分说明能让你万古流芳的途径很多，就看你愿不愿意，有没有决心长期而有效地坚持做下去而已矣。

甲、《金石录》与“金石录十卷人家”

《金石录》三十卷，是南北宋之间学者赵明诚和他的夫人李清照一生的心血之作，这是一部集录和考订北宋以前传世钟鼎碑版铭文等的名著，是金石学界的典范之作。赵明诚夫妻节衣缩食，收藏了大量的古籍、器物、金石碑刻等，但在战乱中奔走避祸，一路散佚，赵氏本人也感疾早逝。李清照在饱受国破家亡之痛多年以后，在编定此书时，已过知天命之年，而其夫“墓木已拱”了。

大家都知道李清照的“凄凄惨惨戚戚”，知道她是著名词人，却不一定知道她还是一位出色的金石学家。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饱含伤感地追忆往昔曰：

赵、李族寒，素贫俭，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后二年，出仕宦，便有饭蔬衣綀，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日就月将，渐益堆积。丞相居政府，亲旧或在馆阁，多有亡诗、逸史，鲁壁、汲冢所未见之书，遂尽力传写，浸觉有味，不能自已。后或见古今名人书画，一代奇器，亦复脱衣市易。尝记崇宁间，有人持徐熙《牡丹图》求钱二十万。当时虽贵家子弟，求二十万钱岂易得耶？留信宿，计无所出而还之，夫妇相向惋怅者数日。

后屏居乡里十年，仰取俯拾，衣食有余。连守两郡，竭其俸入以事铅椠。每获一书，即同共勘校，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故能纸札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

李清照嫁到赵家时，赵明诚还是太学生。后来赵氏出来做官，俸禄收入，衣食之外，尽皆用于购买书籍文物，白天忙于公务，晚上夫妻即在灯下观摩品鉴，怡然自乐。但是非常不幸，战事又起，金人打过来了。李氏继续写道：

【宋金战事起】既长物不能尽载，乃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屡减去，尚载书十五车。至东海，连舻渡淮，又渡江，至建康。青州故第，尚锁书册什物，用屋十余间，期明年春再具舟载之。十二月，金人陷青州，凡所谓十余屋者，已皆为煨烬矣。

【再后来】时犹有书二万卷，金石刻二千卷，器皿茵褥可待百客，他长物称是。余又大病，仅存喘息，事势日迫……冬十二月，金人陷洪州，遂尽委弃。所谓连舻渡江之书，又散为云烟矣。独余少轻小卷轴、书帖，写本李、杜、韩、柳《集》《世说》《盐铁论》，汉唐石刻副本数十轴，三代鼎鼐十数事，南唐写本书数箧，偶病中把玩，搬在卧内者，岿然独存。

【后再经往来折腾】所谓岿然独存者，乃十去其七八。所有一二残零不成部帙书册，三数种平平书帖，犹复爱惜如护头目，何愚也邪！

今日忽阅此书，如见故人。因忆侯在东莱静治堂，装卷初就，芸签缥带，束十卷作一帙。每日晚吏散，辄校勘二卷，跋题一卷。此二千卷，有题跋者五百二十卷耳。今手泽如新，而墓木已拱。悲夫！

李清照提到的这些宝贝，如果能存留到今天，好多都将是稀世之珍，有着上亿元的身价。可惜她逃难南方，清州家中所藏，全毁于战火。随身携带者，一路逃亡，一路散失，最后之留有“一二残零不成部帙书册，三数种平平书帖，犹复爱惜如护头目”，正所谓痴心不改，由此我们可知李清照夫妻的幸运与不幸！又可知我们处在和平年代的人，是多么幸运！

《金石录》虽经李清照之手艰难编成，但此书的流传也恰如其成书过程一样曲折艰辛，其最早的刻本，是南宋孝宗淳熙前后所刊的龙舒郡斋本，宁宗开禧时浚义赵不譾曾重刻，然而这两个本子却都不显于世，元、明两代，人们从未见到有刻本《金石录》传世，流传人手的都是传抄之本，结果是抄来抄去，沿讹踵谬，弥失其真。清代最早的刻本是顺治时济南人谢世箕所刊，但不是一个好的本子。后来乾隆时卢见曾参考各家本子，由著名学者卢文弨详加校勘后印行，《金石录》方有了一个可读的通行本。

宋刊《金石录》十卷残本

清赵之谦刻“金石录十卷人家”朱方印

但清初藏书家冯文昌却意外地收藏到不全宋椠本《金石录》十卷，这真如得之天璜，极为稀珍，冯氏立即刻了一方图章“金石录十卷人家”，以表夸耀。后来此残本又藏于扬州人江立的书架之上，江氏就把自己的书斋也题为“金石录十卷人家”，当时刻印高手张燕昌也凑热闹，用飞白书将这几个字刻印以赠。但江氏手中未过多久，是书又归仁和人赵魏。赵氏没后，又归时为浙江巡抚的阮元书斋中，阮氏从此恒携以自随，并且也刻有“金石录十卷人家”之印。

尽管如此，此书仍从阮氏家中流落到了书贾手里，为仁和韩泰华所得，韩氏亦刻“金石录十卷人家”小印。后流入潘祖荫手中，今藏上海图书馆，这部残书终于摆脱了人失人得、命若游丝的恶运，有了一个安身立命的家。如果没有这些藏书家如此的宝重，残宋本早已灰飞烟灭矣！因此，这些历代《金石录》的刊刻者、收藏者、传递者，他们的姓名也就和赵明诚、李清照夫妇一起，万古流芳了！

乙、崔述、陈履和、胡适、顾颉刚与《考信录》

我们在前面说过：一部古书的流传，是有生命的，是九死一生传到今天的，是有自己的历史的。有的书甫一面世就显赫当世，流传千古；有的书却寂寥无闻，死生难卜。清乾隆时期的崔述所著的《考信录》即属后者。

崔述（1740—1816）可谓生不逢时，他生活的时代考据学如日中天，但他却不做跟屁虫，与考据学家全无瓜葛，因此无人知道在河间府大名县（今属河北）尚有这么一位把笔弄墨的人。大名人崔述，却在当时大大的无名，颇有点讽刺的意味。

崔氏中举后，在福建罗源、上杭等地做过几任县太爷，这本是搜刮百姓、聚敛钱财的美差，但此人天生既不会盘剥下民，又不善谀佞上官，故一生困顿。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传僻书痴，甘把逢迎输俊杰；

敝衣粗食，得无冻馁即神仙。

崔述从四十四岁起，开始写考辨札记性质的专著《考信录》，直到死前才算写定，稿凡屡易，一生功力，全耗于此。他的弟子名唤陈履和，更世无人知，陈氏小崔氏二十多岁，云南石屏人。乾隆五十七年（1792），崔述在北京待选，陈氏进京赶考下第，二人相见于逆旅，在接读崔氏部分书稿后，陈氏便坚意拜崔为师。所谓：

一旦为师弟，平生积恨消。

任人惊雪日，从此乐箪瓢。

自此以往，陈履和不再是为自己活着，而是为崔述活着，甚或说为《考信录》而活着。嘉庆二十一年（1816），七十七岁的崔述临终之际，遗命将书稿全部交与陈履和，是时他家徒四壁，身边仅有九函书稿与一个无助抹泪的小妾而已。陈氏赶到后，在其师坟前痛哭一场，然后拜受遗书，捧回南方。

陈履和家无积蓄，然他改称自己的斋名为“遗经斋”，将一生的精力、所有的资财花在了为其师刊书上，刻版不怠，七年后终于将全部遗书板片刻竣。然而未及刊行，翌年陈氏亦逝于浙江东阳县任上，宦囊萧然，负债一身，子甫五岁，无以为归，在生前友好的资助下方得回归于滇，崔氏遗书板片二十箱寄托金华府学，心志未竟，而师徒俱归道山！

《考信录》书影

《古史辨》第一册书影

后来有人评价说：天生崔东壁就是为了完成这部著作，天生陈履和就是为了把这部书刻出来，所以他们各自完成自己的使命后，便悄然离世，不再惹世上一粒尘埃。师徒二人都没见到书印出来，后来印出来在国内也没什么反响。再后来，胡适到了日本，发现日本人在读《考信录》。他回来告诉他的学生顾颉刚：“日本人在读这部书，你们注意一下。”

于是顾颉刚等人就开始整理《崔东壁遗书》，并且受《考信录》的直接影响，接着崔述的工作往下做，成为“疑古派”的主将。20 世纪的中国史学界，疑古派是主力，打倒三皇五帝，顾颉刚“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说”，响彻云霄。我当年本科时，读顾先生《古史辨自序》，既震惊又拜服。如果你不读《考信录》，只读《古史辨》，就会觉得顾颉刚是神；但你读完《考信录》，就会把顾颉刚从天上放到地上，还原成为一个人。把崔东壁从地下挖出来，他都不敢相信：“啊？我这么厉害，我竟然影响了100 年后史学研究走向，你们到现在还吃着我的饭。”他自己都想不到这部书会产生这么大的冲击力和影响力。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考信录》，就没有顾颉刚，就没有20 世纪的疑古学派，中国20 世纪的史学就会重写，将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因此，《考信录》成为传世名著，而除了崔述外，陈履和、胡适、顾颉刚等人在刊刻与流传过程中，都做出了贡献。陈履和著有《海楼文集》等，但没有传下来，即便如此，他也因刊刻《考信录》，流芳千古了。

丙、烈火中涅槃而生的《十三经》《十七史》

藏书与藏金银珠宝及铜钱地产不同，由于纸张脆弱，先天的不耐磨损，战火水浸，虫蛀风蚀，都是古籍的天敌。而且如果是爱书之人，便视如拱璧，倘子孙不甚读书，便又视如土苴，比如明末清初藏书家毛晋一生倾尽家财用以藏书、刻书。先是，毛晋梦见有神人托付，命他刻书，实际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想刻书是毛晋一直以来的愿望。于是，他就开始筹资刻书，在刻版的过程中，清朝的军队从北方打过来了——和李清照的经历很相似——毛晋避难离家，仓惶逃命。等他还家时，书版残损散乱，已经收拾不起来了，于是他发愿重刻，一生就干这一件事情，竭尽家赀，直至刻成。

汲古阁刻《毛诗注疏》书影

汲古阁刻《十七史》书影

但到他的孙子手里，这个家伙不喜欢书籍。但他眼光另类，移做他用，发明了一种煎茶法：他购得洞庭山碧螺春茶，虞山玉蟹泉水，但没有煎水的好柴。当他看到毛晋留下的《四唐人集》版片时，眼睛放光，觉得以此做薪煮茶，味当更佳，于是“按日劈烧之”，直到茶尽版绝。在这位孙子眼里，那些书版不是什么宝贝，只是上好的木柴而已。毛晋如果地下有知，不知会不会起来掐孙子的脖子！

毛氏汲古阁刻本，从清初起就是版本学界“善本”的代名词，是典范性的存在，在经史传播史上留下了光彩绚丽的乐章。毛晋书和人的故事，将永留史册，熠熠生辉。

丁、书因人而存活，又因人而散亡

我们现在本科生毕业，都会制作一份诸如“2020届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生名录”之类的小册子，也就是同班同学的纪念册兼通讯录。自唐以降，直到清朝，历代科举进士皆有名录，俗称“同年小录”，也就是同班同学名录。但终宋一代的同类册子，仅仅只有《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和《宝祐四年登科录》流传于世，其他的全部失传。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朱熹中是科进士（王佐为状元，朱熹五甲第九十名）。而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高中是科进士的有文天祥（第一甲第一名）、谢枋得（第二甲第一名）、陆秀夫（第二甲第二十七名）等人。《宋史·文天祥传》载，考官王应麟称文天祥的试卷“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敢为国家得人贺也”。文天祥于是由第五名被宋理宗亲置为第一甲第一名。天祥之竭诚报国，除却其忠肝铁胆与生俱来外，与此亦大有关联。各位可以想一想，皇上这样提拔你，状元都给了你，在国家危难之时，你不挺身而出，你还投降，那你还是个人吗？作为左丞相的陆秀夫在崖山被攻破后，先将自己的妻子儿女赶下海，自己背着卫王蹈海而死，全家以身殉国。谢枋得宋亡后隐居不仕，后来被福建行省参政魏天祐强迫北上，至大都，绝粒而死。文天祥号文山，谢枋得号叠山，所以后人写诗赞颂，有“仰望二山高”之句，即文文山与谢叠山也。

因为朱熹在经史学术上的贡献巨大，文天祥、陆秀夫、谢枋得三人，或慷慨就义，或以身殉国，或绝食而亡。因此，他们的姓名如长虹贯日，彪炳史册，后人爱重他们的名节，代代传抄刊印，这两个小册子就这样流传下来了。所以，我特别希望你们2020 级的同学要努力加油，将来你们当中出了举世皆知的大人物，七爷也就因给你们上过课而附名骥尾了。

王安石变法期间，曾主持编纂《三经新义》，即《毛诗》《尚书》《周官》，他用祖宗说的话为自己的变法找理论依据，当时风行一时，官场学堂，人人捧读，但很快就消失无踪了。秦桧也是状元，文章书法，臻至妙境，但他后来做了汉奸，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所以他的著作就没人读了，今天从哪里能读到秦桧的文集呢？所以，书有幸有不幸，书以人废，亦因人存。人生在世，为人处世，岂能不慎？观此二书，真是让我们扼腕慨叹而不能已。

《宝祐四年登科录》书影

戊、一部书名，为什么会改来改去

前面讲到的《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传到了明代，被浙江人王鉴之改为《朱子同年录》流布，清乾隆朝在《四库全书》纂修期间，当时的馆臣看了这个书名，就非常非常不高兴，将书名又改回《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的同时，还顺便把朱熹给大大地讽刺挖苦了一番，给王鉴之戴了一顶大帽子。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们先看《四库全书总目·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四库馆臣曰：

宋代同年小录，今率不传，惟宝祐四年榜，以文天祥、陆秀夫、谢枋得三人为世所重，如日星河岳，亘古长留，足以搘拄纲常，振兴风教。而是榜以朱子名在五甲第九十，讲学之家，亦自相传录，得以至今。明弘治中，会稽王鉴之，重刻于紫阳书院，改名《朱子同年录》。

夫进士题名，统以状头，曰某人榜进士，国制也；标以年号，曰某年登科小录，亦国制也。故以朱子传是书可也，以朱子冠是书而黜特选之大魁，进缀名之末甲，则不可；以朱子重是书可也，以朱子名是书而削帝王之年号，题儒者之尊称，则尤不可。鉴之所称，盖徒知标榜门户，而未思其有害于名教，今仍以原名著录，存其真焉。

四库馆臣词严义正地对王鉴之进行批评，并一一指出他的不当之处。按当时国家的制度规范，这个题名录应该称为《王佐榜进士题名录》，或者是《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所以，过分爱重朱子，将五甲第九十名差点儿要名落孙山的朱熹来冠书名，而且舍弃状元王佐姓名，那是绝对不可以的；至于用朱子冠名是书，甚至连朱熹都不愿意用，而削帝王之年号，题儒者之尊称，那更是大大的不可。馆臣还给王鉴之扣了顶“标榜门户，有害名教”的大帽子，然后把书名给改了回来。

案此语实为公理，四库馆臣说得绝对正确。但从事学术研究的我们，于此等处文字切不可轻易放过：虽然馆臣的话为公理，然清人可说，元明人则不可说或不愿说。为什么呢？

因为元、明时期，朱氏之学一统天下，王鉴之改书名，为尊崇朱子，其在当时为常态，为人们所接受，甚至认为应该；清人驳斥，并将书名改回，并对朱子冷嘲热讽，则因自清初以来，学术界反理学，不重朱子，故乾嘉时人如此说，亦当时之常态。一本小册子三易其名，从中可窥学术风向，治学者岂可轻忽而等闲视之哉！

《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书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