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元好问的心灵世界

天津 查洪德

编 辑：杜碧媛 dubiyuan@163.com

读懂一首诗不易，因为那是读诗人之心。读懂一位诗人就更不易，那是要进入诗人心灵。读懂元好问这样的诗人尤其难，他是特殊时期的特殊诗人，把握他的心灵，更加困难。诗人臧克家曾多年品味郑板桥的那首“爱看古庙破苔痕，惯写荒崖乱树根。画到情神飘没处，更无真相有真魂”，探寻“真相与真魂”，以期得板桥之心。读元好问，似乎也应有如此功夫。

一

在古代文人中，元好问是很独特的。仅从儒者与诗人这一视点说，就很与众不同，这起码有两点，一是他最终自我定位为诗人，二是他有一种读书信仰，扩而大之，在那个文化面临灭绝的时代，读书信仰就是文化信仰。从年轻时气壮山河的自我期许，到晚年的自我认知，经历了由豪壮趋平淡的渐变。而他的读书信仰，终生如一。从这两个方面追寻其心路历程，是读懂元好问也是读懂其诗的前提，是解读其诗词必须了解的。

元人魏初，是元好问弟子，他在《书元遗山墓石后》一文中写道：“姜彧、魏初，尝辱先生教诲，又尝闻先生之言：某身死之日，不愿有碑志也，墓头树三尺石，书曰：‘诗人元遗山之墓’足矣。”这在中国古代，极其少见。类似情况，见于元末乱世，如张光弼，至正间为浙省员外。张士诚时，弃位不仕，以诗酒自娱，号一笑居士。“尝曰：‘吾死，埋骨西湖，题曰“诗人张员外墓”足矣。’”（瞿佑：《归田诗话》卷下）“员外”还是官职，元好问则连官职也省去，只以号书墓石，完成了对自身本色的彻底回归。中国文人，都以行道于天下自期，其次则要明道于后世。诗对于文人，只是“余事”，如韩愈所说：“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和席八十二韵》）唐代诗人李白、杜甫，其志都不在做诗人。杜甫曾言“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是以诗自负，而非志在做诗人。他一直到老，都心念朝廷，远在夔州，还有诗句“画省香炉违伏枕”（《秋兴八首》），好像不是生病，就可以随班入朝经世济民了。李白自视更高，“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之二），只要给我李白机会，平定安史之乱，可谈笑为之。其志更不在做诗人。

元好问也是晚年才自我定位为诗人的。他也曾有志于天下，渴望大有作为。但国运世运，以及环境的挤压，使他渐渐明白，诗人，才是他一生本色。

元好问早年留下的作品，古体诗《并州少年行》是比较重要的一篇。和很多胸怀大志的青年一样，他有着拯救天下的气概：“北风动地起，天际浮云多。登高一长啸，六龙忽蹉跎。我欲横江斗蛟鼍，万弩迸射阳侯波。”“君不见并州少年夜枕戈，破屋耿耿天垂河，欲眠不眠泪滂沱。着鞭忽记刘越石，拔剑起舞鸡鸣歌，东方未明兮奈夜何！”热血腾沸，慷慨悲歌。他当然并不是真要枕戈待旦，拔剑斩敌，立功疆场。诗中形象，只是他豪迈、雄毅之志的象征。作为文人，他的梦想是经天纬地，“丞相封侯”（《洞仙歌》）。嗣父元格曾让他习政事，从大儒郝天挺学，“肆意经传，贯穿百家”（郝经：《遗山先生墓铭》），都是为了这一目标。这一宏大志向，随着年龄的增长，步步消解。累举不第，仕途无望，渐觉“五车载书不堪煮，两都觅官自取忙。无端学术与时背，如瞽无相何伥伥”（《雪后招邻舍王赞子襄饮》）。无奈中买田耕种，料理生计。但困顿中仍然抱有希望，“焉知寄食饿，不取丞相侯”（《麦叹》）。很长一段时间，他在梦想与现实之间徘徊。这是渐近而立之年的元好问。

三十二岁，终于中进士；三十五岁，中博学宏词科，入仕。先后任职国史院和地方县令。进入官场，他才明白，这不是一个让他尽展才华的舞台，反倒体会了不适应和力不从心，以及在强敌压境下自己的无能为力，心气大落。县令任上，身心俱疲，消解了壮志，只剩下无奈与烦忧：“催科无政堪书考，出粟何人与佐军。”“寸心牢落百忧熏。”（《内乡县斋书事》）听到岐阳陷落的传闻，自感书生无用，唯有哀伤：“穷途老阮无奇策，空望岐阳泪满衣。”（《岐阳三首》其一）金哀宗正大八年（1231）秋，四十二岁的元好问奉调入京，任尚书都省掾。过了年，即天兴元年，汴京即被蒙古军包围，在围城中经历了绝粮与疫病流行。又到年底，哀宗孤注一掷，冒险突围离京，另寻活路。元好问与很多人一样，感到城破国灭的威胁就在眼前。面对危局，元好问却突然重新发现了自己的价值：“秋风不用吹华发，沧海横流要此身。”（《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五首》其四）但这价值，不是治国理政，而是保存文化、延续文明。后来的历史证明，在中原文明遭受践踏、文化承传一线之危之际，元好问确实发挥了他的价值，他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文化救亡者，并且是有着自觉意识的救亡者，是这个队伍中的先驱。

审视那段特殊的历史，有两位重要的文化救亡者——元好问和耶律楚材，有意思的是，二人同庚，都出生在公元1190 年，即金章宗明昌元年。他们出生时，还处在“大定明昌五十年”的金朝盛世。但十几年后，蒙古破金中都，金室南迁，燕南河北，为蒙古所有。自此，北中国社会便陷入极度危机。这是社会的全面危机，中原文化面临毁灭。元好问和耶律楚材，尽管属于不同的政治阵营，但他们致力的事业，却是共同的：文化救亡。在他们四十四岁这一年（公元1233 年，金哀宗天兴二年，蒙古窝阔台汗五年），二人终于交集：这年四月，金汴京守将西面元帅崔立献城投降，蒙古统帅速不台欲屠城，耶律楚材紧急阻止，城中一百七十多万人免死。四月二十二日，元好问给耶律楚材写了一封信（在《元文类》中题作《上耶律中书书》，在《遗山集》中题《癸巳岁寄中书耶律公书》，当以《元文类》题为近客观）。在信中，他谦恭地自称“门下士太原元某”，他向耶律楚材推荐文士五十四人，其实，未列入名单的，是他自己，可能首先是他自己。他说这些人“皆天民之秀有用于世者”，希望耶律楚材能够救助他们，以备日后为新朝所用：“诚以阁下之力，使脱指使之辱，息奔走之役，聚养之，分处之。学馆之奉不必尽具，饘粥足以糊口，布絮足以蔽体，无甚大费，然施之诸家，固以骨而肉之矣。他日阁下求百执事之人，随左右而取之，衣冠礼乐，纪纲文章，尽在于是。”“阁下主盟吾道，且乐得贤才而教育之，一言之利，一引手之劳，宜不为诸生惜也。”在此危难之际，元好问想的是两点：一是生存，二是将来为世所用。他的考虑很现实。为什么不效法先贤，国亡身死，一定要活下来？活下来为什么？他的解释是，还是为了旧朝，担负起一个著述者的责任，为旧朝存史，为天下保存文献：“每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几及汉唐。国亡史兴，己所当任。”（郝经：《遗山先生墓铭》）这或许是他“沧海横流要此身”的基本设想。

汴京城破，他作为旧金官员，被羁管聊城。羁管中，生活艰苦，心情极坏。“家亡国破此身留，留滞聊城又过秋。”“棋中败局从谁覆，镜里衰容只自羞。”（《送仲希兼简大方》）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他竟然完成了《南冠录》的编写。这部书没有流传下来，但《遗山集》中保存有《南冠录引》，可知其大致内容。其主体部分是《千秋录》，记载元氏先祖行事。后附三项内容，一是对元氏先祖中有功名者的描述，二是元好问个人的生平履历，三是自己所见所闻的金朝遗事。关于他自己，《南冠录引》说：“予自四岁读书，八岁学作诗，作诗今四十年矣。十八，先府君教之民政。从仕十年，出死以为民。自少日有志于世，雅以气节自许，不甘落人后。四十五年之间，与世合者不能一二数，得名为多，而谤亦不少。”关于金朝史实，则说：“京城之围，予为东曹都事，知舟师将有东狩之役，言于诸相，请小字书国史一本随车驾，所在以一马负之。时相虽以为然，而不及行也。崔子之变，历朝实录皆满城帅所取。百年以来，明君贤相，可传后世之事甚多，不三二十年，则世人不复知之矣。予所不知者，亡可奈何。其所知者，忍弃之而不记耶？故以先朝杂事附焉。”这对我们了解元好问的心境心态，和在事变中的抉择，很重要。次年，在冠氏令赵天锡的关照下，他移居冠氏，营建了新居，作《学东坡移居八首》，其六说：“我作《南冠录》，一语不敢私。稗官杂家流，国风贱妇诗。成书有作者，起本良在兹。朝我何所营，暮我何所思。胸中有茹噎，欲得快吐之。湿薪烟满眼，破砚冰生髭。造物留此笔，吾贫复何辞。”可见其态度之认真，及用心用力之勤。这件事，是他看来，体现了自己生命的价值，故倾注心血，全力以赴。

此后近三十年，元好问主要做两件事。其一，采集金代史事，编辑成书，保存金代文献。其二，指授后学，延续文脉，传文明薪火。当然，他走到哪里，也把诗写到哪里。国可灭，史不可绝，文化必须延续。他的弟子郝经，对他这两个方面的贡献，都给予高度评价。关于前者，郝经说：“先生曰：‘不可遂令一代之美，泯而不闻。’乃为《中州集》百馀卷，又为《金源君臣言行录》。往来四方，采摭遗逸，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亲为记录，虽甚醉不忘。于是杂录近世事至百馀万言，棞束委积，塞屋数楹，名之曰野史亭。书未就而卒。呜呼！先生可谓忠矣！”（郝经：《遗山先生墓铭》）所谓“忠”，忠于旧朝，忠于事业，也是尽忠于文化。关于后者，郝经说：“而乃汴蔡沦亡，蜚血凌城。气数俱尽，万化崩腾。时惟先生，独矫首而行。挽崦嵫之日，嘒欲曙之星。收有金百年之元气，著衣冠一代之典刑。辞林义薮，文模道程，独步于河朔者几三十年。岂非造物者之所在，而斯文殆将兴邪！”（郝经：《祭遗山先生文》）“斯文将兴”是他一切努力的目标。又说：“方吾道坏烂，文曜曀昧，先生独能振而鼓之，揭光于天，俾学者归仰，识诗文之正，而传其命脉，系而不绝。其有功于世，又大也。”（郝经：《遗山先生墓铭》）正如耶律楚材诗所言：“君子云亡真我恨，斯文将丧是吾忧。”（《过燕京和陈秀玉韵》）二人真是文化救亡的同道，“道”与“文”，都有赖他们的抢救而延续。

蒙古蒙哥汗二年（1252），即忽必烈受命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的次年，年已六十三岁的元好问，与张德辉一起北上觐见忽必烈。《元史·张德辉传》载：“壬子，德辉与元裕北觐，请世祖为儒教大宗师，世祖悦而受之。因启累朝有旨，蠲儒户兵赋，乞令有司遵行。从之。”这可看作《上耶律中书书》的延续，关注的依然是文化的延续与儒者的生存。

这三十年，元好问的心境如何呢？我们看他这期间写的两首词。一首《定风波》：“白发相看老弟兄，恨无一语送君行。至竟交情何处好，向道，不如行路本无情。少日龙门星斗近，争信、凄凉湖海寄馀生。耆旧风流谁复似，从此、休将文字占时名。”这是写给老朋友也是好朋友杨弘道的。他们二人，年轻时同登文坛领袖赵秉文之门，得其奖掖而名满天下，当时都以他日掌天下文柄者相期许。旧朝覆亡，他们竟然“凄凉湖海寄余生”，更不要说做新一代的文章泰斗了。另一首是《鹧鸪天》：“华表归来老令威。头皮留在姓名非。旧时逆旅黄粱饭，今日田家白板扉。沽酒市，钓鱼矶。爱闲真与世相违。墓头不要征西字，元是中原一布衣。”这是晚年归乡后，无心世事，安心做逸民，自我定位是“中原一布衣”。这里有一个重要信息，是“头皮留在姓名非”，国破未能身死，遭人诟病。表现出生的无奈与谢绝世事的心态。

为什么“头皮留在姓名非”，不惜遭人诟病，不仅要活下来，而且做了一些受非议的事？上耶律楚材书，觐见忽必烈，在史家看来，都是人生污点。支撑他的精神力量来自哪里？来自对读书的信仰，也即文化信仰。

元氏读书传家。乱后归乡，故乡残破，家家败亡，而元家大致还完好，他写诗说：“休道不蒙稽古力，几家儿女得安全。”（《初挈家还读书山杂诗四首》其二）稽古，读书考察古事，这里就指读书。历经百难而家不破，他认为，这是冥冥中得力于父祖读书的护持。读书，成为他的信仰。

书与读书，在他生命中占有最重要的位置。避难河南，其他不带，载书以行。汴京破，出京时，“毫厘脱鬼手，攘臂留空橐”（《学东坡移居八首》其四），留下的只有一条命和一些书。到冠氏，新居建成，仅可容身，依然“故书堆满床”，还很满足地说：“南荣坐诸郎，课诵所依于”（《学东坡移居八首》其三其二）。解除羁管回乡，“拍塞车箱满载书”（《鹧鸪天》）。

中国古人很重视文化承传，强调子孙读书。黄庭坚有名言：“不可令读书种子断绝。”（《戒读书》）元好问将这一观念强化并放大，看作文明延续的必需。在他看来，家庭与社会的希望，都在“读书孙”。元家当然必须如此，其《初挈家还读书山杂诗四首》其三诗云：“眼中华屋记生存，旧事无人可共论。老树婆娑三百尺，青衫还见读书孙。”“生存”与“读书”两相关。对他人，他也宣扬这一观念，其《超然王翁哀挽》云：“直拟期颐荐寿尊，却从图画记生存。”“故事未沾通德里，素风多负读书孙。”不仅一家读书，还要沾溉风化乡里。（通德，如今言公德。《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智，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题商梦卿家晦道堂图二首》其一云：“松亭竹阁数家村，通德仍余旧里门。乔木未须论巨室，青衫今有读书孙。”与“有读书孙”相比，富贵轻至“未须论”。《梁氏先人手书》：“玄虬飞跳九天门，秦火惊看片纸存。耆旧风流知未减，青衫还见读书孙。”当此文化遭毁灭之际，延续前代“风流”，需要“读书孙”。

与读书同样重要的还有诗。元好问很多纪乱诗，都写在危急时刻。比如金哀宗东去之后，新年已过，崔立叛变之前。此时的汴京城，在蒙古军的包围中，笼罩着死亡的气氛。情势如此，一般人顾命不暇，而元好问还用诗笔记录下当时的境况和自己的心理。此后经历城破，囊中之物尽失，一命仅存，又被羁管聊城，颠沛流离，这诗却保存下来。可以说诗与生命同在。

文化的信仰支配着他。一些不为人理解的行为，都可由此找到解释。

他最终给自己定位为诗人。走过人生历程，回顾一生，他感到，不仅曾有的壮宏图志是空想，“丞相封侯，说与高人应笑倒”（《洞仙歌》），而且所有的追求与努力，最后全部归零，“花落水空流”（《人月圆》）。唯有诗是他自己的，诗中有真实的自我。

二

现在谈诗的解读问题。诗有辞、义（意）、味三个层面，读诗要解其辞、明其意、得其味。宋代徐鹿卿谈自己读杜诗的经历说：“余幼读少陵诗，知其辞而未知其义；少长，知其义而未知其味。迨今则略知其味矣。”（《跋黄瀛父适意集》）宋人杨万里有言：“夫诗何为者也？尚其词而已矣。曰：‘善诗者去词。’然则尚其意而已矣，曰：‘善诗者去意。’然则去词去意，则诗安在乎？曰：‘去词去意，而诗有在矣。’然则诗果焉在？曰：‘尝食夫饴与荼乎？人孰不饴之嗜也？初而甘，卒而酸。至于荼也，人病其苦也，然苦未既而不胜其甘。诗亦如是而已矣。’”（《颐庵诗稿序》）诗之所以为诗，诗之魅力，在于“味”。读诗，有一个由辞到意到味的渐进过程。但读者要读出文外曲致、思表纤旨，还要通过“辞”或“词”即文字。不管作诗还是读诗，都需要灵心与功夫。这功夫，主要在辞的层面。

元好问是一位讲究功夫的诗人，追求“功夫到方圆，言语通眷属”，批评那些匆忙而不下深细功夫的读者“阏颤失香臭，瞀视纷红绿”，告诫人们：“文章出苦心，谁以苦心为。正有苦心人，举世几人知。工文与工诗，大似国手棋。国手虽漫应，一着存一机。不从着着看，何异管中窥。文须字字作，亦要字字读。咀嚼有余味，百过良未足。”（《与张仲杰郎中论文》）他讲究功夫，读他的诗，也必须注重功夫。

“辞”的功夫，包括语言技巧、诗法运用之妙等，对于解读者来说，还应包括典故与词语出处、前人诗句之化用、诗意之借用多个方面的内容。“味”，靠每一位读者自己的灵心妙悟，解诗的人，也可以通过辞的解说、意的发掘，帮助读者品得诗中味。

元好问一生用力于诗，以诗为“专门之业”，也以诗自负。他在《复聪上人书》中自道：“学古诗，一言半辞，传在人口，遂以为专门之业，今四十年矣。见之之多，积之之久。挥毫落笔，自铸伟词以惊动海内则未能；至于量体裁，审音节，权利病，证真赝，考古今诗人之变，有戆直而无姑息，虽古人复生，未敢多让。”早年家庭学诗，入郝天挺之门学诗，避兵河南与归居嵩山期间，深研诗学，编著《锦机》《杜诗学》《东坡诗雅》等，还有著名的《论诗三十首》。早年以诗名震京师，老来成一代宗工。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记载元好问给好友张澄（号橘轩）改诗的故事，可以见出其非凡功力：“张云：‘富贵倘来良有命，才名如此岂长贫。’元改‘倘来’为‘逼人’，‘此’为‘子’。又云：‘半篙溪水夜来雨，一树早梅何处春。’元曰：‘佳则佳矣，而有未安。既曰“一树”，乌得为“何处”？不如通作一句，改“一树”为“几点”。’《壬辰北渡寄遗山》诗：‘万里相逢真是梦，百年垂老更何乡。’元改‘里’为‘死’，‘垂’为‘归’。如光弼临军，旗帜不易，一号令之而精采百倍。”比较“万里相逢真是梦，百年垂老更何乡”与“万死相逢真是梦，百年归老更何乡”，两字之易，真有点铁成金之效。“万里”只是路途之遥，“万死”才为劫后余生（柳宗元《别舍弟宗一》：“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垂老”与“百年”意重。没有“归”，“乡”就没有照应。“归老”而又“何乡”，则知欲归无家。所有这些都提示我们，读元好问诗词，必须下深细功夫。他是“字字做”，我们就应“字字读”，他“一着存一机”，读者必须“着着看”才能识其“机”，读出“苦心”，得其“余味”。从每一首诗词入手，读懂元好问。

元好问是语言与诗法运用的高手，我们的解读应该把它揭示出来，让读者认识其高妙。以具体作品为例，如《横波亭为青口帅赋》：“孤亭突兀插飞流，气压元龙百尺楼。万里风涛接瀛海，千年豪杰壮山丘。疏星澹月鱼龙夜，老木清霜鸿雁秋。倚剑长歌一杯酒，浮云西北是神州。”诗的题目“横波亭”“为青口帅赋”，是登览兼赠人之作，类似柳宗元《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写来必须登览与赠人两意俱到，又须融合无间。登览诗要写山川形胜，要寄寓感慨，措辞必须既切登览之地，又合所赠之人。由于所赠对象的特殊性，元好问这首诗的处理，要比柳宗元诗更难，但他处理得很好。如果品鉴这首诗，只说气象宏大，那还真的没有揭示出诗的绝妙处。只就“气压元龙百尺楼”一句说，“元龙百尺楼”，是写物，更是写人。横波亭在青口帅镇守之地，物与人已经高度关联，百尺楼当然属陈元龙，横波亭气压百尺楼，无疑是青口帅胜过陈元龙，借物写人，颂而不谀，尤见高妙。律诗章法中特别讲究首联扣题与通篇贴题。这首诗扣题贴题都不易，但在高手元好问写来，却难中见巧，且能不为题目所缚，古今上下，物态人事，小则杯酒，大则天下，境界的开阔与暗淡，都在诗人调遣中。结尾一句“浮云西北是神州”，横波亭在东南，却以西北、神州作结，自有深意。又如《秋怀》一首：“凉叶萧萧散雨声，虚堂淅淅掩霜清。黄华自与西风约，白发先从远客生。吟似候虫秋更苦，梦和寒鹊夜频惊。何时石岭关头路，一望家山眼暂明。”这类诗，古今名作太多。出奇制胜，难之又难。元好问在这首诗中，展示了自己的非凡功夫，不输古今大家。诗的首联紧扣题目“秋”起，秋风秋雨秋声秋意，两句写足，室外室内，散布着（散）、笼罩着（掩）秋气。“秋”的凄寒感写到极致，秋“怀”自在其中了。第二联承第一句“声”字（秋风）来，上句风物，下句人事，对仗工整，转换自然。第三联依然承第一句，上句虫吟之苦承秋“声”，下句鸟栖不定承“凉叶”。这一联的妙处，在于人与物为一，景与情为一：人比虫吟更苦，心与寒禽同惊，显示了诗人运情入景手法的娴熟。

意的发掘也要功夫。由于诗意表达的特殊性，有时会被忽视，诗读了，词语也理解了，但诗意却没有会得，或者错会了诗意，更甚者是漠然无知。古代诗人特别讲究诗法，比如扣题与贴题，一般比较严格。如果有的诗不贴题，像元好问这样的诗人，绝非疏忽或失误，可能别有意趣，或另有深意。如《羊肠坂》：“浩荡云山直北看，凌兢羸马不胜鞍。老来行路先愁远，贫里辞家觉更难。衣上风沙叹憔悴，梦中灯火忆团圞。凭谁为报东州信，今在羊肠百八盘。”这是写羊肠坂吗？特别是诗中仅有写到羊肠坂的“直北看”与“羊肠百八盘”都非实写。羊肠坂不是“直北”走向，也没有“百八盘”。“直北”是心之所向（杜甫《小寒食舟中作》“愁看直北是长安”，宋人宋祁《按务东桥驻望》“直北是吾乡”），“羊肠百八盘”则是前人成句，很多人诗中有过，如宋赵汝燧“羊肠百八盘，行路难如此”（《泛洞庭》），元好问的父亲元德明诗中也有“人在羊肠百八盘”（《瓶形岭早发》），都不是写羊肠坂。实写羊肠坂的诗，如南朝江总《并州羊肠坂》（写另一羊肠坂）：“三春别帝乡，五月度羊肠。本畏车轮折，翻嗟马骨伤。”宋岳珂《太行道》：“太行羊肠坂九折，云黑风干尺深雪。堇泥道滑木叶寒，辘辘车声行复歇。”那么，如何理解元好问这首以《羊肠坂》为名却不写羊肠坂的诗呢？宋人胡仔曾说：“余尝有诗云：‘壮图鹏翼九万里，末路羊肠百八盘。’盖言老而多艰耳。”（《渔隐丛话前集》）这才是元好问诗之真意，题为《羊肠坂》，实是一曲人间行路难，“盖言老而多艰”。没有理解到这一层，应该说是没有读懂这首诗。

诗之味只能读者自己品，但解读者也可以通过词语疏解、诗意发掘，为读者提供尽可能的帮助。比如《外家南寺》，这是一首律诗：“郁郁楸梧动晚烟，一庭风露觉秋偏。眼中高岸移深谷，愁里残阳更乱蝉。去国衣冠有今日，外家梨栗记当年。白头来往人间遍，依旧僧窗借榻眠。”按题目应该是写南寺，但其实是写外家（南寺也不是外家的南寺），首联“楸梧”是“家”的标志物，“庭”也使人想到“家”。按诗题“外家南寺”，整个诗章法都不合。明白了诗是写重寻南寺外家，诗的针线脉络立即清晰完美。那为什么诗题不作“南寺外家”？因为乱后诗人来寻外家，家已无存。此诗题目的完整表达，或许是“鼎革后重寻南寺外家旧宅不存唯有楸梧动摇秋风中”。如此写来，看似表达完整，但诗人寻家而家已废，心中那种失落与迷茫，反倒被冲淡。外家不在而家旁南寺犹存，此为儿时读书处，干脆将诗题命为“外家南寺”，并特别注明“予儿时读书处”，如此似写南寺，而终究还是写外家。个中滋味，留给读者自己去品。但如果读诗而看不到这一层，就感受不到诗人心中那种难耐的悲凉。

朱光潜有一段从创作角度谈作品章法的话，也适用于作品解读。他说：“一个艺术品必须为完整的有机体，必须是一件有生命的东西。有生命的东西第一须有头有尾有中段，第二是头尾和中段各在必然的地位，第三是有一股生气贯注于全体。”（朱光潜：《谈文学·选择与安排》）中国诗学是人化诗学，在古人看来，一首诗就如一个人，不仅是一个有机整体，而且有血脉贯穿。所以不管是一首诗还是一组诗，理清诗人思路，明晰贯穿于诗中的血脉针线，是读懂诗的关键。如果只就词解词，就句解句，忽视了整体把握，可能会造成理解的偏失。组诗《岐阳三首》就是一个特别的例子。说这组诗写岐阳战事，不能说是误解，但有不小偏差。组诗的题目“岐阳”，是一个省略的表达，完整的表述应该是“闻岐阳陷落”之类，写听到岐阳失陷的传闻引发的心灵震撼与思考。第一首写听到传闻时的当下反应，关键词是“传闻”；第二首写迫切要证实传闻而不得的焦虑，关键词是“无来信”；第三首是传闻无法证实时的沉思，“倚天仙掌惜空闲”，是诗人对当时国势做出的大判断。如此再读每一句每一联，其意就十分清晰。准确把握题意，然后看全篇如何完成题意的，才能认识作品的精神所在。如《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塞外初捐宴赐金，当时南牧已骎骎。只知㶚上真儿戏，谁谓神州遂陆沉。华表鹤来应有语，铜盘人去亦何心。兴亡谁识天公意，留着青城阅古今。”清人沈德潜评这类作品：“愁惨之音，皆泪痕血点凝结而成。”（《宋金三家诗选·遗山诗选例言》）仅有血与泪，不足以成就经典。除了血与泪，更重要也更有价值的，是以卓越的见识做深刻的历史反思。“癸巳四月二十九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这一天，元好问跟其他金廷旧臣一起“出京”，被驱赶到青城。在此历史时刻，写诗只有血与泪，那也太浅薄了。国灭之际，一个有思想有见识的人，不仅仅感受亡国之痛，更会反思亡国之因、亡国之渐。“出京”是题目的核心，追思导致今日“出京”的历史成因，是出京所思。如此“出京”，何以为怀！是出京所感。所思，成一部亡国简史；所感，写一腔遗臣之痛。诗题“出京”，结句却是“留着青城阅古今”，它展示的是诗人“通古今而观之”（王维语）的大眼界。如此才能得诗人之心，感受诗之精彩。像元好问这样的诗人，其律诗，大多会有一个关键词提领全篇。《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五首》其三首联：“郁郁围城度两年，愁肠饥火日相煎。”“日相煎”三字是关键，提领以下三联，三联分别从三个方面写“相煎”，展示诗人精神的痛苦。第二联，无人为国谋，让人绝望，“无客”句说文不能谋，“何人”句说武不能战。如此金朝还有什么希望？这是绝望之“煎”。第三联则用战场上“兵死鬼”日益增多，享乐的“地行仙”故态不改，如此现实，使人悲愤，是愤恨与无奈之“煎”。最后一联写到诗人自身，孤居围城，亲人信断，牵挂与担忧，是悬望之“煎”。第二三联心忧天下，第四联悲叹家身。自身的孤苦和对家人的牵挂，也煎熬着诗人的心。三重煎熬，把“日相煎”落在实处。《眼中》一首，“眼中时事益纷然”一句是关键，诗写的是“时事”之“纷然”，“益”是较之先前更甚。明白了这一点，全诗之意自明。这首诗，前人解说有不少分歧。明白了题旨，面对纷纷解说，哪些解释准确，哪些解释勉强甚至是误读，就容易做出判断。

三

从元至今，不少学者对元好问诗词做过评价、解析与研究，给我们以启迪与借鉴。如清人沈德潜评：“元裕之七言古诗，气王神行。平芜一望时，常得峰峦高插、涛澜动地之概，又东坡后一能手也。绝句寄托遥深，如出都门、过故宫等篇，何减读庾兰成《哀江南赋》？”（《说诗晬语》卷下）赵翼以为元好问“生长云朔，其天禀本多豪健英杰之气，又值金源亡国，以宗社丘墟之感，发为慷慨悲歌，有不求而自工者此。固地为之也，时为之也”，评其七律：“沉挚悲凉，自成声调。唐以来律诗之可歌可泣者，少陵十数联外，绝无嗣响，遗山则往往有之。”（《瓯北诗话》卷八）顾嗣立以“鸿朗高华”（《元诗选》）概括元好问诗的总体风格。这些都表现出大家眼光，帮助我们从总体精神上把握元好问诗词。但也有些评论不够准确，甚至有较大偏颇。比如赵翼将元好问古体诗与苏轼、陆游对比，说：“苏、陆古体诗，行墨间尚多排偶，一则以肆其辨博，一则以侈其藻绘，固才人之能事也。遗山则专以单行，绝无偶句。构思窅渺，十步九折，愈折而意愈深，味愈隽，虽苏、陆亦不及也。”（《瓯北诗话》卷八）认为元好问古体诗有两个特点：体势上多转折，句式上单行无对偶。关于转折，应该说他眼光独到，揭示了元好问古体诗的重要特征。古体诗特别是七古的体势结构，或铺排或转折，铺排易而转折难。元好问七言古体，大力转折却又轻松自如，显示出大家笔力。如《范宽秦川图》，由画中秦川到画外秦川，由所见到所思，由画到人，由画家到藏家，虽几经转折，却一气贯注，畅达流转。这得力于歌行体的形式，发挥歌行体流畅的特点，又适当在单句处用韵，意转而气贯。但说元好问古体“专以单行，绝无偶句”，显然不合。以《涌金亭示同游诸君》为例，这首诗模拟韩愈《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也借鉴苏轼《登州海市》（苏作也是仿韩诗），韩诗仅有“粉墙丹柱动光彩，鬼物图画填青红”近似对偶，苏诗绝无对偶，而元好问诗则有“觱沸泺水源，奫沦晋溪波。云雷涵鬼物，窟宅深蛟鼍”“空青断石壁，微茫散烟萝”“云烟故为出浓淡，鱼鸟似欲留婆娑”多个对仗句。尽管元作在结构章法上全摹韩诗，痕迹较重，不过，元好问改用歌行体的形式、长短变换的句式，凭借宏大的气势，还是营造出有别于韩诗的风貌。明显受韩愈《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影响的还有《游黄华山》。《涌金亭示同游诸君》为早年作品，模拟之痕明显。《游黄华山》是五十多岁所作，学韩而无迹。与韩愈诗之老硬不同，这首诗形成了自己雄肆奇纵的风格。“湍声汹汹转绝壑，雪气凛凛随阴风。”“雷公怒击散飞雹，日脚倒射垂长虹。”也都是对仗句。这些对仗句，对诗歌风格特点的形成，发挥了很好且重要的作用。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元好问效法韩愈、苏轼的长篇古体记游诗，创作了多篇诗体游记，成为其诗中重要的一部分，取得了很高成就，这是元好问诗歌研究应该关注还未受到关注的课题。

元好问古体诗是鉴古而变，综合前代古体诗体式，融合变化，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分而论之，其五言古体分两路，一路坚守汉魏古诗风格，一路是沿杜甫、韩愈、苏轼而来。明代李东阳谈五古的发展说：“汉魏以前，诗格简古，世间一切细事长语，皆著不得。其势必久而渐穷，赖杜诗一出，乃稍为开扩，庶几可尽天下之情事。韩一衍之，苏再衍之，于是情与事，无不可尽，而其为格，亦渐粗矣。”（《怀麓堂诗话》）元好问五古，两种路子、两种风格，都很有成就。前一路作品如《颍亭留别》《饮酒五首》，这类诗“高古朴茂如汉魏，而渊永有至味”（元王礼：《黄允济樵唱稿序》），留下了“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这样的千古名句。后一路经杜甫、韩愈、苏轼一系的改造，打破传统限制，拓展内容，提升表现力。到元好问这里，已经无事不可叙，无意不可达，无情不可抒。作品如《移居学东坡八首》，这组诗，所有诗料都随意调遣，运用自如，毫不费力，而语到意足。而其七言古诗，往往能创造性地运用七古的各种体式，又能别出匠心，加以变化。很独特的如《读书山雪中》，这首诗竟然是两种体式的组合：前四句，二句一韵（一二句入声职韵，三四句平声先韵），是所谓“伯劳东飞歌格”，其余十二句，四句一转韵，是所谓“初唐四杰体”。为什么这样写呢？原来，前四句与后十二句之间有一个叙写角度的转换：前四句自述，后十二句转述。前四句自述归乡之难及归来之喜，后十二句可以看作是酒席上乡人的欢迎词。后十二句四句一转韵，也清晰地区分出乡人欢迎词的三个层次：酒席醉舞生春气氛的描述；大雪是天地山川对先生的致意与献礼；先生归来给家乡带来吉兆。而《王右丞雪霁捕鱼图》，则可以当作两首诗读：前四句为一首古绝，后四句是一首律绝。前四句由画面悟“天机”——王维寄寓于画中的旨趣。后四句自言心志，在碌碌黄尘中，向往山间水滨的清静。说可以当作两首诗读，并不是说这首诗上下割裂。这样的诗中间转韵，意随韵转，是常用章法。上下诗意是贯通的。通看，前四句是后四句的铺垫，后四句是前四句的升发。分开看，前后四句各具情趣，各有意蕴。特别是前四句，多风致，有余韵，耐品味。更具代表性的是《西园》，这首诗综合运用律化与反律化的体式特点，形成了独特风貌。七言古诗在唐初受律诗影响走向律化，诗中多律句（符合律诗平仄要求）或准律句，还多用对仗，后人称之为“入律的古风”。有一些诗人，如杜甫、韩愈等，为了使古体区别于律诗，有意使其诗句不合律。这两类七古，一种是律化，一种是反律化，形式上最显著的区别，是入律者四句（或六句）一换韵，大致平声韵与仄声韵相间。而反律化的不换韵。再看元好问这首诗，它是换韵的，并且平仄相间。从这方面看，它大致符合入律古风的特点。但是，它不用律句（平仄不合），也没有对仗，全是单行句。单行又转韵，使得这首诗既健利又流转，取得了独特的艺术效果。

还有其他一些不太客观的评价。如赵翼有评：“元遗山才不甚大，书卷亦不甚多，较之苏、陆，自有大小之别。然正惟才不大、书不多，而专以精思锐笔，清炼而出，故其廉悍沉挚处，较胜于苏、陆。”（《瓯北诗话》卷八）书卷多寡，无关乎诗之优劣，这里也不涉及优劣之评。赵翼此评，与我们读元好问诗词的感觉不符。这里以一首《鹧鸪天》词为例：“零落栖迟感兴多。酒杯直欲卷银河。人间清镜悲华发，世外仙棋烂斧柯。长袖舞，抗音歌。月明人影两婆娑。醉来知被旁人笑，无奈风情未减何。”看似没有什么“书卷”，其实句句有来处。较之苏、陆，书卷未必少。读者若稍缺“书卷”，可能就会误读误解。先看“清镜”，很多版本误改为“青镜”，且多认为此句出自李白“高堂明镜悲白发”。其实这句出自谢朓《冬绪羁怀示萧谘议虞田曹刘江二常侍》诗：“寒灯耿宵梦，清镜悲晓发。”更需要说的是“长袖舞”，人们不加思索地就想到“长袖善舞”（《韩非子·五蠹》），但这确实是误解。词的原意为醉中郎当起舞，说尽管自己“舞”和“歌”的水平都不怎么样，管他呢，只管乱舞高歌。出处是化用潘岳《闲居赋》：“浮杯乐饮，丝竹骈罗。顿足起舞，抗音高歌。人生安乐，孰知其他。”还应该知道杨亿《傀儡》：“鲍老当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太郎当。若教鲍老当筵舞，转更郎当舞袖长。”以及宋释绍昙《颂古五十五首》其三十一：“浊酒松醪吃两钟，醉拖长袖舞春风。”前人对具体作品的评价，也有一些可斟酌。元好问《水调歌头·赋三门津》，清人况周颐《蕙风词话》评：“奇崛排奡，坡公之所不可及者，尤能于此等处不露筋骨耳。”“奇崛排奡”（挺拔、新奇、刚劲、豪宕）非词之正体，坡公再生，也不会在此与元好问相较，及与不及，并不说明词之高下。何况以“奇崛排奡”评此词风格，也未必准确。在我看来，这首词写风急涛怒，不过是反衬“依旧一峰闲”，“一峰闲”这才是词的精神所在。表面狂肆，内核却是坚毅淡定，“有力障狂澜”，具象征意义，是词人心之所向。

陆游论诗有言：“一卷之诗有淳漓，一篇之诗有善病，至于一联一句而有可玩者，有可疵者。”（《何君墓表》）元好问诗词当然也是如此。一首诗，一位诗人，都有优有缺。明其短，才能真知其所长。元好问诗，有些特点，是利弊相连。准确用典，提升诗歌表现力，是元好问诗的优点，有时用典过多，造成理解的障碍，诗句费解，便成缺陷，如《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五首》，其三中间两联：“焦头无客知移突，曳足何人与共船。白骨又多兵死鬼，青山元有地行仙。”四句五典，“地行仙”还是“地仙”的借用。词中也有，如《江梅引》（墙头红杏粉光匀），大量用典，借古说今，写得扑朔迷离。尽管都是名篇，但缺点还是应该承认。化用或借用前人诗句，融合无间，如自己出，很多时候让人佩服，但有时也不成功，如《济南杂诗十首》之十：“看山看水自由身，着处题诗发兴新。日日扁舟藕花里，有心长作济南人。”整首诗感觉是凑成的，最后一句用苏轼《初食荔枝》“不辞长作岭南人”，也无意趣。与苏轼原作对比，高下立见。清人张廷玉说：“元遗山诗中，用古人成语甚多，不以为嫌。至其人自为诗句，重见集中者，更不一而足。”（《澄怀园语》二）不管是用前人成句还是自作诗句，反复多次出现，都不可取。赵翼《瓯北诗话》也说：“遗山复句最多。”他具体列出了多个借用前人句子而反复出现的情况，如唐人高蟾《金陵晚眺》有“一片伤心画不成”，元好问多次使用，原句出现三次，改作“一段伤心画不成”一次。如果只统计“画不成”三字，重复出现达十次之多。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在元好问诗词中出现三次。类似情况还有一些。

元好问是大家。前辈与时贤对元好问诗已有很好解读。我们应借鉴他们的成果，细心品味，以“我心”会元氏“诗心”，进入元好问心灵，品得元好问诗味，隔千年为元好问知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