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棠》：永远的怀念

山西 刘毓庆

编 辑：杜碧媛 dubiyuan@163.com

说到中国的清官，在传说中第一位就是周初的召公。《诗经·召南》的《甘棠》是一篇专门写百怀念姓召公的诗。原诗云：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说。

应该说，这篇诗的意思非常明确。召伯是周朝政府的一位高官，他在民众中有很高的威望，深受民众爱戴。这棵甘棠树是他曾息止过的地方，至于他在树下做了什么，诗中没有明言。只是说他离开后，民众出于对他的敬重、思念，对他曾止息过的这棵甘棠树十分珍爱而加以保护。诗中反复咏叹的只是因其人而爱其树一意，这棵说已经不是一般的树了，它有了故事，有了情感，它会向人诉说历史，激发人们的内心世界。

甘棠树下的故事

甘棠树下的故事，主人公就是诗中的召伯。但召伯是谁？存在争议。传统认为召伯就是周初与周公齐名的召公奭。近现代学者，如梁启超、陆侃如、傅斯年等，皆以为召伯指的是西周末期的召穆公虎，因为周宣王时的召穆公也可称召公。季旭升先生根据金文资料，认定召伯即召公奭，并指斥疑古派方法之不当（陈致编：《跨学科视野下的诗经研究·〈诗经〉研究也应该走出疑古时代》）。看来就学术研究而言，这一问题会一直讨论下去。就传说而言，故事都集中在周初的召公奭身上。

在汉四家诗的解释系统中，基本上认定召伯是周初的召公奭。召公奭所处的正是周朝的盛世，当时君明臣贤，一直是后世追求的理想社会。因而《召南》中的《甘棠》篇，无论其所咏的召伯是否召公奭，人们都愿意把他认定为周初四公之一。而且汉朝时，产生了召公在甘棠树下诸多不同版本的故事。《史记·燕召公世家》说：

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甘棠不敢伐，歌咏之，作《甘棠》之诗。

司马迁是史学家，他是作为历史事件来叙述这个故事的，因此比较简单，只是说召公在乡间视察时，临时到了甘棠树下，随时解决民事纠纷，像包文正、海刚峰那样断案，公正无私，是大大的清官，所以问题处理得都很合理。他死后，人民怀念这位贤明的好官，便把这棵树保护起来。学者们多认为司马迁的记述代表了《鲁诗》系统的传统。这个传说在刘向的笔下，便增多了一些内容。刘向《说苑·贵德》说：

《诗》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传》曰：“自陕以东者，周公主之。自陕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职，当桑蚕之时，不欲变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听断焉。陕间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后世思而歌咏之。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歌咏之。夫诗思然后积，积然后满，满然后发，发由其道而致其位焉。百姓叹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也，政教恶乎不行？孔子曰：“吾于《甘棠》，见宗庙之敬也。”

这里增多了几项内容：一、召公就职的时间，正是农忙季节；二、召公之所以舍于树下，是不愿意扰民；三、百姓对召公太敬爱了，故形之于歌咏。

《韩诗》家的召公故事，比《鲁诗》家要生动，而且内容上出入也较大。《韩诗外传》卷一说：

昔者周道之盛，召伯在朝，有司请营召以居。召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劳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于是出而就烝庶于阡陌陇亩之间而听断焉。召伯暴处远野，庐于树下，百姓大说，耕桑者倍力以劝。于是岁大稔，家给人足。其后，在位者骄奢，不恤元元，税赋繁数，百姓困乏，耕桑失时。于是诗人见召伯之所休息树下，美而歌之。《诗》曰：“蔽茀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此之谓也。

显然这比《鲁诗》里的故事内容丰富多了。召公不愿意烦劳百姓为自己修宫室，于是结庐树下。这体现了召公的清廉。他随时到田野地头视察，随时解决民事纠纷，这体现了他的亲政爱民。更有意思的是说：《甘棠》之作，并不是单纯地歌颂召公，而是后世百姓为讽刺那些骄奢的官员而作的，是借古讽今的。这样，这个故事便具有了十足的政治意味。在应劭《风俗通义》（卷一）中，召公甘棠的故事，又有了新的变化，其云：

燕召公奭与周同姓，武王灭纣，封召公于燕，成王时入据三公，出为二伯，自陕以西，召公主之。当农桑之时，重为所烦劳，不舍乡亭，止于棠树之下听讼决狱，各得其所，寿百九十余乃卒。后人思其德美，爱其树而不敢伐，诗《甘棠》之所为作也。

孔子说：“仁者寿。”故这里把召公这位亲政爱民的好官塑造成一位老寿星。郑玄传述《毛诗》家的传说，在《毛诗笺》中说：“召伯，姬姓，名奭，食采于召，作上公，为二伯，后封于燕。此美其为伯之功，故言‘伯’云。”又说：“召伯听男女之讼，不重烦劳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听断焉。国人被其德，说其化，思其人，敬其树。”

通过汉儒在先秦遗说上的种种加工和推想，一个勤政爱民的好官形象越来越丰满，而且有三个问题也在汉儒的努力下似乎坐实了：第一，召伯即召公奭；第二，召伯曾小憩于此甘棠树下；第三，召伯曾于甘棠之下解决民事纠纷。这三个结论，披露了经学家在此诗评断中的逻辑推衍：第一，召伯是一好官，否则诗中不会出现睹树怀人之咏；第二，这样的好官只能产生在周初盛世；第三，好官一定是不扰民的，舍于甘棠下，即是不扰民的具体体现；第四，好官一定是公正的，“听断”即是公正的体现。从古代戏剧小说中可以得到一个信息：在古人的心目中，公正廉明的清官，其最好的体现就在民事案件的审断上。正是处于这样的思考，产生了经师们相互传授的“召伯甘棠听断”的佳话。这样的好官后世实在难见，故范成大听见甘棠这个名字心中就震动，但他要入住一所叫“甘棠驿”的驿站时，心中便感到羞惭，写诗道：“万里三年醉岭梅，东风刮地马头回。心劳政拙无遗爱，惭向甘棠驿里来。”

甘棠在人心中长大

甘棠是什么树呢？这对先民来说，心里是很清楚的。因为他们除农业耕作外，还需要采集野果补充食物。何者甘，何者酸，心里是十分了然的。因而出现了表示性味的“甘棠”一名。可是到后来，人们远离了采摘的生活经验，野果的酸甜苦辛大多便只是口耳传来，很少亲口品尝，这便出现了混乱的解释。我们只要翻一下关于《诗经》名物解释的书，就会发现诸多相互矛盾的说法。如姚炳《诗识名解》卷十三辨析说：“杜为甘棠，此《释文》明文也。后又恐混于白者，故复释为赤以别之，则赤棠为杜，杜为甘棠明矣。白者但有棠名，无杜名，并不可以甘名。陆玑谓棠美而杜恶，白者为棠，赤者为杜，其说相反。《说文》分牝为棠，牡为杜。郑渔仲又谓南为棠，北为杜，要未可据。或云棠杜实二物，杜盖小梨，实小于梨，大于棠；棠则海红，嘉庆来禽之类。并存其说。”所谓“并存其说”，说明他自己并没有搞清楚。诸家的分歧混乱，都是因为脱离开事物本身而从书本到书本所致，而古籍中同名异物者甚多，这就不免会节外生枝了。如果到民间听听老农的说法，一切就全明白了。因为“甘棠”这个名字老百姓一直在叫着。如《诗总闻》说：“棠梨……今呼甘棠梨，相承旧语也。”之所以加一“梨”字，是因为它与梨是一类的植物。甘棠梨和杜梨很相似，所以陆玑把它们混为一谈，说：“甘棠，今棠梨，一名杜梨。”如果从语音上考察一下，事情便会更清楚。刘赜言：“蓋杜涩而棠甘。杜音同荼，又近吐，棠音同餳，又与尝同。杜如荼苦而吐，棠如餳甘而尝。”（《刘赜小学著作二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版，第1027 页）这样就很明白了。“棠”和“餳”音同，“餳”就是“糖”的古字，所以棠是甜的，故又称甘棠或甘棠梨。棠梨是蔷薇科落叶小乔木，一般高四米到十米，也有高达十三四米者。小枝棘刺状，叶呈长卵形。

棠梨和杜梨，都是小树种，因此郑玄解释此诗时说，召公不愿扰民，便“止舍小棠之下而听断焉”。注意“小棠”两个字，说明这树并不大。与此相应，毛公解释“蔽芾甘棠”说：“蔽芾，小貌。” 孔颖达说：“此比于大木为小，故其下可息。”三家对此也无异辞。可是“小棠”到了宋代，却变成了大树。

宋人有个逻辑，认为既然是召公所息止之树，这必然是棵大树，小树如何止息？如欧阳修《诗本义》卷十三说：“毛、郑皆谓：蔽芾，小貎；茇，舎也。召伯本以不欲烦劳人，故舍于棠下。棠可容人，舍其下则非小树也。据诗意，乃召伯死后，思其人，爱其树，而不忍伐。则作诗时益非小树矣。毛、郑谓蔽芾为小者，失诗义矣。蔽能蔽风日，俾人舍其下也；芾，茂盛貌。蔽芾，乃大树之茂盛者也。”李樗《毛诗详解》也说：“以甘棠之木，而召伯舍其下，则非小木也。其曰蔽芾，乃大树之蔽芾，能蔽风日也；此（指《我行其野》）言‘蔽芾其樗’，亦是樗木蔽芾然，可以蔽风日，非始生也。” 范处义《诗补传》也说：“棠之下可以作舍，则非小木矣。” 其后承此新说者比比，或以“蔽芾”为茂盛，如朱熹说：“蔽芾，盛貌。”或以为“阴貌”，如王质；或以为“阴翳茂盛”，如严粲；或以为“乃蔽日干霄之大木”，如胡文英。清儒如姚炳、朱彬、洪颐煊、牟庭、李富孙、马瑞辰等，则皆旁征博引，以证蔽芾为言树荫之大而茂盛。古朝鲜御制条问此篇之义，也说：“不他树而必于棠者，为其枝茂而可荫也。”今之学者基本遵从宋儒之说，如程俊英《诗经注析》说：“蔽芾，树木高大茂密貌。”屈万里《诗经释义》说：“蔽芾，树木茂盛覆盖之貌。”余冠英、韦凤娟《诗经与楚辞》译此句为：“棠梨树，高又大。”认为“蔽芾甘棠”是形容甘棠树之高大茂盛，已成为主流观点。

宋儒倡之，后儒和之，由此甘棠由小树而变成子荫天蔽日的大树。这样似乎更合于情理。有人更在此基础上做文章，认为蔽芾有象征召公休德之义，只有形容其大，才与召公德望相称。如顾起元《诗经金丹》说：“每章首援‘蔽芾’二字，即寓得召伯庇荫吾民，有如此树。”张次仲《待轩诗记》说：“每章冠以此句（指‘蔽芾甘棠’句），乃南人望见树阴，俨若召伯庇䕃吾民景像。”刘沅《诗经恒解》说：“此诗颂德，其词庄重，用意在‘蔽芾’二字，隐寓召伯之荫民也。”方宗诚《说诗章义》也说：“‘蔽芾’二字形容甘棠，正是形容召伯之庇荫也。”

不过对于“甘棠变形记”，我们要看到其中起主导作用的乃是人们的观念、意识，而非事物本身。作为学术研究，还需要追根问底。这里可注意者有三：第一，“蔽芾”本有微小之训。如钟麐《易书诗礼四经正字考》卷三“巿即蔽芾甘棠之芾”条曰：“《尔雅·释言》：‘芾，小也。’郝兰皋《义疏》曰：‘芾即巿字，市本蔽厀之名，经典作芾。’经典作芾，借为蔽芾之字，而训小，会意。《释诂》云：‘蔽，微也。’微亦小，故《说文》云：‘蔽蔽，小草也。’是蔽芾俱有小义。”第二，毛、郑并非不明树大荫广更益于休憩，而以“小貌”“小棠”释诗，此在今人看来为常识性错误者，必然是先师传说如此。而且三家《诗》不见有异说，更可见其渊源有自。宋后学者，失去传说依据，纯靠逻辑推导，其说恐难完全凭信。第三，甘棠树本为小乔木，枝干短小，一般其大者也高不过十米左右，很难长成像大槐、大杨那样的参天大树，像胡文英所说的“蔽日干霄”的甘棠，几乎见不到（长数百年者除外）。“小貌”“小棠”正说明其非大树种。

考“蔽芾”双声，其初当作“蔽蔽”或“芾芾”。《说文》：“蔽蔽，小草也。”桂馥《说文解字义证》引此诗《毛传》说“蔽蔽”宜作“蔽芾”。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云：“《释诂》：蔽，微也。《广雅·释诂》：蔽，障也。蔽蔽者，草木初生，微有所掩蔽，重言之犹‘夭夭’‘灼灼’之例。”又《老子》河上公注曰：“蔽，覆盖也。” “芾”字其义亦为蔽，《玉篇》作“巿”，云：“蔽巿，小皃。《说文》普活切，草木巿巿然，象形。”是指草木始生时之茂盛状态。《我行其野》有“蔽芾其樗”，《笺》云：“樗之蔽芾始生，谓仲春之时。”陆德明《释文》云：“蔽芾，叶始生貌。”由此看来，此诗的蔽芾，当是形容小枝甘棠生长状态的。后儒不知甘棠为何物，仅从书本到书本，脱离实际，遂以毛、郑为非，实属唐突。古朝鲜成海应《诗说》卷三说：“《甘棠》之诗，以其辞无隐奥，自《左传》以来至韩鲁之诗，皆一义也。但《毛传》以‘蔽芾’为‘小貌’者，窃疑剪、伐、败、拜皆非施于大树故也。”其说也非无道理。

关于《甘棠》诗旨的讨论

召伯甘棠在哪里？早期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毛诗》说在南国，《鲁诗》说在“陕间”，伪子贡《诗传》说在燕地。其实都是猜测。后人遂有了许多附会。如尹继美《诗地理考略》说：“《括地志》：‘召伯庙在洛州寿安县西北五里。召伯听讼甘棠之下，周人思之，不伐其树。后人怀其德，因立庙。有棠在九曲城东阜上。’案：洛州，今河南府也。寿安县，魏为甘棠县，今河南府宜阳县也。（潘氏《舆图备考》：‘召伯城在宜阳县，召伯循行南国时筑。’《大清一统志》：‘寿安故城，今宜阳县治，相传为周时召伯听政之所。’）又《诗地理考》引《九域志》：召伯甘棠树，在陜州府署西南隅。今陕州南亦有甘棠驿。（《大清一统志》：召公祠在州治，《东州志》云：即召公听政处。）”清陆奎勋《陆堂诗学》说得干脆：“大抵古贤名迹，争相引重，地志之讹，不足置辨。”确实是这样，所以我们也不必去考辨它。这里我们要谈的是此篇的诗旨问题。

《毛诗序》说：“《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国。”此说最抽象，也最准确。从经学的角度看，立意也最高远。可以涵盖“思其人而爱其树”之说。此后诸说，都很难脱此范围。但具体解释，则有诸多不同。约之有以下数说：

一、“不欲变民事”说。这是《鲁诗》家的观点，其意是说召公出巡，不愿意影响百姓的正常生活，故息止于甘棠下。

二、“爱惜民力”说。这是《齐诗》家的观点，意言：召伯爱惜民力，怕妨碍百姓“农业之务”，故舍于甘棠树。

三、讽刺在位者“不恤元元”说。此《韩诗》家说。意言：诗人咏召伯甘棠的目的，在于风刺当政者不体恤百姓。是借古风今。

四、燕人怀召公说。此说由伪《诗传》提出，其云：“召康公勤于劳民，燕人怀之，赋《甘棠》。”

五、馆舍旁树说。王夫之《诗经稗疏》说：“此盖召公所税驾之馆，阶除之侧偶有此木，政闲游衍，聊尔眄赏。后人因为禁畜，以寓去思耳。”

六、驿路之旁偶息说。姚炳《诗识名解》说：“愚谓召伯，侯国命吏，廵行所至，自有候馆，断无空止树下而布化宣泽之理。此必驿路之旁偶一休䕃，人思其德，遂作胜迹耳。郑氏谓不重烦劳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听断，与《韩诗外传》及《说苑》之说同，要是凿论耳。”

七、“劝农教稼”说。方玉润《诗经原始》云：“愚谓召伯之政，其浃洽人心，深入肌髓者，固非一时一事。而人之所以珍重爱惜，而独不忍伤此甘棠树者，必其当日劝农教稼，或尽力沟洫时，尝出而憩止其下。其后农享其利，人乐其庥，每思召伯而不得见，唯此树尚幢幢然繁阴茂叶，葱蒨如故，故不觉睹树思人，以为此召伯常憩止处也，而忍伐而败之哉？”

八、“入朝过封”说。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云：“合观三家，是召公分陕后，因述职入朝，至其旧封召邑，不忍劳民，以妨农务，听讼棠下，卒后人思其德而作是诗。”

九、“美其开垦生聚”说。此为清儒王闿运说。其《诗传补》云：“所茇，所立草舍。谓民初来，无所居，方伯为立舍也。今有道树，则成聚落，田舍整齐矣，故本召伯之功，而以甘棠寄其爱，戒人毋翦断伐去之也。听讼非方伯之职，庐舍有定地，公家供其委积，不待经过时乃烦劳民办也。《传》无此意，《笺》盖以三家旧说增之，非王政太平之事。”又以为：“憩者，劳息之谓。流亡新附之众，当保安之，使得休息，如召伯意。”“说舍者，侨寓客民，令与土著相安杂耕也”。

十、南国赖之以安说。明朱谋㙔《诗故》说：“《甘棠》，美召伯也。何美乎？为其分陕，能奉王政以正诸侯，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江汉之间附庸小国，实赖之以安焉。故托喻甘棠蔽芾之及物以志感，岂听讼棠下之说乎？”

十一、“奉持毋替”说。日本皆川愿《诗经绎解》认为：“此篇言奉持其义，毋或替易。曩所择之神明尝临矣，凡夫趋舍数变，无有恒操者，小人之行尔。”这又与人的修行联系到了一起。又以为“‘蔽芾’连言者，盖阴翳太盛可恶之意”。“ ‘蔽芾甘棠’者，盖以甘棠比之奠后苹藻，复行之时，物虽存情已亡，或易生厌心，故曰‘蔽芾’也。”

十二、周人思召伯虎说。牟庭《诗切》说：“召伯，召穆公虎也。穆公以世职为王官伯，事厉王，宣王，幽王，既老而从平王东迁，纠合宗族，作《常棣》之诗。于时，国家新造，穆公劳来安定，劬劳于野，尝宿甘棠树下。其后穆公薨，而人思之，封殖其棠，以为遗爱，此诗所为作也。”

此种种异说，只是经学家的不同理解，而非史学家的求实。因历史久远，对一些细节传说，我们也只能存疑。唯“思其人而爱其树”此一核心内容，是可以确定的。

前人的妙评

这篇诗从艺术上看，它的用韵和分节，都较特殊，三句一章，须一气读之。章虽短而音却长，全篇换章不换韵，读之有一唱三叹之感。在构思上，也很有特点，先具物象，用“蔽芾”二字，描写甘棠树的状态，油然使人回忆当年，犹如杜甫《送贾阁老出汝州》诗云：“西掖梧桐树，空留一院阴。”全篇六“勿”字，珍爱、保护之情宛然可见。前人妙评甚多，今摘于下，以资参考：

陈子龙《毛诗蒙引》引徐常吉曰：“三章虽一意，而辞有浅深。伐是伐其条干，败则以手折之，拜则如人之拜。虽一小低曲之，尚有不忍者，益以见其爱之深也。”

又引张叔翘曰：“此诗南人寄爱一棠，而歌咏不置如此，徒以召伯一舍之故。详味之，则召伯之有德于南人，南人之系心于召伯，无限意思，蔼然于言外见之，真可谓善立言矣。”

范王孙《诗志》：“吟咏此诗，意味深长。一落今人之笔，便如嚼蜡，此其故何也？其大病在题前早提召伯，诗意冷妙处在末后一点。若早提出，岂不索然乎？又于召伯处添感德语，于翦伐处添护惜语，于甘棠处添点染语，而不知皆题晕也，宜深戒之。”

高侪鹤《诗经图谱慧解》：“此诗须得一种追慕之神，须知是去后，不是没后，须见思召伯之德，而爱及其树，非睹物而后兴思也。‘勿’字是不忍意，非相戒也。”

范紫登、高介石《诗经体注图考大全》：“通章因思德而爱树，非见树方思人也，召伯布政行惠，在南人梦想间，惜无可以留召伯之音容者。或尝舍止甘棠之下，遂相与志而护之。其实追慕之神，全在甘棠外。通诗绝不道出思德字，说诗者须意会方得。”

方宗城《说诗章义》：“《甘棠》三章，‘勿伐’重，‘勿败’轻，‘勿拜’更轻。一层轻一层，正是一层深一层。接连三召伯，正见永矢弗忘也。‘蔽芾’二字形容甘棠，正是形容召伯之庇荫也。”

李诒经《诗经蠹简》：“此即南国之思召伯，以明文王之德化也。赞召伯不就当时称之者说，却就后人思之者说。说思之又不直就召伯说，却就爱护甘棠说，是加多少倍用笔也。”

又：“一章十二个字，而情味之长，千回万回阻之不尽。若将召伯沦肌浃髓之德政，条条画出者，然奇极矣，妙极矣。”

又：“须知此诗之妙，全是末句安插的好。若将此句着在首句之下，次句之上，则开首既无突兀之势，末了亦那得渊永不尽之情致乎？”

《甘棠》的经学意义

《诗》之作为经，其伦理道德意义以及对世道人心的教育意义最为显著者，可首推《甘棠》。诗中没有过多的历史交代，也没有一句颂德、咏功之语，却把一位活在民众心中的好官的高大形象活活地呈现了出来。百姓连他曾经息止过的一棵不大的树，都不忍伤害而加以保护，更何况人呢？至于说召伯如何教民爱民，如何不忍劳民，如何为民操劳，这一切都已不必再说，你只要努力思考一个问题就都可以解决了，就是：为官者如何才能德如召伯？

《甘棠》一篇最大的意义，就在于为后世官民者以启迪。宋人袁燮在给皇帝讲授《甘棠》时，曾有过如下的一番宏论：

臣闻：人心未易感也，而感人之深者，其惟盛德之君子乎？《甘棠》之诗是巳。……人之为政，悦人心于一时者易，得人心于悠久者难。衣食之分人，乘舆之济涉，非不悦也，而君子则曰小惠未遍，曰惠而不知为政。浅狭如此，又安能使人悠久而不释欤？召伯诚心爱民，不自隆贵，草居露宿，听讼于甘棠之下，未尝任智术要民誉也。而当时爱慕之，后人追思之，见彼甘棠以为所憩之地，而相与共存之，不惟勿伐勿败，虽屈而下之亦所不忍，何其入人之深耶？意者悉其聪明，致其忠爱，断其是非曲直无毫发之差，亦犹皋陶明刑，迈种厥德，而黎民怀之。凡形于听讼者，皆是心也。心纯乎天，发而为政，皆与天合。以我之心感民之心，民之不能忘，由我之不可忘也。周、召分陜而治，召伯之令名得与周公并传，殆非偶然者。三复此诗，其得人心如此，岂不伟哉！后之号为能吏者，率以强敏相尚，惨刻为贤，民疾视之不暇，岂复有爱之久而不巳者？由是观之，人君之用人，当取夫材之足以集事者欤？抑取夫德之足以感人者欤？诵《甘棠》之诗，宜知所决择矣。（《絜斋毛诗经筵讲义》卷一）

经筵讲授，无疑是对经学意义的充分发挥，其目的在于指导当下的皇朝政治。袁燮的讲述基本上把握住了《甘棠》的道德意义指向，其核心问题是要说明官民在德不在智。而这德不是小恩小惠，而是要“致其忠爱”，“以我之心感民之心”。同时描绘了“后之号为能吏者”的可憎形象，以与召伯对比，要使皇帝从《甘棠》诗中悟出在用人的标准问题上，“知所决择”。因为这是给最高统治者讲，故只能到此为止。而对一般官吏来说，则是要从召伯身上得到启示，勿以“智术要民”，召伯便是榜样。

中国的百姓实在太善良了，他们有许多善良的期待，不敢忘记也不会忘记任何有功于他们的人。在山西中部的介休张壁，有一座可罕庙。在汉人地区为何会有夷狄之君的庙呢？这非常发人深思。显然这位可罕乃是一位有功于民者，故殁后，民不忘其德，而为之立庙奉祀。他们对于异族之君尚且如此，何况属于本我族类的清官良吏呢？正是百姓对于有德者的期待与思念，才有了《甘棠》之作。《韩诗》认为这篇是作者面对“在位者骄奢，不恤元元，税赋繁数，百姓困乏，耕桑失时”的现实，以歌美召伯的方式来讽谕时政的。这样的解释虽未必符合原意，但却有十足的现实意义，且表达了无数歌咏《甘棠》者的心怀。

由于《甘棠》诗的影响，在中国大地上，“甘棠”作为一个文化符号，留下了数不清的以“甘棠”为内容的歌咏和以之命名的地名。如曹伯启“东都供帐荣疏傅，南国甘棠忆召公”；成廷珪“小儒狂斐在，有颂继甘棠”；丁鹤年“河阳花，武昌柳，勿剪勿伐公知否？邑人爱护比甘棠，一岁春风一回首”；王绂“绛人南守甘棠在，此去讴歌士庶传”；畲翔“蔽芾甘棠歌勿翦，采芳无计荐南州”；施闰章“召伯甘棠在，应知惠政多”等，虽说有些诗近于恭维，但也反映了召伯甘棠的楷模意义。以甘棠命名的如甘棠驿、甘棠城、甘棠馆等，有些是百姓期待如召伯者而附会的，像前面提到的《括地志》《九域志》之属即属此类，有些则是百姓对有功于民者的标榜，如《明一统志》载扬州府有甘棠庙：“在府城东北四十五里。晋谢安镇广陵，有善政，郡人立庙祀焉。”九江府有甘棠湖：“在府城南，一名景星湖。唐刺史李渤筑堤于湖之阳，人不病涉，遂名李渤湖。张洪靖以方召伯，故又名甘棠湖。”此外在《清一统志》中尚有甘棠桥、甘棠渠、甘棠宅之类的名目，这无疑寄寓了善良百姓的善良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