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军团的险旅和骄傲——加拿大华人作家陈河访谈

江苏 赵庆庆

编 辑：杜碧媛 dubiyuan@163.com

陈河，浙江温州人，曾是篮球运动员，当过兵，做过企业经理，担任过温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1994 年出国，在阿尔巴尼亚经营药品生意，1999 年举家移居多伦多。著有纪实文学《被绑架者说》、中短篇小说集《黑白电影里的城市》《女孩和三文鱼》和《去斯可比之路》。曾获“首届中国咖啡馆短篇小说奖”“郁达夫小说奖中篇大奖”、《小说月报》第14 届百花奖、《人民文学》中篇小说奖等。《义乌之囚》入选中国小说学会2016 年度中篇小说排行榜，在上榜十部作品中位列第二。屡在《人民文学》《收获》《十月》等老牌文学期刊上发表作品。

著有以真实人事为蓝本的长篇小说《红白黑》《布偶》《沙捞越战事》《米罗山营地》《甲骨时光》《外苏河之战》等。其中，展现江浙草根华人异邦经历的《红白黑》被译成意大利文出版，令陈河成为意大利西西里首府巴勒莫的荣誉市民。聚焦东南亚抗战的《沙捞越战事》荣获2011 年“华人华侨文学奖主体最佳作品奖”。描写安阳甲骨文挖掘和保护的《甲骨时光》不仅入选《中华读书报》2016 年度15 本文学类好书、中国出版协会公布的年度中国30 本好书，而且从海外华文作家的148 部参评小说中脱颖而出，荣获2016 年华侨华人“中山文学奖”首奖。

作为加拿大华人作家代表，数次出席中国作协全国代表大会。

意大利巴勒莫的荣誉市民

赵庆庆（以下简称“赵”）：

陈河先生，您在2018 年10 月参加意大利西西里的移民文化节，西西里首府巴勒莫市长给您颁发了荣誉市民证书。能否描述下当时的情形？还有，为什么会获得这项殊荣呢？

陈河（以下简称“陈”）：

2015 年，我跟意大利西西里的一个出版公司签约，把我的《红白黑》翻译成意大利文。2018年初出版后，在意大利大受欢迎，全国媒体、各大报纸都有评论。这本书在伦敦国际书市也受到好评。而且，法国一家有100 年历史的大出版社很喜欢这本书，把法语版签走了，2019 年底出版。

西西里文化节，把这本书作为文化节的一个重要项目，邀请我参加读书活动。西西里首府巴勒莫市长在文化节上，给我颁发了巴勒莫的荣誉市民证书。

这本书写到很多中国移民，包括偷渡人在欧洲的生活。以前，欧洲白人对于中国移民的生活和历史了解不多。通过这本书，他们觉得真正看清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内心世界，很感动，很喜欢。

赵：

您一定被问过很多次，为什么出国到阿尔巴尼亚，然后又移民到加拿大？

陈：

确实被问了很多次。1994 年，我从温州到阿尔巴尼亚时，我还在国有企业。一次机遇吧，当时叫“下海”，就离开了工作单位，去阿尔巴尼亚待了五年，做药品生意。那五年，经历了很多事情。就像知青生活，在边疆，在乡下，也就四五年、五六年时间，但是给他们的人生留下了特别宝贵的精神财富。我的情况，也是一样。在阿尔巴尼亚的五年，我经历了动乱、经商、被人绑架这种生死的事情，对我非常重要。后来写作时，这给我提供了很多素材。

1999 年，我正式移民加拿大，把家人带过来，居住在多伦多。一下子20 年过去了，时间真的很快。从阿尔巴尼亚到多伦多，这段时间我没有写作。一直到2005 年，才回归写作，2006 年开始发表。从2005 年到现在，这12 年是我文学创作比较旺盛的时期。

“写作和我出国有非常大的关系。”

赵：

20 世纪80 年代，您在文坛已小有名气。出国十多年做生意，处于您说的“拼命”状态。2005 年，您重新开始创作后，就接连在《当代》《收获》《人民文学》等国内主要文学期刊上发表纪实作品《被绑架者说》、中篇小说《女孩和三文鱼》《西尼罗症》等。如果没有出国，您的创作视野和水平是不是会受到很大限制？

陈：

80 年代，说实话，是一个“疯狂”的时期。刚刚改革开放，文学青年特别多，个个写小说写诗歌，一点不奇怪。但把文学当作一生的事情来做，就不多了。80 年代，我虽然写了一点东西，但毕竟在温州，影响只在浙江省内，在全国没有影响。作品数量也不是很多，那时候还得上班，业余写作时间不多。

后来出国，在阿尔巴尼亚、加拿大，真是要“拼命”做生意。你出国，有家庭，就要把生活搞好。这十多年，我非常辛苦、非常认真地做生意，要把家里财务情况搞定。2005 年以后，我在加拿大，生意开始有了规模，经济条件改善了。我就突然又想到写作了。虽然中断了十多年，但我知道写作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一旦有条件，我就又回到文学创作上。这时候开始写，就有大量作品涌现出来，不像80 年代，篇幅比较小，规模比较小。

说实话，如果没有出国，我可能还在写，但假如一直在温州写，格局不会太大，不会写得多，成就也不会太大。出国以后，完全不一样，一个是“经历”多了，另一个是随着年龄增长，理解力也强了。最重要的是，视野、对人生的理解、对政治的想法，都和过去大不一样了。所以，写作和我出国有非常大的关系。

赵：

您的中短篇小说集《女孩和三文鱼》共8篇作品，再现了一个历史时段中国百姓和军人的生存状态、20 世纪90 年代阿尔巴尼亚的贫穷和动荡，以及北美光怪陆离的当代移民生活。结合您的生平经历，您是否觉得这些作品的成功，或者您多数作品的成功，是以人的命运改变为中心，把纪实性和艺术性巧妙地结合了起来？

陈：

《女孩和三文鱼》是我的第二个中短篇小说集，第一个叫《黑白电影里的城市》，花城出版社出的，作品数量比较少。第二个收录的都是2006 年到2011 年的中短篇小说。因为那时我生意还在做，大块时间不多，主要是写中短篇。选题是想到什么写什么，写了好几个阿尔巴尼亚的故事，包括《被绑架者说》《黑白电影里的城市》。也有一个以温州为背景的短篇《夜巡》，这其实是很早以前的旧稿。

《南方兵营》是我写部队生活的第一个作品。我当过兵，这确实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事。但是我写东西，是非常谨慎非常节约地使用我的资源。南方兵营有一段我部队的生活，真正懂军队生活懂小说的人，会说这是一部好小说。

这些作品的成功，你说是“以人的命运改变为中心，把纪实性和艺术性结合起来”，是有道理的。小说总是要从生活过来，总离不开生活积累，一定要以现实为想象的依据，不能凭空编造出来。我的经历多，为小说提供了很大的资料来源。但写成非虚构，就不是小说了。所以，我最初的小说，偏重以小说的形式写真实的经历。

《女孩和三文鱼》就是讲绑架。我自己被绑架过，所以对绑架有一种特殊的敏感。这个小女孩叫Jessica，我到加拿大后，她家和我住同一条街，我住在路的开头，她住在路的尽头。她被绑架杀害，是一件十分让人心痛的事。但是，我把生命的摧残和消亡写得不那么残酷，而是非常美丽。真实的故事经过我的处理，完全是一种艺术状态，和现实状态相差很远了。这部小说当时感动了很多人。

“我不是刻意去写战争题材，是碰到这种题材，就自然而然进去了。”

赵：

您为什么对创作战争文学情有独钟？是不是因为参过军，还是因为在动荡的东欧生活过？

陈：

我不是刻意去写战争题材，是碰到这种题材，就自然而然进去了。战争题材，作为文学作品来说，有它的好处。最近几年，国际上屡获大奖的都是写战争题材的。我看过不少战争题材小说，像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永别了，武器》，还有《日瓦戈医生》，等等。自己当过兵，在东欧经过动乱，可能让我对战争题材理解得更加深一点，写起来更加得心应手一点。

赵：

《沙捞越战事》揭秘了“二战”中加拿大华裔士兵在马来西亚丛林执行特工任务，重新解读了东南亚抗日的悲壮历程。“二战”期间，生于加拿大、长于日本街的华裔士兵周天化，会讲汉语、英语和日语，本想参加对德作战，却因偶然因素被编入英军，被空投到马来西亚沙捞越丛林执行特工任务，参加了东南亚的对日作战。他一降落便被日军俘虏，顺利当上了双面间谍。当时，沙捞越地区是日占区，丛林里活跃着英军领导的136 抵抗部队、华人红色抗日游击队和猎头族伊班人部落等多种复杂力量。从加拿大的雪山到沙捞越的丛林，从原始部落的宗教仪式到土著少女猜兰的风情，从游击队英雄神鹰到四处偷袭日军的猎头族……在错综复杂的丛林战争中，周天化演绎了自己短暂而传奇的一生。

请问，是什么契机让您对东南亚抗战产生研究兴趣？又是怎样了解其复杂的历史，做足写作前的功课？

陈：

《沙捞越战事》2011 年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很多人喜欢这本书，现在还是有人喜欢。不少人在访谈、研究时，都会提到这本书，说明这本书是有生命力的。我最近在网络上看，虽然书出版了七八年，读者依然在豆瓣上放上文摘，好多都是最新的。我都好奇怪。现在这本书都买不到了，怎么还会有这么多人喜欢?

关于写这本书的契机，说起来非常偶然，但想想，还是有一定的理由。不是突然想写的。这也跟我出国有关系，在国内我绝对不可能接触到这个题材，也绝对不可能写这本书。

加拿大每年11 月11 日为“国殇日”，纪念参加“一战”“二战”的老兵，给他们特别的尊敬，请他们出来游行，媒体都会讲他们的故事。有一回，我在加拿大中文电视上看到一档节目，一个“二战”华裔老兵讲他当年的故事。在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或更早的时候，中国侨民受到歧视，交人头税，不给加拿大国籍，一辈子辛辛苦苦进不了主流社会，连子女都很困难。那些年轻人为了改变身份，就去参军打仗。我看到电视上，那个老兵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参加了英国部队，空降到马来西亚沙捞越，作为特种兵，是间谍部队。我听了这个故事，觉得特别有意思，一方面是早期的中国侨民居然会被英国部队训练成特种部队，到马来西亚丛林和日本人打仗，就像一个谍战剧，特别有传奇性。我特别想了解，后来就找到一本书

The Dragon and The Maple Leaf

(《龙和枫叶》)，书里很详细地讲述了“一战”和“二战”中，华裔士兵参加加拿大军队，很真实。我觉得特别好玩，觉得可以作为创作基础，就深入进去。

日本从1937 年全面侵华，打不下来，需要东南亚的资源，所以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把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全占领了。那时候，在马来西亚抗日的，全部是华人游击队。当年，我们就知道中国大陆抗战，后来又知道远征军，没想到东南亚也抗日。这就激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发掘史料。我不想写成纪实的，便加入魔幻的写法，因为在热带丛林里有猎头族和好多原始的东西。作为小说来说，会很好看。这也是我多年阅读的好处，我知道很多民俗、巫术的事情，把这些元素融入小说，写成了《沙捞越战事》。

《沙捞越战事》和国内以前的抗日小说完全不一样。你看不出里面有什么特别厉害的英雄人物、正面人物、反面人物，说不清楚的。里面有眼花缭乱的原始部落的传奇事情。确实，我是做足了功课的。这本书写成后，我对马来西亚、抗日战争、太平洋战争这段历史了解了好多好多。

赵：

为了写好《沙捞越战事》《米罗山营地》《外苏河之战》等长篇战争小说，您到东南亚等地考察。请问，有没有遇到“二战”飞行员老兵、后代或相识？我正在策划一套以来华抗战的中外飞行员为题材的“飞虎丛书”，很想了解一下您与他们接触的情况。

陈：

当年很好玩的是，《沙捞越战事》出版很多年后，我都没去过马来西亚，完全是凭想象写的。后来，为了写《米罗山营地》，我才去马来西亚的怡保、吉隆坡、红土坎等地实地考察。写《外苏河之战》，相隔了很多年，我去了越南。现在时间多了，为了写书去考察，也是一种旅行，开拓眼界，去接触一些真实的东西。但我真没遇到“二战”老兵。我主要写小说，去找“二战”老兵、采访啊，对我来说意义不大。经过几十年，很多人对现场的叙述非常不可靠。

“殷墟给我一种心灵感应。”

赵：

长篇历史小说《甲骨时光》展现了20 世纪河南安阳殷墟的发现，以及因之产生的惊心动魄的民族文化保护战。20 世纪20 年代，甲骨文专家、自学成才的河南人杨鸣条受傅斯年所托，来到安阳调查殷墟的情况。他抵达安阳之后，发现这里是一个布满历史雾障的迷宫，充满梦幻、欲望、阴谋和暴力。他遇见了一连串的人物：伪刻高手蓝保光、患麻疯病的跳舞巫女蓝保光母亲、保护5 万片甲骨的加拿大牧师明义士（James Menzies）、为皇家博物馆搜刮中国文物的加拿大主教怀履光（William White）、盗运中国文物的日本人青木、一边教书一边演戏的前女友梅冰枝、当地匪首吴二麻子……所有人的活动都和地下埋藏的甲骨密切相关。此后的十几年，杨鸣条在安阳遭遇到一连串神奇的事件，最终凭借灵异感应和天才推算找到了商朝的甲骨典籍宝库。在日军大举南下之际，杨鸣条、李济、梁思永、梁思永的兄长梁思成及妻子林徽因等一批爱国学者将这些典籍宝库运送到了大后方——四川宜宾李庄。

综上所述，如果能在同一处理池中使同一污泥中的两类不同性质的菌群（硝化菌和反硝化菌）同时工作，形成同步硝化反硝化，则脱氮工艺将得到简化而效能却大为提高。

您在《甲骨时光》“后记”中坦言：该书前后写了五年（包括遍查资料、现场查勘和采访），中途多次想过放弃，甚至用抛硬币的方法来决定是否继续，虽然抛出的结果两次都是要求放弃，但您没有放弃，最终写成了。《文汇报》2016 年7 月4 日载有您的文章《三折画——〈甲骨时光〉创作记》，讲述了该书创作可以追溯到1999 年您移居到多伦多后，在安大略省皇家博物馆参观精美的商代青铜器和隋朝巨型壁画，而壁画成为您这部小说中最重要的线索……

您在微信中自云用“洪荒之力”写出这本书，又用“洪荒之力”推荐给读者。能不能具体讲讲？

陈：

在我写作的这么长时间里，《甲骨时光》是一本非常独特的书，和我前面写的书不一样，和后面的很可能也不一样。年轻时我想过，要写一本特别好看的通俗书。后来，遇上了机会。我去了安阳，殷墟给我一种心灵感应。我接触到当时留下的很多史料。这本书让我感动的是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留洋归来的知识分子，以及他们的家国情怀。他们用西方考古理念发掘殷墟，接触到三千多年甲骨时代的史料。我感觉能和古人心灵沟通，这非常有意思。

写这个小说，难度真是特别大。我在殷墟看到的就是几个坑，还有挖掘的考古学材料，每天挖出多少器物。没有故事，怎么写成小说？而且这个小说究竟要讲什么？我想来想去，都不明白小说能不能写成，只好投硬币决定了。这个小说有生命力，在我心里慢慢完善。我不止一次说过，好小说就像植物种子一样，撒到你心里后，会慢慢滋长起来，生出根和枝蔓，慢慢占满你的思想，爬满你的心间。这个期间，我也写了其他作品，包括一部长篇小说。《甲骨时光》从头到尾，真的有七八年时间。最初，我考虑到小说的形式问题，后来决定采用畅销小说的形式，越是艰深、神秘、难懂的东西，越要有最轻松的阅读，要用通俗易懂带有娱乐性的方法写出来。我借用了西方小说的类型，比如《达·芬奇密码》的结构，看的人会觉得有意思。

我写这部小说，也得益于海外的生活经历，在国内我的想法不会那么多。小说里写到几个真实的外国传教士，是加拿大人，其中一位叫怀履光。他从山西运走三幅大型壁画，说实话，要不是他运出来，这些壁画可能早就变成一堆灰尘，连影子都不会留下来，但它们现在非常完整地保存在安大略省博物馆。我在这三幅壁画上动脑筋，在里面找到想象的依据，加入密码、星图、神秘的东西。所以，我最初想到的题目叫“三折画”，但作为书名，不是很合适。这种形式的效果挺好，业内的、普通读者，甚至甲骨文学者，都觉得这是一本特别有意思的书。这本书在很长时间，都会成为话题。影视版权，我也给了人家，着手在做电视剧、网剧、电影，还需要一段时间。

所谓“洪荒之力”，是当时奥运会上中国的游泳女孩说的，流行一时。我到北京做宣传，就用了网络语言。写作时的确是用了“洪荒之力”，宣传时倒没有。不过，一本书有自己的命，好书是不会被埋没的。我相信，这本书接下来还会有它的好运，但还需要一点时间。

赵：

《甲骨时光》从海外华文作家的148 部参评小说中脱颖而出，荣获2016 年华侨华人“中山文学奖”首奖。颁奖词如下：“《甲骨时光》深入古老中国腹地，围绕殷墟甲骨文物争夺，将民族危难、历史迷雾、人性幽暗、欲望景观汇于一炉，以考古学家的实证精神和历史学家的人文情怀，创造了一个充满诡异、象征、梦幻的文学传奇，这场特殊的文字穿越，表达了作家对战乱年代考古学者的深沉敬意，重塑了国人的勇气、智慧、气节，以及对伟大文明的敬惜。”

对于荣获这次文学大奖，您有什么感受？

但是，我还是很幸运，获过几个国内的文学大奖。如首届郁达夫小说奖中篇大奖，奖金10 万，当时最高的了。我那时刚刚开始写啊，没有一点名气和关系。而且，短篇小说大奖是铁凝拿的，国内好几个最大牌的作家也只拿了提名奖，奖金1 万元，变成陪衬了。那时，我真的很幸运，一连获过很多奖。但体制内的大奖是不会给海外的。所以，在颁奖会上，我就说，“中山杯”奖是专给海外作家的，不会给国内作家。我们应该好好写，把这个奖杯擦亮。

这段颁奖词是谢有顺写的，他一定很认真地看了这本书，才写出这样到位的颁奖词。那次评奖，请了国内最顶级的专家，包括陈晓明等人。评奖的班底和国内大奖的评奖班底一个档次，高标准。

中国战争文学的新收获

赵：

您的最新长篇《外苏河之战》首发于《收获》2018 年第1 期，被评为“中国战争文学的新收获”。您曾经对记者说：“故事就像一颗种子一样埋在内心深处，慢慢发出芽来。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场抗美援越壮举写部战争小说，于我是完成一项使命”。其实，战争是小说背景，作品着墨更多的是年轻人追寻理想、探求人生真谛的成长故事。

您最初是怎么知道国人鲜少耳闻的抗美援越战争的？

陈：

这几年，你一直看过来，就知道我一直很努力地创作。《甲骨时光》完成才两年，就出《外苏河之战》。

不管《外苏河之战》是怎样的一本书，它已经引起了很好的反响。2017 年10 月，我完成了书稿，给《收获》看。《收获》编辑说：“哎哟，这本书一定要给我们，非常好。”而且，2018 年第1 期就登出了。2017年10月，通常已把2018年第1期的稿子排好了，肯定是把别人的稿子拿下来，把我的放上去。新年的第一篇稿子通常要选最好、最有意思的，说明他们对这个稿子的器重。人民文学出版社也跟进了，准备出版这本书。

说实话，这本书题材非常敏感。这本书发表了，出版了，就算没有大声喧哗，很多媒体也在报道这本书。北京的中央媒体、《南方都市报》都做了专访，全国媒体几十家都有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都知道这本书，看过这本书，也都很喜欢。我上回在北京，给资深的军队作家和老将领签赠这本书。

这本战争小说和中国以往写战争的小说，完全不一样。我不是写战斗英雄故事，也不用煽情的细节。在我这本小说中，战争只是它的背景，实际上我写的是中国那一代年轻人成长的故事。为了理想而不顾一切的生命，虽然很短暂，却是非常美丽的过程。还有动人痛苦的爱情故事。年轻人在政治下受到压抑，也是一个精神悲剧。在战争这种特殊情况下，我写了人性。

写这本小说的来源，也是从电视上看来的。我看了凤凰卫视陈晓楠主持的“冷暖人生”，讲了抗美援越的老兵死后埋在越南，回不来，中越关系好了后，家人怎么找他们，去扫墓。我很感动，就研究这段历史，发现了很多我感兴趣的东西。因为当兵的经历，就觉得这个故事很亲切。后来去了越南考察。

所以，很难说，我自己是在寻找战争题材，还是战争题材遇上了我。假如我没有对战争故事的敏感和当兵的经历，我对这些故事可能会忽略过去。正是因为内心的敏感，我抓住了机会，把它写成了这本特别的书。

到了年底，排行榜、评选还蛮热闹的，《收获》把这本书列入了排行榜的候选名单，其他名单也会列入候选。我相信，这本书在2018 年的中国小说中，肯定是一本特别的有价值的书。

“贴着地面的写法，我不喜欢。”

赵：

您的跨国书写，取材真实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故事，在写作前实地考察，查阅大量史料，但在小说中采用了虚实结合的写作方法，既有材料扎实的一面，也有魔幻先锋超现实的实验风格，师法了您所喜爱的福克纳、帕慕克、卡尔维诺、博尔赫斯等西方现代文学巨匠。语言自然洗练，人物丰满可信，风格凝练厚重，演绎了历史上被压迫民族荡气回肠的抗争精神，以及充满变故乃至凶险的当代移民状况。

您怎么评价自己的作品？期望它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未来有什么写作计划？

陈：

你提到了这几位西方大师，说得很准确。我比较靠近这几个作家，实际上中国很多作家都喜欢他们。这几个作家，我在少年时期就有大量的阅读，中国古典文学、俄罗斯文学、法国文学……我都读得蛮多。到最后，回到这几个作家来。他们都有很好的古典背景，都采用了现代的方式。这样写出的小说，更符合我的文学理念，即最真实的故事用最有想象力的方法来写，用非常虚构的方式，但读起来又有依据，很逼真。这是我想要的写作风格。

比如，在《甲骨时光》中，写三千年前古人的交流、占卜，明摆是虚构的，但在细节方面尽量做好，读起来都有合理性、可信度。在20 世纪80 年代，余华、莫言、格非、马原等用学来的西方现代派的方法，把小说写得特别新，眼花缭乱。当年的先锋探索者，到现在看不出什么先锋之感，变得非常现实。一直玩形式，是玩不下去的。像以前的法国“新小说”，不是特别受人欢迎。我认为，写小说一定要有先锋性、现代性，要有这种意识，贴着地面的写法，我不喜欢。我里面一定要有飘逸的触及内心的理念，尽量用容易读的老实的文体来表现。那种故弄玄虚，没有意思。太写实，也不行。

从2005 年到现在12 年，我出了十几年书，七八个长篇，数十个中短篇，数量已经不小。质量嘛，确实是每篇都是认真写的，每篇都有反响，大家会记得住。读者、研究者越来越多，在中国读者的口碑不错，尤其是很多年轻人喜欢我的作品。国内外评论家对我作品的认可度越来越高，相信还会有更好的影响。

我没想到，《红白黑》在意大利会受到那么大的欢迎，法国明年也会出版这本书。在国际化的这条路子上，会打开比较好的市场。影视方面也已经有点眉目。写了十几年，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和其他作家不一样，我中断了很长时间，20 世纪80 年代到90 年代初在温州也没什么名气。我有20 多年没好好写，一直到40 多岁才有全国影响。论创作时间，我还是比较短的。创作资源还很丰富。我准备好好写下去。下面写一个长篇，很有意思，也要达到自己定位的那个高度。

赵：

您认为在当下“中国整体文学功利心太强”，能否讲讲具体表现和原因？

陈：

这个话题不太好说。很难判断中国文学的整体情况，中国文化界是有许多负面的消息，但中国文学创作的体量那么大，总能产生出好作品。西方的创作也会产生大量的垃圾。

我也不是特别了解中国文学现状。相信中国文学在进步，每年会产生好作品。西方好作品也很少。我近两年很喜欢的科尔姆·托宾，在他的短篇小说集里，一个集子里也就一两篇真正好的东西。所以说，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特别好的作品都是很难见到的。

“海外军团”还会存在下去

赵：

您居住在加拿大华人人口最多的城市——多伦多，那里有60 多万华人，华文文学活丰富。哪些文学活动给您留下深刻的印象？

陈：

多伦多60 多万华人，还不如中国一个县的人口。人口基数小，文学活动能有多高的水平很难说，也不太能产生多少优秀作品。但是，海外情况不太一样，从中国出去的，文化程度比较高，有文学的需求，就给报纸写文章写诗。作为职业的写作者，我不是特别关注本地的文学社团和活动。我的目标和关注点在更大的方面。当然，我也支持海外文学团体多搞活动，给海外文学创造一种气氛。

赵：

最后，请您自由发挥，就您感兴趣的话题说点什么。

陈：

“海外文学”是专家争论热烈的命题，难以界定。我觉得，“海外文学”有一部分属于中国大陆文学，海外写作人不少在大陆发表作品嘛。

有一种说法叫“海外军团”，倒是比较准确。战场还在中国，无非我们生活在海外，但是可以经常回到国内。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出去的、比我们老的移民大多不写了，我们是新一代移民，我们的子女大概不会写作，有人说“海外军团”会自生自灭的。我认为不是这样，“海外军团”还会存在下去。我们的第二代是不写了，但在最近的几十年，中国会有大量的人出国，年轻人出国，有的就会留在外面。他们当中肯定有喜欢写作的，在海外一定会拾起文学，所以“海外军团”会有新生力量出现，会不断有新作品。我现在看到，海外不断有新作家出现，达到了很好水平，在国内专业杂志上发表作品，引起注意。不像以前，就那么几个有名的海外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