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生命树

北京 范子烨

编 辑：张勇耀 mzxszyy@126.com

陶渊明是公元四五世纪之交的文化精英，其平生所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是：（一）北方中原地区沦陷于胡人之手；（二）外来文化——佛教逐渐昌盛；（三）晋宋易代的历史变迁。前两方面的问题，他在作品中没有什么反映，即使是在刘裕北伐一路高奏凯歌之际，他似乎也漠不关心中原的情况，因此，陆游“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这类诗句，就绝不会出现在陶渊明的笔下；而在陶渊明的时代，庐山佛教已经极为昌盛了，他就生活在庐山脚下，对寺院的钟声竟如充耳不闻，对佛教没有任何描述；真正对陶渊明发生影响的，乃是晋宋易代的历史变迁，这一过程持续了将近二十年，先后有两位晋朝的皇帝被害，就是晋安帝和晋恭帝。为此，他创作了晦涩的《述酒》诗，以揭露刘宋的篡弑之恶。

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淡出了政治旋涡的陶渊明更喜欢亲近自然，皈依田园，于是田园诗成为诗人笔下最为美丽的文学景观。

在陶渊明的田园诗中，我们很容易见到摇曳的树木。《归园田居》五首其一：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园，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

榆、柳、桃、李、桑，一连五种树，构成了一片美丽的田园风光。而在冬日的风雪中，梅树和柳树则交映于庭中：

风雪送余运，无妨时已和。梅柳夹门植，一条有佳花。（《蜡日》）

为诗人的栖居增添了华美的色彩。堂前的桃、李、梅，就是诗人所说的“庭柯”：

翩翩飞鸟，息我庭柯。敛翮闲止，好声相和。（《停云》）

翩翩的飞鸟，如同自由的诗人，而鸟的鸣唱，也如同诗人的歌吟。《读〈山海经〉》其一：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

“欣有托”，是鸟的欢喜，“爱吾庐”，是诗人的热爱。诗人推己及物，以人的眼光发现了鸟的欢乐，从而书写了自己的极欢极乐。《与子俨等疏》：“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这正是诗人的自叙。

在陶渊明的文学世界中，松树、桃树和柳树占据了最为突出的位置。我们看陶诗中的松树：

青松夹路生，白云宿檐端。（《拟古》其五）

苍苍谷中树，冬夏常如兹。年年见霜雪，谁谓不知时？（《拟古》其六）

这里描写的也是青松，“凝霜殄异类”与“年年见霜雪”可以互证。而芳菊与青松的意象组合，尤可见诗人之精神：

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和郭主簿》二首其二）

三径就荒，松菊犹存。（《归去来兮辞》）

由此，松菊的意象深度融入了中国诗史。陶渊明《杂诗》其十二描绘了一株幼松的动人形象：

袅袅松摽崖，婉娈柔童子。年始三五间，乔柯何可倚。养色含津气，粲然有心理。

《诗经·齐风·甫田》：“婉兮娈兮。”郑玄笺注：“婉娈之童子，少自修饰。”本诗描写悬崖上的一株幼松，青葱美好，宛如柔美的童子，其年龄尚幼，故枝条虽高，却不可倚靠，但是，它如同孝子，色养事亲，其心灵是非常美好的。诗人以松拟人，构思非常新颖。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诗人“方宅”附近的东园里有一株挺拔的青松：

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饮酒》其八）

大概这株青松在东园中处于较低的位置，所以平时被其他草木所淹没，如同左思《咏诗史》所言：“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而一旦霜雪骤降，则众草荒芜，青松的枝条便卓然在目了。“连林”二句的表达，乃是一种富有哲理的发现，令人回味无穷。这种发现源于诗人与青松的契合。这株孤独的青松，象征着诗人傲岸不屈的人格，深深寄托着诗人的情志：

东园之树，枝条载荣。竞用新好，以招余情。（《停云》）

“东园之树”就是指那株青松而言。《饮酒》其四：

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厉响思清远，去来何依依。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

一只失群的鸟日暮独飞，最后偶然发现了这株孤松，因而栖居其上，获得了青松的荫蔽。诗言志，鸟显然是诗人的象征。我们读《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途中》一诗：

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俗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南荆。叩枻新秋月，临流别友生。凉风起将夕，夜景湛虚明。昭昭天宇阔，皛皛川上平。怀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

“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与“临流别友生”“中宵尚孤征”表达的意义如出一辙，而“托身已得所”，也就是“投冠旋旧墟”云云的意思。同时，东园的孤松之下，也是诗人与好友们聚会的场所。《饮酒》其十四：

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班荆坐松下，数斟已复醉。

“赏我趣”三字，尤见诗人的深心和雅意尽数寄托在这株青松之上。

至于桃花源的世界，则纯然是桃花构成的：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桃花源记》）

借助桃花林，诗人构建了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衣食丰足，人人平等的理想国。

但是，携带着桃源梦，最后陪伴诗人的却是白杨树：

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嶣嶤。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拟挽歌辞》三首其三）

在中古时代如泣如诉的挽歌之音中，伟大诗人陶渊明于迟暮之年、属纩之际，唱出了迥出流俗的挽歌。他自觉身体之衰微，如西山残照、秋圃荒树，于是借挽歌自叙其人生观。其《与子书》云：“天地赋命，有往必终，自古贤圣，谁能独免。”《挽歌诗》其一曰：“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基于对生命的这种认识和体察，陶渊明创作了这组挽歌。“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也不再得赏赐，他们的名无人记念。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早都消灭了。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他们永不再有分了。”（《旧约·传道书》第九章）事实就是如此。所以，九原不可作，白骨生苍苔，通常被挽歌诗的作者们视为生命的不幸；而陶渊明的伟大之处即在于将这种不幸说得自自在在，不落哀境，若非对人生、对宇宙大彻大悟，生平有定力定识，岂能如此! 在荒草茫茫、白杨萧萧的肃杀氛围中，诗人以逝者的眼光审视着自己死亡后的状态、自己的葬礼以及亲朋好友在葬礼上的悲伤和举止。这种写法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绝大创举，与现代个别作家不谋而合。如土耳其作家奥罕·帕慕克荣获诺奖的作品《我的名字叫红》，其第一句就是：“如今我是一具尸体，一具躺在井底的尸体。”“我”，是这部长篇小说的主人公，是十六世纪在伊斯坦布尔被谋杀的一位画家。这部诡异的小说的叙事从这位画家的尸体的独白开始，逐渐描绘出了奥斯曼帝国艺术、宗教、日常生活的整体历史。陶渊明的这种现代性的创作意识从何而来？这就是《拟挽歌辞》留给我们的诗学之谜。

传说老子李耳生而指李树，因以为姓，佛祖释迦摩尼则悟道于菩提树下，而诗人陶渊明，或许是悟道于柳树之下？“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五柳先生传》），“作《五柳先生传》以自况”（《宋书·陶潜传》），这就是陶渊明的风采。“梦见五柳枝，已堪挂马鞭。何日到彭泽，长歌陶令前？”（《寄韦南陵冰，余江上乘兴访之，遇寻颜尚书，笑有此赠》）［〔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之十三，中华书局1977 年版，第670 页］原来，李白也有一个五柳梦啊！

无论是松、桃、榆、李，还是梅、桑、柳、杨，都是陶渊明的生命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