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文公何以谓之“文”——“退避三舍”纵横谈（上）

山西 张石山

编 辑：张玲玲 sdzll0803@163.com

从晋文公的谥号说起

《论语·公冶长》篇第十五章，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这儿说到的“文子”，是卫国大夫孔圉的谥号。谥法，是中国古代极其严肃的礼法制度之一。依古时谥法规定，自天子、诸侯到卿大夫贵族大臣，死后皆有谥号。卿大夫大臣的谥号，由朝廷颁赐；天子诸侯的谥号，则是由朝廷的卿大夫议定。

众所周知，晋国的国君重耳死后其谥号是“晋文公”。

《逸周书.谥法解》关于这个“文”字，有具体条目：“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闻曰文，学勤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锡民爵位曰文。”

重耳死后卿大夫为其定谥文公，这样的评价非常高贵，是为备极哀荣。而我们反顾检视重耳一生，特别是他在晋国当政期间的所作所为，应该说，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他当得起这个“文”字。后人称其“晋文公”，是为实至名归。

重耳在外流亡十九年，艰辛备尝，最终得以复国。复国之后，对内，“文公修政，施惠百姓”；对外，“尊王攘夷”，在与楚国的城濮之战中践行诺言“退避三舍”。其中有仁道、有忠恕，有当仁不让，有坚守信义，有“仁者无敌”的形而上精神。

《论语·八佾》篇第十四章，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周礼在夏、商礼制的基础上有所损益而制定，开创了周代礼制文化，形成了完备的礼法制度。后来，“周辙东，王纲坠”，是孔子克己复礼，创建了儒学，重新整合再造了中华仁道体系。从周公定礼到孔子创建儒学，从礼崩乐坏到文明的整合重建，其间经历了500 年。

这500 年，不会是华夏文明的蛮荒与空白。

其中，从周公制礼到重耳出生，经过350 年；从重耳逝世到孔子逝世，经过150 年。

孔子的儒学仁道，不会无中生有。在孔子之前，一定还有历代前人对于礼仪制度的护卫与践行。

比如，重耳的“文公修政、施惠百姓”与“尊王攘夷、退避三舍”，我们应该看作是儒学仁道建立之前的一种“前实践”。

孔子著《春秋》，作为我国第一部信史，笔则笔，削则削，“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忠实地记录了240 余年春秋时代的历史。其中，包括记录了重耳复国以及“晋文公称霸”的重大历史事件。

春秋时代，众多人物登上历史的舞台。记述重大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史书，同时记录下了那个时代所诞生的许多成语。众多成语的诞生，极大地丰富充实了汉语文化。

众多成语中，“退避三舍”是与重耳有关的一条极具代表性的成语。“退避三舍”当时在城濮之战中的具体践行，彰显信义于天下，这成为重耳所以被定谥“文公”的重要因素。

对“退避三舍”本义的误读

“退避三舍”，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个著名成语。它与晋文公重耳有关，产生于春秋时代，践行于晋楚城濮之战。自这条成语诞生，已经过去了2600 多年。

随着时光流逝，后人使用这条成语，逐渐远离了它的原本“所指”，而只是借用它的“能指”。甚至，在说起城濮之战这一历史事件时，由于时空隔绝，大家无法身临其境，多半也难以设身处地，于是，对“退避三舍”的理解也出现了某种望文生义的偏颇。人们不经意间，往往是在用这个成语后来的“能指”，去解读它原有的“所指”。如此交互为用，对这个成语的本义，产生了某种程度的误读。

我们先来解读“退避三舍”的字面含义。

古时，以行军三十里为一“舍”。舍，或有止歇宿营之意。三舍，是九十里。在两军对垒的战场上主动退让九十里，则是退避三舍。

其引申比喻，有退让回避，避免冲突之意。

就这个成语的比喻引申义，已有某种程度的偏离或狭窄化。退避三舍，固然是一种退让与回避，但不是它的全部。一方退让，对方不认为是一种礼让，认为是怯懦，反而继续进逼，则又如何？所以，退避三舍，有先退一步的意思，但并非示弱；有暂时避其锋芒的意思，却并非避战。正确的引申，退避三舍，除了“暂退一步”，应该还有“再做计较”的隐含意思。

之外，就城濮之战中确实发生了的“退避三舍”，还有人做别样解读。认为是晋军重耳方，假作怯懦示弱以麻痹对手，以便诱敌深入，将楚军带进预设的包围圈。这样的解读，是为过度解读。将后知后觉的书生之见，强加给了古人。

以上对“退避三舍”这一成语解读中的偏颇，说来还算不上最严重的误读。小有偏离，无伤大雅。我以为，对“退避三舍”本义亦即它本有的“所指”的理解上，后人出现了尤为严重的误读。

笔者撰写过三十集电视剧本《晋文公》，在编剧写稿过程中，曾经设身处地，有如身临其境，尽力再现了那场惊心动魄的战争，再现了具体化的“退避三舍”的险恶情境，对于晋军在战场上退避三舍，有着自认为贴切的体悟。

如果说，在晋楚城濮之战中，晋军仅仅是后退了九十里，这就过分拘泥于字面解读，失却了这一行为本身原有的张力与分量。

重耳曾经当面允诺楚庄王，“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当两国之间果然发生了战事，重耳言而有信，在众目睽睽下，践行了这一庄重的诺言。

试想：晋楚两军于中原相遇，即将开战，为了践行宿诺，晋军平安后退了九十里，这样理解可就太简单了。两军相遇，晋军礼貌声称：咱两家今天不打仗，三天后再来打过；不在这个战场开打，换一个九十里外的场所再来开打。而楚军方面慨然应允，连连称善。于是，晋军毫无危险，平安后退，有如普通行军，甚至优哉游哉仿佛旅游散步。可惜这样的假设不能成立。如果是这样，这是儿童游戏，绝不是你死我活的战争。

退避三舍，在城濮之战中，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春秋时代的《左传》以及汉代的《史记》，对此是为语焉不详，缺乏清晰的叙述交代。然而，我们依然能够从史书的字里行间，“读”出文字之外的若干信息。

此前楚宋两国之间发生的战事，宋襄公遵循古礼“不击半渡”，换来的是什么？是宋军大败，宋襄公负伤乃至因伤而死。

在城濮之战中，晋军谨守信义，连连退让规避，这样的行为或也有双方就此罢兵的意味。但晋军此时已然达成了解救宋国的目的，楚国方面的同盟国曹国、卫国，则臣服于晋军。楚国决不能接受这样一个结果。于是，晋军的连连退避，换来的是楚军的节节进逼。

于是，战场上的真实情形是，晋军连连后退，楚军连连追击，晋军此举将自身置于极其不利的态势。事实上，重耳为了坚守信义，冒了宁可失败甚至全军覆没的巨大风险。

从这样的意义上来评价“退避三舍”，庶几近之。

城濮之战，其最终的结局是晋军获胜了。但这一胜利，有极大的侥幸。假若，晋军失败了呢？那样的话，历史必将改写。

我特别想要强调的是，即或晋军失败，重耳坚守信义践行“退避三舍”，这一行为的意义仍然不应抹杀。

重耳坚守信义，有着比取得某场战争胜利更为超越的形而上意义。

它是晋文公所以为“文公”的重大事实依据之一。

重耳在外流亡十九年，即将归国执政之前，曾经抵达楚国，受到了楚庄王的盛情款待。当楚庄王赤裸裸地追问重耳日后将如何报答，重耳郑重许下了退避三舍的诺言。这时，即便重耳尚未复国执政，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退避三舍，一诺岂止千金！而在城濮之战中，重耳践行了自己庄严的承诺，为仁道为信义，树立了一个永久的辉煌榜样。因之成为一位仁德君主“晋文公”。

让我们一道穿越那个诞生传奇伟人和传世成语的伟大时代，回溯重耳成长为一位仁德君主的心路历程。

盛产成语的传奇时代

春秋时代是一个盛产成语的生动活泼的时代。仅仅在晋国，仅仅伴随“重耳复国”这一历史事件，就产生了许多流传千载、脍炙人口的经典成语。

晋文公的父亲晋献公，号称一代雄主。在其执政的前半段，大力开疆拓土，使晋国迅速成长壮大，成为一个北方强国。

晋献公曾经借道虞国，去攻打虢国。当灭掉虢国之后，回军途中，顺道灭掉了虞国，是为“假途灭虢”。一个成语，其所指完整准确地概括了整个历史事件，其能指则具备了借喻指代的功能。

当其时也，虞国大臣宫之奇极力谏阻虞国国君，一旦虢国灭亡，虞国将失去依傍应援。“虞之与虢，唇之与齿，唇亡则齿寒”，国势险矣。而虞君贪鄙，收受了晋国的礼品玉璧良马，甘于借道，置国家安危于脑后，终至亡国。

这一成语，隐隐然透着某种危机感。

晋国臣子荀息，当年曾给晋献公出谋进言，向虞国赠送良马以借道。此时灭了虞国，阴谋得售，志得意满。“荀息牵曩所遗虞屈产之乘马，奉之献公，献公笑曰：‘马则吾马，齿亦老矣！’”当年之马，仅止“马齿徒长”而已。

其洋洋自得的情绪是为溢于言表。

武力争胜，开疆扩土，晋献公日益骄横跋扈。公元前666 年，骊姬生奚齐，献公欲立他宠幸的骊姬所生幼子为储君世子。为扫除障碍，于是有了迫害世子申生以及公子重耳和夷吾的悖谬行为。

“重耳在外而安，申生在内而亡”，公元前657年，申生终至被迫自尽；公元前656 年，重耳则不得已去国逃亡避祸。史上乃有了重耳流亡在外十九年，历尽艰辛最终复国的伟大传奇。

重耳最初的逃亡避祸之地，是狄国。重耳所以选择这样的流亡地，自有其某种必然性。

晋献公的正妃，是齐国公主齐姜，乃晋国世子申生之母。而重耳与夷吾的生母则是狄族女子，传说名叫“大戎子”。史书则明确记载，重耳的外公名叫狐突，两个舅父名叫狐毛、狐偃。重耳流亡在外十九年，狐毛、狐偃始终追随，直到艰难复国。晋国与狄国接壤，而且素有姻亲往来。重耳可谓狄族人的“外甥”，遇难流亡，首选狄国，该是顺理成章。

一开初，重耳流亡，缘何不选择其他中原诸侯国？自有个中缘故。晋国与各诸侯国皆有外交往来，设若晋献公以武力相要挟，提出“引渡”逃亡去国的重耳，重耳的处境会相对危险。

重耳流亡狄国，藏匿居留达十二年之久。期间，他和忠实的追随者赵衰还分别迎娶了狄族别支部落“廧咎如”的两个女子。赵衰娶了姐姐叔廆，重耳娶了妹妹季廆。二人并且都在狄地生了儿子。重耳两个儿子，名叫伯絛与叔刘；赵衰的儿子，便是后来鼎鼎大名的晋国执政赵盾。

晋献公死后，重耳的弟弟夷吾先行归国就任晋君，是为晋惠公。公元前644 年，晋惠公不仅曾经派人赶赴狄国去刺杀重耳，甚至不惜发动战争攻伐狄国。重耳于是不得已离开狄国，再次踏上了流亡的旅程。

重耳与狄族妻子季廆，结合将近十二年，生有两个孩子。迫不得已再度流亡，夫妻二人分手时节，重耳对季廆提出了一点要求或曰希望：希望季廆能够等候他25 年，如果到时不能回来重逢，季廆再另嫁他人。

作为狄族女子，是否会有中国妇女千年之后才有的“从一而终”的概念，不得而知也。作为一个男人，一位丈夫，自己前程漫漫，一切都在未知状态，对妻子提出这样的要求又是否过分？或许，我们可以宽容一点讲，这些该是属于人之常情吧。

而季廆对重耳的回答非常有趣。我今年已经25了，再有25 年，则是“行将就木”，还嫁什么人？我等你就是！

这样，一位春秋时期的狄族女子，给我们留下了“行将就木”这个成语。其中透着某种特定的凄凉气氛。

有了一位狄族妻子的郑重然诺，重耳在前途未卜的漫漫流亡途中，该能得到多少鼓舞和抚慰？

重耳的个人经历，极富传奇色彩。他最后复国成功并且称霸，这样的事实结局本身，反转来强化凸显了他的经历的传奇性。他的经历本身，充满险恶与曲折，诞生出了若干成语而载诸史册，这些成语给传奇本身又平添了几分文学的甚至是诗化的瑰丽色彩。因而，这些成语自诞生之日起，就获得了永生。

齐桓晋文两代霸主的遇合

如果说，重耳留居狄国，主要关注的是晋国的政局变化，那么当他离开狄国，真正开始了“周游列国”，特别是抵达齐国，与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的遇合，使得他具备了当时的“国际视野”。

也可以说，齐桓与晋文相遇，属于划时代的重大事件。

离开狄国，重耳君臣曾经首先途经卫国，卫文公不予接待。

在同情重耳的立场上，卫文公此举是为不近情理。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卫国与晋国是近邻，且国力相比起来处于弱势，不便因流亡中的重耳开罪执政的晋君。有此考虑，也属可以理解之列。

无人接待，重耳一行竟然落到向在田间劳作的农夫乞食果腹的地步。但他等君臣数人衣装华贵，农夫以为是专门找乐子，于是扔给他们几个土块来回敬。重耳不禁恼怒生气：这也过分欺负人啦！

史书对此有记载：“过五鹿，饥而从野人乞食，野人盛土器中进之。重耳怒。赵衰曰：‘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

重耳流亡多年，脚下无有寸土。赵衰借着这一机会给重耳开解，此乃“得地之兆”，并且美言其事为“野人献土”。赵衰以及重耳的舅父狐偃即舅犯，说来真个不寻常。追随重耳流亡在外多少年，不仅始终忠心耿耿，并且在重耳失落灰心的时候，总是能够予以鼓舞抚慰。其胸怀智慧与坚忍信念，令人刮目相看。

抵达齐国，齐桓公此时尚在世。齐桓公曾在管仲的辅佐下，九合诸侯，抵御戎族内侵，维护周天子权威，主持天下公义，因而成了春秋五霸之首。

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之下，成就了所谓霸业。其霸业，说来主要是两项功绩。

一则，抵抗了山戎对中原诸夏的严重侵扰。迫于山戎的袭扰，卫国被迫南迁，中原诸夏形势危急。在这个关头，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之下，齐国带头奋起抗击山戎，终于遏止了对方的侵略势头，保障了中原诸夏的生存空间，保卫了华夏中心文明。

正如孔子所归结的：“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一则，遏止了楚国咄咄逼人的北进势头。当时的楚国，与中原诸侯国相比，确实处于相对落后野蛮的状态。楚国仗恃武力，罔顾当时的天下秩序，侵凌诸姬邦国，威迫周朝天子，郑国不得不对之屈服，而坚持抵抗的宋国处境岌岌可危。

正是强大的齐国，遏止住了楚国的野蛮进逼，维护了当时的天下秩序。楚国，也正是在这样的抵抗与遏止之下，开始逐步吸纳接受中心文明，摆脱野蛮。

重耳投奔齐国，齐桓公给予盛情接待。不仅允其居留，而且配之以公族女子。也不妨说，齐桓公纵览天下形势，看出了晋惠公的平庸无能。他所以如此厚待重耳，既有情分仁义，也不可否认有着政治上的远见卓识。

那么，在胸怀大志者重耳的角度，得见如此人物，受到齐桓公的感染影响，存心效法，也应该在情理之中。

而英雄盖世的齐桓公，在管仲之后，朝中无人，宠信奸佞，最终竟然落得困死宫中的凄惨下场！

史记载：“重耳至齐二岁而桓公卒，会刁等（指竖刁、开方、易牙等三个奸佞）为内乱。齐孝公之立，诸侯兵数至。留齐凡五岁。”

桓公死后，齐国诸公子争夺王位，齐国陷于内乱。重耳不得已离开齐国，又一次进入流亡旅程。

关于重耳最终离开齐国，在太史公笔下有近乎“小说化”的发挥。

重耳“至齐，齐桓公厚礼，而以宗女妻之，有马二十乘，重耳安之。重耳爱齐女，毋去心”。读史至此，我们不禁要问，重耳真的会那样贪恋香车美妇，竟至忘记了复国的志向初衷吗？“赵衰、咎犯乃于桑下谋行。齐女侍者在桑上闻之，以告其主。其主乃杀侍者，劝重耳趣行。重耳曰：‘人生安乐，孰知其他！必死于此，不能去。’齐女曰：‘子一国公子，穷而来此，数士者以子为命。子不疾反国，报劳臣，而怀女德，窃为子羞之。且不求，何时得功？’乃与赵衰等谋醉重耳，载以行。”按照太史公的描述，重耳竟然颟顸到这样的地步，全然成了赵衰、舅犯几人谋求复国的一个道具泥偶。

如果太史公所描述的细节，在历史上是果真发生过的，那么，在字里行间依然透露出了若干更为本质的信息。

重耳的妻子齐女的侍者，是个什么角色？按常情论，侍者是齐女的贴身丫头，听说了赵衰等人的密谋，即他们君臣一行要离开齐国。客居齐国，遭逢内乱而要离去，为什么需要密谋？这个密谋，如果是希望瞒过齐女，那么侍者自然要向女主人告知。齐女的反应，或恼恨重耳的不告而别，或赞同其为了复国大业而离去。齐女的反应，却超出了常理，“乃杀侍者”。

这中间便透出一种恐怖。这足以说明，重耳在齐国内乱中，是受到严密监控的。重耳妻子齐女的侍者，本身便是一个监控重耳的坐探。所以，赵衰等方才要避开他人进行密谋，而这样的密谋就被人听到，是危险的！

好一个齐女，当机立断，立即杀掉知情人。她要保守这个密谋，要保护重耳一行的安全。而且，她一定对重耳一行的离去，是知情人。

如此，面临齐国内乱，被严密监控的重耳，他的贪恋香车美妇，倒更像是一种避祸的韬晦之计。

至于被灌醉方才离开齐国，不知是历史上的重耳伪装颟顸、胸无大志的表演过头了，还是记述历史的太史公写得过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