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画像——纪念陈超

⊙杨洁［云南民族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昆明 650500］

柿树：又名朱果 猴果

落叶乔木

喜光喜温暖湿润

耐冷耐干旱

这几行字，曾见于2014年11月2日（农历甲午闰九月初十）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楼前行道树上挂着的树牌。当时人都去，楼已空，然而分明有某些笃定的东西留在了这里，弥漫在四处，若夏日花坛玫瑰凋谢时不散的余香，是初冬北方诗人弃世后静默的清魂。

七年时光，倏忽而逝。很快，又是一个十月的最末两日。

周末呈贡，独坐小斋。虽不具备伊拉斯谟为托马斯·莫尔“绘制”画像的描述能力，然再读陈超（请原谅因着一般意义上的诗人身份，末学在此直呼陈老师姓名）诗集《热爱，是的》，却意欲尝试以文字为碳，为陈超描一帧纪念的素像。这像应该有四个面向，是方的，棱角分明，一如陈超为人为文：尽管宽厚温和，但从来与圆滑无涉——从形体到灵魂，都只有方正。

第一面向：作为诗人的诗人

诗人是这画像的正面，也是统领其他三面的主面。读过陈超诗歌的人都应该知道：他在根底上就是诗人，甚至堪称诗人中的诗人——或许他在诗艺上算不得最好，但他在诗性上却绝对数得上最高。

2003年底由远方出版社出版的《热爱，是的》，是陈超拿给世界也是他交给自己的第一本诗集。诗集不厚，包括四卷，分别是“卷一·博物馆或火焰”“卷二·夜烤烟草”“卷三·美色折人”“卷四·嗡嗡作响的光斑”。

在“博物馆或火焰”中，陈超首先坦呈出一个作为“诗人”的自己：“昏昧的日子是诗歌叫我回来，使我踏实，儆省”；“诗就是信仰”，让人“凝神于一，问心有愧”；“诗歌以雪的方式超越杀戮，它们清澈，沉静/普照事物在冬天的根”（见《热爱，是的》，第39页，下文有关诗歌均出自此诗集，不再另注）。他还断言：诗章使人对虚名与情欲的贪求让位于语言，让人潜心于历炼言辞，因为“言辞在喧阗的中心捍卫寂静，在寂静中升起光芒”。任何由衷热爱诗歌的人，或者说任何用心读诗、写诗、感受过诗的人，一定都知道他在表达什么，也一定能够领受这些个诗句以及这样的观点的力量。是的，诗的功能可以不谈，诗人何为可以悬置，可对一个“被诗选中”的诗人来说，诗的火光怎可以须臾寂灭？

而且，对一个这样的诗人来说，无论诗多么不可把捉，它依然是这个世界的本体，是一切存在的源头：“诗的话语/它近乎不在/你相信了它/你活得温柔/安慰”；“诗不单是草的形体/更是草叶里流动的绿汁/你不能只是看到/你得用舌头尝/让它们流入你的动脉”；而对于“诗本身”，寻求者则“只能一点点排除错误/劳作，等待/接近它的元始”。

此外，在其他三卷中，也都充溢着陈超对诗的理解：《隐约可闻》中矮壮小狗的鼻息与布依族姑娘的低语；《旅途，文野之分》中的准黄色小报和五个穷孩子的小黑鸡鸡；《停电之夜》中那蓝格稿纸与大钢笔搭出的绿荫……是的，当他在《旅途，文野之分》中一再申明“我和诗人有些不同”“我与诗人之间有根本的不同”时，其实他想表达的也正是他在《面面相迎》中所说的“我不认为写诗的人/就要培养诡僻的品性”，以及他在《论战试解》中所坚持的“我是为自己的心写诗/怎么恰当就怎么招呼/我在诗中快活地游逛/——写不‘出来’怎样/写‘出来’又怎样？”

可以说，这样的诗人，除了遵从天命，承担起他身为诗人的职责、使命，几乎不可能再有其他的选择。“我冻得直哆嗦/我多想缄口无言/可黄金在天上舞蹈/命令我歌唱”，这是陈超所心仪的俄罗斯白银时代诗人曼捷斯塔姆的诗句；“人们，我请你们带话去告诉缪斯/我们在此工作，遵从了她的命令”，这是陈超仿照古希腊诗人西摩尼得斯语型说出的心声。

应该说，陈超的一生，即是循从诗神召唤和投注于诗歌的一生。在诗的家里，他就像一个领命铸造的铁匠，一切的阅读、思考和生命体验之于他，最终都凝结为对诗歌的词句的捶打和对诗性的光芒的淬炼。在他这里，语言重要的不是流畅和华丽的辞采，而是撼动人心的力量。“热爱诗歌的人置身在火灾中/他失败的脸比余烬还要纯净”，这，简直就是他的夫子自道!

还想说，尽管作为诗论家的陈超的光芒，掩盖了作为诗人的陈超的光芒，以至于陈超诗歌的价值在当代诗坛似乎还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然而，没关系，不用急，一切都交给时间吧——足够的时间会去伪存真、淘洗出分量足够的真金。更何况，已经有西川和刘翔这样杰出的诗人、诗论家——两人都身兼杰出的诗人、诗论家这双重身份——指认：“陈超既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诗歌批评家……无论在他进行诗歌创作，还是进行诗歌批评时，这两个‘杰出’都互相借重”；“我喜欢这些诗：那么干净，充满细节，那么朴实，还有幽默”（封三）。而且，不用说，如唐晓渡们的中国“老一拨儿”诗人、诗论家也都深知陈超作为诗人的贡献。

第二面向：作为世人的诗人

与所有诗人一样，除了诗的畛域，陈超还不得不更多地作为世人生活在世人之中。甚至在他的诗中，他也越到后期越开始关注“生活和事物纹理”。面对有情众生，陈超始终践行“怎样写诗就该怎样活人”，并明确主张“在生活中我认同马儿的哲学，/低头吃草，当作完一天的工作，/将蹄子老实地浅浅插在土中”。

回顾这个诗中世人，在《1966年冬天纪事》里，他是一个快活、懂事儿但尚未谙世事的八岁小孩儿：期待在奶奶家的田野上撒欢儿、疯跑，“一个人串联”；在《弯腰赎罪》里，他是一个忏悔者：一个当年的五年级“时代小将”向当年“弯腰赎罪”的王荇老师的善良、慈悲而低低弯腰、深深忏悔；在《夜烤烟草》里，他是一个怀旧者：思念他“勺多菜少、瘾大烟缺年代的伙伴”大头以及他们共同经历的“陈年”；在《回忆：赤红之夜》里，他是一个悲悯者：悲悯那少年的情欲，无辜的罪责；在《是熟稔带来伤感》里，他是伤感者：伤感那“插队的旧日子”和那些日子里的幽暗情愫；在《秋日郊外散步》里，他是领受者：领受逝者如斯的匆遽与人生不易的“活着”；在《未来的旧录像带》里，他是自嘲者：在同一地点，对不同的两个自己——一个三十岁自己和一个七十岁自己的预设比照与幽默调侃……而令人悲惋的是，他竟没允许自己真实地活到那个“老狗不学新把戏”的年纪，于是他也便再毋须“将剩日的荒瘠从心中抹去”。白洋淀、嶂石岩、苍岩山、渤海湾……这些曾留有过他足迹、身影的地方，如今倒过来，都留在了他的诗里。

作为世人的他还是一个男人，男性的诗人也好，世人也好，都难免热爱女人——尽管从不乏男性的诗人或世人更热爱男人。当然他并不热爱所有的女人，他鄙弃那些“遛着脏狗的‘现代化’娘们儿”，但会为一个怀抱一摞书籍、雪夜便道上独行、用老派围法围着一条老式围巾、“头微微仰向天空/承接着脸上融雪的快乐/红黄绿黑花条围巾裹着她的脸/在路灯和雪阵的映射下/闪出清洁白皙的柔光”的“穿军大衣的少妇”心中一震，并忍不住想跟酒局上起劲儿争论着“后现代”的朋友们说：“伙计们，让我们谈点逝去年代的人和事/与我们记忆中珍存的青春原浆酒窖相比/‘后现代’鸡尾酒又算什么？”他也会为图书馆有着“野薄荷一样的目光”的姑娘怅惘，甚至装佯，既会细细观察、暗暗喜悦，又会不失时机地将自己的表情“调整到无关痛痒”。

这就是作为世人的诗人陈超的真实无蔽!他从不遮掩，也毋庸粉饰。就像在《醉酒》里，他会让“脸贴着春天的泥浆”，实现自己“大醉一次的愿望”；在《简单的前程》里，他坦言“浮生无所谓什么吃一堑，又何劳智者的开导”。这就是他，一个单纯得出奇、基本上依随心灵与情感行事的人。与此同时，他又堪称一个具有尼采意义上的“赠予的道德”的人，待人接物温和、宽厚，不失一个宽宏大量者的优雅：即便是在家中“频遭颠踬”之时，也不忘诚实地对待神意、己心，感恩“浮生如寄/而友情也就是/荒漠甘泉”；即便是在内心岑寂、凄恍之时，也仍然温柔地携手家人、自然，相信“在上帝的疏忽里也有上帝的慈祥”。

然而陈超从不是轻盈漂浮的世人，不是他有时候甚至会羡慕的那种“简单快乐、没心没肺”的世人。先天的气质、禀赋，后天的际遇、取舍，使他不得不常常自己消化自己那些“倒扣的船只”，自己面对自己那些“蓦地孤寂而黑暗”的时刻，自己处理自己那些“塑料骑士”（见其诗论专著《打开诗的漂流瓶》，第72页）般领受失败的体验。这种几近惯常的状态，最集中地体现在他的《槐树》一诗：一个人关于城市梧桐与故乡槐树的噬心追问，令他猛然攥紧妻儿的手，“忧伤的神色教他们吃惊”。然与此同时，他又是那么需要“平静的生活”，既珍惜那些“明晰和无所事事，教我愉快”的夏日午后的时刻，深谙“虚度光阴”的诗意、美好；又确知“心灵的需要是这般简朴单纯”，“只要还有健壮的双腿和明亮的眼睛/我们其实不曾在世上真的丢失过什么……”

“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这样一个对生命、母语和大自然怀着永远热爱的世人，就这样鹰隼般飞到另一个世界去了，把身躯砸回给生出了他也束缚着他的大地。

第三面向：作为诗论家的诗人

作为诗论家的陈超与作为诗人的陈超其实常常是合而为一的。就像作为诗人的他会写下“一个新词让怀抱它的空气变冷/那些穿过喉咙的话语用它拧干污水”，作为诗论家的他一直从事的也恰是一种“拧干污水”的作业。阅读，思考，写作，于他而言，都是精神与心灵的淬沥，是对包括身体在内任何一种“下滑”的抵制。

如果说作为诗人的陈超主要栖身于其2003年出版的诗集《热爱，是的》，那么作为诗论家的他则从其更早的、1989年即已出版的《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中走来，并成熟于其1994年出版的《生命诗学论稿》。21世纪过去近二十年，每当人们谈论“百年新诗”，对任何内行来说，陈超的这本辞典怎可以绕过？象征派诗群、现代派诗群、九叶派诗群、朦胧诗诗群、西部诗诗群、新生代诗群，他所辑分的这六大诗群，囊括了中国新诗几乎所有最为重要的作品。有些当时他撰写该辞典时刚刚崭露头角的诗人，如今已成为世界范围内产生深远影响的重要角色（吉狄马加）——正如当年他在课堂上曾非常欣赏的摇滚乐手，说他的歌词“这就是诗”，后来也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鲍勃·迪伦）。至于他的论稿，则更是任何诗歌研究者乃至诗人都很难忽略的著作，而他后来获得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的现代诗研究论集《打开诗的漂流瓶》，也正是在此论稿的基础上完成。论稿的三个部分：“本体与功能论”“现象论”“诗歌写作”，浑整、明晰地体现了诗论家陈超的立场、视点与才华、趣味。

此外，就像卢梭、歌德的理论观点常常包含在他们的文学作品如《爱弥儿》《浮士德》甚至与后者两相交融一样，陈超的诗论主张也常常寄寓于他的诗歌文本，也就是体现为他所常说的“以诗论诗”。前文提到的“博物馆或火焰”卷中的许多诗歌（特别是《交谈》组诗），以及他的其他不少诗歌（比如《隐约可闻》《“点彩”画家》等），就都可以说既是诗歌又是诗论。

作为诗论家的陈超太广为人知了，本毋庸赘述，但此处想更多强调的是他与唐晓渡、西川、刘翔等诗论家诗人或诗人诗论家创作与评论兼长的共通之处，以及他本人对“以诗论诗”的格外重视。此外，作为二十余年来一直景仰他、爱戴他、与他亦师生亦朋友的一位读者，我还想强调：在我们这些有幸在课上课下亲炙其辉的学生心中，陈超完全称得上萨义德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不盲从，不趋附，不随行就市；不苟合，不贱卖，不自吹自擂。始终具有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所揭橥的那种鹰隼俯瞰深渊的创作勇气以及超人般反观自身的批判精神。

陈超曾经坦言，自己的创作大概应归入学院派一类。以今天的眼光，“学院派”算不上是一个褒义词，然而当论及陈超诗歌创作与诗论写作中的“学院派”色彩时，它无疑是一种约等于谨严、博学而又自律的正面描述。

“这世界‘高大的灵魂’已太多/……它们自我恫吓，并彼此恫吓/像婴孩的哭喊，唤起了另外的婴孩”，“人，该说实在的话”，这样的“学院派”诗句，如果读的人是怀揣良心的话，那得令多少甚或包括读者本人在内的时下伪学院派人士原型毕现且无处逃遁啊!

第四面向：作为教师的诗人

作为教师的陈超是无法言传的，他的诗人气质、学者风范再加上他的人格魅力乃至嗓音特质与形体特征，是所有当过他的学生甚至只是听过他的课的人难以忘怀的。对我而言，他更几乎是我二十余年来虽不可企及但始终都在努力抵达的一个“做老师”的标杆。甚至当年还是学生的时候，心里就暗暗想过：如果将来当老师，如果能成为陈老师这样的老师，多好！现入职教师行业多年，依然时时会想：有陈老师这样的老师作为自己身为教师的标杆，多幸运！这种感觉，就像当年一口气读完赵越胜的《燃灯者》，心意汹涌，久难平复，想着早年已经故去的周辅成先生，以及时下远在海南的张志扬先生，忍不住在日记本上写下：知道自己成为不了这样的人，但知道世界上有这样的人，都是好的，和重要的。陈超在某种程度上，亦是如此。

对陌生人而言，作为教师的陈超也许是普普通通、与其他教师一般无二的，而对他的学生们来说，他活脱脱儿就是《本学期述职书》中的“那一位”老师。

关于“教书育人”，他说：“——我怎样教书育人？/来回盘算我总不能如实相告：/你们指定的教材都是胡说八道/它惟一的功效就是催学生大脑睡觉/……我大着嗓门告诉学生/文学不是文件，不是匕首和枪炮/它是表达人性心灵的难能的语言技艺，要深入词/词也是源泉与骨肉，母语的脾性你得知道/写作，像我与另一个‘我’在争辩、摔跤/‘我是谁？我是否一定倾心这样生活？/你要从内心把答案挖到……’/……——看官您瞧，我教书，但育不了人/……我还做不好自育，岂能育人/‘咱们商量着讲’，我总是如实坦告。”关于“工作态度”，他说：“一本本讲义，都是我重新写的/现成的教学大纲规定统一的‘观点’‘内核’/我一看，连肝儿都会哆嗦/我总不能那么无耻又省事/把自己切削到‘执行教育纪律’的规格/……用心写教案可真熬煞了我，四大本，三十万字/没电脑，一笔一画写出来的/看官，想起它，我不免愀然多多。”关于“学术活动与成果”，他说：“本学期我外出开过两次‘重要’学科例会/与同一帮领带倍儿挺的家伙见面——/……会下饭饱酒酣，‘权威们’嘴里叼根牙签/抓紧打探‘职称’‘特贴’‘拨款’‘升迁’……/这些话题，是否比他妈黄段子还要俗滥!/……本学期，我还偷偷参加过两次特殊的研讨会/自费，没处报销，因其发起于民间/在那儿，我遵守了‘黑道’学术规范/那就得动真家伙，探询，争吵，发现/你要没什么真知灼见还腆个脸发言/立马会被轰下台，趁早卷包滚蛋。”所有这些他对着自己心里说而在填表时都只能反着填的事项内容，恰恰都是他自己日常教学与科研实况的写照。想想看，这样的教师，全中国大学校园从那时到现在能有几多？这样的教师，哪个问道求真的学子不倾心慕渴？！

写到这里，这幅画像本应差不多完成，然而，它却仍太过模糊、潦草，太不及原初的想望。但又能怎样？也只能如陈超在面对语言边界时所素常表达的那样：对于那些不能说的，就保持沉默吧，并以此捍卫这世界以问题的方式存在。

想起列维-斯特劳斯在其晚年撰写的《艺术家的画像》一文中曾经讲到，对钦西安族人来说，艺术作品的创造，是为了要证实社会和超自然之间的联系，因此个人不被允许利用它来为自己谋利。陈超在这点上俨然就像一个钦西安艺术家——他的全部诗歌创作与诗歌批评，都只出于对诗的真诚热爱，而绝不掺杂什么利欲私情。虽然陈超也会强调不要把一个人的文字和这个人本身等同起来，大概是想申明不要把一个人在文字中体现或仅仅是期许的理想人格与其本人的实际状况等同起来，但无论如何，一个人的文字，特别是其披肝沥胆和“变血为墨迹的阵痛”（见《生命诗学论稿》，第183页）的文字，又怎可能不包含有这个人的人格在内呢？歌德说诗人枉然沉默，作诗本身就已是暴露，对此，我向来深以为然。

所以，禁不住又想：如果把陈超画成植物的话，那他绝不是仅供观赏的那类植物，而一定是一棵结果实的树，或者，他就像柿树，属乔木，会落叶，生性喜光喜温暖湿润，然而也耐冷耐干旱。是的，在《未来的旧录像带》里，他也曾提到柿子，提到三十岁生日的他，“穿合身的红T恤，跳起够柿子/那时，他对三个女人都有二意”……是的，但凡对他有些了解的人，应该都懂得他的耐冷耐干旱性；至于那些肤浅的质问、猜疑，不过是些聒噪的鸦声。

是为念。并为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