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慈诗歌的不列颠书写与民族共同体建构

⊙逯阳［大连外国语大学，辽宁 大连 116044］

托马斯·赫胥黎曾说过：“在很大程度上，民族是由它们的诗人和小说家们创造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从发生学角度考察民族起源和流变，更加明确地阐述了文学话语在民族形成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安德森认为民族是一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之所以是“想象的”，是“因为即使在最小的民族里，大多数成员间也无法见面甚至知晓，但每个成员都能想象与他人的交流”。而文学作品“为再现民族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技术手段”，其中的一种手段就是景观书写。景观不仅是观赏的对象，而且是可以被解读的文本。它是一种审美、习俗和意识形态秩序的体系，在政治、文化和民族身份建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安东尼·史密斯认为，“人们有两种方式可以找到共同体的存在和揭示其真实的状态：通过考察其诗意的空间，通过追述其黄金时代。第一种方式涉及景观，第二种方式涉及历史。前者将共同体植根于鲜明的地域之内，而后者记录了共同体的起源以及英雄时代的繁荣时光”。在史密斯看来，“民族景观是由历史景观和自然景观两部分组成的。历史景观总是与民族共同体历史上的人物、事件联系在一起，历史景观之所以成为景观是因为它被自然化了；而自然景观也不纯粹是自然景色，在这里自然景色被历史化了，被赋予了历史意义”。因为景观包含着民族成员共同的经历和共享的记忆，所以它能成为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基础。

依据以上理论来考查济慈的诗歌作品，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些作品是书写民族景观的杰出代表，其中既包含了对民族历史景观的呈现，也包含了对民族自然景观的书写。济慈诗歌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民族共同体”思想，其中既有对不列颠民族当前境遇的关注，也有对不列颠群体历史命运走向的思考。济慈思想具体表现为对自由的渴望，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关注。比如，在诗歌《伊莎贝拉》中，济慈对资产阶级的控诉和对底层人民疾苦的同情就曾获得萧伯纳的赞赏。济慈诗歌勾勒出了一幅幅不列颠民族想象的画卷，隐藏着诗人通过民族景观来表达民族认同的愿景。

一、英国浪漫主义诗歌文学想象中的民族共同体建构

（一）不列颠民族共同体建构的时代背景

首先，16世纪以来的一系列宗教改革和科技的迅猛发展动摇了英国以宗教为核心的民族共同体，使其逐渐失去了对民众精神的统治。其次，17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及民主宪政制度的发展给英国封建王朝等级制度以沉重的打击，使王朝共同体丧失了控制力。最后，在18世纪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英国文化界出现了一种以传统文化为核心的民族共同体建构的浪潮。济慈诗歌民族共同体建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它体现了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对民族身份建构的思考和追寻。济慈深刻剖析了英国社会的各种问题，渴望通过诗歌文本想象来建构不列颠民族共同体。

当然，英国民族国家的建立也为不列颠民族共同体的想象铺平了道路。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论断：“并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1707年，英格兰通过《合并法案》与苏格兰组建了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又于1800年与爱尔兰通过《合并法案》组成了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在济慈时代，尽管英伦三岛政体上实现了统一，但并未实现不列颠民族身份的确立，三岛矛盾此起彼伏。为强化英伦三岛的统一身份，济慈刻意把苏格兰和爱尔兰景观引入作品当中，褒扬苏格兰和爱尔兰的自然风光及风土人情，歌颂苏格兰和爱尔兰人民的乐观主义精神与自然秉性，以使三岛居民认同于同一个不列颠民族共同体之中。作为文人的济慈，无疑是想通过诗歌创作在文化层面上参与不列颠民族共同体的建构，其景观书写发挥了文化软实力的独特作用。

（二）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废墟书写与尚古文风

从18世纪中叶开始，欧洲艺术领域兴起了一股“废墟热”，具体表现为艺术家、作家们在取材上对古代遗迹、遗址，特别是废墟的浓厚兴趣。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笔下的废墟在建构不列颠民族共同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华兹华斯的《延腾寺》、布莱克的《耶路撒冷》、雪莱的《奥斯曼狄斯》等。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为民族共同体的想象提供了契机和方式，它将废墟视为民族文化遗产，通过对这些废墟的咏怀，想象和建构作为共同体的不列颠民族”。华氏等人关注历史建筑遗址或废墟，他们对历史建筑的废墟描写具有多重的民族建构意义。他们不但将废墟视为“不列颠遗产”的象征，而且将其视为民族悠久历史与神话的见证。柯尔律治主张返回中世纪，其《克丽斯特贝拉》中的城堡尽显哥特之风。济慈对中世纪也情有独钟，《无情的妖女》就弥漫着中世纪情调。在《圣亚尼节前夜》中，诗人刻画出充满浓郁中世纪风格的古堡。这种怀旧般的“尚古情怀”甚至延伸到了故事情节和人物塑造上。济慈不惜笔墨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再讲一遍”的故事，其实质也是在重温民族精神，确立民族形象。

二、济慈诗歌中不列颠民族共同体的表征类型

济慈笔下的景观书写，既突出英格兰性，又展现出整体的不列颠性。一方面，诗人表达了对英格兰地理、历史、文化和人民的热爱；而另一方面，英格兰也是他所致力建构的不列颠民族共同体的基础。归纳起来，济慈诗歌中的民族共同体表征主要有以下四种类型。

（一）民族精神共同体

济慈对英伦三岛的中世纪民间传说所体现的民族精神持有浓厚的兴趣，其诗歌的中世纪景观书写在建构民族身份时发挥了重要作用。济慈笔下的中世纪景观元素既有古老城堡，又有墓石碑牌；既有历史人物，又有神话传说。比如，在《罗宾汉》一诗中，济慈热情讴歌了民间传说中的草莽英雄罗宾汉。该诗创作于1818年，诗人抒发了对质朴纯美的过去时光的怀念。诗人感叹“那时人们不知道租税为何事”，并喟叹假如玛丽安在世也会因“不付金钱就得不到蜂蜜”而伤心哭泣。诗人喟叹以罗宾汉为代表的骑士精神早已消逝：“那个时代呵，已云散烟消，/那些时辰呵，已陈旧苍老，/一分一秒都已经葬入/人们脚下踩踏的无数/年月的落叶织成的棺椁：/……呵，再没有号声嘹亮，/再没有弓弦蹦蹦作响……但你不会再遇见勇敢的罗宾汉。”中世纪民谣中罗宾汉的形象在英国早已深入人心，他与亚瑟王一样代表着英国骑士风范。曾经英姿飒爽的勇士沦为资本主义的奴隶，失去了往昔的阳刚。济慈不惜笔墨地在诗歌中赞颂罗宾汉，不仅是对中世纪骑士精神的缅怀，更是对建构不列颠民族精神共同体的期待。

（二）语言文学共同体

霍布斯鲍姆认为“拥有悠久的精英文化传统，并有其独特的民族文学和官方语言”是民族建构的必要条件。在歌颂不列颠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的同时，济慈不忘赞美民族文学和民族语言。以莎士比亚、查特顿、彭斯等为代表的英国诗人是济慈渴望比肩的榜样，也是不列颠民族文学的脊梁。济慈将他们视为民族英雄，这也契合了当时盛行的通过英雄崇拜来建构民族文化自信的氛围。济慈预言当代的英国诗歌比之古希腊文学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诗歌都不逊色，这将会是英国诗歌的第二次大繁荣。同时，他以英语来书写三岛景观，将其上升为语言文学共同体的高度，并以英文诗歌来丰富不列颠民族文学，进而建构出本民族语言的权威性，以摆脱法国文学的影响。在《睡与诗》中，济慈抨击了18世纪古典主义诗人，讽刺他们背离英国诗歌的伟大传统，盲目迷信法国古典主义创作理论：“这一切都忘了？是的，由愚昧状态/和浮华风尚豢养的一种教派/使阿波罗为他的领地感到羞愧……他们高举起/破旧不堪的旗帜招摇过市，/标榜浅薄的信条，旗子上写着/布瓦洛之流的大名！”济慈反对法国古典主义诗风，他推崇以莎士比亚等为代表的英国诗人，认为他们才是值得学习的榜样，而英国的壮美河山及文化传统才应是诗人们歌颂的对象：“古老哀伤的泰晤士/不曾使你们愉悦？你们从不曾/聚集在怡人的爱汶河边，悲声/哭泣？难道你们都已经离开/那不再生长月桂枝叶的地带？/或者你们还留下来准备欢迎/那些曾经骄傲地唱完了青春/就死去的寂寞的精灵？”济慈在这里以“爱汶河”指代莎士比亚，以“寂寞的精灵”隐喻查特顿，建构民族自信心来对抗法国影响。济慈赞美英伦三岛的山川河流与风土人情，认为这一切都优于法国景观，一种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三）宗教信仰共同体

虽然英格兰同苏格兰、爱尔兰签署了《合并法案》，实现了合并，但法国始终觊觎英国王权，试图挑起内战。因此，济慈逐渐开始思考如何实现英格兰与苏格兰和爱尔兰的相互认同。《恩底弥翁》是济慈诗歌创作的一个分水岭，此前济慈诗歌充满浓郁的政治之风，但主要彰显的仅仅是英格兰性，而在《恩底弥翁》之后的作品中英格兰性则转向更为博大的不列颠性，政治之风也变得更加隐晦。

在语言和文学上建构民族共同体的同时，济慈以英格兰的新教思想来抵制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天主教对人性自由的压抑，力求实现以新教取代天主教，以此来消除苏格兰、爱尔兰与法国、西班牙在宗教上的相通性。他试图强化法国、西班牙的“他者”地位，建构不列颠的宗教信仰共同体，并通过宗教信仰来强化对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比如长诗《圣亚尼节前夜》中就充满了新教伦理景观书写，体现了诗人试图摆脱天主教道德标准的约束，以文学影响读者伦理观和建构宗教信仰共同体的叙事策略。同样，在《伊莎贝拉》中，伊莎贝拉整日在埋了罗伦左头颅的罗勒花盆前哭泣，却很少到“教堂去忏悔”，这也是对以忏悔赎罪为主要仪式的天主教的反拨。

济慈本人是一位新教教徒，死后被葬在罗马的新教公墓。在创作《圣亚尼节前夜》期间，他曾给妹妹写信说：“新教只有两个圣礼：施洗与圣餐礼。天主教却有七个圣礼（我都忘了是哪些），还掌管着婚姻这项民权。我们只有两个圣礼，因为新教改革家业已证明《圣经》中只有两个是上帝要求的，天主教选定的那几个不过是人为的教条罢了。”由此可见济慈对两种宗教的不同态度。其实，两种宗教的矛盾可以追溯到亨利八世时代。亨利八世成立英国国教的目的就是为了削弱罗马教会对英国王权的束缚。济慈的这种写作策略很契合当时英国新教的传播，这对不列颠民族共同体的建构起了重要作用。正如考利所说，“大不列颠由三个各自不同的民族组成，但是在上帝面前，它就是一个整体，一个联合的国家”。

（四）乡村生态共同体

通过细读济慈诗歌，我们还可以辨识出诗人是如何把浪漫主义的自然之爱转化为民族主义的艺术之美的。济慈的许多诗歌，包括三大颂、《灿烂的星》《哦，孤独！如果我和你必须同住》《对于一个常困在城里的人》等都表达了诗人远离喧嚣、回归自然的愿望，反映了诗人对乡村生态共同体的向往。济慈生活在19世纪的伦敦，工业的发展造成了城市的喧嚣、空气的污浊。所以，在《希腊古瓮颂》中，诗人觉得古瓮“叙讲如花的故事”比他自己用诗歌讲述的“更甜美”，这也是济慈对乡村生态共同体的一种眷恋。但这仅仅属于遥远的古代田园，是诗人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世界，烟雾缭绕的伦敦才是他栖身的现实世界。在《浪漫派、叛逆者及反动派：1760—1830年间的英国文学及其背景》一书中，玛里琳·巴特勒描述了生态失衡给英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1815年至1819年，英国动荡不安，严重的暴力大概比法国大革命期间任何时期更有一触即发之势。”面对这样的生态危机，像济慈这样敏感的诗人是不会视而不见的。一方面，济慈热情讴歌英伦三岛独特的自然风光，表达了对祖国河山的赞美；另一方面，他还运用丰富的想象，以象征等手法营造出一系列乡村生态景观意象。普通劳动人民的苦乐忧愁是人类共有的情感，济慈诗歌通过对前工业社会乡村自然景观的书写来建构乡村生态共同体。这体现出一种人文情怀，也反映了诗人对工业革命及商品经济异化人性的反抗。济慈在此倡导的乡村生态共同体，也是他景观书写和民族身份建构的一种策略。

三、结语

济慈继承并汲取了各种诗歌景观传统，并对它们进行了批判和创新，从而形成了自我嬗变、多姿多彩的诗歌景观，显示了其诗歌的丰富内涵和广阔视野，展现了他独特的民族思想、阶级意识和宗教情结：既有作为民族诗人的责任和担当，又有作为被边缘化的底层、杂糅身份的思考和失落，更有作为生态危机受害者对人类诗意栖居的向往和期盼。济慈诗歌的景观书写为建构不列颠民族共同体，为增强民族凝聚力奠定了基础，同时，它也具有审美教化的功能。济慈注重诗歌的道德教化和精神指引作用，通过诗歌的文学想象和共同体意识的互为阐释作用，将共同体理念通过熟悉的景观传递给读者，强化了民族的集体记忆，在诗歌文本中实现了对英国景观的书写和对不列颠民族身份的建构。在实现民族身份建构的同时，济慈也表达了对人类终极命运的思考，即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注。济慈丰富的诗歌景观及多样的共同体表征展现了其多维的政治、美学和文化视野，造就了其举世闻名的伟大诗人的称号。

① 转引自E.F.库庭霍：《小说在巴西民族身份建构中的作用》，严志军译，《外国文学》1999年第4期，第45页。

② 屠岸：《英诗经典名家名译：济慈诗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年版，第183—187页。（本文所引用的济慈诗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