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岸》《黄雀记》主题意蕴的互文性解读

⊙火福晗［兰州大学文学院，兰州 730000］

自克里斯蒂娃首次提出“互文性”这一概念以来，它便被广泛地应用于文学批评之中。苏童的多部小说和散文创作都存在互相投射、互相转换的影子，尤其是被大多数学者视为苏童“转型”之作的《河岸》和“回归”之作的《黄雀记》。其前期作品的主题在这两本书中得到了延续传承和变形书写，这种互文性类似于作者的潜意识，始终渗透在苏童的写作过程之中，通过文本之间的对话、补充、暗示和叠印建构出了层峦叠嶂的巨大文学空间。在互文性视域下，从整体上把握和探究苏童多个文本主题之间传续、变异的复杂关系，有利于我们梳理和理解苏童小说创作的转型与发展，并领会互文性之于其创作的价值和意义。

一、畸形处境中的人性关注

苏童始终关注人、人性和人的生存问题，在长达数十年的创作中，他始终保持了对处于畸形处境中的“人”的高度关注。他善于塑造具有典型意义的底层人物，并从他们的言语行为和生存状态中挖掘出复杂而深刻的人性内涵。长篇小说的宏大篇幅和时空跨度为勾勒丰满立体的人物形象提供了可能，也为作者进行多重立意的“人”的解读留出了足够的发挥空间。

（一）个体的孤独

孤独是苏童小说中潺潺流淌的底色，小说中的人物在这种底色的晕染中体会着生之痛苦和死之恐惧。无论是接受过现代教育却自愿走进陈家大院的颂莲，还是皇位上惴惴不安的端白，都是在封建礼教的樊笼里独自忍受着孤独、做出绝望挣扎的犹斗困兽。当作者的笔触转到20世纪80年代时，个体的孤独仍然是人物头顶挥之不去的阴影。《河岸》中的库文轩被剥夺了“烈士的儿子”这一身份，他被社会空间所抛弃，而不得不逃离河岸，在河上独自舔舐着一生都难以愈合的伤疤。随着父亲身份的急剧转变，库东亮也成为岸上居民口中“比空还虚无、比屁还臭”的空屁的同义词。没有人愿意接触他、理解他，自诩权威的群体高高在上地给他下了定论：“他注定是个反动的阶级异己分子。”在他遭到监视和“独特关注”之后，父亲也并没有任何安慰的行为，只是一味地让他管好自己，约束自己的原欲。无论是在岸上还是船上，他都被排除在外，只有在河流里的短暂隐匿才能让他获得片刻欢愉。然而，消费文化的迅速到来又给人们的生存带来了更为深重的阴霾。《黄雀记》虽然以一起强奸案为主要情节，但也在整体上流露出对个体孤独的关注，只不过这种关注是为了在更深层次上表现对人性异化的剖析和探讨。纵观苏童的创作，他塑造的人物都不被其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场域所兼容；他们在灰暗的社会现实中无助地徘徊挣扎，在历史的旋涡中体验着生的苦难与压抑。

（二）人性的异化

从《妻妾成群》到《河岸》，苏童始终关注着个体不容于社会空间的孤独处境，延续着他对于人性异化背后更深层的历史因素的探究。如库文轩在被大众抛弃之后，把自己的悔过行为转化为对男性生殖器的约束；在发现儿子偷看隐喻着欲望的工作手册之后，库文轩时时刻刻关注儿子的举动，并严厉地要求他“不准勃起”。即便儿子为了掩藏欲望逃到水下，库文轩仍然用犀利无情的目光紧盯着他。《黄雀记》中也存在着由压抑引发的人性异化，但其展现并不依赖于对性欲的压抑，而是侧重于一种“无所适从”的精神感受。仙女受金钱的蛊惑冤枉好人，在异乡漂泊中继续为钱出卖灵魂。柳生在逃离法律的制裁之后无法快速适应自己“赎罪者”的身份，邵兰英告诉他要夹着尾巴做人，因为无论是对被害人仙女还是顶包者保润，他都只有亏欠和愧疚。在他应该承受保持愧疚的情形之下，物欲横流的社会现状却使他有时候忘记了应有的忏悔，最后甚至能心安理得地娶妻生子。和柳生相比，郑老板显得更为可悲。郑老板常常怀疑有人要加害于他，世俗意义上的疯癫是他异化的最终结局，只有美色能缓解他对于被金钱改写的命运的不适和恐惧。这反映出那一代人面对消费文化的无所适从，他们像一粒粒微不足道的沙砾被时代浪潮裹挟着向前，在时代更迭中重蹈异化的怪圈。

二、人性批判的延续传承

鲁迅曾用“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来批判奴性和专制性，以及由此两者派生出的卑怯、贪婪、巧滑等许多恶习。此后的无数作家曾在文学创作中论及人们身上普遍存在并长久延续的愚昧思想、麻木精神与孱弱灵魂，展现了对批判和改造人性的殷切希望。他们继承了鲁迅先生“看与被看”的二元对立结构，试图通过一次次模仿来展现对人性的反思和批判。作为先锋作家的苏童，从先锋创作实验到现实转向，每一部作品的主题都体现了对人性的深刻批判。

（一）代代延续的“看客”群体

“看客”是苏童小说中塑造的背景式群体，他们为故事情节的发展推波助澜，成为推动小说叙事的隐藏力量。苏童作品中塑造的小镇群体一直是社会的底层人物——他们思想愚昧、精神麻木，对身边发生的种种事情抱着事不关己、凑热闹的冷漠态度，延续了鲁迅小说中的“看客”之恶。《米》的主人公五龙被当作没有尊严的叫花子，被织云一家和帮派人物欺凌，但是其他人全都漠视他的遭遇，只关注个人的生计问题。在库氏父子被抛弃之后，岸上的人们便把他们划入边缘群体之中；他们冷冰冰地看着库文轩的狼狈不堪，他们不在意事实的真相，反而“争着看对方的屁股”，打趣中暗含着对成为邓少香的儿子的向往。在《黄雀记》中，丢了魂的祖父的挖掘活动成为全镇人的笑柄；但出于对金子的狂热追求，很多人也加入了这场毫无根据的“发现”之旅。当一向平静的乡镇上发生了性质恶劣的强奸案时，小镇上的人们在暗处窃窃私语，议论着和案件相关的三个家庭。苏童善于通过人物的言行透视民众内心，把看似风平浪静的社会下隐藏的阴暗面揭开一角，引导着读者去发掘、触摸人性。《黄雀记》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孩子对“闹剧”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注和热衷。当仙女被柳生的亲人围堵在保润家时，一个亢奋的男孩大声重复着邵兰英诅咒仙女的话。在《河岸》中，当库文轩进行自残性的生理阉割时，“小孩子也窥探式地往他的胯下瞅”。苏童不仅继承了鲁迅的人性批判，而且发出了和先辈同样的呐喊：“救救孩子！”他认识到“看客”之恶不仅在于这个群体本身的精神冷漠，还在于它对我们的下一代造成的恶劣影响，以至于“看客”群体代代延续。

（二）绝望挣扎的“被看者”

如果说“看客”是造就“被看者”悲剧命运的“帮凶”，那么“被看者”在经历数次解脱无门的泣血挣扎之后，无奈屈服于残酷现实的悲哀更令我们痛心。在苏童的笔下，不仅是“看客”身上存在人性之恶，就连被看的受害者群体也表现出卑劣的人格来。他们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正面主人公，而是隐性人格和显性人格互相冲突、彼此消解之后的畸形产物。库东亮等人固然有着不可启齿的一面，但他们身上也存在微弱的人性之光——对弱者怀有怜悯之心。虽然背景不同，但他们都不屈服于现状，使出全部的力气去逃离、挣脱压抑的处境。除此之外，“被看者”也会为了满足“看客”的好奇心而卖力表演，如邵兰英带好事者们打上仙女家。为了发泄自我和讨好“看客”，她什么不堪的话都能骂出来。“看客”的围观不仅使“被看者”丧失自我，更增添了其所处空间的荒诞感。苏童借助人物内核的传承更好地完成了对人性批判的深化，他不断地吸收、借鉴、改造“被看者”的悲哀故事，使其文本中表现出了相互参照、彼此牵连的深层联系。

三、历史寓言下的生命聚焦

苏童始终致力于透过同构隐喻的历史寓言，向我们传递出对生命意义的深邃思索和不停探寻。《河岸》《黄雀记》的故事背景被定位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苏童坦言：“我最大的叙述目标，就是用我的方式来表达‘那个时代’的人的故事和处境。”文学作品的意义不在于它讲述的时代，而在于它被创作的时代。随着阅历的丰富，苏童的眼光虽然仍聚焦于人类的命运之上，却有了对以往创作的超越。

（一）隐喻悲剧的生命观

多病的童年使得苏童认为外部世界是极度不可靠和不安全的，生命脆弱和死亡无常的观念渗进了他的内心，他始终抱着一种存在主义的态度去书写生命。从小说整体的人生寓言上看，“河与岸”的选择暗含了库文轩、库东亮、江慧仙等人对于生命价值的不同选择和界定；“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循环表面上代表着保润、柳生、仙女三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如刚开始保润绑架了仙女，而柳生强暴了被缚的仙女，后来柳生接近仙女，却又另娶他人，保润得知仙女和柳生仍有联系，最终在婚礼现场杀了柳生；但从本质上来说，寓言象征的是脆弱生命的不确定性和命运的无法捉摸。灵魂是生命存在的核心和根本，但从迷失在封建藩篱中的红粉女性到失去自我身份认同的库文轩，再到失去宗族身份认同的祖父，苏童笔下的人物都像是失了魂一般的浮萍。他们的生之痛苦、死之恐惧都是由失魂所导致的一系列连环悲剧，这使得他们在混沌失序的人生中彻底失去正向引导，只能在不断遭受苦难和侵蚀的状况下茫然前行，最终完全走向自我毁灭的终极悲剧。

（二）生命意义的多重寻找

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苏童等先锋作家的创作表现为对传统的反叛和消解，但是20世纪末的他们在对一切文学传统进行彻底颠覆之后，却无法承担起建立新秩序的任务。无论是文学还是生命，都不可能一直处于“无根”的失重状态之中，他们不得不再次踏上“寻找”的路程。我们当然不会忽略在苏童的前期作品中就存在着“寻找”的主题，如《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以青年的视角探寻了祖先们逃离家园、寻找理想地的历程。在新时期的作品中，这表现为对生命意义的多重寻找。正如他在谈《河岸》时所言：“他们各自的生活最重要的动作其实就是寻找，孤儿们该寻找什么呢，我想他们首先要寻找母亲，这是一个共同点。其次寻找身份，寻找家和乡土，寻找爱，或者干脆说，他们必须寻找天堂。”库东亮在“河”与“岸”的拉扯中挤压变形，其生命意义在对抗主流话语和世俗眼光中浮沉，可最终也难逃沉没的下场。无辜入狱的保润执着于在仙女那里得到对自己生命意义的回答，但他最终未能得到答案，其生命终止在柳生的新婚之夜。他们成为历史寓言下弱者的共同体，被搁置在边缘的彼岸，遭受着歧视和苦难；但他们从未停止过寻找，哪怕只是无用的重复和轮回。

《河岸》《黄雀记》通过书写处于社会变革期的人们的个体焦虑和群体失魂，重新挖掘、纵深拓展了新的时代话语下“人”的复杂内涵，从而展现了历史背景下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永恒生存困境。苏童是先锋派的代表作家，其创作采用改写、改编、重构等手法，完成了人物形象的多重指涉、意象选择的延续变异，从畸形处境中的人性关注、人性批判的延续传承、历史寓言下的生命聚焦三个维度实现了主题意蕴的高度互文效果，透视了人性的复杂多变和对生命意义的多重寻找，出色地完成了文学作为一门“人学”的任务。通过互文性理论解读苏童作品的主题意蕴，有利于我们揭示其历史书写与审美意蕴的内涵与特质，以及文本之间的传承与变异的复杂关系，进而发掘这种互文性对其小说创作的作用和意义。

① 鲁迅：《鲁迅文集·华盖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40页。

②③ 汪秋萍：《苏童谈新长篇小说〈河岸〉：不再远离时代》，《新华日报》2009年4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