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20
⊙曲彬 尹丹[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 沈阳 110819]
约翰·米林顿·辛格1871年出生在爱尔兰都柏林郊区的乡绅家庭。1888年,他在都柏林三一学院学习自然科学、音乐、盖尔语和希伯来语。1892年毕业后,辛格离开爱尔兰到德国、意大利和法国游学,后定居巴黎,在学习法语和意大利语的同时从事诗歌创作与文艺批评。1896年,辛格在巴黎与叶芝结识,成就了他文艺生涯上的重大转折。叶芝劝说辛格放弃巴黎,转而去爱尔兰西部的阿伦岛,体验并表达一种前人从未表达过的生活。从1898到1902年,辛格遵从叶芝的建议四次踏上阿伦岛的土地,与当地的农民同吃同住,记录下他们原始淳朴的生活方式、纯真善良的美好天性和面对艰难痛苦时的勇敢坚韧。辛格将阿伦岛之行的见闻与感受写成长篇纪行散文《阿伦岛》。他的几部重要的戏剧作品如《圣泉》《骑马下海的人》《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也都基于阿伦岛采风过程中积累的素材。其中《骑马下海的人》正是以阿伦岛为故事背景,它成为辛格最伟大的一部独幕剧作品。
《骑马下海的人》这部独幕剧以不过九千字左右的篇幅讲述了爱尔兰西部岛屿上老妇人茅丽娅痛失最后一个儿子的故事。暴虐的大海已经吞噬了茅丽娅丈夫、公公和四个儿子的性命,茅丽娅的小女儿娜拉带回牧师交予的衣物让姐姐凯瑟琳辨认,看是否是失踪多日的哥哥迈克尔的遗物。迈克尔已出海多日,杳无音信,凶多吉少。两姐妹准备在茅丽娅出门时查看,以免惊扰已经身心疲惫的老母亲。茅丽娅的小儿子巴特利从海边回来,说要马上出海到大陆上的集市卖马。因天气不好,出海风险极大,茅丽娅极力反对巴特利此行。无奈巴特利心意已定,卖马的机会不可错失,便急忙嘱咐了凯瑟琳照料家中的活计,自己备好一根缰绳出发了。茅丽娅对儿子不停地劝阻,苦口婆心,却得不到孩子们的支持,农舍中的气氛愈加显得疏离哀怨,以致大家竟都忘记了让巴特利带上烤好的点心。凯瑟琳要茅丽娅抄近路送去,顺便送上祝福的话。此间两姐妹在家中辨认出遗物里的袜子为娜拉所织,知道遇难的正是自家兄弟,不禁泣下。茅丽娅回来后神情恍惚,手里仍拿着那块点心。原来她看到迈克尔的鬼魂骑在巴特利后面的灰色小马上,这是巴特利死亡的凶兆,令茅丽娅惊愕而悲痛。转眼,岛上的老妇人们进入茅丽娅的农舍,随后巴特利的尸体被抬了进来,他是被灰色的小马掀入海里溺死的。茅丽娅得知已失去了所有儿子之后平静得异乎寻常,她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全剧在她的独白中落幕。
这部独幕剧引起读者和观众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情感体验就是深重的悲恸,无以复加的悲恸。剧中的第一段人物互动就以娜拉带回疑似哥哥迈克尔遗物的衣服要和姐姐辨认开始。娜拉告诉姐姐:包裹里是一件衬衫和普通的袜子,来自在多尼哥溺死的出海者。于是在故事的一开始我们就感觉到蒙在这个家庭上空的死亡阴影。对于巴特利出海卖马一事,母亲茅丽娅几次三番地劝阻,却得不到巴特利的认同。这种不和谐的气氛使读者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待到茅丽娅在水井旁看到巴特利身后的灰色马驹上骑着迈克尔的幽灵时,读者心中也不由得一沉,死神的脚步仿佛又近了。茅丽娅失神落魄地回到农舍,细数每一个被大海吞噬的亲人。哪一个亲人的离去对这位沧桑的老妇人来说不是一次彻骨的伤痛呢?巴特利的尸体被村邻抬进屋内,被命运剥夺了一切的茅丽娅显出异常的平静。这平静的背后是一颗历尽人间悲痛后精疲力竭的心,是看到生活最后一束光芒熄灭后的绝望啊!其时的都柏林戏剧评论家霍洛韦第二次看完这部戏剧后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一些观众无法承受戏剧场面中巨大的悲痛带来的恐惧,不得不中途离开……观众被剧终时的可怕场景带来的悲剧性气氛深深触动,以致无法鼓掌。”
《骑马下海的人》中的大海对岛民来说无疑是一种危险的存在,是吞噬茅丽娅亲人的“凶手”。剧中的大海疾风怒吼,波涛汹涌。茅丽娅一家人提到外面的天气时往往是这样一番描述:“西面海风呼啸,要是海潮和狂风叠加,情况就更糟了。”“南面和西面都刮起了大风,这样的天气他不会走的。”“你可以听到海浪在东面翻滚,海浪在西面翻滚,它们彼此冲撞,搅得海上涛声震天。”同样,在《阿伦岛》中,大海的形象也多是狂暴无情的:“大片大片的海浪从悬崖底部飞溅上来,它们常常被强风吹到岸上很远的地方才落下去。如果碰巧有个巨浪要落到我的身上,我必须蹲伏下去,整个人都被飞溅的泡沫所包裹,连眼睛也睁不开。”这部纪行散文也和《骑马下海的人》一样充斥着一桩又一桩的死亡事件和一幕幕的葬礼场面。
辛格在《骑马下海的人》中为读者(观众)勾画出的阿伦岛印象,可以理解为为了突出岛民面对严酷自然时的机敏、勇气和隐忍。然而当我们考察阿伦岛的实际自然地理情况时,会发现辛格笔下的阿伦岛与现实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根据地理学家凯文·卡恩斯的叙述,岛上因岩石地貌而貌似贫瘠,然而这里的土壤还是比较肥沃的;受大西洋暖流的影响,这里的气候也十分温和,只有在风大的日子里才有些严酷。人类学家约翰·梅森杰于1959年至1963年在阿伦岛上的采访记录表明,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伊尼榭尔岛只发生了六起海难,仅十一位岛民丧生。甚至就在同样将阿伦岛描摹为受自然环境威胁,死亡气息浓重的《阿伦岛》中,读者也可以发现辛格对现实中的岛民生活有选择性记录的倾向。在其引言中,辛格指出:“基尔罗南是阿伦莫岛上最主要的村庄,人口稠密地区董事局在那里发展的渔业产业已经大大地改变了它的面貌,现在它与爱尔兰西海岸的其他渔村几乎没有差别了。另外两个岛则更原始一些,但这些岛也在发生变化,不过这些都不值得在此记录下来。”由此可见,辛格在阿伦岛的采风是带有预期和目的性的,这构成了他作品中阿伦岛的艺术变形,其背后的动因或可为理解剧作《骑马下海的人》的极度悲剧性提供思路。
辛格所生活的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爱尔兰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社会各阶层、各团体纷纷要求推翻英国的殖民统治,实行自治。伴随着如火如荼的政治与经济领域内的斗争,爱尔兰爱国文人在文化领域内也掀起了蔚为壮观的复兴运动。他们有的致力于挽救濒临灭亡的盖尔语,有的搜集整理各处的爱尔兰民间传说,有的强调天主教在爱尔兰的正统地位,有的则努力整理零散的史料来复原一个连续的爱尔兰史。这些努力的目标在于从爱尔兰复杂的文化传统中挖掘整理出一种能代表这个民族国家的特性,即“爱尔兰性”。除凯尔特文化与天主教文化之外,定义爱尔兰文化的还有与之长期处于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英国文化。虽然由于长期的殖民关系两者的文化已经彼此渗透,难以剥离,但对于要求民族独立的爱尔兰来说,必须将英国文化作为他者进行排斥,必须使爱尔兰在可以感知的文化棱面上明显地与英国对立。
辛格作为英裔爱尔兰人,虽具有英国的血缘与文化背景,但在爱尔兰的成长经历也使他处处受到爱尔兰文化的吸引与同化。他在都柏林的三一学院学习盖尔语并大量阅读凯尔特的民间传说,后成为“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关键人物,并参与创办了旨在发展爱尔兰本土戏剧的阿比剧院。辛格用他的戏剧描摹爱尔兰农民的生活,在创作思路上必然使之与英国特质形成鲜明的对比。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所具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工业革命带来的工业化、现代化以及随之而来的都市化。《骑马下海的人》是爱尔兰文艺复兴中最出色的剧作之一。作为故事背景的阿伦岛由于地处远离大陆的边缘地带一直被看作是受英国势力影响最小的区域,也被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看作是保留了最多的爱尔兰历史和传统的圣地。辛格在该剧中呈现的残酷无情的大海的形象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不断侵蚀岛民传统生活方式的工业化。骑马奔向大海的巴特利和他的兄弟及祖辈们也在奔向大陆,奔向那里的城市和市集。
《骑马下海的人》以巴特利下海准备去大陆卖马为主要剧情。这一事件将原本独自漂泊在爱尔兰西海岸的小岛与以商业活动为中心的现代化城市生活联系起来。茅丽娅的丈夫、公公和其他几个儿子葬身大海的经历恐怕无不和越来越多地与大陆的经济往来有关。正如茅丽娅劝阻巴特利出海失败后凯瑟琳所说:“出海是男人的使命。”夺去茅丽娅亲人性命的与其说是狂暴肆虐的大海,不如说是大陆的,或者说英国式的社会生产模式。正是去大陆的集市上把马卖个好价钱的欲望使巴特利铤而走险,最后送了命。从剧中其他主要人物身上也可以看出,凡是与大陆的现代化生活方式紧密关联的因素都与茅丽娅一家人的福祉产生疏离或起到破坏性的作用;而与传统的岛民生活方式相关的因素却在维持着茅丽娅一家最基本的生活,凝聚着世代生息的力量。
剧中除了巴特利这一人物直接参与大陆的生活方式之外,小女儿娜拉也有着对大陆更多的兴趣。她对于农舍内的家庭空间显然有一种陌生感。她不确定茅丽娅跟她要的是什么拐棍,需要凯瑟琳告诉她是迈克尔从康尼马拉带回的那根。凯瑟琳要她把绳子递给巴特利,即便已经描述了绳子的位置娜拉还需要和巴特利确认:“是这个吗,巴特利?”娜拉的目光也总是望向外面。虽然她并未离开过小岛,她的内心渴望却在海的另一边。可是娜拉从外界带回家来的要么是证实迈克尔已死的遗物,要么是牧师那盲目乐观的、认为巴特利绝不会溺亡的断言。而这些无不与茅丽娅一家的悲剧联系在一起。与此相反,巴特利和凯瑟琳对农舍事务的关心和操持为茅丽娅一家提供的则是最基本的生计和最可靠的收益。巴特利关切地叮嘱凯瑟琳“每天下去看看,别让羊只践踏了麦田地。批发商来的话,如果价钱划算就把黑蹄猪卖掉”,“如果月缺的时候正好刮起西风,你就和娜拉多拾些海藻来”。凯瑟琳在农舍屋内的日常活动也是围绕着纺线、生火、烘焙点心这样的家务展开的。正是巴特利和凯瑟琳所承袭的传统生活方式给予了农舍恒久不变的有力支撑,而与阿伦岛传统更为接近的则是母亲茅丽娅。她了解岛上的习俗,洞悉大海的威力。对她来说,农舍里每个物件的背后都有故事,都是那代代传承的古老传统的注脚。巴特利出海之际她迟迟无法说出祝福的话,不是因为不想,而是她太了解大海的脾气,对于外面的世界给家人带来的危险,她是再清楚不过的。她知道巴特利是无法活着回来的。她无法睁着眼睛说假话,那句祝福也一直哽在她的喉咙里,说什么也吐不出来。茅丽娅的预感最终应验,巴特利被大海或者说被大陆上的利益驱动力所吞没了。事实证明,外面的世界给茅丽娅一家带来的是灾祸,而本可以挽救巴特利的是母亲那些只有她自己最懂得的古老智慧,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而不是现代化对自然的征服。
辛格通过讲述茅丽娅一家人的故事将大陆或者说英国社会的工业化、现代化与阿伦岛自然原始的生活方式相对立,用极度的悲剧形式表现工业化的弊端,同时推崇自然纯朴的乡村传统。这使我们看到一位剧作家为民族文化独立和复兴所做出的巨大努力,也让我们深刻地反思现代化对乡村宁静自然的田园生活的剥夺。以上或可成为《骑马下海的人》的悲剧性带给我们的有益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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