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诗枯树意象的抒情路向

⊙周纳宇航［武汉大学文学院， 武汉 430072］

“枯树”在意象诗学中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一般指枝干衰朽、生意枯竭的树木，具体包括“枯桑”“枯松”“枯杨”“枯棕”“枯楠”“枯桐”等。《周易·大过》中已有关于枯树的爻辞。《诗经》中的枯树则多作为称颂王业的衬物而出现。《楚辞》的枯树意象书写如“庇荫兮枯树，匍匐兮岩石。蜷跼兮寒局数，独处兮志不申”（王逸：《九思·悯上》）等基本抒发了怀才不遇、美志不申的苦闷愁情。至于汉魏至隋的枯树意象诗，其中绝大多数受枚乘《七发》和庾信《枯树赋》的典故性限制，枯树意象“作为诗语而类型化并普及开来”因而少有新意，诗家的创作亦如殷仲文所慨叹的枯树一般“生意尽矣”。

书写枯树意象的诗歌至唐代蔚为大观。《全唐诗》中出现枯树意象的唐诗至少有194首，较逯钦立所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的枯树意象多出四倍。也就是说，唐诗枯树意象在先唐诗赋的文化基础上发生了诸多拓展、增饰和新变，并可归结为四大抒情路向：时间之叹、远行之苦、政治寓意、佛道意味。所谓抒情路向，就是由相关的抒情场景延伸出来的具备逻辑性特征的情感脉络。唐诗枯树意象常与边塞、送别、览古、禅修等诸多抒情场景有关，由诗人的运思使其在不同抒情场景中生成的复杂情绪汇合为同源共流的诗学线索。本文的任务即通过《全唐诗》所见枯树意象诗及枯树意象书写，对其抒情路向作进一步的考察和判定，以描绘唐诗枯树意象的全貌与真容，同时管窥唐代诗风与文化思潮的流变。

一、时间之叹

枯树的自然物候特征由时间规定，树木老病死亡或经秋落叶之后呈现凋枯形貌，并与“老”、“秋”等时间标记相联系。而且枯树作为一个历时性概念，它的内涵本身包含了树木曾经的繁盛特征以及由荣到枯的时序过程。因而枯树意象的时间属性与年老、霜秋以及荣枯对照有关。

经由诗人的构思，枯树意象的时间属性相应地转变为时间之叹，在唐诗中抒发为感时伤身、物是人非、怀古伤今的感慨与喟叹。如元稹的《褒城驿二首·其二》：“忆昔万株梨映竹，遇逢黄令醉残春。梨枯竹尽黄令死，今日再来衰病身。”昔日茂密的梨竹到今日已然枯尽，时间的漠然流逝和树木的荣枯对比造成诗人强烈的伤感与痛苦，这种伤感与痛苦又通过诗人身体的衰病体感得到强化，托以枯树意象写出人生沧桑的悲凉。又如司空图的《力疾山下吴村看杏花十九首（其九）》：“近来桃李半烧枯，归卧乡园只老夫。莫算明年人在否，不知花得更开无。”枯树意象引起诗人对未来的担忧，以致压抑了诗人当下生活的兴致，使得时间的流动成为一种悲伤、冷漠、无望的事实。这种情感表达风行于中晚唐的枯树书写之中，枯树意象所对应的生命终点或时间末日映射出中晚唐诗人群体对人生理想与时代愿景的失望和悲观，并结合身体、疾病意象以暗示个体与时代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沦亡。齐己的《伤秋》就悲切地流露出这种情感：“旦暮馀生在，肌肤十分无。眠寒半榻朽，立月一株枯。梦已随双树，诗犹却万夫。名山未归得，可惜死江湖。”

不同于中晚唐诗关注个体死生病苦的内容和衰倦病滞的情调，初盛唐诗中的枯树意象更多具备一种悲壮的、整体的历史感，其以更加宽广的“宇宙意识”发出超越个体生命、具有普遍意义的时间之叹。初唐诗人卢照邻的《行路难》通过写枯树的今昔对比，以震撼激射的语风感叹人生贵贱和历史兴亡的无常：“君不见长安城北渭桥边，枯木横槎卧古田。昔日含红复含紫，常时留雾亦留烟。……巢倾枝折凤归去，条枯叶落狂风吹。一朝零落无人问，万古摧残君讵知？人生贵贱无终始，倏忽须臾难久恃。”这里的枯树意象“既是实际的存在——引起诗人感怀的‘兴’，又隐喻盛衰过程和聚散离合的过程”，这株横卧于长安城北渭桥边的枯树成了人生、历史和宇宙时间的象征物。《行路难》的情感路线从树的荣枯延伸到人生的贵贱再到历史的兴亡，纵深地突破了吟哦个人生活的局限转而进入人生有限、世事沧桑的永恒悲慨，将历史与人生的时间之叹升华为追索存在本质意义的生命情怀，极大地扩充了唐诗枯树意象的情感境界。到盛唐诗人王昌龄的手中，枯树意象的情感内容又比卢照邻《行路难》所流露的不可知论更加坚定和振拔，其诗《长歌行》云：“旷野饶悲风，飕飕黄蒿草。系马倚白杨，谁知我怀抱。所是同袍者，相逢尽衰老。北登汉家陵，南望长安道。下有枯树根，上有鼯鼠窠。高皇子孙尽，千载无人过。宝玉频发掘，精灵其奈何。人生须达命，有酒且长歌。”诗中枯树的根系寂寞地延伸于萧条的陵墓和古道之下，王昌龄却从年华衰老、历史迁逝的时间之叹中转而喊出“人生须达命，有酒且长歌”的盛唐之音。枯树意象在盛唐气象的推动下从初唐低回的时间之叹里催发出向往生活的振臂高呼，成为知命达观、放歌纵酒之豪情的“意象之媒”。

二、远行之苦

枯树的地理分布常在于黄沙漫天的边塞、水土恶劣的绝域、焚毁的山林或古旧的寺园，其与寂寥的人迹、恶劣的气候、艰难的路途等构成枯树意象的抒情空间。枯树意象的空间属性在诗人的体验与想象中抒发为远行之苦。作为抒情路向的远行之苦具有双重向度：其一是诗人于远行终点或途中所切身体验的艰苦，其二则是诗人对友人赠别远涉所想象的劳苦。这一诗学脉络将体验与想象相交织、将远行的目的与过程相并置，使得枯树意象的情感层次更为丰富。

第一类诗中的枯树意象较多地树立在积压着深重征怨与愁绪的边塞终点。如陈羽的《从军行》：“海畔风吹冻泥裂，枯桐叶落枝梢折。横笛闻声不见人，红旗直上天山雪。”刘沧的《边思》：“黄河晚冻雪风急，野火远烧山木枯。偷号甲兵冲塞色，衔枚战马踏寒芜。”这类诗人在边塞现地中切实体会到桐树枯折、山木烧枯的苦寒环境，其亲身实见的枯树意象标示着边塞空间范畴内生命萎顿、落寞、凋敝的基本状态。与枯树意象相应的是，边将戍兵的生命意志也处在衰倦、虚乏、痛苦的低谷。且陈羽、刘沧都是中晚唐诗人，当时“衰飒”的诗学氛围正与浑厚雄壮、磅礴劲拔的盛唐风格形成对比。盛唐边塞诗中几无枯树意象及其相应的颓唐之感，而中晚唐边塞诗亦无盛唐时高、岑边塞诗的激越与豪迈。在唐代诗史的意义上，枯树意象不入盛唐诗而入中晚唐诗实际上反映了界限斩然的诗风之变：盛唐是生机勃发的时代，“盛唐以其对事功的向往而有广阔的眼界和博大的气势；中唐是退缩和萧瑟”，而使萧衰的枯树意象因此有了可乘之隙。枯树意象作为战患频仍的中晚唐边塞图景里不可或缺的元素，实际上正源于诗人关于远行终点的自我体验。此外，枯树意象所催发的远行之苦还生成于诗人远行途中，如“戍火三笼滞晚程，枯桑系马上寒城”（吴融：《萧县道中》）的羁旅孤寒之苦楚；“川冰生积雪，野火出枯桑。独往路难尽，穷阴人易伤”（崔曙：《早发交崖山还太室作》）的艰难跋涉之悲凉，这种痛切的远行体验和生命感知令枯树意象的情感意蕴更加“俱堪泪下”。

第二类诗中的枯树意象则多出现于送别的想象图景之中。在意象化思维的转喻下，唐代诗人远行跋涉至于穷苦之地的实际体验被想象性地移置为友人远行即将经历或抵达的萧索之境，从而使得送友远行的空间想象也沾染着第一类诗中写实的愁怨和煎熬。王维《送陆员外》中“阴风悲枯桑，古塞多飞蓬”以萧条胡地的枯树意象想象友人的孤寂的远行之途，同时寓含以友人“更欲邀奇功”的人生志趣为孤寂之路的价值判断。这种复杂的情感层次在王维诗的结构中全借枯树“意象之纽”得以和盘托出。白居易《送人贬信州判官》中“溪畔毒沙藏水弩，城头枯树下山魈”则以蛮荒南地的枯树意象想象友人于贬谪途中将遭逢的恐惧与荒凉。唐代南方开发尚不成熟，瘴疠流行、野兽麇集、风俗迥异，因而身处北方京域的士大夫的诗思中普遍流行着“南方的焦虑”，白居易的南方想象透露出这种文化心态的端倪，其中杂糅着故乡家园之思、受贬尽忠之志和远行流徙之苦，而枯树意象的空间属性正表现了唐代南方这个“令人忧伤的地狱”（薛爱华语）。

三、政治寓意

枯树意象的抒情路向还受到比兴诗学传统的影响，与时空属性所规定的物理世界相并置地存在一个巨大的隐喻世界。在唐代政治文化的场域中，诗人通过科举制度或权贵官宦势力接近朝堂权力中心，绝大部分唐代诗人与政治关系密切。因而枯树意象作为隐喻的“源范畴”，其所投射的“目标范畴”通常指向诗人的政治命运或与道德伦理相关的人格价值方面，使其寄托的隐喻义和比兴义具有高度政治化和道德化的特点。

初盛唐诗的枯树意象书写较少涉及此类政治寓意的兴寄，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明唐前期社会政治问题较为平易。到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边患侵扰、财政危机、朋党政争等动因促使中唐政治生态趋于恶化，身在其中的诗人因之产生了对政治生活的牢骚和不满，并以“枯树意象”言“政治寓意”的诗性表达倾泻他们对于时代和自身的感情。

首先以枯树意象寄寓政治心曲的是杜甫。其《遣兴五首（其一）》借孔明、嵇康的古事慨叹知音难得的仕途之悲，并用枯树意象比兴自身怀才不遇的苦闷遭遇：“又如垄底松，用舍在所寻。大哉霜雪干，岁久为枯林。”若久未被知音发现，即使是不畏霜雪的松树也会沦为死寂的枯树，如此弃官避俗却仍不忘入世为政的精神矛盾呈现出诗人沉郁的苦闷。杜甫的《枯棕》《枯楠》是抒写政治寓意之枯树意象诗的典范形式。如《枯棕》：“蜀门多棕榈，高者十八九。其皮割剥甚，虽众亦易朽。徒布如云叶，青黄岁寒后。交横集斧斤，凋丧先蒲柳。”常绿的棕榈遭受人为的割剥和砍伐竟先于蒲柳枯朽，杜甫因此枯树意象想到被官府盘剥得一物不遗的百姓，在比兴的联想后发出“生成复何有”的喟叹和“生者何自守”的拷问。不同于六朝时期对于枯树的咏物书写以及如庾信《枯树赋》一类文人情绪的呻吟，杜甫以其“为人民的病苦而忧郁”（冯至语）的政治立场表明了一种风雅复归的批判现实主义关怀，重新确立了唐诗枯树意象的政治精神和抒情力度。再如《枯楠》写枯楠因雷击、虫害、风雨等外在侵害而惨无生机，以比兴诗人自身遭遇政治挫折而“无复霄汉志”的苦楚，寄托“伤大材之见弃也”（仇兆鳌语）的政治寓意，镜像地表达出杜甫壮志难酬的悲凉心境。据此可见，经过从庾信到杜甫的接续书写，枯树意象“成为一种重要的象征物，在八九世纪诗歌中被用来象征伟大人物的不得意和被遗弃”，又持久地承载着中晚唐诗人深沉的政治意绪。

杜甫之后经常使用枯树意象来表达政治情感的是中唐诗人孟郊。孟郊所处的大历、元和诗坛因遭逢唐代国运盛衰转关而逐渐出现“周道微而兴以刺”的自觉趋向。孟郊的枯树意象书写即主要寄寓其对浇薄世风和政治时局的看法。如《湘弦怨》“狂飙怒秋林，曲直同一枯”写秋风不明事理地摧折曲木和直木，以枯树意象比兴直臣凋零，抨击“不分贤愚、不按公道行事的在上位者”。如《衰松》用枯松比兴失志君子的悲剧：“近世交道衰，青松落颜色。人心忌孤直，木性随改易。既摧栖日干，未展擎天力。终是君子材，还思君子识。”同样隐喻孟郊对政道人心之堕落的贬讥。再如《和宣州钱判官使院厅前石楠树》写石楠树“因谢丘墟木，空采落泥涂。时来开佳姿，道去卧枯株。争芳无由缘，受气如郁纡”，明显是以枯树意象托喻受到政治排挤的贤臣。所谓“郊诗托兴深微”可就此而论。与孟郊同时代的韩愈等亦有同类型的书写，韩愈《枯树》诗中的枯树意象既比兴直臣矜傲的骨劲气节，同时隐含诗人自伤其不受重用、遭人倾轧的悲惨政治际遇。

而韩、孟稍后的白居易，不仅如前所述用枯树意象写远行之苦，而且亦存有相当多以枯树意象比兴讽喻的政治寓言诗。这些诗更多地依托于日常化场景，其中政治寓意往往同轨于生活逻辑。最典型的诗例如《紫藤》，诗中写如蛇似绳的紫藤对“中间树”极尽屈盘缠绕之能事：“下如蛇屈盘，上若绳萦纡。可怜中间树，束缚成枯株。柔蔓不自胜，袅袅挂空虚。岂知缠树木，千夫力不如。”树因遭紫藤的束缚而成为“枯株”，白居易抓住这类日常生活经验与政治实际的同构性，将紫藤喻指为趋炎附势、阿谀奉承的“谀佞徒”，以紫藤束缚的枯树意象比附受到小人媚惑的君主，用“中间树”的悲剧结局来讽诫君王“所慎在其初”的政治道理。又如白居易的《枯桑》，以路边一棵枯老的桑树比兴心忧天下的良臣：“道傍老枯树，枯来非一朝。皮黄外尚活，心黑中先焦。有似多忧者，非因外火烧。”白居易集大成地将枯树意象日常经验化、生活逻辑化为政治比兴的本体，使枯树意象的政治寓意成为一种抒情的定型。

从比兴的角度看，枯树意象所指喻的一般是素有才干和美政，但遭受外来政祸侵损和戕害的君主或臣子，且以臣子居多。因此在这一条抒情路向中，枯树意象成了理想崩坏、道心寂寥、仕途多艰的直臣悲士的象征。中唐以后这类诗尤多，且经过孟郊、韩愈、白居易等人的努力将其固定为枯树意象的基本内涵之一。到晚唐，诗人政治意愿连同衰落的唐王朝一同消沉，中唐诗人所建构的枯树寓意逐渐与政治讽喻的调性脱钩，而流变为某种道德化的诗学倾向，其寓意内容也从对政治参与的热忱演变为对保持道德人格之美的追求。如翁洮的《枯木诗辞召命作》和耽章的《辞南平钟王召》都以枯树意象寄托了辞绝征召、保全才命、坚守人格的道德意识。

四、佛道意味

从唐代的思想文化状况来看，枯树意象不仅以政治寓言的方式显示诗人的儒家精神，而且熔铸佛理道教，传达出唐诗枯树书写的佛道意味。如王昌龄《素上人影塔》“物化同枯木，希夷明月珠。本来生灭尽，何者是虚无”就以枯树意象呼应佛道的空寂虚无之趣。从中国诗史上论，枯树意象的佛道意味在魏晋南北朝诗中希见，到唐代此类诗歌才聚合为一种大有可观的抒情路向。它是唐诗枯树意象的一个重要新变。

初盛唐诗人除上文提到的王昌龄外，常建、岑参等人也有零星几首有关佛道的枯树意象诗。如常建《张天师草堂》“灵溪宴清宇，傍倚枯松根”中的枯树意象形塑了道教幽寂空灵的美学境界和了无累烦的轻松心情。岑参《题华严寺瑰公禅房》写老僧“锡杖倚枯松，绳床映深竹。东谿草堂路，来往行自熟”的适意，其枯树意象则突出佛教给人带来的自由无拘、萧散闲适之感。从中可以窥见枯树意象所抒写的佛道意味的基本意涵，即借助佛道思想摅散烦忧、澄净心灵。

到中唐，写佛道意味的枯树意象诗渐多。这与八世纪后期唐代思想史的变动相同步，原来占据主流意识形态高地和作为垄断性文化权力的儒家思想逐渐失去对社会生活应有的影响，而当时“佛教与道教从旁门进入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主流世界”。中唐诗人的思维结构和意趣追求渐与佛道发生交契联通。如皇甫曾《锡杖歌送明楚上人归佛川》：“乍来松径风更寒，遥映霜天月成魄。后夜空山禅诵时，寥寥挂在枯树枝。”此诗用通感的手法把诵经的声音与霜天的月相两种知觉都系之于枯树意象上面，以佛教的圆融境界传达出幽深寂灭之感。刘禹锡《送僧仲剬东游兼寄呈灵澈上人》提到“宴坐东阳枯树下”的修行方式，“宴坐”即以跏趺坐坐禅，这种修行方式与枯树意象共同构成的抒情场景意在突出禅僧之定力深厚，不随外物盛衰荣枯所动，以止息妄念、明心见性；刘禹锡交游禅僧、欣赏禅趣，亦在禅宗的境界中安顿仕途的烦扰。道教方面的枯树意象书写如李群玉《谪仙吟赠赵道士》“若为失意居蓬岛，鳌足尘飞桑树枯”，句中的枯树意象化用太上大道君“坐于枯桑之下，精思百日，而元始天尊下降，授道君灵宝大乘之法十部妙经”的道教典故，以枯树意象的道教意味解慰贬谪之愁。

真正完成枯树意象佛道意味构建的时代在晚唐。晚唐衰乱，诗人的入世精神消泯，避世心理成为这一时期诗人心态的主要倾向。因此，枯树意象的佛道意味滋长于远离尘嚣的山林或寺观，以逃避乱世的动荡与惶促，“获得心理的补偿与情感的托付”。如陆龟蒙《和袭美新秋即事次韵三首·其一》“怀旧药溪终独往，宿枯杉寺已频期”，采药、养病等个人化生活细节替代了晚唐社会动乱紧张的宏大背景，枯树意象与寺庙空间的诗性组合展现了佛禅意味的寂静和安闲，使身体老病的诗人的精神得到充盈。以至于在刘乙的《题建造寺》中，枯树意象成为寄托自适情怀、舒展内心情志的必要条件，“减除天半石初泐，欠却几株松未枯”，缺少枯树意象的寺庙将缺少这样的精神气韵；其诗从反面确认了枯树意象佛道意味的情感功能。从这一意义上说，抒写乱世中持禅定、绝外物、修内心之佛道意味的枯树意象可以当作晚唐诗人的“心灵图腾”，其与中唐雅重儒家精神、政治寓意和道德美感的诗学倾向相分异。

值得注意的是，晚唐的僧人道士也有枯树意象诗的写作，如诗僧寒山子、贯休、齐己和道士诗人吕岩、曹唐等。一方面，他们作为虔诚的信仰群体，其枯树意象书写的佛道意味更具宗教义理的原味，如寒山子诗“昨见河边树，摧残不可论。二三余干在，千万斧刀痕。霜凋萎疏叶，波冲枯朽根。生处当如此，何用怨乾坤”（《诗三百三首·其一九一》），以枯树意象兴发强调因缘果报的佛教人生观；又如吕岩的“斗笠为帆扇作舟，五湖四海任遨游。大千沙界须臾至，石烂松枯经几秋”（《绝句》），将枯树意象直接与长生飞仙的道教想象和千秋须臾的道教时间观联系起来；曹唐更是将“玉箫金瑟发商声，桑叶枯干海水清”（《小游仙诗九十八首·其一》）中的枯树意象“枯桑”作为他的九十八首游仙诗组诗的起始，以遥映道教的精神原典。另一方面，他们又将宗教原义化合到枯树意象和山林风景之间，意在表现清静无扰、自在洒脱、悠然雅奥的活法心境，如齐己诗中“雀静知枯折，僧闲见笋生”（《禅庭芦竹十二韵呈郑谷郎中》）的禅意和吕岩诗里“松枯石老水萦回，个里难教俗客来”（《山隐》）的仙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