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慈诗歌中的“结核美学”

⊙李怡燕［西安外国语大学文学院， 西安 710100］

在人类历史上，疾病作为人类生活中普遍性的痛感经验，早已超越了纯粹的病理学概念而被赋予一定的文化内涵。前科学时代，关于疾病的概念与巫术仪式密切缠绕。在中国，殷商卜辞和蒙古萨满的文化病因学都认为疾病源于先祖、神灵等抽象的致病因素，只有通过针对病因的仪式活动方可恢复正常状态的和谐秩序。在古希腊时期兴起的神庙医学中，祭司也会通过祈祷等仪式对患者进行治疗。总之，中西方这种关于疾病与治疗的仪式活动，包含医学以及整个社会文化的内容。因此，在疾病与人类文明相裹挟的动态运动中，它理所当然地成为文学书写的重要母题，并逐渐从病理学概念演化为一种文化、美学、道德甚至种族与政治权力的隐喻。

一、疾病隐喻的两种视角

（一）文化人类学视角下的疾病隐喻

在人类文明中，疾病作为人类的一种普遍经验被赋予超越医学概念之外的文化意义。在不同的地理文化环境中，不同文明对疾病有不同的阐释内涵。在西方，人们把疾病归因于上天降灾或是神的惩罚。在希伯来文化传统中，《圣经》认为疾病与罪具有密切关系，受罪者终会死，而疾病介于罪与死之间，是上帝对犯罪者的惩罚。耶稣是拯救世人罪过的救世主，也是一位治疗疾病的医生，赦罪和医病并行，彻底拯救人的身体和灵魂。因此，在基督教以语言为治疗手段，通过一种叫“言语拯救”或“言语征服”的言语之药来驱除患者的抑郁、障碍和痛苦，从而通过净化灵魂达到治疗之效果。在古希腊时期，瘟疫等难以治愈的疾病，会被归因于神的惩罚。《俄狄浦斯王》的故事以忒拜城的瘟疫拉开序幕，而这场瘟疫则起因于俄狄浦斯违反了神谕而连累忒拜城的子民受罚。在《奥赛罗》中，身负重伤的奥德修斯通过唱诵符咒等巫术之法止住黑红色的流血。这一时期，神庙医学兴起，病患来到神庙祈祷进行治疗，治病从而成为祭司的主要职能之一。因此，由于宗教本身含有的对象和心灵的对应关系，早期蕴含着病理学意味的宗教题材是文学艺术家所热衷的创作对象。

在某种意义上，文学艺术家通常都患有些许心理压抑等倾向的病症。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歌德以虚构的主人公之死来象征自我灵魂的净化，他认为健康的人是不会写这些东西的。因患结核早逝的诺瓦利斯在其著作中生动地把疾病描述为“一种虽然充满痛苦但能获得精神升华的生命浓缩的状态”。总之，文学艺术家能通过疾病的刺激获得灵感的原动力，从而使疾病成为创作生命的兴奋剂。因此，立足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与疾病密切相关的文化形态进行溯源，会对疾病的隐喻意义达到更深刻的认识。

（二）修辞学视角下的疾病隐喻

英语中的“metaphor”（隐喻）来源于希腊语“metaphora”，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位阐释隐喻概念的学者。在《诗学》中，他认为隐喻是以一个词替代另一个词来表达同一意义的语言手段，他把隐喻定义为一种词语意义转换的形式。此后，传统修辞学沿袭这一思想脉络，把隐喻看作一种对语言的修饰。20世纪70年代初期，西方学者开始从修辞学、语言学等角度对隐喻进行深入的语义研究。理查兹在《修辞哲学》中阐述了人类思想和行为的隐喻性意义，提出了“互相作用”理论，将隐喻中两种互相作用的思想以“本体”和“喻体”相指称，隐喻则是本体和喻体相互作用而发生的特殊语言现象。他把隐喻解释为一个词语的原始意义与其新用途之间的张力，一种不稳定的混合物。至此，隐喻打破传统修辞学狭义的作为修饰语言的概念范畴成为一种新意义的创生过程。对于疾病本身，在病理意义上它只是人体生理或心理机能秩序的失常，但在人类文明史上疾病却被广泛地赋予文化、美学、道德甚至种族与政治权力的隐喻内涵。

在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一书中，她通过对肺结核、艾滋病、癌症等一系列疾病如何一步步被隐喻化的考察，揭示了这些疾病被隐喻所赋予的社会意义。如结核病患者因面色苍白、虚弱、些许亢奋的病候特征而与爱情紧密联系，同时也被赋予某种特殊的病态美。作家在文学创作中也巧妙地利用这种隐喻机制，将疾病融入人物命运的发展轨迹。总之，文学通过隐喻赋予疾病更丰富的内涵空间，但一定意义上也正如苏珊·桑格塔所说，揭示疾病隐喻的目的是要摆脱这些隐喻，从而消解患者承受的被加诸疾病之上象征意义的重压。

二、结核病的美学隐喻

19世纪的西方，在现代医学十分有限的治疗范围之内，结核病激发出神秘莫测的想象和幻觉。彼时病因尚不明朗，并且医学治疗手段没有切实效用，人们在缺乏对结核病的基础了解的时代背景中，对结核病表现出的诸多症候保有一种全然古老的恐惧。彼时，疾病的隐喻开始有了大行其道的恰当时机。结核病本身除了病理学意义上的传播，这种疾病在道德上也具有极大的传染性，与患此神秘恶疾的人打交道，似乎是一种不堪的过错和对禁忌的冒犯。因此，患者不仅要忍受疾病本身的痛苦，更要忍受疾病之上的多重象征意义的重压。在生理上，结核病的诊断会给患者判上绝对死刑，即使他们的病况尚未到达危及生命的程度。在心理上，确诊的噩耗更会风驰电掣般地迅速把他们的心灵压垮，并以道德批判的方式使患者蒙羞，进而加速其机体的衰竭。

结核病作为一种肺病，其症候可显示至患者的全身，表现出大量的可见症状：因虚弱而苍白，随着体温升高面色潮红，时而显得亢奋，时常表现出疲乏，并迅速减轻体重。伴随着阵发的刺激性咳嗽，患者不时会出现咯血的症状，呼吸变得急促。激烈的咳嗽过后，患者又会在疲乏中恢复徐缓的呼吸，表现出趋于常人的行动和精神状态。结核病初期，症状轻微不显，但颇为典型的是，随着病状的发展又会戏剧性地咯血。基于病理学特征，结核病属于“气体病”，又属于“液体病”。肺作为人体的呼吸器官，在新鲜洁净的空气中会保持正常的运行机能，但污浊的空气会成为结核病的诱因和发病的催化剂。同时，结核病的患者会通过咯血、唾液、痰、大量盗汗等多种途径丧失体液。因此，结核病患者是在体重减轻，呼吸不畅，体液丧失中随着时间的流逝彻底“消耗掉的”。在词源学中，《牛津英语词典》中的“consumption”（消耗）最早也指代结核病的意义。

在文学语境中，结核病通常伴随着贫困的生活状态而发生。与之呼应的是单薄衣衫包裹的瘦削而孱弱的身体，空荡冷冽的长街和脏乱的房间，贫瘠的食物以及无处不在地弥漫着腐坏味道的空气，而直接地改变生活环境被认为有助于结核病患者的恢复。因此，结核病被普遍认为是不具备太大的痛苦，主要由患者身体的长期损耗而致死的一种疾病。与结核病的病理学症候相呼应，19世纪的西方文学作品把结核病患者的病理症候和死亡状态描绘得极具唯美主义色彩。这一时期，浪漫主义思潮崛起，其流派的作家疲倦于表现千篇一律的城市生活，热烈追求纯粹自然之美，强调表现自由个性和喷薄的情感，并在描写对象上着眼于奇异的脱俗之美。浪漫主义对审美对象这种唯美情状的追求与结核病患者表现出来的生命状态如出一辙。因此，肺结核患者形体消瘦、面容苍白的病态美，在以“丰富而感性的意象”为典型特征的19世纪西方浪漫主义诗歌中重复出现。诚然，对于患有结核病的诗人而言，疾病既是鲜活的身体所承受的重压，又是其驰骋的头脑所急需的灵感，其以感性的血肉之躯体味结核这种“丰富而感性的意象”，获得了无数奇妙的创作灵感。文学于他们即是以虚构的幻想赋予其对抗疾病的力量，以倾诉和宣泄来获取派遣压抑心理的机能，与宗教一般，是治疗疾病的有效手段。正如克尔凯郭尔在《克尔凯郭尔日记选》中说道：“我只有在写作的时候感觉良好，忘却所有生活的烦恼和痛苦，幸福无比地为层层思想包围。假如停笔几天，我会立刻得病，顿生烦恼，头重脚轻而不堪重负。”

三、济慈诗歌中的结核美学

济慈作为患有结核病的浪漫主义诗人，在其创作中对结核病的青睐可见一斑。他浑然天成地把结核病熔铸于自己的创作视野之中，使之成为一种气质独特的审美对象。在济慈患病的身体意识中，一种特殊的情色想象伴随着他的高烧，在这种混沌的高热状态中，济慈扩展了他的抒情境界。诗人被结核病所缠绕的身体于是由内而外地生发出一种混合着狂热和亢奋的悲怆感，他在《初见埃尔金石像有感》中说道：

我的心灵是脆弱的；无常/重压着我，像不情愿的梦，/每件神工玄想的极峰/都在告诉我，我必将死亡，/像仰望天空的一只病鹰。

在这首诗中，济慈以“仰望天空的病鹰”自喻，表现了自己的某种生命状态：被阴郁所笼罩，在激情中挣扎。尽管，在身体上济慈是一个被动者，但是在心灵园地中，济慈是一个主动的行动者，甚至情不自禁地利用自己的结核病症候来换取自己诗歌创作“疾病化”的美学取向。魏晋名士以服“行散”和酗酒获得身体和感官刺激，使得心灵获得灵感，走向迷狂的创作状态。济慈一定程度上对结核病的运用，也有类似相同的意味。舒斯特曼的身体美学理论认为，身体主体自己的身体化自我具有探询意识，身体正是对这种意识的精彩表达。身体意识不仅具有强烈愉悦，更具有最尖锐、最强烈的痛感体验。在患病过程中，济慈的身体意识生发出最大程度的敏感，使济慈的生命体验完全演变为“身体主体自己的身体化”趋势，最大程度上扩展了其创作的情感境界，从而对身体主体进行“诗性的自我救赎”。在《夜莺颂》中济慈写道：

远远地、远远隐没，让我忘掉/你在树叶间从不知道的一切，/忘记这疲劳、热病和焦躁，/这使人对坐而悲叹的世界；/在这里，青春苍白、消瘦、死亡，/而“瘫痪”有几根白发在摇摆

同样，在《希腊古瓮颂》中，诗人写道：

幸福的是这一切超凡的情态：/它不会使心灵餍足和悲伤，/没有炽热的头脑，焦渴的嘴唇。

在这两首诗歌中抒情主人公的个性气质与济慈本人高度契合，在诗歌中济慈描述了疲劳、热病和焦躁以及苍白、消瘦、死亡这样一种结核病人特有的生命状态，表达了“因疾病而丧失幸福的深沉的悲怆感”。据记载，济慈的家庭成员多次因结核离世，济慈本人也于二十六岁死于肺结核。肺结核的病痛裹挟着残酷的现实，始终如灰暗的云翳般笼罩着济慈的生活，为了消解这种焦虑和痛苦，济慈只能遁入艺术的乌托邦。但同时，肺结核似乎与天才的灵感之间有着某种冥冥之中的联系，对具有细腻和充沛情感的艺术家多有偏爱。正如雪莱对济慈所说：“痨病是一种偏爱像你一样妙笔生花的人的病。”

结核病患者会因发热而双颊泛起潮红，在其苍白脸上显出别样风韵的美感，在艺术家的想象中这种情感的亢奋或是与旺盛的情欲有关。因此，结核病除了象征死亡，也象征着爱情。在十四行诗《灿烂的星》中济慈写道：

我只愿坚定不移地/以头枕在爱人酥软的胸上，/永远感到它舒缓的降落、升起；/而醒来，心里充满甜蜜的激荡，/不断，不断听着她细腻的呼吸，/就这样活着，——或者昏迷地死去。

在对结核病深入肌理的深沉体验中，济慈的感觉器官变得异常敏锐，头脑犹如暴风席卷张开巨大的想象，他在结核带来的呼吸阻塞的情状中幻想自己倚在爱人的酥胸之上，附耳感触她徐徐的呼吸，并保持这种永恒的甜美的静谧或者在甜美的静谧中昏睡死去。浪漫派以自觉的审美眼光审视结核病，把它与死亡，爱情相联系，结核病因此跨越病理学和社会学范畴被赋予了特殊的美学意义，成为文学中极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隐喻。

总之，疾病的隐喻意义赋予文学作品更丰富的阐释空间，作家在书写疾病之时，疾病就被赋予文化的、美学的，甚至道德与政治意义的隐喻。在这种内涵丰富的隐喻中，疾病成为一种文化的象征物。疾病超越疾病本身，一定程度上是文学艺术家所偏爱的，也会给读者带来更大的想象空间。至于像桑塔格的担忧：疾病的隐喻扭曲了患者对疾病的真实体验，使其承受更大的道德重压。笔者认为，医学中疾病即疾病本身，而至于疾病的隐喻意义，文学最终也仅会对艺术空间负责。

① 〔丹麦〕克尔凯郭尔：《克尔凯郭尔日记选》，晏可佳、姚蓓琴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46页。

② 〔英〕约翰·济慈：《济慈诗选》，查良铮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9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③ 〔英〕约翰·济慈等：《灿烂的星，愿我像你那样坚定》（英美十四行诗选），马海甸译，漓江出版社2018年版，第163—1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