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出神话地表——试论《安提戈涅》背后的文明转型之痛

⊙刘希哲［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济南 250014］

在戏剧《安提戈涅》之中，矛盾冲突集中于第二场克瑞翁与安提戈涅二人的冲突对峙。那种人之法与神之法的冲突实际上是两种伦理秩序的文明话语符码之矛盾凸显。以这样一种文明转型与语言符码转换为核心问题，我们可以具体分段思考：人之法与神之法何以产生冲突？其是如何冲突的？这种冲突背后有着怎样的意识链条？而立足于这场冲突的生发背景，其根源何在？

一、人神的背后：城邦观念与家庭伦理的冲突

安提戈涅口中的人之法与神之法的冲突，实际上是城邦观念和家庭伦理的冲突。如果说早在开场之时克瑞翁还只是一位力主严法的国王，那么等到第二场，他就已然显露出一种父神的色彩了。然而，克瑞翁真的只是这样一个“独夫”吗？其实不然，这背后是城邦至上理念与血缘伦理观念之间的冲突。

安提戈涅早就宣言为了遵循天条而犯罪，这天条首先是家庭伦理的纽带，是人性伦理的总称。其中最为鲜明的体现，就是葬礼。埋葬亲人对于活着的人们来说，既是应有的权利，又是不可避免的义务。在《伊利亚特》中，赫克托耳临死前请求阿喀琉斯允许自己的亲人埋葬自己的尸体，而其父亲，特洛伊城的老国王为了自己的儿子来到阿喀琉斯帐下苦苦哀求。在埋葬赫克托耳期间，双方休战十余天，这里未尝不与《安提戈涅》形成对照。所以“冥王依然要求举行葬礼”，这就成为庄重严肃的宣言。

而在克瑞翁一方，近乎残忍的行政背后是对城邦利益的维护。波吕涅刻斯作为“祖先的都城和本族的神殿”的毁灭者，当然不会受到克瑞翁的怜悯。他与城邦对立，只有彻底地否定波吕涅刻斯才能肯定城邦的存在。作为与神相对的人间的立法者，作为代表整个城邦的利益的国王，他必须这么做才能稳固城邦秩序。即使他最终相信了先知的话，决定让步，他首先选择的也是埋葬波吕涅刻斯而非解救安提戈涅，因为前者不能安息将给城邦带来灾难。

作为政权执行者，克瑞翁保持高度的理性，这种城邦至上的观念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在这种高度理性的背后，他也并非完全没有人情。在维护城邦政治的背后，他实际上是在试图建构对人类自身的信仰。

二、为世界祛魅：城邦理性的建构及人本位的确立尝试

人之法用以对抗神之法的工具就是城邦理性。俄狄浦斯的两个儿子厄忒俄克勒斯和波吕涅刻斯死于彼此残杀，克瑞翁作为死者的至亲登上王位，实际上也是作为家族的赎罪者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对于城邦最好的赎罪方式，正是带来城邦的繁荣和幸福。于是他以城邦的利益为核心，试图用理性构建起施政网络，向人本位的世界过渡。

克瑞翁的理性首先表现在他的爱憎分明上。所以，同样亲爱的两个外甥，一位被他当作英雄，另一位被他曝尸荒野。“仇人绝不会成为朋友，甚至死后也不会。”在他眼里，背叛就是祸害，让家庭和国家遭殃。安提戈涅违背自己的法令，就是向城邦宣战，所以他劝告自己的儿子保持理智。城邦是人而非神的居所，从神庙到城邦，空间转换带来的是精神形态的转型。这种转型意味着神与人之间的“绝地天通”。另外，他惩罚安提戈涅的重要原因在于不能欺骗人民，即在专断的背后是对城邦利益的考量。

同时，这种理性还展现在他的秩序感之上。而他这种对秩序感的迫切渴望，正是源自当下秩序的混乱：神的伦理秩序与人的城邦秩序之间的对立。克瑞翁的选择当中具有为大多数人服务的强烈的合目的性，这是人试图走出神话时代，凭一己之力征服世界的写照，但这种努力最终让人文精神蒙上了阴霾。

在剧中，克瑞翁多次怀疑他人收受贿赂。“不义之财使多数人受害，少数人享福。”他也讥讽忒瑞西阿斯尽管去赚钱，去贩卖萨耳得斯白金和印度黄金。如果说对守兵的怀疑尚在情理之中，那么他对于先知的怀疑就流露出专断的风气。但是正是在这种近乎专断的拒斥中，透露出以下两方面的社会背景：一方面，金钱已经大量流通，这种广泛的流通解构了原有的伦理和人际关系；另一方面，在金钱交易与商品经济之下，对神的敬畏之心已经不复存在。

三、后英雄时代：寡头意志下文明话语的强制转换与失败

为了推行城邦理智，反抗神之法，确立起人之法的权威，克瑞翁选择的是凭一己之力强制过渡。就在这种施虐式的统治中，克瑞翁发起了对神的反叛。

这种反叛赋予他废除神伦价值的能力，他对埋葬波吕涅刻斯的人施行了当街被石头砸死的惩罚。而这投石之刑与其说带来了肉体的苦楚，不如说是为负罪者打上了文化意识的烙印。弗雷泽在他的《金枝》当中介绍过“古希腊的替罪人”，其中对那些承担了市民所有罪孽的人施加的正是投石之刑。而安提戈涅本人为了埋葬自己的哥哥，就成为这样一件承担起城邦罪恶、清洗家族耻辱而彰显“君父”威权的祭品。于是，“神定法”就被做了文化符号式的消解。

在这样一个贯穿父权的帝国，伊斯墨涅用三个理由劝说姐姐臣服：国王与法律的控制、男人对女人的压制、受压迫者对当权人的服从。这里实际涉及三重身份对峙：国王与平民、男人与女人、强者与弱者。家庭伦理被置换成了政治服从。同样的，面对儿子的指责，克瑞翁也要求海蒙记住父亲的劝告，于是一个强有力而容不得反抗的父亲形象就这样显现。

在人间律法之中，克瑞翁简直就要获取“地上神”的地位。正是在这种对立中，他挑战了“天神”的权威，而这种独裁形式的尝试必然会失败。

克瑞翁用他的权威换来的是先知的警告、外甥女的自杀，以及儿子海蒙、妻子欧律狄刻的相继死去。海蒙劝告自己的父亲不要一意孤行，他认为自己的父亲没有履行神赋予的责任；忒瑞西阿斯也讽刺他是暴君。罗念生指出，在希腊语中，“暴君”和“僭主”是同一词，这就否定了克瑞翁这种具有个人英雄色彩的尝试。克瑞翁在最后一刻，为了城邦的利益选择了听信先知的话，埋葬了波吕涅刻斯。他还不足以抵抗神之法的压制。

有意味的是戏剧的合唱歌的设置：“只要他尊重地方的法令和他凭借天神发誓要主持的正义，他的城邦便能耸立起来；如果他胆大妄为，犯了罪行，他就没有城邦了。”在这段歌词里，人的理性与才能是高明却具有负面作用的。

而在第五合唱歌中，狄俄尼索斯、德墨忒尔、堤伊亚等神和仙女纷纷串在歌词之中，仿佛在用这种“降神”的方式呼唤古老的不成文的戒律。克瑞翁在退场时也哀叹头上好像被神重重地打了一下，克瑞翁的遭遇成为神人关系的寓言。那么在这种代价的背后是怎样的历史潜流做动因的呢？

四、浮出神话地表：文明转型的历史动因与作家意识探源

回看克瑞翁的经历，这其实是从家族伦理到城邦政治，从具有血缘关系性质的贵族专政到更注重城邦伦理的雅典民主政治的转型。这种宏观的历史背景构成了克瑞翁与安提戈涅冲突而克瑞翁的理性构想破产的根源。

希波战争后，在前446至前431年这段时间里，地中海地区没有战事，商业流通顺畅，雅典在国家和私人财富方面远超希腊其他城邦。正是这种财货流通深深地改变了人们的精神形态和生活方式，逐渐消解着对神的信仰。

同时，哲学思想方面也突破神的藩篱，进一步质问世界的本源。早在泰勒斯那里，世界的本源被归结为水，建立起朴素唯物主义的基础，到后来恩培多克利提出了土水火气四大元素，留基普和他的学生德谟克利特在这个时代提出原子假说并发展为宇宙原子论，这就进一步否定了神的存在。就在这种否定之中，人本身的理性与尊严逐步被竖立起来。

而加速将目光从神转向人的，是雅典的民主政治改革。在伯里克利当政时期，雅典的城邦民主政治发展到黄金鼎盛阶段。而索福克勒斯在公元前443年与伯里克利和尼西亚斯同届担任将军之职，主要认同的是民主派的纲领。通过《安提戈涅》中克瑞翁和海蒙的对话，我们可以看出，这段经历对于公元前441年左右上演的《安提戈涅》有重要影响。

正如哈蒙德在他的《希腊史》当中所提到的，“新和旧在雅典戏剧文学中被熔于一炉”。这个文明的熔炉中出现了神向人的重心转移。在城邦中，人不依靠神的力量，而是像戏剧中第一合唱歌中的歌词所说的，依靠自己的智慧与才能塑造世界。

在现实生活中，索福克勒斯与希罗多德交好，他承认神的存在，虽然不想去探究神在宇宙方面的作为，却认同神在家庭和国家秩序方面的管辖。由此来看，他虽然属于民主派的一方，但思想形态仍然较为复杂。所以在《安提戈涅》之中神和人关系的改变方面，从赞颂人的理性，到最终呼唤神的归来，劝诫人们不要亵渎神灵，就是试图维护固有的伦理秩序。可见，在这样一个从神到人过渡的时间段中，新旧伦理就何者为第一位发生着强烈的矛盾。人们已经初步认识到了人的力量，但仍然不能完全摆脱神定法的束缚。家庭伦理本位虽然在向地缘关系转移，但是仍然保留着自己的效力，于是呈现出这样一种必然发生的景观。而索福克勒斯一方面认可了现实的城邦民主政治，另一方面还没有忘记神定下的不成文法。整部《安提戈涅》就像一首吟唱着文明兴替的歌谣，在安提戈涅的自杀中渗透着哀思。但是安提戈涅已经死去，而克瑞翁虽然最终留了下来，但饱受精神苦楚。那个不成文法流行的年代已经随着维护者的死去逐渐消亡，而新晋的伦理伴随着转型的阵痛，正在萌芽。

总之，在这种大历史的视角下，从神到人的过渡矛盾，从家庭伦理到城邦政治的性质转换，从英雄时代到城邦民主的时代变革，赋予了《安提戈涅》中“父女”双方悲剧的必然性。就在这部剧作中，一段历史的隐喻慢慢浮出神话地表，诉说着古老的寓言。

① 罗念生：《罗念生全集·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09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② 〔英〕弗雷泽：《金枝》，汪培基等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901—907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③ 罗念生：《古希腊罗马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