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斯奈特文化翻译观下“托物言志”类古文翻译分析——以《爱莲说》为例

⊙张亦凡 郝一凡［上海体育学院， 上海 200082］

引言

由于中西方存在认知上的差异，中国古典文学翻译工作常常陷入困境。为解决这一困境，翻译理论家们不断探索解决方案。其中，文化学派的翻译理论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发展十分迅猛。20世纪80年代，巴斯奈特提出了文化翻译观的翻译理念，为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翻译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本文以翟理斯的一篇成功的英译本《爱莲说》为例进行论述。在译者笔下，原文的文化内涵得到了很好的渗透和传播。研究发现，他所应用的翻译策略与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不谋而合。本文将具体分析二者之间的契合点，从而验证文化翻译的合理性。

一、巴斯奈特文化翻译观

20世纪起，翻译理论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学者们力求从多元的研究角度分析翻译构成，探索翻译规律。随着翻译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翻译的文化学派逐步受到人们的关注。20世纪80年代，文化翻译观的影响达到鼎盛阶段。文化翻译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苏姗·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提出了新的观点。不同于翻译语言学派，她认为翻译绝不是纯粹的语言行为，而是植根于有关文化深处的一种行为。关于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的核心内容，主要见于她的专著《翻译研究》，学者廖七一总结了她的翻译观点：“1.不同于之前的翻译单位（多以语素、词素、句子、语篇为单位），巴斯奈特提出应以文化作为翻译单位。2.翻译不是一个简单的‘解码——重组’过程，更重要在于它是一个交流行为。3.翻译不应局限于对原语文本的描述，而在于同译语文化功能的等值。4.不同的历史时期翻译有不同的原则和规范，但都是为了满足不同的需要。翻译就是满足文化的需要和一定文化里不同群体的需要。”同时，巴斯奈特强调，文学翻译工作遇到困难时，译者应当注重原语和目标语的文化因素，尊重目标语文化，关注目标语文化的需要，即译者的首要任务是成为读者。

二、《爱莲说》原文与译本介绍

《爱莲说》是北宋理学家周敦颐的代表作，文章通过描写菊花、牡丹、莲花的形象品质，通过层层递进的论证，揭示了三类花所代表的社会身份，进而传达作者本人洁身自好的人生追求和精神认知。翟理斯（Herbert A Giles，1845—1935）是一名英国驻华外交官，在中国度过了长达25年的时间，对汉语的研究和贡献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因而被学界推崇，任职剑桥大学汉学教授，被后人赞誉为“英国汉学三大星座之一”。翟理斯痴迷于中国文化的魅力，一生投身于研究中国语言、文化、文字、翻译的东学西渐的汉学事业。1901年，翟理斯出版了《中国文学史》。在该书中，他按照西方文史学的观念翻译了大量中国文学典籍，其中收录了北宋时期周敦颐的著作《爱莲说》的译文。

三、翟理斯的英译文分析

（一）文学意象的文化翻译

意象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重要组成单位，是文学创作的灵魂所在，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爱莲说》一文中，对菊、牡丹、莲、君子的意象解读是理解原文主旨的关键。

菊花是陶渊明最喜爱的花，中国人将陶渊明与菊花紧密相连，从而赋予了菊花“超脱尘世、淡泊明志”的隐士形象；牡丹素以高贵大气闻名，被喻为“花中富贵者”，放在现实社会中，喜爱牡丹的人也就相当于追求富贵权势的人；莲花生于肮脏的淤泥之中，却能做到一身清洁，是不折不扣的“生于乱世，品德高尚”的君子。

在这种背景下，菊花、牡丹、莲花负载着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文化内涵。在翻译时，如果采用生硬的直译处理，容易造成文化信息转化上的空白，也就是存在“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困难。文化负载词指的是一个文化背景下存在特殊事物的词。（廖七一，2000）从文化交际的角度亦可理解为翻译的词汇空缺，即源语和目标语之间没有表达同等内涵的对应词语。

基于文化负载词的存在，古典文学翻译似乎有了“不可译”的困难。巴斯奈特对于“不可译”的命题提出了她的见解，她认为，翻译的前提，首先是要承认“任何一种翻译都不可能实现翻译的完全等值”（廖七一，2001：343）。其次，她提出了可供译者参考的解决方法：“用目标语的文化系统中的信息代替源语短语中的恒定信息。”（Bassnett，2004：29-30）

那么，翟理斯是如何处理这四类文学意象的翻译问题的呢？以“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这句话的翻译作分析：“In my opinion the chrysanthemum is the flower of retirement and culture；the peony the flower of rank and wealth；the water-lily，the Lady Virtue sans pareille. ”（Herbert A Giles，1901）

“隐逸者”“富贵者”两词的翻译都可以在英语中找到与之功能对等的词语。至于“君子者”的翻译，则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翻译难点。在英文中，并没有“君子”这样的直接对应的词。为了弥补文化信息空缺，翟理斯将“君子者”译为“the Lady Virtue sans pareille”。“virtue”一词在牛津词典中的释义为“behaviour or attitudes that show high morality standard”。这一释义与君子品德高尚、贤德雅致的形象在功能上实现了对等。其次，再来分析“sans pareille”，这是一个法语词，原意为“无与伦比的”。巴斯奈特曾指出，翻译时要考虑短语在语境中的情感意义。“sans pareille”一词的使用不仅在情感上升华了君子的道德感，更在文学艺术上具象化了“君子者”的形象。

翟理斯对于“君子”一词的归化翻译处理，实现了源语和目标语在文化功能上的等价，可谓是文化翻译的一例成功应用。当然，这是一百多年前翟理斯的智慧创作。古往今来，许多译者都在探索“君子”一词的翻译，韦利译为“a gentleman”，Ames&Rosemont译为“exemplary person”，钱锺书译为“intelligentleman”（intelligent一词和gentleman一词的结合），王福林译为“superior man”，彭子游译为“junzi”，许渊冲译为“cultured man”，杜维明译为“profound person”，林戊荪译为“man of honor”，等等。时至今日，“君子”一词已经有了官方明确的翻译。2014年末，教育部启动了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项目，致力于建立中华文化术语的官方英译数据库。其中，“君子”一词采用了音译加注的处理方法，翻译为Junzi （Man of Virtue）。回过头来看，这个词与一百多年前翟理斯的译词有着很高的契合，可见翟理斯的文化翻译水准之高。

（二）句式的文化翻译

我们常说：“汉语重意合，英语重形合。”这是因为汉语句子多通过意义连接，句与句之间浑然一体，自成一派。汉语句子所蕴含的文本特征（textual features）和超文本特征（extra textual features）是翻译工作者需要注意的两项重要信息内容。其中，句式、语法等属于文本特征，超出语言文字之外所表达的内容，如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等信息则属于超文本特征，二者缺一不可。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工作者来说，如何用英语语言的表达习惯再现中文语言所创造的意境，是句式文化翻译的一个难点。

周敦颐开篇起笔即写到“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在这里，句子主体代词的信息比较模糊，句式上没有明晰的“主—谓—宾”结构，这十分考验译者在翻译时对主语符号化问题的处理能力。翟理斯的译文以“lovers”为主体，进而后接两个补语来描述这类人：一是“of flowering plants and shrubs”，二是“we have had by scores”。这样既囊括了“草木之花”的信息内容，也囊括了“可爱者甚蕃”的情感表达。这样来看，译文既有句子本身的逻辑思维支撑，又在语法结构上紧凑严密，可谓是一种结构平衡而行之有效的翻译方法。

《爱莲说》采用了一连串对仗工整、平铺直叙的描述句，从生长环境、气质风节、体态香气三个方面来具体表现莲花的形象。翟理斯在处理这段翻译时，也花了一番功夫：他先是连用两个“How+adj.”引导的感叹句来加重歌颂莲花高洁的语气，后又将“中通外直，不蔓不枝”简练地合译为“symmetrically perfect”。这里合译的翻译处理反映了中西方语言表达思维上的差异。作为西方人的翟理斯，一般来说，更习惯于较为直观简洁的表达方式。也正是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在表达习惯上的不同，在英汉互译时，译者应学会充分灵活地运用增译和减译的翻译技巧。在表达意思相近的前提下，如果中文原文的内容表达重复，译者可以适当删减，以更精确、精练的语言概括提炼。意思整合则是一种十分妥当的翻译技巧。最后，在描述莲花的气质风节和体态香气时，翟理斯添加了更多的形容词来重现原文的意境之美，如用“subtle perfume”和“in spotless state”来描述原文莲花“香远益清，亭亭净直”的状态，用“to be regarded reverently from a distance”和“not be profaned by familiar approach”来具象化“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空间感，可谓很好地传达了原文超文本外的意境。

（三）人名的文化翻译

人名翻译属于文化翻译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一个好的人名翻译将有助于文化传播与交流。为了探究人名翻译更好的处理方法，学者辛献云在《谈汉语人名翻译的规范问题》（2005）一文中总结了在采用标准汉语拼音之前，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六种主要的注音方式，它们分别是：1.明朝末年的利玛窦—金尼阁拼音编制；2.鸦片战争后传教士制定的教会罗马字拼音编制；3.威妥玛—翟理斯拼音编制；4.国语罗马字编制；5.拉丁化新文字编制；6.耶鲁编制。同时，辛献云指出，在6种拼音编制里，威妥玛—翟理斯式拼音编制是普及度最高的拼音系统。在今天，在中国港澳台地区和海外地区，仍有许多华人使用这一拼法。

为了缩小由于英汉发音的差异造成的混乱和无序等问题，翟理斯在这方面不断做出努力和尝试。1892年，翟理斯撰写的《华英字典》修订版问世了，翟理思在威妥玛拼音系统的基础上结合了西方罗马字母加以丰富，开创了新的注音系统，也就是著名的“威妥玛—翟理斯式拼音系统”。《华英字典》影响了几代外国学生，并在中外风行八十余年而不衰。威妥玛和翟理思的拼音系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西方汉学在汉语语音研究方面的进步，也促进了中西文化的深度交流，这与巴斯奈特文化翻译观中“翻译应当以文化交流为目的”的翻译原则十分契合。

另外，笔者认为，在翻译“晋陶渊明独爱菊”这句话时，外国读者对于陶渊明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也是译者需要考虑的问题。作为“中国古代隐士之宗”，海外人士对陶渊明的研究是可以考察的。18世纪至19世纪，以传教士为主要人群构成的西方汉学家相继在介绍中国文化时提到了陶渊明，如法国人钱德明、英国人德庇时、德国人郭实腊，以及本文引用译文的作者翟理斯……他们都提到陶渊明是一个“植柳爱菊，隐逸山水”的隐士形象，可惜当时陶隐士的形象在海外的普及度并不高。1952年，Acker William著书

T’ao The Hermit：Sixty Poems by T’ao Ch’ien

（《陶隐士：陶潜诗歌六十首》）系统地向海外读者介绍陶渊明。他提到了陶渊明的身份特征“the hermit”，因此笔者认为在翻译陶渊明时，可以在翟理斯的拼音译法“Tao Yüan-ming”的基础上结合加注法的方式，译为“Tao Yüan-ming，the hermit”，更有助于外国读者理解陶渊明的形象。

（四）文体及语言风格的文化翻译

文体属性和语言风格是分析研究文学作品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进行中国古典文学翻译工作时，对原文文体和风格的坚持和把握程度，是衡量译文质量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

“说”这一古代文体，是用来说明事理、发表议论、阐明道理的散文题材。《爱莲说》通篇运用了托物言志、拟人、对比、反衬的手法来表现文章主题。《爱莲说》全文不足一百五十字，却蕴含了丰富的情感。其中既包括了各类爱花人士的概述，又包括了对诸花品性的分析评价，还包括了个人感情的抒发。周敦颐用清晰明了的写作脉络和简洁凝练的描述性语言突出了“爱莲”的主旨，全文既惜墨如金，又详略得当，可谓风格显著。

因此，如果想要呈现原作的风姿，译文也要呼应原文精简的语言风格，尽量在保持原文美感的同时兼顾原文文体的语言风格，这为翻译工作者提出了难度不小的要求。巴斯奈特十分了解这种翻译上的困境，她指出，文体的不可译性是翻译者首遇的翻译难题。她提出可以通过运用功能主义的文化翻译观点去解决不可译的问题，即在一个带有文化信息的上下文语境中，语言具有特定文化内涵，翻译时应尽量实现目标语同原语在功能上的对等，而不是局限于对原语内容的复述。

检验文体和语言风格的翻译质量在于：译文在对照原作时，不仅能在语言上讲得通，而且能在文化认同上让读者理解到位。“不能割离文化而孤立地看待翻译。”（Bassnett，1994）基于此观点出发，我们去分析翟理斯的译文时，不难发现，翟理斯的用词十分考究，甚至在译文字数上也与周敦颐的原作保持了相近的篇幅（翟理斯的译文全文152字），且译文结构也同原作高度相近。

结语

本文通过分析翟理斯的《爱莲说》英译本，验证了文化翻译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通过解读意象、句式、人名、文体及语言风格四个角度的翻译发现，翟理斯在这篇文章中所运用的翻译理念同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中关于译文文化功能的要求十分契合。翟理斯的译文充分体现了文化在文学翻译中的重要作用，达到了文化沟通交流的目的，可谓是一部成功的翻译作品。但是，在还原周敦颐原文的文体、音韵、文学艺术性上，翟理斯版的译文还存在不足。关于此点内容的深入分析，本文的研究仍存在不足。

随着东西方世界日益频繁的文化交流，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时，翻译策略应朝着文化多元化的方向发展。面对译文中文化负载的成分，应尽量打破时间和地域限制，使用与之功能相当的译词，让对应文化背景下的读者可以最大限度地理解中国本土文化。文化翻译不仅能拉近读者与原文的距离，增进理解，更有利于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