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终极意义的探索——史铁生作品文学阐释

⊙周奇沛［绍兴文理学院， 浙江 绍兴 312000］

对于史铁生的文学创作，不能忽视的一点就是他与时代的关系。正所谓“历史的一粒尘，落在我们每个人头上都是一座山”。纵观史铁生的人生轨迹，早期的他始终与时代重合，努力与主流靠拢；中期他与时代平行，彼时的史铁生尚在时代洪流中，他却感觉“世界好像变了个样子”；后期他与时代分离，突如其来的疾病比“成分不好”更让人无力抗争。如果说“成分不好”的史铁生是运动队伍里的“边缘人”，那么不健康的史铁生更是社会生活里的“边缘人”。由此，史铁生也开始了从外向内的逐渐转变。

一、写作：对生命境遇的言说和表达

“我其实未必合适当作家，只不过命运把我弄到这一条路上来了。”为了活着，史铁生选择了文学，写作是对他生命境遇的表述和传达。

其一，表达了摆脱边缘化的渴望。20世纪80年代初，文学是作家对社会现实、对人生和过去的历史的深刻思考。伤痕文学、知青文学正兴起，所以纵观史铁生早期的文学创作是在文学大潮里的创作，因为史铁生一直以来都渴望进入主流，可因为一些原因，他却一直是“边缘人”的身份。史铁生曾试图证明自己，初中毕业时他执意要去插队。如今成年，天降灾祸，“残疾人”这个身份更是一道阻隔在他和社会之间的鸿沟，身体被禁锢在狭小的房间里，如何获得自我认同和集体认同，方法只有写作一种。对照他在1972年至1982年间的书信，这期间史铁生主要与堂弟史铁桥和在医院交好的护士柏晓利通信，内容大致是聊当时的外国小说、哲学思想以及革命、理想，其中不乏“远大理想”“上山下乡”“马列主义”一类的内容，此时的史铁生身残志坚仍努力融入时代。

其二，表现了自我精神感受。命运特殊的史铁生内心敏感，身体的缺陷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他疾病这个残酷的事实，长时间在轮椅上的静默，他早已无数次思考过“为什么是我”这个问题，所以他比别人更早地学会了关注自身、关注个人命运、探寻个人如何获得救赎、如何寻找生命的意义。生病后的史铁生脾气一下子变坏了，他既不是真正的“生”，也不是传统意义的“死”，这种痛苦是无论多么豁达也无法排解的；自杀失败后，性格中不服输的因子也逐渐冒头，史铁生始终留存着微小的希望，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好，加上医院里医生护士们的帮助和朋友们时常看望，史铁生总不至于完全绝望。所以史铁生的写作，不过是在完全地表达自己。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以后，他开始接纳自己，最大限度地追求认可自己的史铁生。他完成了从别人眼中的史铁生到属于自己的史铁生的蜕变，完成了从时代中抽离的过程。他用日常化叙事，把苦难边缘化，把乡村劳作的细枝末节、自然景色，把村民的人情美当作中心来描写。只有经历过难以想象的艰难蜕变，才能用这样平静超然，怀有爱的态度来看待生活，来写小说。

其三，传递了人本困境的答案。生病后史铁生独处的时间越来越长，疾病给了他痛苦，也给了他涅槃的机会，他有充足的时间来思考种种问题，并开始了写作之路。不能自由地观察世界，没有素材，健康的作家尚且会文思枯竭，何况轮椅上的人呢？所幸史铁生从不认为自己是作家，他只是个写作者；又所幸他不写外物，而专注无限的精神世界，探寻生命的意义。“白昼的清晰是有限的，黑夜却是辽阔无边。”“既然留给我的是黑暗，我就在黑暗里好好地玩一遭。”向外是出不去了，不如向内，一直向内。

正如莫言所说，文学和科学相比较的确是没有什么用处。对于这个问题史铁生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文学要去征服别人吗？诗人回答的是斯芬克斯之谜，是在上帝留下的迷雾里为人类寻求生路。“中国文坛的悲哀常在于元帅式的人际征服，作家的危机感多停留在社会层面上，对人本的困境太少觉察”，所以史铁生呼吁的是向人的内心世界看，向内深入。

二、哲学：对世界的理性拷问

20世纪80年代初，以伤痕、反思为先导，文学开始关注人的内心世界，反思人的命运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纵观史铁生早期的文学创作，可以窥见史铁生哲学思想的轮廓，显示出悖论模式和命运既定的雏形。

其一，给予了生死的前提。《我与地坛》里史铁生讲述了他在地坛里思考的有关生死的种种问题；已经冷静接受自己残疾的命运之后，他说，这样看来我还可以活一段时间，剩下的便是怎么活的问题。“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人的本质是欲望，就是我还能干点什么，我还想得到点什么。《毒药》的故事中，贯穿其中的是那两颗毒药，每当老人绝望时他都企图用药自杀。药在手里，相当于是握在手里的底牌，走投无路的时候我都有这么一条最后的路。这样想之后，顿觉轻松。于是老人得以从少年活到了老年，这一切竟得益于两颗毒药。

其二，拷问了宿命的缘起。许多作品里都体现了这种宿命感，在人们还未意识到的时候，命运已经把一切都准备好了。《我与地坛》里说：“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四百多年。”“这时候想必我是该来了。”“在人口密集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再比如最典型的《宿命》里莫非的故事，莫非本可以避免最痛苦的情况，可偏偏让他半身不遂承受最大的痛苦。这或许是史铁生内心的真实写照，他怎么解读这个故事呢？莫非从车祸开始倒推，如果不和熟人打招呼就可以避免这个结局，如果没有在包子铺买了最后一个包子就可以避免遇见熟人，如果没去看歌剧也可以避免吃包子，如果没有那个奇怪的学生就不会去看歌剧。换言之，在他决定去看歌剧、吃包子、和熟人打招呼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他的悲剧结局。在很久以前，这个命运就埋下了。

其三，建构了人生的意义。明白了“生死有命”这个道理，史铁生便破解了生活的真谛，他赞同“空观人道主义”这个概念：目的皆是虚空，人生只有一个实在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唯有实现精神的步步升华才是意义之所在。人道主义如果只是关注人的肉体是无益的，须得关注人的精神。这个观点由此成为史铁生许多小说的精神内核，也与现代主义文学理念不谋而合。

目标是虚无，过程才是实在的，可没有目标也就没有过程，须得靠一个目标，譬如琴槽里的药方、驴子头上的胡萝卜，才能完成过程。这其中的悖论，是一直以来困扰人类的命题，人生的目的是虚无的，人到底为什么活着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另一方面，如果说目的是虚无是荒诞的，那人类明知是虚空却必须设置这个目的并为之奋斗就是与荒诞对抗。有了目的才有过程，不然过程又通向哪里呢？人是需要目标的，人必须学会给自己的人生建构意义，人与其他物种的不同之处也在于会给自己的生命寻求意义，我们既要相信是真也要相信是假，就是为了把自己绷紧过完这一生，奋斗即获得，努力即无悔。

三、宗教：向内沉淀的终极救赎

史铁生的作品中常见诸如寺庙、钟声、教堂、上帝等宗教意象，佛教和基督教是对他影响极大的宗教。在他生命的尽头写下的《昼信基督夜信佛》里，史铁生全面地表达了他对于两种宗教的态度：“基督教诲的初衷是如何面对生，而佛教智慧的侧重是怎样看待死”，基督教的信仰适于苦难充斥的白天，适宜面对活着的过程，而佛教适于在生死方面指点迷津。

其一，唤醒了天成响应。史铁生从小生活的北京胡同，处处都有庙的痕迹。“我和奶奶并排坐在庙堂的石阶上，享受晚风和月光，看星星一个一个亮起来。僧尼们并不驱赶俗众，更不收门票，见了我们惟颔首微笑，然后静静地不知走到哪里去了。”庙里若有若无的钟鼓声、木鱼声，植物的清香与叶子的簌簌，萦萦缠绕的淡淡香火与气味，都给史铁生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庙的初始印象便是一个既严肃又宁静的地方。

搬家到观音寺胡同之后，那里也有一座庙，成为孩子们娱乐打闹和探险寻宝的地方。后来念小学，学校就坐落在改造后的柏林寺里面，柏树浓密荫天，涛声环绕，自有一种氛围。打铃的老头在走廊上慢悠悠地走，在上课下课的时候慢悠悠地摇其手里的铃。在这样的氛围中，史铁生自小对寺庙是不陌生的。另一方面，他也知道这里隐隐有种神圣的东西。这种响应在成年后被重新唤醒了，史铁生开始重新思考佛教的意义，慈悲慈悲，为受苦的众生而悲，为渡他们而慈；为永远在通往彼岸的无休止的路上行走而悲，也为永怀信念不停行走而慈。普度众生乃佛祖的大慈，天路无极是为佛祖的大悲。

其二，探索了生存奥秘。《原罪·宿命》里，孩子们带着十叔去找一栋楼，怎么也靠近不了那里，“净土寺里这夜又有法事，钟声鼓声诵经声满天满地传扬，噌噌吰吰伴那星星的舞步。那座楼房仿佛融化在夜空里隐没在夜空里了，惟点点灯光证明它的存在，依然离我们那么远”，象征佛教的钟声始终萦绕着，可慈悲的佛没有帮助十叔。“要是神仙把我的病治好，我爸说要给他修一座比净土寺还大的庙呢。”“我？我就把他杀了。他要是能治这病，他干吗让我这么过了几十年他才来？他要是治不了他了干吗不让我死？”史铁生借十叔之口表达自己的想法：“人信以为真的东西，其实都不过是一个神话；人看透了那都是神话，就不会再对什么信以为真了；可你活着你就得信一个什么东西是真的，你又得知道那不过是一个神话。”

其三，抚慰了心灵创伤。许多年后，史铁生来到斯德哥尔摩的教堂里再次听到了钟声，这次经历被他分别写入《庙的回忆》与《消逝的钟声》两篇里做结尾，不同的是，在《消逝的钟声》里，史铁生回忆的是童年与基督教的缘分，多年后在异国他乡再次听到熟悉又陌生的钟声，备感亲切；在《庙的回忆》里，史铁生回忆的是上文提及的观音寺、柏林寺等记忆，而结尾大相径庭，史铁生想起的却是自己亏欠许多的母亲，“我心里忽然颤抖那一瞬间，我以为我看见了我的母亲”，母亲一直是史铁生的支柱，《我与地坛》里史铁生回过头来逐渐理解母亲的苦心，而那时母亲早已在默默做最坏的打算；但在史铁生看不见的背后，母亲付出得更多，不仅要为了在丽江与北京之间来回跑而与工作单位周旋，还要支撑家庭，承受儿子的情绪。母亲吐血而亡，临死还嘱托小十二岁的妹妹史岚照顾好哥哥。史铁生心里对母亲始终是亏欠的，午夜梦回抑制不住对母亲的思念和对自己的失望。“我一直有着一个凄苦的梦，隔一段时间就会在我的黑夜里重复一回：母亲，她并没有死，她只是深深地失望了，对我，或者尤其对这个世界，完全地失望了，困苦的灵魂无处诉告，无以支持，因而她走了，离开我们到很远的地方去了，不再回来。”

归根结底，这两篇散文都是将相关的记忆碎片串联起来，史铁生与宗教的渊源并不是信仰与信徒的关系，成年后的灾祸再一次将他引入宗教的思考中，他在此仍是借宗教向内探索生命的意义，思考“怎么活”的问题，他不信仰某一个神，而是相信人的精神的力量。基督教面向生而佛教面向死，佛教中的轮回与解脱，让史铁生再次与母亲有了联系，更多的是发自情感而不是哲学思考。

综上所述，阴差阳错步入写作之路的史铁生取得成就的背后既有命运的意外成分，也有自身不服输的精神动力。从思考“为什么是我”“命运就该如此吗”的问题到探索“生与死的关系”“活着的意义”，史铁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与其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不如关注自己。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建构意义的旅程，给予活着的目标，创造活着的过程，享受活着的滋味，把自己像一条弦一样绷紧，奋斗即获得；另一方面，白昼有限，黑夜无边，不如一直向内，专注自己的声音。史铁生始终坚信，信仰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但不妨试试抗争的力量，永无止境地推石头上山的力量。

①⑦⑨ 史铁生：《史铁生作品全编·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版，第66页，第205—214页。

②④ 史铁生：《史铁生作品全编·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版，第36页，第37页。

③⑤⑧ 史铁生：《史铁生作品全编·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版，第156—157页，第219—232页，第194—210页。

⑥ 史铁生：《史铁生作品全编·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版，第261—2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