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声音建构与书写——从伍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到门罗的《办公室》

⊙季梦辰 吴晓梅 ［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部， 北京 100124］

由于男性作品中女性形象的虚构性以及女性写作被抑制，真实的女性形象在历史上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缺席。随着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兴起，女性逐渐摆脱男性价值观念的束缚，逐步意识到并且开始正视自己区别于男性的欲望、生活和经验。发出声音对女性群体来说迫在眉睫，而写作使之成为可能。伍尔夫提出，女性写作要具备两项条件：金钱和一间自己的房间。时隔半个世纪，女性基本具备这两个条件后，门罗却为读者展示出，女性写作仍然面对苛责。

迄今为止，鲜有学者将《一间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和《办公室》（The Office）同时置于女性主义理论框架下来探讨两部作品中女性书写所面对的相似的困境及其内、外在因素。本文将对比分析这两部作品，从解构男权社会凝视和摆脱自我规训这两方面，探讨构建女性声音的出路。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伍尔夫认为，女性应当通过写小说来构建女性形象；面对来自男权社会的物质限制，她提出女性应该减少生育、接受教育并取得经济、空间的独立。门罗在《办公室》中指出在拥有伍尔夫式解决办法后，女性仍然受到自我与社会双重凝视的困境。门罗的作品揭示出书写的颠覆真实与虚构的强大力量，在作品结尾暗示女性应当依靠书写去描绘女性形象，以文本构建女性声音。

一、无以言说的声音：《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女性建构自我的困境

弗吉尼亚· 伍尔夫（Virginia Woolf）是西方女权运动的先驱，她的文字带有强烈的女性主义色彩。她主张让女性“书写女性，因为女性从未被书写过”。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房间》发表于1928 年，此文展示了在男性世界中女性创作的艰难，为妇女历来所受到的歧视鸣不平，被誉为“一篇女权主义的宣言”。在这篇作品中，伍尔夫揭露出在父权制社会的阴影下，教育作为女性建构自我的途径却被限制、写作权利作为女性发声的手段却被剥夺的困境，她提出女性应当通过书写小说的方式还原女性群体的真实形象。

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回顾女性在历史中的缺席，强调女性合法的写作权力，鼓励女性以书写的方式建构真实的女性形象，尽管在写作过程中她们会面临来自父权社会的压迫。在19世纪的父权社会中，女性的职责只有打理家务和生儿育女这两项任务，有一份自己的事业反倒会使她的丈夫蒙羞，这样的家庭分工使得女性很难去记录并且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即使是著名的女性作家如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和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e），她们同样要面对繁杂的家务。即使是近百年后的今天，女性除琐碎的劳作之外闲不容息。根据联合国统计司和提高妇女地位司的调查发现，在多数国家中，不管妇女工作与否，她们都承担着绝大部分的家务。更让人失落的是，育儿的重担大部分由女性一人承担。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展示怀胎和哺乳令妇女付出的时间和精力的代价。连续的时间是写作活动得以继续、思想得以深入的一个基本条件，然而“妇女从未拥有过……真正属于她们自己的半个小时”，这导致她们的写作只能时写时辍。依赖于丈夫的女人只能将其毕生献给家务和育儿，极少能分出精力来进行写作。由此，伍尔夫意识到，物质条件的确限制了女性书写，于是女性的声音由于没有记录而消散在历史的喧嚣之中。面对来自父权社会对女性写作的制约，伍尔夫认为，女性写作活动必须具备必要的物质条件。由此，她在这篇文章中提出这一著名的论断：女人要想写小说，就必须有钱和一间自己的房间。独立的经济使女性不必向男性谄媚，以生育来换取生存；她更无须劳神费力地干体力活，挤压属于自己的创作时间。当写作有了最基本的外在条件，女性声音就能够以女性书写的方式被记录、被聆听、被传递。

《一间自己的房间》不仅阐释了女性书写遇到的外在限制条件，同样揭露了女性因缺乏教育而导致的思想贫瘠以及因受到男性凝视进而自我规训的内心困境。伍尔夫首先意识到教育对建构女性声音的重要性——教育不仅使书写成为可能，同样会开阔女性的视野，不至于局限在男性所谓的鸡毛蒜皮的小事之上。她认为，莎士比亚时代之所以没有女性作家，正是因为女性在当时像奴仆一样缺乏教育。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在《为女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一书中指出，是男性让女性保持无知的“美德”，将她们的视野限制在自己的皮囊而非世界之上。和男性接受同等教育的女性未尝写不出比肩莎翁的作品。除了不能读万卷书，女人也不能行万里路。在19世纪的英国，女性几乎不能出远门，她们对于外界的认知并非基于经验，而是想象。假使夏洛蒂·勃朗特能够广泛旅游，与人交往，那么她作品中的罗切斯特的性格也不会如此单薄，反倒映衬出作者的无知。长期的狭隘视野会使一个人的心灵衰弱，囿于家中的女性缺乏对于世界的探索和教育的启迪，这极大程度地限制了她们的思维。

除去未经开垦的思想，女性还因为被男性凝视进而内化男权价值观的规训。正如福柯的“圆形监狱”一样，“只需要一个凝视、一个监督的凝视，每个人……就会使他成为自身的监视者，于是看似自上而下的针对每个人的监视，其实是由每个人自己加以实施的”。西克苏（Hélène Cixous）同样认同：女孩自幼被父权制的家庭“洗脑”，潜意识接受女性不该成为有思想的怪物。男权社会氛围把有超越时代想法的女性绑在耻辱柱上百般羞辱，女性为了生存只得委曲求全。长此以往，女性将男权价值观接受为自然法则并且加以遵守。更为可怖的是，女性还将这自觉称为美德用以衡量同性。女性的压迫与被压迫形成了一个闭合的回路，即使没有男性的参与，女性也会不自觉地以男性权威为标准互相压迫。很有写作天赋的多萝西·奥斯本（Dorothy Osborne）以讽刺轻蔑的口吻批评公爵夫人写作这件事，正是社会强烈反对妇女写作以及女性内化男权价值观的具体表征。

男权社会无疑是束缚女性建构自我、书写自我的枷锁。被女性内化的男权思维使女性接受自己作为男性的附属，同时认可男性描绘的浅薄无知的妇女形象。于是女性放弃其应有的写作权利，自我意识被边缘化甚至异化，女性的声音只是机械的男权教条的复述。面对这样的困境，伍尔夫延续了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对于男女平权的思想，提出女性应该接受和男性一样的教育，并且以小说书写女性经验。

二、怒火中烧的声音：《办公室》中女性觉醒的自我意识

艾丽斯·门罗（Alice Munro）创作所处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是加拿大妇女解放运动高潮迭起的时期，她受到女性主义理论进展的影响，深知女性发出声音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办公室》是门罗1968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快乐影子之舞》（Dance of the Happy Shades）中的第五篇，其创作时间处于第三次女性主义浪潮中，比《一间自己的房间》晚了近半个世纪。尽管女性的物质条件有了一定提升，女性写作仍然面临着伍尔夫时期相同的内化的男权价值观与社会偏见的困境。《办公室》以更加具体的个体经验展示出女性在面对男权凝视时发出的愤怒的声音，这是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也是对权威发出的挑战。

《办公室》中的女主角萌生出模糊的自我意识——找一间办公室进行写作，但她受到了来自自我的怀疑和丈夫、孩子的冷漠。当写作的念头出现在她头脑中时，第一个质疑的声音竟然是来自她自己。她认为自己写作的念头是异想天开，拥有一间办公室进行写作更是过分的和自我放纵的。主人公质疑自己想要写作的愿望是自我规训的结果，是男性凝视的延续表征——她明确男女的分工，认同女性的天性就是照顾孩子。这正是令伍尔夫感到愤怒与无奈的男权规训下女性的自我奴化。在20世纪以前，女性只能是女儿、妻子和母亲这三种身份，任何超越角色的想法、行为都是离经叛道，会被整个社会指责。

百年后的今天，尽管女性的社会地位有所提升，但是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凝视以及父权价值观的影响却积重难返。办公室是男人工作的地方，标志着独立的自我意识和一定的社会地位。女性对办公室的渴望是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表现，作为父权社会的不自觉的维护者，被抹除身份的女性潜意识地认为自己无权要求与男性一致的权利，因此她认为自己要求一间办公室是放肆的。然而女主角的自我意识还是觉醒了，她决定坚持自己的写作欲望，并将这一想法忐忑地告知了家庭的权威——丈夫，然而丈夫表现出漠不关心的态度，告诉她能找到够便宜的就行。他的潜在含义是：即便女性有办公室也不太可能挣钱，若仅是作为一种兴趣爱好，则越省钱越好。如此看来，对于丈夫而言，女性的想法并不重要，钱才重要。同样表达出冷漠态度甚至是质疑的，还有女主角的孩子。除原生家庭外，女性最亲近的人应该是她的丈夫和孩子，然而他们一心关注自己的利益且对女性的想法、能力表示质疑。女性之外的群体只关心她们是否尽到妻子和母亲的义务，却不关心她们是谁，这对女性心理上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尽管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妙语连珠、无处不在，可在现实中她们却被无视，无足轻重。女主角的的确确感受着孤独，这也是为何伍尔夫宣称青年女子必须非常坚强，才能承受所有这些冷落、责难和引诱。

《办公室》更为具体地展示出自我意识觉醒的女性面对男权凝视时发出的愤怒声音。

对待女性写作态度最为恶劣的是无时无刻都在凝视着她的房东——麦利先生。他是当时社会中相当一类男性的代表，他们固守着传统的男性至上的价值体系，声称自己拥有绝对权威并居高临下地阻碍女性走出家庭。麦利先生无疑是一个极端的自我主义者，他的妻子看起来被动、疲惫，在提起他时更是一声叹息。这些迹象都表明，她日常都在小心翼翼地伺候着麦利先生，但并没有收获相应的尊重和关爱。女主角对麦利先生照片的描述勾勒出一个骄傲自负却在虚张声势的男权主义者的形象，后来事实也证明她的第一印象是正确的。麦利先生不顾女主角的个人喜恶，硬塞给她用粉色锡纸包住的盆栽，为了使这间办公室更像家。这无疑揭示出他对女性持有的刻板印象：喜欢粉色、闪亮的东西以及更适合呆在家里。他声称有着和女主角相似的神经敏感的性格，为了表示理解而送来一个茶壶。女主角却坚持告诉他自己只喝咖啡。这句话的弦外之音并不难理解，然而麦利先生根本没有听进去女主角的话，以男性对女性传统的臆想凝视女主角，将神经质的标签强行加在女主角身上。

伍尔夫觉察到，男性过分贬低女性是为了凸显自己的优越。同样的，麦利先生对女主角的一切理解都是基于他自己的刻板印象，他声称的理解只是用于体现他的怜悯，以此反衬出自己的宽宏品格和优越地位。女主角对于麦利先生洋洋自得的口吻感到厌恶，看穿了他男权面具下对女性妄加的揣测和恶意的构陷。小说结尾尖叫的水壶和垫子后头藏着的塑料铅笔刀无不体现出女主角的愤怒。这间办公室是麦利先生对她进行干扰和控制的场所，她的离去可以看作是对男性凝视的无声反抗。小说中女主角面对麦利先生的百般习难选择离开，认为自己有权利摆脱他。“有权利”三个字铿锵地反映出女主人公主体性的成熟，她不再愿意屈服于男权价值观，而是要主导自己的生活，在创作中寻回自我。最后斟酌字句的女主角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拥有写作的权力且男性对此无权干涉，由此成长为一位具有独立人格的女性作家。

《办公室》的创作时间距离《一间自己的房间》有半个世纪之久，但是即使在有经济支持和独立的空间之后，女人写作仍然受到男人的凝视、诋毁与污蔑。这其实反映出男权社会价值观仍然残余在部分人的头脑中，男性对掌控女性的欲望根深蒂固，因此女性的社会期望仍然在妻子、母亲层面停滞不前，女性的自我意识难以言说。小说结尾处女主角准备再找一间办公室，可见在愤怒之余她并没有放弃写作。门罗在《办公室》中以怒火中烧的声音揭露父权社会对女性写作的压迫责难，这是女性的自我意识萌芽成主体意识的强烈体现。

三、女性气质的声音：对抗权威的书写实践

随着妇女运动的不断发展，女性意识也得以不断提高和加强，但许多女作家却面临着另一困境：如何用男性的语言来表达女性特有的不同体验？使用男性语言实际上是对其价值观点和思想意识的认可和内化。这样的写作仅仅是变相的男性写作，是内化了男性观念的妇女“代替男人来书写女性”。从《一间自己的房间》到《办公室》，女性书写逐渐有了自己的声音—— 一种暧昧柔和却有着消解权威力量的声音。

从伍尔夫到门罗，女性叙事策略由消抹作者型主体性以力求客观，转向以强调个体经验和个体书写，这样的转变体现出女性自我意识的增强。为了尽可能做到客观、理性，避免主观宣教式的发表自己的观点，伍尔夫全部小说作品中没有任何一部分采用第一人称叙事。《一间自己的房间》同样被设定为某个参与学术会议的女人的一天：这个女子四处碰壁，被禁止进入图书馆，吃着比男子学校差很多的食物，以及虚构出的莎士比亚的妹妹。尽管她的这种叙述是基于女性经验，因为女性太清楚自己受到过怎样的压迫。这样看似理性的推理，实则是想要得到一贯以理性自居的男性的认可，因为这些人物是虚构的。伍尔夫试图以理性的叙述方式讲述故事以引起读者的共鸣，实际上是落入了男性凝视的窠臼。《办公室》的巧妙之处在于，门罗以柔和暧昧的女性声音消解男性建立的秩序，以女性书写解构男性权威。相较于之前的女性作家，门罗展现出了更加独立的主体意识，通过第一人称视角，小说以个人经验娓娓道出女性写作困境。相比于伍尔夫理性的推理，门罗的叙事策略给读者更加真实的感觉。门罗独特的写作手法使得该小说具有多重主题，可进行多维度解读。《办公室》以书写对抗男权社会的权威与秩序，体现出女性书写的特征。

《办公室》的第一人称视角给读者很强的代入感，潜意识地让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相信，这是一件真实的遭遇。门罗是一位自传性非常强的作家，可以说，《办公室》的女主人公的自我意识是门罗本人清醒、独立的思维投射。选择以真实的女性经验揭露男权社会中的女性遭遇未尝不是一种对抗权威、获得男性读者认可的书写策略。

《办公室》这部小说的特殊之处还在于主人公是一位女性作者，她清楚写作的权利，由此引发读者对文本真实性的思考，继而消解了已经建立起的男性权威。麦利先生曾找“我”讲述过上一个租客—— 一个按摩师的风流韵事，同时也诉说他自己真假难辨的故事，最后还恶意揣测厕所墙上的口红涂鸦或来自“我”或来自他幻想中的“我”游手好闲的朋友们。他的诬蔑构陷是对“我”冷漠态度的报复，因为他认为自己曾对“我”十分关照，“我”应该给予他回报，然而“我”却从不领情，最后拒绝与他交流。这样的情节设计引导读者反思，如果麦利先生可以捏造一个赶走“我”的借口，那么他所讲述的上一个租客的故事的真伪性该怎样界定，麦利先生的传奇人生是否也掺杂着谎言？这些作为小说主人公的“我”无从考证。门罗的故事情节设计以及叙事手法让读者头皮发麻，因为通过转换角色，读者正是文中的“我”，无从考证这个书写故事的女作家所记述的文字是否真实，这其实就是书写的力量。这样的故事设定震撼读者，使之恍然间发觉，作者书写的并非一定真实，那么男性书写的矫揉造作的负面女性形象又是由何而来？如何证明她们并非出自男性作者的臆想？认识到“中心并非中心”之后，解构的自由游戏就开始了。中心的超验所指并非绝对真理更非天定，而仅仅是为了稳定结构所设的功能，并非完满无憾的真理。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说中心看似严谨的逻辑是“自相矛盾的严谨”。 发现逻各斯中心的自相矛盾，说明中心的设定是人为而非天作，最初来自某种欲望之力。在男性作品中，这种欲望是压制女性的愿望与对被女性超越而失去“男性气质”的恐惧。由此，门罗以看似柔和的女性声音描述了一场遭遇，她被构陷抹黑后的愤怒和主体性觉醒后的书写意识，这些让她笔下的文字成了不可靠叙述，由此解构了男性作品中对女性的描绘，摧毁了父权语言的牢笼和同一性原则。

四、结语

伍尔夫与门罗都在作品中描述了女性构建自我主体性所遭遇的困境——来自父权社会的压迫、男性的凝视以及内化的男权价值观规训。但是随着女性主义浪潮的不断席卷文学界，女性开始执笔发声。门罗用伍尔夫倡导的更加温和的小说创作方式，再现了女性写作困境，同时为读者描绘了一个镜像世界，读者从中看到书写——能够颠覆真实与虚构的力量。由此，门罗解构了男性写作的权威，使读者警惕文本中既定的男性/女性形象并批判性地阅读文本对于人物的刻画。由此，女性作者得以重新书写男/女性形象，从失真到归真。伍尔夫强调以雌雄同体的大脑创作出不带偏见的作品，实际上是一种对男性作品更加理性这一谬论的屈服。门罗以个体经验述说女性写作困境，发出具有性别意识想要消解男性权威的暧昧的声音。在门罗笔下，曾经默默无闻、屈服于男性标准的女性建构了自己的主体性，门罗也以极具女性气质的书写策略发出属于女性自己的声音。

① Woolf, Virginia.“Women and Fiction”. Women and Writting. Ed. Michele Barrett.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0，p 49.

② 瞿世镜：《意识流小说家伍尔夫》，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150页.

③ 谭琳，陈卫民：《女性与家庭：社会性别祝角的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0—81页.

④ Woolf, Virginia. A Room of One’s Own. Ed. David Bradshaw and Stuart N. Clarke. Oxford: John Wiley & Sons Ltd, 2015，p 49.

⑤ Wollstonecraf, Mary.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London: Verso, 2010，p 66.

⑥ Ramazanoglu, C. Up Against Foucault: Explorations of Some Tensions between Foucault and Feminism. London:Routledge, 1993，p191.

⑦ Buchholtz, Miroslawa. “The Lesson of the Mistress: From‘The Office’ to ‘To Reach Japan’.”Alice Munro:Understanding, Adapting and Teaching. Ed. Miros awa Buchholtz. Heidelberg: Springer Cham. 2016，p155.

⑧ Spender, Dale. “Extracts from Man Made Language.” The Feminist Critique of Language. Ed. Deborah Cameron. 2nd ed. New York: Routledge, 1990，p 96-97.

⑨ Lanser, Susan. Fictions of Authority: Women Writers and Narrative Voice. New York: Cornell UP, 1992，p 103—106.

⑩ 周怡：《从艾丽丝·门罗看加拿大文学：罗伯特·撒克教授访谈录》，《英语研究》2015年第1期，第1页。

⑪ Cox, Ailsa. “Bizarre but Somehow Never Quite Satisfactory:Storytelling in ‘The Office’.” Etudes de Stylistique Anglaise 2015（8），p 136.

⑫ Derrida, Jacques. “Structure, Sign and Play in the Discourse of Human Science.” Writing and Difference. London:Routledge, 2005，p 3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