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斐迪南酒神式爱情看席勒悲剧观及政治美学——浅析《阴谋与爱情》

⊙曹欣颖 ［南京师范大学， 南京 210023］

恩格斯曾说，这个剧本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是德国第一部具有政治倾向的戏剧”，同时也“标志着青年席勒的持续努力与对‘狂飙突进’运动的积极参与”。剧作中宰相之子斐迪南与乐师之女露易丝的爱情悲剧迸发出对封建统治阶级暴行的揭露和痛斥, 对市民阶级反抗精神的热烈歌颂以及对恋爱、婚姻自由的向往，表现出席勒鲜明的反封建压迫意识和争取民主自由的狂飙激情。

一、斐迪南酒神式爱情

“酒神精神”作为尼采哲学思想的重要一环，其思想体系的基础首先在他的作品《悲剧的诞生》中被提出：“在酒神颂歌里，人受到鼓舞，最高程度地调动自己的一切象征能力；某些前所未有的感受，族类创造力乃至大自然的创造力的合为一体，得到充分表达。这是自然的本质要表现自己，必须要有一个新的象征世界，整个躯体都获得新的象征意义。”在尼采的思想体系中，日神阿波罗与酒神狄奥尼索斯所代表的是不同的艺术形象，也可以代表艺术创作中不同的灵感思维。日神精神更偏向于理性，行为模式更加富有逻辑感；而与之相对应的酒神精神则偏向于非理性，行为模式更加冲动。这两种艺术形象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阴谋与爱情》中斐迪南可以归类于酒神式爱情，露易丝则可以归类为日神式爱情。

斐迪南与露易丝的爱情是剧作中浓墨重彩的环节，双方在阴谋的拉扯中暴露出个人性格特点。将露易丝归类为日神式爱情是因为她在恋爱中保持一种理性，在父亲与斐迪南之间做出了选择，“我的职责要求我留下，并且逆来顺受”。露易丝的清醒在于她更清楚自己的选择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因而选择上也更加具有目的性。对比之下，斐迪南呈现出的则是一种酒神式爱情。在热恋阶段，斐迪南以一种近乎迷狂的态度沉浸其中，却又患得患失：“可我的露易丝还爱我吗？我的心仍然和昨天一样。你的心也是这样的吗？”他不遗余力地对露易丝剖白心意，以甜言蜜语诉说衷肠。即使心烦意乱的露易丝请求他停下，他仍然会坚定地表达自己的爱。冲动的斐迪南直接质问自己的父亲，可是面对父亲的强权却并无办法，威胁父亲的手段显得幼稚单薄。他对露易丝描绘着恋爱的神圣，对父亲又尝试以道德礼法甚至宗教说服他，而对弥尔芙特夫人，斐迪南又不管不顾直接开始训责。当他发现露易丝与侍卫长伪造的情书时，他爱的露易丝幻灭了，或者可以说他爱的纯洁的、没有尘埃的，宛若镜子般通透的市民阶层的可爱少女破碎了，因此拥有酒神式爱情的他，即使亲耳听到侍卫长对信件内容的否认也不愿意再相信露易丝，愤怒、仇恨、羞惭、悲痛等情绪很快便占满了他，最终令他走上投毒者与自杀者的道路。斐迪南以这样的方式表达与封建腐朽的决裂，但是席勒这一时期的局限性又使他笔下的斐迪南没有表现出更多的解构之后的建构。他虽然有强烈逃离现实的决心，但对他所想的新的生活没有更加宏观的描摹，也没有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从结局来看只有酒神式的燃烧，燃烧过后却只剩灰烬，没有新生。

二、席勒悲剧观与“道德”

悲剧性是《阴谋与爱情》突出的文学特征之一。席勒吸收了康德等重要悲剧理论家的观念，受一定时代因素的影响，形成较为完善的悲剧观，并将此作为建构其美学的重要一环。《阴谋与爱情》的悲剧性也在研究中被发掘，比较文学的研究者们还将《阴谋与爱情》与《孔雀东南飞》《西厢记》等中国爱情题材的戏剧作品进行对比分析，进而比较中西爱情悲剧意识，扩大对《阴谋与爱情》悲剧性的概念性理解。

关于席勒的悲剧观，他在《论悲剧题材产生快感的原因》一文中有较为详尽的阐释：“艺术所引起的一种自由自在的愉快，完全以道德条件为基础，人类的全部道德天性在这一时间里进行活动。这一理论还将会证实：引起这种愉快是一种必须通过道德手段才能达到的目的，因此艺术为了完全达到愉快——它们真正的目的，就必须走上道德的途径。”可以说，席勒受康德影响研究道德法则与悲剧冲突、审美快感之间的关联，他在自己的悲剧观中多次提及“道德”因素，席勒的悲剧观与“道德”之间有着深刻联系。

首先探寻康德关于“道德”的论述，比照他的观点，康德认为崇高感的产生是：“但后者（崇高的情感）却是一种仅仅间接产生的愉快，因而它是通过对生命力的瞬间阻碍及紧跟而来的生命力的更为强烈的涌流之感而产生的，所以它作为激动并不显得像是游戏，而是想象力的工作中的严肃态度。”其中，“生命力的瞬间阻碍”如若应用于席勒的剧作中，则可以理解为他所表现出的戏剧冲突，以及剧作在情节与人物关系上进行的矛盾与冲突的设计。在解决冲突或者顺应冲突的过程中，悲剧性的结局会让读者产生一种近似于辣的痛感，并且由这样的痛感获得其他更多复杂的感受，这便是“紧跟而来的生命力的更为强烈的涌流之感”。席勒将他所塑造出的悲剧痛感与康德所说的崇高感相互糅合，作品所饱含的悲壮意蕴与表现崇高的价值内核酝酿出艺术的美感。

剧作中斐迪南与露易丝所展现出的罔顾理性界限与社会等级的恋爱激情是他们在沉溺爱情阶段受“自然力量”驱使所体现出的不受道德法则压制、不受理性情感掌控的美感。斐迪南一直听从这种情感的感召，在酒神式的爱情中忽略理性。但是露易丝在现实危机中受阶层观念及父亲生命危险的影响逐步恢复理性，脱离酒神式爱情，忧患意识与道德感浮上心头，露易丝原本被“自然力量”所遏制的主体控制性开始逐步凸显：“当然，我心中除去少校之外，还有另外一些宝贵的情感。”露易丝的责任意识使她无奈地选择了屈服于现实，将爱情置于亲情与自身责任之后。露易丝的选择加速了剧情的悲剧走向，扣人心弦的剧情亦使读者在艺术审美体验中获得满足并受到道德力量的感召。

三、席勒的“诗性政治”

18世纪末19世纪初席勒的“诗性政治”理念大致形成。席勒作为“政治美学”的开启者提出了诸多富有实践性的审美教育理论。从席勒所写的《审美教育书简》中可以看出，在他眼中，他所处的时代并不是一个美好的时代。但是他以更加具有想象性和艺术化的方式对政治问题进行评价、解决，给现实中严肃的政治问题附加了人本主义温度。席勒对柏拉图及康德的思想都有一定承袭，他将“艺术”与“现实”相结合，专注于对“人”本身的研究，对柏拉图及康德的理念都进行了二次升华。

《阴谋与爱情》成书于18世纪80年代，其中也有席勒“诗性政治”的反映。全书围绕“阴谋”“爱情”两大主线，纠葛生与死的问题，以18世纪德国宫廷为真实背景，在剧作的矛盾与冲突中，在主人公与外界的斗争和内心的挣扎中，进行了作者个人的政治表达，并将其融于某种对美的真实体悟和艺术感受中。“休谟问题”是席勒重要的思想契机，休谟在其政治哲学中已经充分注意到政治制度和规则的情感基础，这与席勒的悲剧观中所参考的康德的“道德主义”有所关联。他将美学作为政治的基础，他区分美与道德的关联，不同于中国古代戏剧中常将善、美糅合，而是更符合西方真、美的范畴，但同时他又在两个方面捍卫感性与理性的权利。

《阴谋与爱情》中席勒将目光投放于米勒琴师一家，着重描写市民阶层的生活，以露易丝的话语和行动为出口进行呼喊，表现时代背景与作者构思，同时斐迪南酒神式的爱情精神也是席勒表达个人政治诉求的重要出口。相较于露易丝，斐迪南更主动地选择了“生”与“死”，斐迪南有强烈的对旧秩序的破坏欲望以及对待爱情的狂热，他的狂热的爱情却受到现实的冷遇，不可避免地与封建势力产生冲突。斐迪南的爱情具有一种激进的政治内涵，带有乌托邦式的理想。斐迪南在爱情之中经历了“人与人重新团结”的和解状态，打破了常规，解放了个体天性，与集体脱离。他所象征的酒神式爱情除了个人的极端体验外，更给当时突破阶级社会提供了假想与可能。斐迪南面对父亲为他铺的一条充满了血腥与金钱的道路极尽挣扎，最后保存体面的方式却是走向自我与爱人的毁灭。除了结局的悲剧性，斐迪南的悲剧内涵还在于投射，斐迪南将个人对于美好、自由、单纯的幻想寄托在露易丝身上，对露易丝客体的喜爱同时也是主体的追求。席勒也在斐迪南身上进行了投射，在斐迪南理想幻灭的孤独中、在酒神式爱情的矛盾中、在稚嫩悲愤的批判中旁逸斜出他的政治趣味与美学内涵。

以斐迪南的酒神式爱情为切口，透过《阴谋与爱情》可以看到席勒在“狂飙突进”运动时期所展现的青年思想。席勒将个人部分投射于斐迪南上，表达了以理性纵容感性的诉求。理解席勒在斐迪南身上所寄托的悲剧观与“诗性政治”，将“道德”置于悲剧中，以“美学”为“政治”之基础，对研究席勒艺术体系颇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