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没有陪嫁的女人》的生成过程与在中国的传播

时间：2024-05-20

⊙周亚男［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济南 250358］

亚·尼·奥斯特洛夫斯基（Островский А. Н，1823—1886），俄罗斯民族戏剧的奠基人，伟大的现实主义剧作家，他将一生献给了戏剧艺术，独立创作了近五十部剧作。其中《没有陪嫁的女人》是其晚期（1878年）经典作品，1879年1月首次发表于《祖国纪事》（«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杂志第一期。它讲述了因家境拮据，没有嫁妆的姑娘拉里莎，一再遭到她所爱的巨商巴拉托夫欺骗后，幻想破灭，但又不愿与庸碌猥琐的未婚夫卡兰德舍夫结婚，终于甘愿被卡兰德舍夫开枪打死，以结束屈辱的生活。

一、《没有陪嫁的女人》的生成

《没有陪嫁的女人》取材于当时的真实历史事件，1872年3月在基涅什马县议会上奥斯特洛夫斯基被选为名誉调解法官，对各类刑事案件的熟悉和处理为他的作品提供了灵感和素材。《没有陪嫁的女人》便取材于基涅什马县一件轰动一时的案例：一个叫伊万·科诺瓦洛夫（Иван Коновалов）的男子杀死了自己的未婚妻。

《没有陪嫁的女人》的创作意图始于1874年11月，这一点在作者的底稿中可以得到证实，奥斯特洛夫斯基是一位非常高效多产的艺术家，自1850年第一部剧作《家庭幸福图》（«Картина семейного счастья»）到1886年去世，在三十多年里共创作五十四部剧作（独立创作四十七部剧作，与他人合作七部），然而《没有陪嫁的女人》则是作者经过四年的打磨精雕细琢而写成的，这与作者其他作品所花费的时间相比是相当漫长的。作者的创作历程我们可以在其大量的书信往来中得到梳理。

1976年10月1日，奥斯特洛夫斯基在给友人布尔京的信中写道：“我所有的注意力和力量都集中在下一部大戏上，这部戏是一年多前构思的，我一直在努力。我想我会在今年完成它，我会努力做到非常仔细，因为这将是我的第四十部原创作品。”

1878年2月3日，奥斯特洛夫斯基写信给布尔京说道：“我现在正在忙着写一部大的原创戏剧，我希望能在下个季节来临之前结束这项工作，以便有一个自由的夏天。”

1878年10月17日作者完成了《没有陪嫁的女人》创作，根据作者的草稿，多年来关于该剧的工作是紧张而艰苦的，这出戏最初的计划是三幕剧，最后改为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四幕。

1878年10月28日，戏剧和文学委员会批准了这部戏剧，戏剧审查制度允许该剧上演。

1878年剧作家给布尔京的信中说道：“该剧本我已当众朗读了五次，这当中包括对我怀有敌意的人，但是大家一致承认《没有陪嫁的女人》是我所有作品中最好的一部。”

1878年11月4日，该剧在莫斯科的小剧院上演，1879年1月首次发表在《祖国纪事》杂志第一期上。

奥斯特罗夫斯基在有生之年见证了该剧在莫斯科小剧院上演了三十一次，在彼得堡亚历山大斯基剧院上演了二十二次。此外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有三十三场私人演出，在省级剧院有一百四十六场表演。在作家去世后的20世纪，从1932年到2018年，该剧在俄罗斯剧院共上演三十场。

二、《没有陪嫁的女人》的艺术特色

本文从以下三个层面对该作品的艺术特色进行分析：伏尔加河的空间书写、作品所体现的“人民性”（Народность）、人物姓名象征意义。

（一）空间书写——伏尔加河

伏尔加河书写在剧作家的作品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奥斯特洛夫斯基1856年4月沿伏尔加河进行文学考察，他考察了多座伏尔加河畔的城市，如特维尔、雅罗斯拉夫尔、科斯特罗马、乌格利奇、下诺夫哥罗德等城市，沿岸城市美丽的风光与现实社会形成强烈对比，引发了作者的深入思考。“经过这次伏尔加河之行，他对这条伟大河流及其人民的认识已经大大地丰富和深化……这种对伏尔加河的情感成了他历史观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伏尔加河的形象一次次出现在艺术家的作品里，《没有陪嫁的女人》第一句话便交代“剧情发生在现在伏尔加河畔的大城市布里亚希莫夫”，接下来整个故事情节发展始终都贯穿着伏尔加河的书写。伏尔加河在剧中的深刻含义在于：

第一，伏尔加河象征着死亡，它成为悲剧主人公得以解脱的方式。《大雷雨》（«Гроза»）中绝望无助的卡捷琳娜最后选择了跳到伏尔加河中自尽，逃脱了专制与暴力的黑暗王国。没有嫁妆的拉里莎也曾试图从伏尔加河岸的悬崖上纵身跳下，但是恐惧让她收回了脚步，然而终究还是丧命于伏尔加河上的船里，她在堕落和毁灭之间选择了后者。

第二，伏尔加河象征着无法摆脱的现实社会生活。在该剧的第一幕拉里莎登场时，她“用望远镜瞭望伏尔加河”，在之后与未婚夫卡兰德舍夫的对话中给出了原因：“我刚才一直望着伏尔加河对岸：那边多好呀！咱们快点到乡下去吧……我多么想到伏尔加河对岸去，——到森林里去……（沉思地）咱们去吧，离开这儿吧！”她多次请求未婚夫带她离开这个压抑窒息的地方，自私而虚荣的母亲对她的精神状况全然忽视，只把她当作摇钱树；这里的生活无聊而庸俗，人们不断重复着吃饭喝茶散步的枯燥日子；恋人突然消失，爱情无疾而终。这一切都迫使她想要逃离，逃到伏尔加河对岸森林的农村里去过安静的生活，我们可以从她对母亲奥古达洛娃说的那番话中体会她内心的痛苦：“不管那儿怎么荒凉、偏僻、寒冷，对我来说，在我经历了这儿的一段生活之后，任何一个安静的角落都像天堂一样。”因此全剧最开始的舞台布景别有深意：“伏尔加河畔高岩上的市区林荫路，咖啡馆门前的空地……后面可以看到伏尔加河，一大片广阔的景色：树林、村落等。”这里的布景形成一种空间上的对比，即伏尔加河和森林的对比，象征着现实与理想的对比、地狱与天堂的对比、死与生的对比。

第三，伏尔加河象征着俄罗斯民族滚滚向前的历史，个体无法脱离时代而存在，每个人在承担当下历史所给予的压力，纯真浪漫的拉里莎必然要承受金钱社会带来的伤痛，然而个人的悲喜终究都只是历史洪流中的一个水花，所有的人和故事终将成为过去和历史。因此伏尔加河的书写使得历史与当下、个人与民族在剧中得到了融合，这也体现了剧作家对历史的审视，对资产阶级时代“金钱至上”的否定。

（二）作品的“人民性”

（народность）“人民性”这一概念从普希金起便受到了关注，普希金被称为“人民的诗人”，我国学者指出：“在普希金之后，人民性问题成了俄国文学中头等重要的问题。”世纪文艺评论家格里戈里耶夫（ Григорьев А. А）的论著中“人民性”这一概念占据着核心的位置，他高度肯定和赞扬了奥斯特洛夫斯基作品中所体现的“人民性”：“在当代作家中只有奥斯特洛夫斯基和涅克拉索夫是‘具有直接来自人民的天性，在语言和情感方面与人民保持着血肉的联系’。”俄罗斯语文学家哈利泽夫（Хализев В. Е.）对“人民性”的定义如下：“作家们对一些社会群落生活的卷入（这种卷入是多层次而相当多样的），首先是对他们（作家们）所归属于其中的人民生活的卷入，也就是说，文学从艺术界自身的领地‘走出来’，构成作家创作的一个无可争议的优点。这一类卷入（参与）就是用‘人民性’一词来指称的。”这一定义指出了作品“人民性”与人民生活之间的关系，而在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作品中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对人民生活进行了真实反映。《没有陪嫁的女人》对人民性的表现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得到体现。

第一，吸收民间语言。在《没有陪嫁的女人》中吸收了民间语言中的成语、俗语等，比如在巴拉托夫的言语中：

帕拉托夫阿姨，个人的口味不同，有的喜欢西瓜，有的喜欢猪软骨。

奥古达洛娃嘿，小机灵鬼！您哪儿来那么多的成语？

帕拉托夫我同拉纤夫们混了一个时期，阿姨，就把俄语学好了。

这样的语言与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更契合，帕拉托夫是一个来往于各地与各色人等打交道的商人，这些经历与他自身融为一体，这种印迹便体现在他的言谈之中，这样的民间语言加强了语言感染力，增强了角色个性。

第二，关注民族各个阶层人物的性格和命运。该剧深深植根于俄罗斯本民族的土壤，作家总是比常人有着更为敏锐的嗅觉，能够感受到时代正在发生的变化和将要发生的变化，也能够细微地观察和捕捉到生活中各类人面临的矛盾和命运，他将俄罗斯大地上发生着的这一典型变化经过艺术加工呈现在戏剧作品中，呈现出了不同阶层、职业、性格的各类人的生活形态，因此剧作家的作品是充满人民性的。比如剧中所塑造的“小人物”形象卡兰德舍夫是当时许多俄罗斯人的缩影——自卑、怯懦而又虚荣，在功利的时代里性格逐渐扭曲；拉里莎的母亲奥古达洛娃极端自私、爱慕虚荣；咖啡店老板善于谄媚逢迎、对穷人富人区别对待。

（三）名字的象征意义

学者洛巴诺夫在《亚·奥斯特洛夫斯基传》中有以下表述：“在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笔下，每一个人物性格或每一个场景，甚至每一句话，都是出于他的思想。这就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剧作如此和谐严整，艺术境界如此尽善尽美的奥秘所在。”在《没有陪嫁的女人》中每个角色的姓名几乎都不是偶然的，而是承载着伴随意义，以此来揭示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命运。

女主角拉里莎的名字Лалиса一词来源于希腊语，意为“海鸥”（чайка）。象征着拉里莎向往自由，渴望自己能够飞越伏尔加河，到达彼岸的森林。但是“海鸥”一词注定了与伏尔加河不可分割的关系，也暗示了主人公无法挣脱现实生活的悲剧走向。

巴拉托夫Паратов来源于паратый，该词意为：强壮善跑的（马或狗），该名字揭示了巴拉托夫的特点：勇敢又残忍。剧中有一情节，巴拉托夫为了彰显自己的好枪法和勇敢，让拉里莎拿着一个钱币，自己站在十二步开外，冷静地带着微笑一枪把钱币打了下来。

而富豪克努罗夫Кнуров与крур为同根词，意为：公猪，过分贪恋女色的男人。这与克努罗夫在作品中老色狼的角色形象相一致，克努罗夫虽然已是一个已婚中年男性，但是却几次三番暗示拉里莎做他的情妇。

小人物卡兰德舍夫Карандышев，这个名字来源于карандыш，意为矮个子。“矮”是在对比中体现的，一是卡兰德舍夫在物质上的“矮”——与其他三位商人巨大财富相比经济并不富足；二是卡兰德舍夫在精神上的“矮”——与其他三位商人的自信强势相比性格自卑怯懦。

三、作品在中国的传播

翻译在经典作品的传播中起着非同凡响的作用，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的价值正是在翻译的过程中得到了空间和时间上的延伸和流传。“没有翻译就没有经典，如果说源语创作是文学文本的今生，那么今生的生命是极为短暂的，是受到限定的；正是翻译，使得文学文本获得今生之后的‘来生’。”《没有陪嫁的女人》自20世纪40年代传入我国之后，经过五十多年多次修改再版，在中国生根发芽。

（一）传播的土壤——时代书报出版社《苏联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

该剧与中国读者的接触归功于当时的大型文学刊物《苏联文艺》，该刊1942 年11月在上海诞生，由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和苏联合作，是以“苏商”的名义（苏商时代书报出版社）创办的苏俄文学译介专刊。专门系统研究过该刊的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朱佳宁指出：“《苏联文艺》是20世纪40年代上海地区集中展示俄苏文艺的重要窗口，也是搭建中苏文学关系的重要桥梁。”同时证实了《苏联文艺》在当时文艺界的权威性和发行量都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1943年第5期《苏联文艺》刊登了参寥翻译的《没有陪嫁的女人》；1946年12月苏商时代书报出版社发行了《没有陪嫁的女人》的单行本，译者为白寒，印量为1000册；1948年6月时代书报出版社校正后再版，译者为梁香，出版2000册单行本；1950年1月第三次出版，译者为梁香，发行3000册单行本，单行本的再版和印量的递增促进了《没有陪嫁的女人》在我国的传播。

1987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亚·奥斯特洛夫斯基戏剧选》，其中包括陈冰夷翻译的《没有陪嫁的女人》，该书属于人民出版社“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系列，这部丛书是对中国读者影响最大的外国文学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自 1951 年成立起，就承担起向中国读者介绍优秀外国文学作品的重任。1958年组织三十余位外国文学权威专家，编选“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1978 年 5 月，“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更名为“外国文学名著丛书”，至 2001 年完成。这是新中国第一套系统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大型丛书，是外国文学名著翻译的奠基性工程，其作品之多、质量之精、跨度之大，至今仍是中国外国文学出版史上之最。因封面的网格图案而被读者亲切地称为“网格本”。历经半个多世纪，“网格本”在中国读者中依然以系统性、权威性与普及性著称。因此《没有陪嫁的女人》被选入“外国文学名著丛书”，进一步扩大了其在中国的传播。199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亚·奥斯特洛夫斯基契诃夫戏剧选》，其中包括陈冰夷翻译的《没有陪嫁的女人》，印量5000册，这是迄今为止的最后一版译本。

（二）传播的使者——翻译家陈冰夷

2016年朱佳宁依据苏商时代出版社的出版物，结合作家文集、回忆录、著译年表等史料，考辨了《苏联文艺》主要译者的笔名，其中包括陈冰夷，他指出：“陈冰夷的常用笔名是‘白寒’，这一笔名或许是由‘冰’字引申而来。经笔者考辨，陈冰夷在《苏联文艺》时期使用过的笔名还有：萧瑟、管弦、司竹、若需、若虚、韦爱虚、参寥、怀海、高明、祝平、林芝、梁香和叶落等。”据此考证，我们知晓六版《没有陪嫁的女人》的译者皆为陈冰夷一人。

对各个译本进行比对后发现，在长达五十年的时间里，陈冰夷先生不断地对自己的译稿进行校对、调整，1998年的译本与1943年的第一版译本相比，几乎在每一句话上面进行了改动。引起变化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社会的变化引起语言的变化，1949年之前的版本与之后的版本不同，1943年、1946年、1948年、1950年都为繁体印刷，而且大量使用古旧字眼，比如在1950年版中依旧有“有礼”“那末”“玉成了这件好事”“银洋”“定洋”“京城”等字眼。

第二，译者的个人审美水平的变化引起译文的语言变化，我们将1987年、1998年的版本与之前几版对比后可以发现，译文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动，译文的准确度和流畅度得到极大提高，译文越来越兼具“信达雅”之特点。比如1950年版中一段译文为：“你在茶鼎旁边坐得近一些，吞约莫两个钟头开水，就会知道了。淌了六分汗，一分愁就来了……跟茶分手之后，就出外到林荫路上去透透气和散散步。现在散步的人很清爽：瞧，莫基，巴尔敏奈奇·克奴洛夫在练身体。”1998年版的译本为：“你坐在茶炊旁边，靠近一点，喝两个钟头开水，就懂了。出了六分汗，一分愁就来了……喝完茶，走到外面，瞧，莫基·帕尔梅内奇在活动筋骨了。”两版的翻译区别很大，后者表达更为准确，行文更为流畅，也更符合口语对话语体特征。

“翻译，说到底是翻译艺术生成的最终体现，是译者翻译思想、文学修养和审美追求的艺术结晶，是文学经典生命形态的最终促成。”陈冰夷先生在长达五十多年的时间里，不断打磨译本，对《没有陪嫁的女人》在中国的传播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