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人”者是谁——鲁迅《狂人日记》新解

⊙张传敏 ［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重庆 400715］

周作人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中说：《狂人日记》中“狂人”的原型是鲁迅的表兄弟某某。在1923 年两人决裂以前，周作人是鲁迅最亲密的人之一，他的话自然很容易获得读者的认同。然而，对周作人的说法稍加思索，即可发现其中的问题：鲁迅也许看到了“表兄弟”的疯癫状态，但说他就是狂人的原型，未免太过其辞了。读者甚至无法确定狂人的哪些成分来自这位“表兄弟”——他最多只能给鲁迅的创作提供一种可能的刺激罢了。小说主人公真正的原型只能是鲁迅自己：如果不是从真相的意义来理解《狂人日记》的满篇疯话，如果这些真相不是作者借主人公之口吐露的心曲，这篇小说还有什么价值呢？难道是“表兄弟”发现了中国的“吃人”历史并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狂人就是鲁迅，《狂人日记》包含着作家自身的经验，只不过这些经验以一种隐晦的、变形的方式被呈现出来。从小说的文本逻辑来看，这个判断是可以成立的。但它同时也是有待论证的：究竟是哪些可能性的经验导致了鲁迅的创作行为？

回答这个问题似乎并非难事。《狂人日记》中所述“易牙蒸了他儿子，给桀纣吃”大概是作者读书所得；给狂人看病的老头子何先生的原型应该是曾经给鲁迅父亲看过病的某些绍兴中医；狼子村的人打死“大恶人”并挖出其心肝用油煎炒了吃，明显和1907 年鲁迅的同乡徐锡麟被害事件有关——作品中还出现了和徐锡麟发音相同的名字“徐锡林”。另外，鲁迅在1918 年8月20日给许寿裳的信中说自己在偶然阅读 《通鉴》 的时候发现了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的事实。以上这些都可以说明 《狂人日记》并非只是文学家想象的产物，是有作者的闻见作为基础的。

然而，仅仅在《狂人日记》和作者的这些闻见之间建立起关联，还不足以帮助读者透彻地理解小说的“吃人”叙事。在小说中，被“吃”的是狂人自己；而在上述鲁迅的经验中，被“吃”（这个词当然应该被合理地理解为其比喻义“迫害”，而不是其字面义“把食物放入嘴中经咀嚼后咽下”）的都是别人。如果说狂人的原型确系鲁迅，那么他自己被“吃”的直接经验才是最应该，也最值得探究的。

一

在现有鲁迅学文献中，鲁迅遭受迫害且和《狂人日记》中的主人公被“吃”有明显关联的记载并不多见。鲁迅小时候在绍兴，因为家道中落很早就体验了世态炎凉，这可能给他的性格带来某些“狂人”成分如敏感、多疑等，但除了本文前面已经提到的曾经给他父亲看病的中医以外，从他这一时期的经历中很难找到能和小说叙事相关的人与事。在日本留学时期，虽然鲁迅有意疏离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们，自我放逐到仙台学医，但如果说他被“迫害”，也很难找到确切的证据。1909 年他回国后在杭州、绍兴等地任教，虽然经历了不少波折，但这些波折大多也和狂人“被吃”叙事缺乏直接的逻辑相关性——从中倒是可以发现和小说中所写狂人也曾“吃人”相似的事件。1910年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任学监，期间曾和校长陈子英一起处理闹学潮的学生。他在给许寿裳的信中曾提到这件事：“今已下令全体解散，去其谋主，若胁从者，则许复归。”他对学生们不无同情：

顾身为屠伯，为受斥者设身处地思之，不能无恻然。

鲁迅自承“屠伯”，和小说中狂人坦白自己也是“吃人者”相去不远。

和《狂人日记》叙事具有较强逻辑关联的鲁迅自身遭受的迫害，最可能发生于1912 年他在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之后。据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中的记述，鲁迅在南京期间曾被时任教育次长景耀月除名：

……蔡先生被命北上，迎接袁世凯去了，次长景耀月来代理部务。此人好大喜功，只知扩充自己势力，引用私人，忽然开会议要办杂志了，鲁迅不很睬他，他也太不识人，据说暗中开了一大张名单，送请大总统府任命，竟把周树人的姓名无端除去。幸而蔡先生就回来了，赶快把这件事撤销，否则闹成大笑话了。

景耀月后来还依附袁世凯出任过总统府高等政治顾问并因此为世人所诟病。如果以袁世凯为《狂人日记》中的“赵贵翁”而以景氏为“赵家的狗”，逻辑上说得通。但问题是小说中的赵贵翁对狂人不仅想加害而且很“怕”，还“约定路上的人”和狂人作对，说其原型为袁世凯有悖常理：袁氏以大总统之尊，如果对鲁迅不满，直接将其免职即可，根本不必大费周章地约同很多人来对付一个位阶并不太高的教育部官员。

后来鲁迅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职期间还受过其他人的排挤。许寿裳在《鲁迅的生活》中谈及鲁迅笔名“唐俟”的来历时说：

那时部里的长官某很想挤掉鲁迅，他就安静地等着，所谓“君子居易以俟命”也。

由许寿裳文中的叙述可知，鲁迅笔名“唐俟”由1916 年11 月30 日陈师曾为他所治之印上“俟堂”两字颠倒而来，而“俟堂”之号则和“部里的长官某”对鲁迅的排挤有关。

从鲁迅得到“俟堂”印的时间来看，这位“部里的长官某”或指时任教育总长范源濂。据当年和鲁迅同在教育部任职的杨莘士说，1916 年7 月范源濂第二次任教育总长时，提出要“祭孔读经”，引起了杨和、鲁迅、许寿裳、钱家治、张协和、张宗祥这六位浙江籍教育部职员的愤慨。他们议定由杨执笔联名写信，对范源濂的主张坚决反对。结果范源濂恼羞成怒，陆续把反对他的人排挤出去，名义上是外放厅长，实际上明升暗降。鲁迅因为是社会教育司的，所以无法把他弄到外地去。

杨莘士的回忆似乎可以为“部里的长官”就是范源濂的判断提供一种旁证。但杨的话是很可疑的：1.除了他之外，现有文献中不见其他人提及这件事；2.他当年在教育部任视学，1917 年被外放为掌握实权的吉林省教育厅厅长，实属升职，很难说是被排挤；3.没有其他可靠的材料证明当时的范源濂主张尊孔读经，反而有一些相反的证据。范氏在1916 年9 月上书大总统黎元洪，撤销了袁世凯当政时期颁行的包含尊孔内容的教育法规，10 月9 日又修订《国民学校令》等教育法令，删去了其中有关读经的内容。很明显，范源濂的这些举措和鲁迅等反对袁世凯复古的立场并不矛盾。

如果教育部里排挤鲁迅的不是范源濂，那么会是谁？关于鲁迅“俟堂”一号的来历，周作人另有一种和许寿裳稍异的说法：

洪宪发作以前，北京空气恶劣，知识阶级多已预感危险，鲁迅那时自号“俟堂”，本来也就是古人的待死堂的意思，或者要引经传，说出于“君子居易以俟命”亦无不可，实在却没有那样曲折，只是说：“我等着，任凭什么都请来吧。”

周作人的回忆中并没有排挤鲁迅的“部里的长官某”，鲁的“俟堂”之号也得于袁世凯称帝之前。当年的周作人和许寿裳都可以说是鲁迅最亲近的人，他们两人中谁的说法更接近真相？

要彻底厘清这个问题，当然要从鲁迅生平材料入手。然而翻检现有的鲁迅日记、年谱等，仍难得其究竟。不过值得高兴的是，1915 年袁世凯称帝前成立的教育部附设之通俗教育研究会印制的《通俗教育研究会报告书》，可以提供一些鲁迅在教育部遭受排挤的具体材料——这些材料包含的应该就是许寿裳、周作人关于“俟堂”的叙述所指的事件。

二

民国初年教育界曾出现过两个通俗教育研究会，一个是1912 年4 月28 日由临时政府教育部的一些部员和江苏教育会共同发起成立的半官方教育行政辅助机关；另一个则是由北洋政府教育部筹设，于1915 年9 月6 日正式成立的官办机构。在第二个通俗教育研究会正式成立前的9 月1 日，鲁迅就被任命为该会小说股主任。

难以确定鲁迅获得这个职位的原因是什么。就现有材料来看，鲁迅和当时的教育总长汤化龙以及次长梁善济（此人同时也是通俗教育研究会会长）并无特殊关系，在日记中对梁还有“不了了”的评价。然而从9 月6 日通俗教育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梁善济代表汤化龙所作训词，可以对鲁迅获得小说股主任职务的原因稍加推测。梁善济在讨论小说、戏曲、讲演这三种社会教育方式时虽然强调了“忠孝”等中国传统伦理的重要性，却隐约透露出“崇洋”色彩：

……外国小说可以教孝教忠，我国小说足以诲淫诲盗；外国戏曲常含有一种冒险尚武之精神，我国戏曲不外乎种种怪力乱神之幻想；外国讲演几乎大庭广众之中无人不能，我国讲演除有限讲演所之外竟致绝迹。两两相较，其得失相去胡可以道里计！不积极的改良而扩充之，将何以为通俗教育之资而收移风易俗之效？

梁善济所言正与鲁迅、周作人编译《域外小说集》，以使“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的行动相合。看来在汲取外来文化营养的价值取向上，鲁迅和当时的教育部高层达成了一致，这或许是他出任小说股主任的原因之一。

力图向外国文化学习的倾向也体现在鲁迅任职后的一些举措上。本来《通俗教育研究会章程》第四条第一、二、三款规定的小说股所掌事项是这些：

一、关于新旧小说之调查事项

二、关于新旧小说之编辑改良事项

三、关于新旧小说之审核事项

而在鲁迅主持下的小说股制定的《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办事细则》第二节“调查”的第五条中规定：“不论内外国新旧小说本股均应设法调查。”另外，在1915 年9 月22 日小说股第二次会议上讨论本股办事细则时，有与会者问“小说评论之介绍作何解说”，鲁迅答曰：“外国评论小说之文，皆可译之介绍于社会。”从这些记载不难窥见鲁迅大力引进外国“文术”的意图。

鲁迅的这些做法或许会给他带来一些来自异见者的压力——当他解释完“小说评论之介绍”就是翻译、介绍外国的小说评论时，与会的通俗教育研究会庶务干事徐协贞提出“小说评论之介绍句，似可改作撰译小说之评论”，最后众人都赞同了徐的提议，这个提议和鲁迅的初衷显然是不同的。

对于这时的鲁迅来说，来自徐协贞之流的压力并非不可承受，因为他有位更高权更重的领导者的支持。但接下来教育部发生了一系列人事变动：1915 年10 月5 日汤化龙辞去教育总长一职，由张一麐接任；10 月16日梁善济辞去了教育部次长职务，由袁希涛接任，袁还成了新的通俗教育研究会会长。后来正是在这位新会长的任内，鲁迅丢掉了小说股主任的职务。

三

1915 年11 月10 日小说股第七次会议的主题是讨论编译小说标准。在会议主持人鲁迅提出该议题之后，通俗教育研究会经理干事高步瀛说：

本日会长亦曾提议及此，以我国小说其稍佳者则类皆深奥，本会如从事编译，可就妇孺皆晓者编译之以期普及，但编译之标准及规程不可不先为规定。

高步瀛所说的“会长”即袁希涛，高所引用的袁氏“我国小说其稍佳者则类皆深奥”，明褒暗贬，隐隐指向了鲁迅、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

林纾在晚清民初的小说界可以算是最有名气者之一。即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他用古文翻译的外国作品也绝对谈不上深奥。袁希涛等人应该也持这种看法——在1916 年《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二次报告书》所附《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第一次审核小说一览表（后附小说杂志）》中，有十余部林译小说被列为上等。如果袁希涛认为林译作品是他所不喜见的“深奥”的，就不会出现这样的结果了。如此说来，袁氏所谓“稍佳”的小说应该是比林纾作品还要深奥的。合乎这个条件的作品当然不会太多。考虑到袁希涛主要是一个教育家，所涉猎小说的范围有限，它指的应该就是和他一样在1912 年就进入教育部的鲁迅与其弟的那部译著。

事情接下来的发展可以增加这个推断的可信性——袁希涛确实是在针对鲁迅。在勉强维持过1915年之后，1916 年1 月19 日鲁迅以主任的身份最后一次主持了小说股第十二次（本年度第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的一开始，鲁迅就告诉与会者：袁希涛对去年小说股议决的劝导改良及查禁小说案尚有斟酌，因此未提交通俗教育研究会。鲁迅提议，邀请袁希涛莅会直接参与讨论。

袁希涛到会后，就劝导改良及查禁小说案的四个条款都相应提出了意见：

1.原案第一条规定，请教育部通知书业商会并通咨各省巡按使分饬商会转知出版家，令此后自行取缔、不复印行有害社会之小说。袁希涛认为此条有“窒碍难行”之处。

2.原案第二条规定，报馆附载之小说每有甚妨害于风俗者，应请教育部咨行内务部并各省巡按使，转饬各报馆令其注意。袁希涛认为，此条在内地为我国权力所及，固属可行，若在租界以内则恐难办到。

3.原案第三条规定，请教育部将应禁之书籍目录按次咨行财政部及税务处，转饬各关卡税局搜检核办。袁希涛认为这一条也“恐难实行”：

即如鸦片烟、私货及各种危险物等尚难检查，而况于书籍。且搜检之际，惟警察是赖。若就警察程度言之，在京师则尚称文明，搜检时可无何等事件发生；若在各省，未必不涉纷扰。

4.原案第四条规定，请教育部将应禁之书籍目录按次通知书业商会，并通咨各省巡按使分饬商会转知书铺自行取缔，停止贩售。袁希涛认为这一条“尤须格外注意”，因为“只以空文查禁，恐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袁希涛的意见实属吹毛求疵。这位通俗教育研究会会长针对的显然已经不是一件议案，而是鲁迅领导的小说股以及通俗教育研究会经理干事高步瀛、庶务干事徐协贞（他们两人几乎全程参与了小说股各项议案的讨论）等人了。他这样做的结果是招致了小说股成员以及高、徐等人对他各项意见的“商榷”并最终导致原案除了第三条被略加修改外，第一、二、四条都保持了原貌。

但是小说股成员们和高步瀛、徐协贞对于原案的维护并不意味着袁希涛的失败。《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二次报告书·文牍二（发文部）》中确实有小说股第十二次会议讨论通过的议案被呈送给教育部核准的记录以及教育部下发的批文：

教育部批：据详，已悉。所议劝导改良及查禁小说办法尚属可行，惟第三项可先由北京税局试办，俟察知并无窒碍，再为推及各省可也。此批。

然而查看《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二次报告书》中“劝导改良及查禁小说”的实施记录，大抵是由通俗教育研究会呈请教育部请咨内务部（转饬警厅）查禁、取缔相关作品了事。也就是说，所谓劝导改良及查禁小说案实际上并未被认真贯彻施行，而鲁迅则在1 月19日的会议之后辞去了小说股主任的职务。或者在这一天的会议之初鲁迅已经确定了下一步的行动——他在会上所提的“依会长意见，对于一、二条尚无何等讨论之必要”“第三条似可删去”“第四条之书籍目录可否发给各商会一层须加讨论”，已尽属敷衍。

四

从以上所述鲁迅被排挤的过程，可以厘清许寿裳、周作人关于鲁迅在教育部遭遇的含混叙述：许氏所谓“部里长官某”，指的应该是袁希涛而不是范源濂；周作人称鲁迅感到危险是在“洪宪发作以前”，应是有意为许寿裳的说法提供一个更明确的时间点，以免后人误会。他不强调是某个特定的人排挤鲁迅是有道理的，因为高步瀛、徐协贞等人也都可能让鲁迅感受到压力。当然许寿裳的说法似更合理，因为袁希涛确实排挤过鲁迅。

袁希涛为什么这么做？他虽然是鲁迅所不太喜欢的“吴人”，但是除了小说股的事件之外，其他关于两人冲突的记录还未被发现。袁希涛是一个教育家，和力图以文学为工具进行启蒙工作的鲁迅没有直接矛盾。再说，鲁迅在小说股主任任上，除了一开始有意强调译介外国小说、评论，后来一直相当低调，没有发表过关于自己的文学理想的言论，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又，鲁迅的小说股主任不过是一兼职，目前并未发现他担任此职另有薪水的记录，他应该也不是因为经济原因遭受排挤。总之，从表面上看袁希涛几乎没有任何理由要排挤鲁迅。

但鲁迅确实被排挤了。虽然1916 年1 月19 日小说股第十二次会议上袁希涛的发言近乎“捣乱”，从中很难发现他排斥鲁迅的真正动机，但1915 年11 月10日小说股第七次会议上高步瀛转述的袁希涛的话表明，对鲁迅作品的不认同应该是袁希涛排挤鲁迅的部分原因。当然，这应该不是全部原因——仅仅这一点还不至于让袁希涛去排挤一个低调的下属。

袁希涛的行动也许出自时任教育总长张一麐的授意。据1915 年10 月29 日鲁迅日记记载，本日下午“张总长招见”。就在此前一天，通俗教育研究会刚刚召开了第二次大会。在会上，这位在袁世凯称帝前不久上任的新教育总长在致训辞时毫不意外地称颂了“一家之人咸听命于其家长，孝悌贞节皆为美德”的中国宗法社会——他说这番话应该是因为袁大总统正在力图成为所有中国人的“家长”。在通俗教育研究会所关注的小说问题上，张一麐倒没有刻意贬低或排斥外国，只是对当时上海出版的小说进行了严厉批评，认为它们“颇多恶劣”。他同时指出应该编辑“寓忠孝节义”而有趣味的小说，以改良社会。

在张一麐的训辞中很难发现直接针对鲁迅之处，但是10 月29 日张一麐在召见鲁迅时肯定也没有明确表示对后者的欣赏、支持或鼓励——如果是那样，鲁迅的小说股主任职位就不会发生危险了。这个判断如果成立，那么可以说，张一麐至少是默许了袁希涛对鲁迅的排挤。

虽然张一麐的出现也无法解决鲁迅究竟为什么会遭到排挤的问题，但是对于重新理解《狂人日记》来说已经足够了，他和袁希涛已经可以激发读者新的想象：他们分别是小说中赵贵翁、赵家的狗的原型，高步瀛、徐协贞等人对应着那些“路上的人”。小说中的狂人不理解自己为什么会“被吃”，反映了当年鲁迅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会有如此遭遇的某种程度的懵懂状态。

五

除了张一麐，蔡元培也可能是赵贵翁的原型。

蔡元培和袁希涛交好，从鲁迅口中即可知之。鲁迅在1927 年6 月12 日致章廷谦信中说：“民元以后，他所赏识者，袁希涛蒋维乔辈。”同年9 月19 日，在给章的另一封信中鲁迅又说：“孑公复膺大学院长，饭仍是蒋维乔袁希涛口中物也。”两封信中的“他”和“孑公”都是指蔡元培。

当然，仅凭以上材料还不能证明赵贵翁的原型就是蔡元培。在赵贵翁和蔡元培之间建立关联的另一个理由是，蔡元培对《域外小说集》的看法和袁希涛非常一致，这种一致性不仅表明他们对于鲁迅文学实绩与观念的排斥，也包含着他们成为互相勾连的“吃人”者的可能性动机。

蔡元培在《记鲁迅先生轶事》一文中说，他在德国留学时期，通过在东京留学的堂弟蔡国亲知道了周氏兄弟的存在，后来蔡国亲还把《域外小说集》寄给了蔡元培。蔡国亲，即蔡元康（1879-1921），浙江绍兴人，早年参加光复会，后来在东渡日本期间曾学习法律并与鲁迅结识。据王景山说，鲁迅给许寿裳的信中的“俅男”（或“俅南”）就是蔡元培的这位堂弟。他给蔡元培寄《域外小说集》最晚也应该在1912 年蔡元培到临时政府教育部任总长之前——如果蔡元培任总长之后才得到该书，那么它就不会是由蔡国亲转寄，而是由鲁迅当面奉送了。

蔡元培对《域外小说集》的看法是比较一贯的：文笔古奥，非浅学者所能解。无论在1919 年的《蔡校长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中还是在鲁迅去世后发表的《记鲁迅先生轶事》中，蔡元培对周氏兄弟这部作品的评价都是这样的。这种评价当然是中肯的、恰如其分的，但并不意味着评价者对《域外小说集》的认同。1919 年11 月17 日在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演说时，蔡元培断言“将来白话派一定占优胜”，虽然他也承认在小说这样的“美术文”中“或者有一部分仍用文言”。由此可以进一步推断蔡对于《域外小说集》的态度：虽然他愿意包容它的存在，但并不认为那么古奥的小说会有光明的前景。他的这种态度应该是在阅读了小说之后马上就产生了，并且以某种微妙的方式传递给了鲁迅。

本文前面所述的1912 年景耀月私自向总统府呈报任命名单之事，在蔡元培《自写年谱》的描述中是这样的：

我既任教育总长，次长为景君大昭，乃邀钟宪鬯先生及蒋竹庄、王小徐、周豫才、许季茀、胡诗庐诸君同为筹备员，从事于本部组织、学制改革、学校登记等事。景君未尝推举一人，亦不问部事，惟有时与我谈话而已，盖景君是一不羁的文学家，又热心党务，对于簿书期会等事，殊不耐烦。但是我到北京后，景君代理，景君忽开数十人名单，加以参事、司长、科长、秘书等名义，而请总统府发委任状，除旧有各员外，大抵皆文学家而非教育家。在景君之意，为彼等先占一地位，庶北迁时不致见遗。但蒋、钟诸君深不以为然，我归南京，联名辞职。乃开一会议，我声明次长此举，固是美意，但不为其他教育行政的专家留若干地位，使继任的长官为难。又多人既被委任，而或为后任长官所淘汰，则反使本人难堪，不如乘此尚未发表之时取消它。多数赞同我说，景君亦不反对，遂将几十张委任状送还总统府。

上文中的“景大昭”即景耀月。蔡元培在《自写年谱》中并未说鲁迅曾被景氏除名——鲁迅是否遭除名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蔡元培对于景氏“文学家”身份的贬抑性评价。这种评价固然可以被视为蔡元培为撤销景耀月的名单而寻找的借口，显然也会对曾经立志从事文学的鲁迅产生某种压力。蔡元培的话至少可以使鲁迅明白：这位对自己有提携之恩的上级在读过《域外小说集》之后竟然说出不欣赏文学家的话，看来以后最好不要对他提什么“异域文术新宗”了。

蔡元培后来虽然并没有长期担任教育总长，但仍然可以给鲁迅带来压力。1916 年12 月27 日蔡元培应邀在通俗教育研究会年终大会上发表的演说，也许能够让鲁迅进一步理解他和蔡在小说（文学）问题上的分歧。在这一次发言中，蔡元培虽然承认了小说的重要性，认为“往往有寝馈其中而得获知识者”，但更大量的篇幅表达的都是对小说功用的不信任。他认为中国传统小说“强半多涉男女之情”，“其他则不外乎鬼怪神仙之谈”。他一方面承认了《水浒》《红楼梦》的价值，另一方面又认为其价值已经是“过去之成迹”——换言之，这些作品已经没有什么现实的意义了。在蔡元培看来，当时值得提倡的是欧洲各国盛行的“自然派”小说，因为这些小说是受科学潮流影响的结果，没有中国传统小说的“虚无缥缈之谈”。中国的小说家们应该像自然派小说家那样，虽笔下写黑暗之状，但目光“常注光明之点”，不能一味暴露黑暗，以免像《官场现形记》那样令读者“沉溺于黑暗社会”，受到不良影响。

蔡元培认为小说能够帮助人获得知识，对大部分小说表示排斥而对自然派小说独表推崇，显然不会得到力图以文学激励人心的鲁迅的认同。鲁迅在听罢蔡元培的演说后很有可能将蔡和自己所受袁希涛的排挤联系起来，并在小说中将他们一起划归“吃人”者。从鲁迅的角度来说，如此为蔡元培命名并不是一种很过分的行为。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倡言以文艺“立人”，蔡元培等人排斥鲁迅的文学理想，确实等于是“吃”鲁迅理想中的“人”。

六

《狂人日记》中的主人公在思考自己为何被“吃”时，将原因追溯到了古久先生那里。

这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在狂人看来，“路上的人”之所以要和自己作对，就是因为自己二十年前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让他很不高兴。至于赵贵翁，只不过是一个替古久先生抱不平者而已。在“启蒙/封建”二元对立的价值框架中，将古久先生视为“中国封建社会”“封建卫道士”或者其他诸如此类的人或事物，并将其“陈年流水簿子”视为中国历史或其中某些文化典籍的符号，是以往学界解释这个角色的常见做法。很明显，应用这种方法得出的宏大而抽象的答案很难和鲁迅的直接生活经验取得逻辑一致性：在目前已经发掘出的鲁迅发表《狂人日记》以前的各种材料中，很难找到鲁迅全面否定中国历史的文字或行动的可靠证据。虽然他对“死抱国粹”之士曾有只言片语的批评，但其锋芒所指非国粹本身，而是那些笃古自欺者。鲁迅坦承，1907 年在东京创办文艺杂志时，他和同人们还带有一些复古倾向。在1908 年的《破恶声论》中，鲁迅不仅没有对古中国表示批评，还表达了敬意：

顾吾中国，则夙以普崇万物为文化本根，敬天礼地，实与法式，发育张大，整然不紊。覆载为之首，而次及于万汇，凡一切睿智义理与邦国家族之制，无不据是为始基焉。效果所著，大莫可名，以是而不轻旧乡，以是而不生阶级；他若虽一卉木竹石，视之均函有神閟性灵，玄义在中，不同凡品，其所崇爱之溥博，世未见有其匹也。

纵观1907 至1908 年间鲁迅集中阐述自己思想的一系列文章，其根本目标在于以“立人”而“立国”，其手段则是“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中国“固有之血脉”还不是一个被他排斥的选项：

此所为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

因为鲁迅在创作《狂人日记》前并没有大力批判过中国历史，所以判定被狂人踹过流水簿子的古久先生是中国封建社会或其他类似性质的事物或人物的象征，是缺乏说服力的。

就现有材料来看，鲁迅的老师章太炎是古久先生原型的可能性最大。

如果说《狂人日记》是一篇寓真实于疯狂的隐喻性作品，古久先生的名字也应该具有隐喻功能，他的原型应该是一位古意盎然的先生，章太炎作为国学大师在这一点上无疑是很称职的。更为关键的是，在鲁迅和章太炎的交往中，发生过和小说中狂人踹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相似的事件。

今人论章太炎和鲁迅之关系，多重视两人之间的通同之处，于分歧则大抵以鲁作《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等文中所说为准，并未深究。其实早在1908 年鲁迅跟随章太炎学《说文解字》时，他们两人就发生过一次争执。许寿裳的《亡友鲁迅印象记》曾记其事：

鲁迅听讲，极少发言，只有一次，因为章先生问及文学的定义如何，鲁迅答道：“文学和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先生听了说：这样分法虽较胜于前人，然仍有不当。郭璞的《江赋》，木华的《海赋》，何尝能动人哀乐呢。鲁迅默然不服，退而和我说：先生诠释文学，范围过于宽泛，把有句读的和无句读的悉数归入文学。其实文字与文学固当有分别的，《江赋》《海赋》之类，辞虽奥博，然其文学价值就很难说。这可见鲁迅治学“爱吾师尤爱真理”的态度！

许寿裳文中所记章太炎与鲁迅的话，与章氏《文学总略》中的一段有相似之处：

或言学说、文辞所由异者，学说以启人思，文辞以增人感。此亦一往之见也，何以定之？凡云文者，包络一切著于竹帛者而为言，故有成句读文，有不成句读文，兼此二事，通谓之文。局就有句读者，谓之文辞；诸不成句读者，表諩之体，行邪上，条件相分，会计则有簿录，算术则有演草，地图则有名字，不足以启人思，亦又无以增感，此不得言文辞，非不得言文也。诸成句读者，有韵无韵分焉。诸在无韵史志之伦，记大傀异事则有感，记经常典宪则无感，既不可齐一矣。……郭璞、木华有《江》《海》，奥博翔实，极赋家之能事矣，其亦动人哀乐未也？

虽然许寿裳所记章、鲁对话内容可能出于章太炎的文章，但他说两人存在分歧与争论仍然是可信的，因为“文辞以增人感”之说与鲁迅在日本时期的文学观念正相符契。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对“文事”“文章”等（即今人所说的“文学创作活动”“文学”）有过比较系统而清晰的论述。他认为，文学是人的“心声”，是民族（种族）兴衰的表征；它属于美术之一种，能够涵养人的“神思”，具“不用之用”，正是因为文学，“人乃几于具足”。也正是因为看重文学感染人的作用，鲁迅才要提倡那些“发为雄声”的“摩罗诗”，以起国人沉疴，大中国于天下。这和章太炎主要从形式方面着眼讨论中国传统“文学”分类的做法是迥然相异的。

另外必须说明的是，章太炎的《文学总略》是由其《文学论略》修订而来的。后者发表于《国粹学报》丙午年（1906）第二十一至二十三期，其文字与《文学总略》稍异，如《文学总略》中的“学说以启人思，文辞以增人感”在该文中为“学说在开人之思想，文辞在动人之感情”，然两文大意相同。就此来看，许寿裳回忆中1908 年发生的章、鲁之争，应是鲁迅有意对章太炎既有的学术观点发起的挑战。鲁迅这样做显然是要冒极大风险的——后来章太炎不公开承认鲁迅是自己的弟子，或即与此有关。

《狂人日记》中主人公踹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很可能就是指1908 年鲁迅挑战章太炎之事。陈年流水簿子无论和《文学论略》还是章太炎给鲁迅等人所讲的说文解字课，都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文学论略》、说文解字课的“陈年”性质自然不必说了，说它们是“流水簿子”亦极肖：《文学论略》在点明研究文学当以文字为主，不当以彣彰为主的观点之后，胪列了中国历史上诸家之说进行商订；章氏上说文解字课的方式，也不过是用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郝懿行的《尔雅义疏》等“逐字讲释”而已。

但对于古久先生的原型作这样的推断仍然可能遭到质疑：小说中的赵贵翁和古久先生并不认识，而蔡元培和章太炎是光复会的革命同志，怎么能说小说中那两个人物的原型就是蔡和章呢？有这种疑问者是把小说完全等同于生活实录了。蔡元培和章太炎虽然早年交往不少，但民国成立后已经不再是政治上的同路人，鲁迅以小说家笔法将二人写成不相识，是很正常的。在此还应附加一句：蔡元培比张一麐更有成为赵贵翁原型的资格，因为蔡在民初教育界影响力巨大，比张更具备“约定路上的人”的能力。

七

《狂人日记》中的“吃人”叙事隐含着鲁迅的直接生活经验，他生活于其中的就是一个“吃人”的世界。对于读者而言，小说中的“吃人”不应该仅仅被理解为历史或者现实社会某个角落中一种不正常的现象，似乎只要理解了它并对它采取一种批评的、戒备的姿态，就可以担保自己不会被卷入其中。小说描写的“吃人”是一种“常态”，“吃人”者不一定是公认的恶人，他们的头顶上甚至可能罩着某种神圣的光环。如果读者带着这样的认知前提阅读小说，就可以发现小说中的“吃人”世界和自身所处现实生活的某种相似性，并因之而警觉，提醒自己以及周围的人改过迁善，尽量避免陷入“吃人/被吃”的伦理困境。

本文这种将“吃人”和鲁迅的现实生活经验相连接的研究方法可能会让很多人在感情上难以接受，尤其是当他们被一种虚拟的纯洁道德想象占据大脑的时候：连蔡元培这样德高望重的人都可能是“吃人”者吗？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其实只要想一想鲁迅自封的“屠伯”，就知道在他所揭示的“吃人”宿命中，无人有逃脱的特权。另外，还有一些事实能够增强蔡元培和《狂人日记》直接相关的可能性。蔡曾在1912 年和1918年两次参与发起进德会，大力提倡“私德”，而《狂人日记》所着力批判的恰恰是有四千年历史的、从古至今一体皆然的“仁义道德”。

当然，即便本文对《狂人日记》和鲁迅的直接生活经验之间的关系的论证是有力的，质疑也应该是被允许的。因为在文学的天空中不存在必然性的辙轨，只有可能性的天马在驰骋。说蔡元培等人是鲁迅作品中“吃人”者的模特儿，无论如何只是揭示了一种可能性，而且可能是永远无法被证实的可能性，本文做出论断的依据主要是小说叙事和现实生活之间的逻辑相关性与相似性。

然而，关于鲁迅小说及现实生活中“被吃”经验的充满不确定性的论断以及推导出它们的过程的意义是确定的。这些论断和推导过程不仅可以为重新解释《狂人日记》，也可以为理解鲁迅的其他作品乃至和他发生关联的人物提供一种新的想象方法与图景。例如，借助本文的分析，读者也许可以更深刻地领悟为什么鲁迅会认为自己和蔡元培是“气味不投者也”。再比如，鲁迅在通俗教育研究会被排挤的经验可以被视为他在1925 年年末创作的《这样的战士》中所描述的“无物之阵”的一个具体例证；这些经验和《狂人日记》合在一起还可以为《孤独者》中魏连殳所说“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提供一个互文性的解释：魏连殳言语的背叛性，发源于《狂人日记》，是对《狂人日记》背叛性的进一步说明，也是它的复现——从《狂人日记》开始，鲁迅不仅正式背叛了老师章太炎，也背叛了他自己此前的理想；不仅背叛了古文，也背叛了中国文化。

①周作人（署名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上海出版公司1954年版，第11页。关于这位“表兄弟”，周作人文中隐其真名而书“刘四”。据陈漱渝说，他的真名为阮文恒，字久巽，鲁迅的日记中则作阮久荪，阮久孙、九孙等。此人1886年生于浙江上虞啸唫，1935年患阑尾炎病故。参看陈漱渝：《往事并不纷纭——民国文坛钩沉》，北方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146—147页。

②⑫㉒ 《鲁迅全集（编年版）》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16页，第346页，第417页。

③参看1910年11月15日鲁迅给许寿裳的信，《鲁迅全集（编年版）》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70页。

④ 景耀月（1882—1943），字瑞星，号太昭，山西芮城人，1904年被选派到日本留学。他在日本期间参加了同盟会，参与创办了《晋乘》等杂志并曾受教于章太炎。

⑤“蔡先生”即蔡元培，“被命北上”指蔡元培受命到北京去迎接袁世凯到南京就任大总统之事。

⑥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峨眉出版社1947年版，第41页。引文中省略号为张传敏所加。

⑦ 许寿裳：《鲁迅的生活》，《鲁迅的思想与生活》，台湾文化协进会1947年版，第34页。

⑧ 范源濂于1916年7月12日任教育总长，恰好于11月30日鲁迅收到陈师曾所治“俟堂”印的这一天辞职，12月4日傅增湘成为新的教育总长。

⑨ 《杨莘士回忆鲁迅的谈话记录》，上海师大中文系鲁迅著作注释组：《鲁迅及三十年代文艺问题》，内部资料，甘肃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组1978年翻印，第134页。

⑩ 就在1916年8月范源濂任教育总长期间，鲁迅做了《关于废止〈教育纲要〉的签注》。在签注中，鲁迅指出袁世凯当政时期颁布的《教育纲要》的规定“多与旧式思想相合”，应“明文废止”、“根本取消”。参看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年谱长编》第1卷，河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92—293页。

⑪ 周作人（署名周遐寿）：《鲁迅的故家》，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鲁迅回忆录：专著》（中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026页。

⑬ 《通俗教育研究会会长梁次长代表汤总长训词》，《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一次报告书·记事》，京华印书局代印，1916年版，第3页。本文所引《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一次报告书》及 《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二次报告书》中原文多无标点符号，引文中标点符号俱为张传敏所加，以下不再一一注明。

⑭ 参看会稽周氏兄弟纂译的《域外小说集》第一册的“序言”。该书由周树人发行，东京市神田区锦町三丁目一番地长谷川辰二郎印刷，上海英租界后马路乾记衖广昌隆绸庄总寄售，1909年出版，页码不详。

⑮ 《通俗教育研究会章程》，《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一次报告书·章程》，京华印书局代印，1916年版，第1—2页。

⑯ 《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一次报告书·章程》，京华印书局代印1916年版，第9页。

⑰ 关于小说股第二次会议的有关议论，参看《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一次报告书·股员会议事录一》，京华印书局代印，1916年版，第1—2页。

⑱ 《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一次报告书·股员会议事录一》，京华印书局代印1916年版，第8页。

⑲ 袁希涛关于劝导改良及查禁小说案的意见，参看《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二次报告书·股员会议事录一》，出版机构及时间不详，第1—2页。

⑳ 《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二次报告书·文牍二（发文部）》，出版机构及时间不详，第4页。

㉑ 《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二次报告书·股员会议事录一》，出版机构及时间不详，第2页。

㉓ 张一麐在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二次大会上的相关言论，参看《教育总长训词》，《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一次报告书·记事》，京华印书局代印，1916年版，第5—7页。

㉔㉕㊵ 鲁迅：《鲁迅全集（编年版）》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67页，第391页，第367页。

㉖ 蔡元培：《记鲁迅先生轶事》，《宇宙风》半月刊1936年第29期。

㉗ 王景山：《“俅男”与“奡头”》，《鲁迅书信考释》，文化艺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49页。

㉘ 《蔡校长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第338号。

㉙ 《国文之将来（十一月十七日在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演说）》，《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第490号。

㉚ 蔡元培：《自写年谱》，中国蔡元培研究会：《蔡元培全集》第17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61—462页。

㉛ 《蔡鹤卿先生演说词（本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年终大会）》，《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二次报告书·专件》，出版机构及时间不详，第2—4页。

㉜ 鲁迅：《科学史教篇》，《鲁迅全集（编年版）》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8页。

㉝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编年版）》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13页。

㉞鲁迅：《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编年版）》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48—149页。

㉟ 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编年版）》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38—139页。

㊱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峨眉出版社1947年版，第30—31页。

㊲ 章太炎：《文学总略》，《国故论衡》，上海大共和日报馆1913年版，第71—72页。（原文无新式标点，引文中所有标点符号俱为张传敏所加）

㊳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编年版）》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9—87页。

㊴ 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年谱长编》第1卷（河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出版）第164页中有名为《鲁迅听章太炎讲〈说文解字〉而做的笔记》的图片一幅，也许可以帮助读者更直观地理解《狂人日记》中的“流水簿子”是什么样子的。

㊶ 鲁迅：《鲁迅全集（编年版）》（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