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李煜的避世思想

⊙张 坤［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武汉 430074］

南唐后主李煜，人生颇为坎坷，有着诸多变故，因此他的作品往往饱含血泪惆怅与消极避世思想。李煜的一生“不自由”，而遭遇的各种变故则使他抽离避世的思想时常出现，因此他诗词作品偶或流露出对隐逸的向往。“避世隐逸”是文学史上很早就出现的一个母题。《后汉书·逸民传》中论及隐逸有以下几种：“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已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亦云性分所至而已。”即隐逸者大多是天性爱好自由与清静，而他们选择归于隐逸也往往带有各种意图，隐逸其实是实现各种目的的一种途径。以此审视李煜一生，其不同人生阶段的隐逸思想背后亦有着不同的意图。

一、少年时期：躲避斗争，潜心文艺

李煜早期身处优良的知识环境与文学氛围中，但外界政治斗争极其激烈。他此时的隐逸是为独立于政治之外，脱离权力斗争圈，投身于文艺创作的世界。

李煜生而有异相，相貌出众，一目重瞳。“广颡丰额骈齿，一目重瞳子”。“重瞳”即目中有双瞳子，在传说中是像舜帝、项羽一样的帝王之相。加之其出生不久，祖父便称帝建立南唐。他的大吉相貌与称帝之事被关联起来，因此自出生便受到极多关注。但福祸相依，这样的相貌受到了长兄弘冀的猜忌：“文献太子恶其有奇表，从嘉避祸，惟覃思经籍。”于是少年时期的李煜有意识的避世独立，远离政治旋涡，转而走进古文典籍的世界。李煜在中主诸子中排行第六，是几乎没有即位可能的，因此他不必刻意修习治国之策，反而可以继续投身于艺术。此时南唐国力正值巅峰时期，社会稳定，文化高度发展，而且他的父亲中主李璟也是富有文采的文学家。在这样的环境影响下，他养成了良好的文学素养：“后主幼而好古，为文有汉魏风。”也正因这种自幼的教育，他没有学会那种耽于权谋的帝王之术，反而培养出独立于世外的文人性情。

然而皇室内部斗争剧烈，在随后十余年中，李煜的四个哥哥相继夭亡而不明原因。太子弘冀与叔父李景遂爆发了争夺储位的斗争。弘冀太子鸩杀叔父李景遂，随后李弘冀暴毙而亡，死因不明。而此其间后周入侵南唐，南唐战事失利，失掉近半江山，更自此开始要向后周纳贡，南唐自此由盛转衰。目睹了这一切的李煜，面对内忧外患，深感权力斗争之酷烈。他那无意于皇位、追求文艺的本心只能通过隐逸避世来实现，于是他给自己取号钟隐，即钟山隐者，或钟于隐逸。他向往江上隐者渔樵之乐的自由：“浪花有意千重雪，桃李无言一队春。一壶酒，一竿纶，世上如侬有几人？”“一棹春风一叶舟，一纶茧缕一轻钩。花满渚，酒满瓯，万顷波中得自由”（《渔父词》），渔翁之形象在中国文化中素有代指隐者之意。这两首词借景抒情，表现了李煜追求本心、向往自由、避祸远居、隐逸遁世的思想，由此也可见他这一时期是为避免政治斗争而选择避世隐没。

二、为帝时期：逃避现实，追寻本心

李煜在为帝时期表现出的隐逸思想更加明显。帝王的身份与他内心对自由的追求、个人气质等产生极大的矛盾，加之各种政治变故、亲人离世，更使得他内心焦灼不安。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只能通过暂时的隐逸作为现实的出口，获得片刻内心安定。

一方面这一时期他内心充满对自由的向往。中主李璟病逝后，由于五个哥哥全部早逝，他因此即位。李煜也感到自己追求自由的天性不适合继承帝位：“先帝弃代，冢嫡不天，越升非次，诚非本心。”他认为自己成为南唐国主是因为先帝去世后，诸位兄长全都不存，自己无奈才越过长幼次序继承皇位，被迫接受帝位。这种性格和角色的不匹配，使他如在枷锁之中。这种困顿感受占据了他的整个为帝时光，因此在南唐国破，李煜被俘渡江时，这种情绪才终于爆发：“既至汴口，欲登礼普光寺。左右谏止，后主怒而大骂，曰：‘吾自少被汝辈禁制，都不自由。今日家国俱亡，尚如此耶？’”虽身处不适合自己的位置，但他对自由的向往一直存在，直到国破家亡之时，才敢无所顾忌地宣泄。由此可见后主一直有着追求自由的本心。

另一方面他试图逃离悲伤的生活，克制内心的烦乱。面对丧父之痛，他性情转为沉郁。三年之后，幼子夭折，妻子大周后亦随即去世。“仲宣因惊痫得疾，竟卒。追封岐王，谥怀献。时昭惠后已疾甚，闻仲宣夭，悲哀更遽，数日而绝。”李煜与妻子大周后琴瑟和谐，性格颇为相投，但妻子早逝，他自然悲痛更甚。一年后，他的母亲钟太后也因病去世。仅七年时间，多位近亲接连去世，这无疑是极痛苦的人生体验。此时南唐周围强国环伺，对外也是接连战败。对于这些烦扰，李煜一方面通过纸醉金迷的艳俗生活麻痹自我，写下了不少冶艳的词作；另一方面他又产生了避世抽离之意，正如在他的诗歌《九月十日偶书》中所称：“背世返能厌俗态，偶缘犹未忘多情。”想要离开现在的境地，却又无法摆脱，他的这种内心矛盾，使得他追求隐逸的目的转为“求静”“抑躁”。

这一时期他追求内心安静的归隐思想更甚，他在诗歌《病起题山舍壁》中写道：“山舍初成病乍轻，杖藜巾褐称闲情。炉开小火深回暖，沟引新流几曲声。暂约彭涓安朽质，终期宗远问无生。谁能役役尘中累，贪合鱼龙构强名。”山中隐居小舍刚刚建成，他感觉病情因此有所好转，这里使他感到非常闲适。养病时期的装束是“杖藜巾褐”，“杖藜”“褐巾”是隐者常有的形象。“彭涓”指的是彭祖与涓子，避世求仙终得长寿的传说之人；“宗远”指高僧宗炳和慧远，两位皆是佛家世外高僧。他连续列举四位古时的隐者作为自己心中的理想对象。在末句直抒胸臆，谁愿意在这尘世中白白劳累、汲汲于功名呢？这无疑是在表露他希望借隐逸生活以使内心安定，暂时排解烦愁的愿望。

三、被俘时期：囚徒之悲，向往自由

自南唐亡国、后主被俘至后主暴卒共有五年。这段被俘时期是李煜文学创作的高峰期，这一时期的作品也最为人所称道。由于他的地位发生巨大转变，终日惶惶不安，所以作品中也有意回避各种与政治相关主题，转而表现出故国之思和对隐逸自由的向往。

后主“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到最后亡国被俘，从未得到真正的自由。他一心“思追巢许之余尘，远慕夷齐之高义”。巢父、许由、伯夷、叔齐，这些人都是历史上著名的隐者。他希望能像这些人一样逃离繁杂尘世，命运却把他推向了权力的最高峰。这种避世思想在他精神悲苦时时有显露，最后却只能通过作品隐约传达。被俘后李煜被封为“违命侯”，困居一隅。一方面他身为俘虏，时刻担心自身性命安危；另一方面他又处处受到限制不得自由。因此他这一时期的诗歌不再涉及政治及各种繁华，而开始转向对故国之思与对自由隐逸的向往。这一时期，李煜词中出现最多的就是写泪、写愁、写梦等主题。写泪是为了抒发亡国之痛，写愁是为了体现囚徒不得自由之悲，而写梦则主要是用来幻想抽离避世，如“船上管弦江面绿，满城飞絮辊轻尘”，“千里江山寒色远，芦花深处泊孤舟”（《望江南·闲梦远》）。他写梦的词中出现的往往是阔大而自由的意向，如芦花、飞絮、寒江、孤舟，这些常出现在隐逸诗词中的景物，也反映了李煜此时之避世心态是出于对自由的渴望。

在被俘后，他总结自己一生：“心事数茎白发，生涯一片青山。空山有雪相待，野路无人自还。”（《开元乐》）一方面写自己心事重重，使得白发徒生，而回首过往，却觉得此生归处应当是一片青山。而后他描写雪后空山、野路无人的世外之所，以此来表现自己隐遁归去的愿望。“雪山”一词多见于佛教经典，代指佛教所谓的世外无人境地。后主以此作结，也可以看出其向往青山草野的心情与内心厌世避世的心境。

后主被俘后的作品满含血泪哀思，这一时期的作品也最为人所称道，此时作为囚徒再也不能追求本心，因而只能通过艺术创作抒发情感。钱锺书谈及艺术创作时引申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理论称：“在现实生活中不能满足欲望的人，死了心做退一步想，创造出文艺来，起一种代替品的功用，借幻想来过瘾。”李煜便是如此，他自身陷入困境，无法实现自己避世逃离的愿望，便借文学来抒发自己的内心，表现自己的内心向往。只有在文学艺术中，他才能感受到不曾有过的自由，才能回归本心之追寻。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出现避世之意，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四、内在因素：本性使然，佛教影响

后主“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困居皇城一隅，一生阅世不多，因此他保持着本性的率真自然，追求无拘束的自由生活。时人评价后主，称其：“本以恻隐之性，仍好竺乾之教。草木不杀，禽鱼咸遂，赏人之善，常若不及；掩人之过，唯恐其闻。”认为后主天生有恻隐之心，又被佛教影响，所以内心慈悲仁善，有着像飞鸟游鱼一样自由的愿望。由此可见，后主这种仁善平和、志在山水的性格形成与两种因素有关。

一方面是向往自由的天性。后主天生的性格是内向式的，善良而懦弱。这种性格敏感而内省，所以他更能深刻地感受到自身细微的情绪，也能极其细致地观察生活，所以他会有更多对人生的感悟。但这种性格使得他在面对未来的坎坷磨难之时，常常生出退却抽离之意，但这种退却之意并不适合表露出来，所以只能通过艺术创作抒发。这在《秋莺》—诗中表现更为明显：“残莺何事不知秋，横过幽林尚独游。老舌百般倾耳听，深黄一点入烟流。栖迟背世同悲鲁，浏亮如笙碎在缑。莫更留连好归去，露华凄冷蓼花愁。”他以残莺自比，借此表达内心情感。前四句写秋莺不知秋天已经到来，依旧独自游荡在不适合自己的林中；颈联“栖迟背世”的意思是所在位置不适合自己，因此“同悲鲁”，在这里引用了《庄子》中的典故：鲁侯养了一只海鸟，为了养好这只鸟，鲁候想尽办法令这只鸟在笼子中过得舒适，但笼中之鸟自由天性无法实现，给囚笼再多的奢华装饰依旧无法使海鸟适应，最终海鸟很快死去。李煜在诗中用到这个典故，意在表达帝王生活不适合自己的本性，难以获得本性追求的自由。而下句用到“缑氏山”的典故，传说有人在此得道解脱成仙。残莺的叫声传到此处，也暗示着李煜自身避世希求解脱的意识。而尾联他对残莺说“莫更留连好归去”，更是对自我不要流连及时逃离的劝勉。

另一方面是佛教清静避世思想的影响。佛教也对李煜隐逸避世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李煜选择信仰佛教是因为两个因素：一是李煜自小生活在崇佛的环境中。他的祖父幼年久居佛寺，跟佛教关系密切，到了南唐中后期“及元宗、后主之世，好之遂笃”。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后主被佛教思想影响也是理所当然。事实上后主好佛更甚于乃父。在他在位时期，更是大建佛寺，度化僧人。单开元三年春，便建造了钟山道场永慕宫、钟山道场、静德寺等。到了后期，单是宫里的佛寺就有十多所。由此可以看出，李煜崇佛到了何等地步。二是后主命运多舛，虽生于锦绣堆中，却活得并不顺遂，也不自由。他的亲人不断离世，仅在十余年里自己的五个兄长、父母、发妻、幼子先后逝世，身边近亲几乎不存，这使得后主内心的悲痛只得借佛教寄托排解。到了后期，后主身为帝王面对飘摇江山、强敌时时来犯，南唐危如累卵，难以支持，内外交加的困境使得本就敏感孱弱的他更加惊恐。在这种情况下，他选择以佛教思想使内心暂时找回宁静。这两种情况叠加，使得后主笃信佛学，自称“平生喜耽佛学，其于世味澹如也”，并深受其影响。佛教思想渗透于李煜自身，尤其是佛教的避世抽离思想和“悲”“空”的生活态度，深深影响着他的思想观念。厌倦于尘世劳累的后主，给自己取号“莲峰居士”，“莲峰”常用来代指佛教适合修行的清静地；“居士”本意为在家带发修行的佛教徒，也可用以称呼隐逸的高士。他甚至曾居于佛寺，多日不临朝，以表示潜心清修，不为俗务打扰。可见佛教思想对他清静避世观念的影响之深。因此面对困难与威胁时，他会不自觉地产生逃避心态，这种逃避心态自然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自身的境遇，反而使他形成对自由生命的幻想，最后只能借文学作品抒发。

五、结语

李煜虽生于帝王家，而后更成为一国之君，但却一生“不自由”，这种“不自由”的感受因内心追求与社会角色的不匹配而形成。而他被俘后，更对自由充满向往。为了满足内心的追求，摆脱来自现实世界的压力，他只能幻想避世逃离，并通过作品抒发。通过对李煜一生各阶段的审视，可见他的避世思想时时存在。“避世”一方面是他躲避灾祸、追寻艺术、平静内心乃至从现实中逃避的手段，另一方面也是他实现本心、追求自由的途径。

①〔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三），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576页。

② 〔宋〕陆游：《南唐书》（卷三），南京出版社2010年版，第235页。

③〔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十七），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45页。

④ 〔宋〕陈彭年：《江南别录》，《五代史书汇编》（卷九），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5084页。

⑤ 〔宋〕史虚白：《钓矶立谈》，《五代史书汇编》（卷九），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4978页。

⑥ 〔宋〕龙衮：《江南野史》，《五代史书汇编》（卷九），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5161页。

⑦ 〔宋〕陆游：《南唐书》（卷十三），南京出版社2010年版，第236页。

⑧ 钱锺书：《诗可以怨》，《文学评论》1980年第1期。

⑨ 〔宋〕徐铉：《大宋左千牛卫上将军追封吴王陇西公墓志铭》，《徐骑省集》（卷二十九），台北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2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