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现代文学的文学地理学话语

时间：2024-05-20

⊙傅祖栋［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浙江宁波 315100］

作家都是“地之子”，他们“往往自觉其有承继自‘土地’的精神血脉”。地理环境（包括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是作家的生命依托，更是他们文学创作的原发基因。自然地理环境为他们提供了生产生活资料和审美观照对象，而人文地理环境则通过民风民俗、文化精神等中介影响着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审美取向，进而影响他们的创作风格。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文学和地理之间是一种双向互动关系。地理环境是作家的重要创作源泉，它影响着文学作品的内容和意境；文学作品的内容和意境则反映了一定的地理环境，也浸染着地域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就像迈克·克朗所说：“文学作品不能被视为地理景观的简单描述，许多时候是文学作品帮助塑造了这些景观。”浙江特有的气候、地貌、民俗和乡土景观，构成了浙江现代文学中的风景画、风俗画和风情画。透过浙江现代文学，我们可以看到一幅幅独具浙江特色的地域图景。

一、气候与浙江现代文学

早在18 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就曾将气候视为民族文化心理的决定性因素，并且认为“气候的影响是一切影响中最强有力的影响”。浙江属于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季风显著，四季分明，年气温适中，光照较多，雨量丰沛，空气湿润，雨热同期，气候资源配置多样。冬季季风来自西北大陆，寒冷而干燥，夏季季风则来自东南海洋，温热而润湿。潮湿的气候使得大量与“雨（水）”有关的意象进入了浙江现代文学的地理空间中，甚至影响着作品叙事的进程。无论是春天的野菜、夏天的梅雨，还是秋天的丹桂、冬天的冬霖，都少不了雨（水）的滋润。

浙江的春季雨量充沛，野菜生长旺盛，一时成了乡民们饭桌上不可或缺的美味。周作人在散文《故乡的野菜》中结合植物学知识和穿插其间的民谣、童谣，介绍了绍兴人春天常吃的三种野菜——荠菜、黄花麦果、紫云英。写荠菜，作者融合乡土情趣和植物学知识，既写了妇女小儿“蹲在地上搜寻”时的场景，又写了孩子们所唱的民谣，还写了《西湖游览志》《清嘉录》上有关荠菜的传说。写黄花麦果，作者在运用植物学知识加以说明以后，重点介绍了它的特有作用：清明扫墓时可以做供品。写紫云英，作者不仅用寥寥数笔勾勒出了其颜色和形态之美，而且介绍了它的作用：白色的花可以治痢疾，花球常被孩子们用来做花环，而且它还可以用来判断是否是清明扫墓时的上坟船。陆蠡也在散文《麦场》中写到了台州乡间春天特有的荠菜、菁（一种野菜，嫩时可用于做糕点）、虾蟆衣（即车前）三种野菜。

浙江的黄梅季节雨多且空气潮湿。春夏之交，因冷、暖气流交汇而形成的梅雨季节，给浙江的青山绿水披上了一层朦胧面纱，描写这一季节的作品也往往充盈着一种感时伤怀的愁绪。戴望舒的诗歌《雨巷》就以雨天为背景：蒙蒙雨天，独自撑着油纸伞的“我”，徜徉在“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渴望邂逅一位“结着愁怨的姑娘”。擦肩而过之后大家又各自前行，“丁香一样”的姑娘终于穿过颓圮的篱墙消失在了雨巷中。诗歌借“雨巷”这个江南小镇特有的环境，营造出了一种烟雨江南风情。这种雨季氛围是极容易引发人的愁绪的，把绵绵阴雨天作为叙事背景，正是诗人忧郁、压抑乃至悲观心理的折射。浙西的杭城是这样，浙东的金华也如此。艾青的诗歌《献给乡村的诗》中，江南水乡用青石砌就的石井也充满了潮湿的韵味——周围长满了“暗绿而濡湿的青苔”。无论是“颓圮的篱墙”还是“暗绿而濡湿的青苔”，都体现着时间的流逝和空气的湿润。而多次出现在茅盾小说中的“雨”则体现了主人公当时的心绪。当林老板身处逆境时，“天又索索地下起冻雨来了。一条街上冷清清地简直没有人行”。显然，作为文化符号的“雨”带给主人公的是凄凉和无助。

浙江的秋天空气清新，丹桂飘香。郁达夫的小说《迟桂花》中，月光下的翁家山给人以一种空山秋夜的沉默感：透过树枝间隙的月光，就像是“千条万条的银线”，秋虫的鸣叫声此起彼伏，使人误以为下急雨了。日落之后的山顶上，起了一层“白茫茫的透明雾障”。而翁家山的秋晨则是另一番景象：太阳慢慢升起来了，跃过了屋檐、树梢和山顶。草上的露水虽然未干，但清凉触鼻的草气融合了桂花香味，使人闻了就算是“宿梦也能摇醒”。在散文《杭州的八月》中，作者写了杭州八月的桂花栗子和之所以称八月为“桂月”的原因，同时还结合传说和《论衡》中的记载饶有风趣地介绍了钱江潮的历史。

暖冬下的浙江，依然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郁达夫的散文《江南的冬景》描绘了一幅杭州暖冬图：钱塘江两岸的乌桕树虽然掉了红叶，但枝头上却长着雪白的桕子，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是梅花。草色虽然成了赭色，但根边还带着一丝绿意……这里港汊纵横，湖沼众多，又濒临大海，因此空气中充盈着很多水分，即使到了冬天也会下微雨，这种冬霖景象“又是一种说不出的悠闲境界”。

二、地貌与浙江现代文学

浙江地形具有“七山一水两分田”的结构特征。大体而言，浙东多山，浙西多水，青山秀丽幽美、水域纵横柔媚共同构成了浙江独特的山水自然。多山的自然地理环境使得浙东现代文学的风格偏“刚性”，多水的自然地理环境使得浙西现代文学的风格偏“柔性”。崇山峻岭赋予了浙东地域的蛮荒、冷隽之感，同时也在浙东现代作家的文化性格中注入了刚强、孤寂等因子，反映到作品中就有了粗犷刚烈、沉郁忧愤、孤寂凄美的风貌；水网蚕桑赋予了浙西地域富庶、明快之感，同时也在浙西现代作家的文化性格中注入了优柔、活跃等因子，反映到作品中就有了细腻婉约、清新婉丽、柔和明快的风貌。浙东文化的刚强和浙西文化的婉约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分别融进浙江现代文学中，从而形成了一幅幅色彩斑斓的自然风光图和人生百态图。

浙东相对闭塞的地理位置铸成了乡民原始、封闭的文化心态，也让浙东现代文学作品中渗透着“土性”。许钦文在小说《石宕》中展现了浙东乡民世代沿袭的艰辛而又危险的采石生活。一次由于石层的断裂，七个石匠都被埋进了石块中。尽管来自石块中的呼救声不绝于耳，尽管外面的妇孺们哭得呼天抢地，但大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石工活活饿死。罗大冈的散文《老石匠的墓碑》中也塑造了一位“性格也磨炼得跟石头一样冷静、坚硬”的老石匠，他不爱说话，什么情况下都不会激动。在生存困境中，人们没有办法改变凄惨的现实，心也只能变得跟山（石）一样冷硬。

“浙江的水是非常贴身、多情的，重视渗透，逶迤在山间，并冲积出一些田地，山、水、田相依，条条溪涧汇成谷口、平原”。虽只一江之隔，但“水性”的艺术思维更明显地运用在浙西现代文学中。朱自清在诗歌《沪杭道中》描绘了一幅浙西水乡的乡野图。雨中的田园里，“青的新出的秧针”“黄的割下的麦子”“深黑色待种的水田”织成了一张彩色的花毡。一个村庄如果有了小溪的环绕，那就拥有了灵动之气。你看，这里有缓缓流着的小河，河上搭着窄窄的板桥，河里横着几只小船，岸边走着几个撑伞的人，田里还有一个披蓑戴笠的农夫，身后跟着一头正在悠然自得犁地的水牛，远处的村庄则被笼罩在了烟雾之中。读着这样的诗，我们就好像在欣赏一幅田野风光图。之前，乡村的人事就是这般和谐，乡民们也并未遭受经济压迫和生存之忧。但是随着新的生产工具的出现，宁静如水的乡土景观中顿时被“加塞”进了现代景观：“一条柴油引擎的小轮船很威严地从那茧厂后驶出来，拖着三条大船，迎面向老通宝来了……一条乡下‘赤膊船’赶快拢岸，船上人揪住了泥岸上的树根，船和人都好像在那里打秋千。”茅盾通过对一条柴油轮船闯入水乡生活的描写，揭示了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强有力冲击。

三、民俗与浙江现代文学

民俗滋生养育了成长于这片土地上的作家，“只要翻一下艺术史上各个重要时期的时代，就可看到某种艺术是和某些时代精神与风俗情况同时出现，同时消灭的”。从小深受地方民俗熏染的浙江现代作家，大多具有浓厚的民俗意识，他们不约而同地在作品中渗透进了儿时所体验过的信仰、婚姻、岁时节令等民俗。所不同的是，浙东现代作家更多的是从乡土批判的视角来写民俗，而浙西现代作家更多的是从乡土眷顾的视角来写民俗。

人们对诡异的、未知的神秘事物总是会产生畏惧心理，尤其是在痛苦无助而又看不到希望时，乡民们往往借助迷信的力量以求“解除”痛苦。鲁迅的小说《祝福》以忧愤之笔叙写了鲁镇的“祝福”习俗。祥林嫂因为前后嫁了两任丈夫并都先后死去，于是成了鲁四老爷眼中的“不洁之人”。即便她在土谷祠捐了门槛，鲁四老爷还是不允许她参加年终的“祝福”活动——这个被乡民们视为一年之中最为隆重，同时也是祈求神明赐福消灾的重要时刻。“迷信和虚伪的礼节”也是许钦文幼时的“过年恨”。他在散文《过年恨》中列举了很多过年时的“遗恨”，如不能说“杀”“死”等字，而要说好听的话，“藕”要叫“偶偶凑凑”，“熟”要说“有富”，“死了”要说“老了”。因为大哥早夭，家人怕他也养不大，就给他结了一份干亲，过年时还要去“拜干娘的岁”。王鲁彦的小说《岔路》写环溪村和玉湖村的乡民虔诚地抬出关爷像出巡来避鼠疫，不想却引发了械斗。乡民们相信，他们在忙忙碌碌准备关爷像出巡的同时，就已经得到关爷的保佑了。与浙东现代作家通过描写信仰习俗来揭露乡村落后一面不同的是，来自浙西的茅盾笔下更多地展现了民风淳朴的一面。“蚕忙”时节，《春蚕》中的老通宝把涂上泥的大蒜头放在蚕房的墙脚边来占卜一年的收成，四大娘通过观察烧饭时热气的猛烈程度来占卜蚕花的好坏。“窝种”开始后，乡民们便不再往来，生怕冲撞了蚕神。在“收蚕”的日子里，老通宝一家更是进行了一场隆重的、千百年相传的仪式。同村的荷花家因为“出火”少而成了全村妇女的“戒严”对象，老通宝也严禁小儿子多多头跟她讲话，也不许小小宝跑去她家。散文《香市》则介绍了桐乡乌镇清明过后的“香市”习俗，乡民们“借佛游春”，纷纷在“蚕忙”的前夜祈神赐福，同时也预酬蚕节的辛劳。“香市”也是儿童们的狂欢节，众多吃的和玩的强烈地吸引着茅盾和他的童年伙伴们。

婚俗是婚姻的外在表现形式，深受社会思想观念的影响。因此，浙江现代作家笔下那些讲究“礼数”的婚俗总是蒙着一层温情脉脉的礼文化面纱。王鲁彦的小说《菊英的出嫁》描写了浙东农村的“冥婚”陋俗。菊英虽然早已不在人世，但菊英的娘还是四下打听为她找婆家。阴间的女儿也需要结婚，这是菊英的娘信以为真的。这一迷信的背后，寄托着多么深沉的母爱。柔石的小说《为奴隶的母亲》描写了浙东农村的“典妻”陋俗，不仅以辛酸的笔墨介绍了“典妻”的原因，而且描绘了被典妇女的典期生活以及典期结束后所面临的两难境地。陆蠡的散文《水碓》中描写了童养媳的悲惨遭遇：“她”在十五岁的时候就成了童养媳，在夫家承受着百般的虐待，承担着辛苦的农活，冬夜还要独自去守水碓，最后在一个除夕夜被石杵卷进臼里，和糕饼粉一起被捣成了肉酱，做成了饼被出卖。

岁时节令习俗体现了人们对五谷丰登、人畜两旺、岁岁平安的美好祝愿。艾青在诗歌《大堰河——我的保姆》中描写了浙东农村过年要吃冬米糖、灶边要贴关云长等习俗，体现出诗人对故乡日常生活的强烈亲和感。丰子恺的散文《过年》中讲到了很多过年习俗，如十二月十五日家里染坊店要给染匠司务办送行酒；廿三日晚上要送灶，之后要打年糕；廿七夜是小年，白天忙着烧祭品，晚上则要供奉。当然，还有深受小孩子喜欢的毛糙纸揩洼（即屁股）、放“泼留”、吃串习俗。茅盾的小说《林家铺子》中，林先生的生意虽然日复一日地败落，但在正月初四晚上还是勉强筹措了三元钱，办了一桌酒请店员吃“五路酒”，商量第二天开市的办法。

四、乡土景观与浙江现代文学

杭州、西湖、钱塘江、富春江、白马湖、乌篷船、石桥、竹林、雨巷……不难发现，秀丽山水和纵横港汊构成了浙江独特的自然景观，同时也赋予了浙江现代作家独特的情感体验。不少浙江现代文学作品都以浙江某一山名、地名、河流湖泊名来命名，这些名字本身就具有地理空间的意义。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他们由对故乡地理空间的外在感知逐渐形成自己对地方感、地方特性的价值理解，最终内化为一种较为稳定的地理价值取向和地方情结的人格特征，并以地理叙事的方式融进其小说写作。”

杭州历来是浙江的政治、文化中心，因此也是浙江现代文学的典型背景。郁达夫、丰子恺、俞平伯、曹聚仁、罗大冈等都写过有关杭州的诗文。郁达夫在不少小说中细致地描写了杭州的山水风光和风俗民情。《迟桂花》中，郁达夫借老郁从杭州城站去翁则生家的途中，介绍了四眼井、满觉陇、水乐洞、烟霞洞等杭州景观。《清冷的午后》描写了拱宸桥、清河坊等杭州旧时的街景，杭州市民的生活，以及钱王祠、湖滨的冬日雪景等。散文集《屐痕处处》《达夫游记》中的文章大多描写杭州的景物。如《杭州》写了杭州的由来、杭州人的性格、杭州的习俗，以及春、夏、秋、冬四时不同的山水美景，《花坞》从不同角度写出了花坞的清幽和恬静，《西溪的晴雨》记叙了两次游览西溪时看到的美景和摇船女，《城里的吴山》绘制了一幅景色秀丽的吴山美景图。俞平伯的很多散文都在回忆杭州的踪迹，并且“一而再，再而三，而四五，而七八，絮絮叨叨”地讲述杭州的往事。丰子恺的不少散文名篇如《半篇莫干山游记》《山中避雨》《西湖船》《桐庐负喧》《湖畔夜饮》等，也都取的是杭州景，说的是杭州事，抒的是杭州情。许钦文在散文《重游玉皇山小记》中历数了西湖边的寺院和道观，然后登上玉皇山顶，为读者摹画了一幅“足以爽神悦目”的杭州美景图。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古往今来，多少人曾为这天下无双的西湖美景所倾倒，郁达夫也不例外，他的诗文里很多都荡漾着西湖山水的灵气。《迟桂花》的叙事地点在西湖西侧的翁家山，《飘儿和尚》的背景是西湖边的寺院，《杨梅烧酒》中出现了对民国时期杭州西湖的直白记叙。俞平伯的散文集《西湖漫拾》收《西湖的雪景》《重阳节游灵隐》等十五篇，是描写西湖之美的绝妙作品。散文《西湖的六月十八夜》写的是作者夜游西湖的情景：“湖心悄且冷；四岸浮动着的歌声人语，灯火的微茫，合拢来却晕成一个繁热的光圈儿围裹着它。”寥寥数语写出了西湖倦眼朦胧中的景致。《湖楼小撷》写到了西湖的春晨，轻阴和绯红桃这一“湖上春来时的双美”，以及西泠桥上卖甘蔗的小女孩，等等。曹聚仁对西湖情意深切，散文集《湖上》介绍了西湖的人文历史和自然风光，其中的《湖上杂忆》《孤山一角》《西湖杂话》《杭州一角》《西泠印社》等对西湖景点的来龙去脉进行了细致考证。许钦文的散文《人民的西湖》围绕“历史的经线和艺术的纬线”两方面描写了西湖之美。作者先引用白居易描写西湖的诗歌和苏堤、三潭印月的由来，介绍了西湖的历史。紧接着，描写了杭州解放十年来西湖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细数了西泠桥畔和孤山白堤一带众多的文物古迹。罗大冈也钟爱温婉秀丽、端宁妩媚的西湖风光，视西湖为“母亲”，视自己为“西湖之子”，并在散文《西湖之子》中以细腻的笔触回忆了童年时期到西湖边捕活虾和生吞活虾时的生动场景。雨水充足的西湖，同样给汪静之、应修人、潘漠华等“湖畔诗人”，以及刘大白、戴望舒、艾青等带来了无限的创作灵感，从而留下了很多表现西湖诗意美的诗作。

地处绍兴上虞的白马湖，三面环山，环境优雅。20 世纪20 年代初，一大批文人雅士应邀来湖畔的春晖中学执教或讲学，留下了不少描写白马湖的文章，并且形成了白马湖散文作家群。朱自清的《白马湖》、丰子恺的《山水间的生活》、夏丏尊的《白马湖之冬》、俞平伯的《忆白马湖宁波旧游》……表面写的虽是白马湖的山水，实际却是对自然人性的呼唤。且看朱自清笔下的白马湖：“湖在山的趾边，山在湖的唇边；他俩这样亲密，湖将山全吞下去了。吞的是绿的，那软软的绿呀，绿的是一片，绿的却不安于一片；它无端地皱起来了。如絮的微痕，界处无数片的绿；闪闪闪闪的，像好看的眼睛。”从中可见作家对白马湖的深深挚爱。在朱自清看来，白马湖一天之中最美的时候是黄昏，而一年之中最美的时候则是春日和夏夜：“白马湖的春日自然最好。……在春天，不论是晴是雨，是月夜是黑夜，白马湖都好。……夏夜也有好处，有月时可以在湖里划小船，四面满是青霭。船上望别的村庄，像是蜃楼海市，浮在水上，迷离惝恍的；有时听见人声或犬吠，大有世外之感。若没有月呢，便在田野里看萤火。”这真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在朱自清眼里，一年四季的白马湖“都好”。

有山就会有竹，竹林是浙江现代文学中的一个重要意象。陆蠡的一篇散文直接以《竹刀》为题，借助山民的壮烈行为昭示了自己的胸怀。木行老板欺行霸市，禁止乡民载着木材的木筏上岸。这时，一位山民一声不响地用竹片削好了一把小刀，跑上岸去刺进了木行老板的肚子。官厅检验凶器的时候曾一度怀疑这把竹刀的威力，为了打消他们的“顾虑”，山民不由分说拿出竹刀用力刺进手臂两寸深，差点穿透了手臂。几年后，作者面对强敌刚正不屈、杀身成仁，以维护自己和祖国的尊严，正是山民的刚毅之风在他身上的展现。本着对竹林的喜爱，罗大冈自称是“竹林的儿子”，“竹林是我灵魂的摇篮”。在他看来，竹子不仅具有“务实”的精神，而且还有“英武”的一面。作者的故乡长塘镇有一种粗大的竹子叫“毛竹”，既可以用作建筑材料、农具和器皿，还可以制作兵器。（《山明水秀忆童年》）即便是这里的“竹林大盗”，他们也从来不抢劫金银财宝，从来不糟蹋妇女，只会打开地主或官府的粮库门，把粮食分给穷苦百姓，自己只拿剩下的部分（《竹林大盗》）。

有水，自然少不了船。浙江水网发达，河道密布，“船”意象在浙江现代文学中多有体现。周作人在散文《乌篷船》中先介绍了乌篷船的种类和构造特点，然后着重叙说了坐乌篷船沿途可见的水乡风景：“随处可见的山，岸旁的乌桕，河边的红蓼和白苹，渔舍，各式各样的桥”，“夜间睡在舱中，听水声橹声，来往船只的招呼声，以及乡间的犬吠鸡鸣”，对故乡的眷恋之情溢于言表。出生于绍兴的罗大冈写了一篇同名散文《乌篷船》，先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纵横交错的河道港汊穿插于稻田、竹林和碧绿的村落之间”的水乡翠碧图，接着，不仅介绍了乌篷船船篷、船头、船舱的颜色，又生动地描写了清明时节“上坟船里看娇娇”的场景和深秋时节乌篷船作为社戏舞台装饰的妙用。在作者看来，正因为有了乌篷船，水乡才增添了动人的景致。读着许钦文的散文《鉴湖风景如画》，湖光山色、田园风光顿时扑面而来。作者坐着踏桨船出游，欣赏着银波鳞鳞的水、青青的山交织成的湖光山色。在这青山绿水之间，金黄黄的早稻穗和碧油油的晚稻苗间隔在田间，河岸和田塍上排列着杨柳树和桕树。不远处的菱荡里还有一个渔翁在垂钓鲈鱼。魁星阁、三眼桥、柏树、松树、楼房、平屋、出畈船、路亭，等等，分开来看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可是配置在稽山镜水之间，这就千变万化，形成了许多醒目的景象”。

五、结语

钱塘江是浙东浙西文化的感觉区，也是浙东浙西文化景观的分别区。仅一江之隔的浙东和浙西，文学风格上大体存在“刚”“柔”之别。浙东现代文学中特别充沛的阳刚之气，得益于该地域逼仄的自然地理环境对人们的长期熏染；而浙西现代文学中特别充沛的阴柔之气，得益于该地域舒缓的自然地理环境对人们的长期熏染。浙江现代文学中的阳刚之气呈现出自东向西的梯度变化：浙东为最，浙西最弱。以鲁迅为代表的浙东现代文学，其特色是现实的、理性的、犀利的；而以茅盾为代表的浙西现代文学，其特色是浪漫的、感性的、敦厚的。浙东地域封闭型的地貌培养了浙东现代作家激切、率真的性情和冷隽凝重的艺术才情，因而作品中充溢着粗犷忧愤的阳刚之气；而浙西开放型的地貌培养了浙西现代作家婉丽、清新的性情和清明俊朗的艺术才情，因而作品中充溢着细腻婉丽的阴柔之美。地理之于文学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①赵园：《地之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② 〔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5页。

③〔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72页。

④ 参见叶玮：《浙江地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2页。

⑤ 参见陈正祥：《浙江之气候》，《地理学报》1943年第12卷第1号，第85页。

⑥ 茅盾：《茅盾选集·林家铺子》，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1页。

⑦ 丁俊清、杨新平：《浙江民居》，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年版，第13页。

⑧ 茅盾：《茅盾选集·春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8页。

⑨ 〔法〕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页。

⑩ 徐汉晖：《中国现代文学的地理维度探究》，《社会科学动态》2018年第12期，第109页。

⑪ 俞平伯：《俞平伯散文选集·〈燕知草〉自序》，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61页。

⑫ 俞平伯：《俞平伯散文选集·西湖的六月十八夜》，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