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加莎侦探小说中人性的矛盾书写——以《东方快车谋杀案》为例

时间：2024-05-20

⊙陈露［浙江海洋大学，浙江舟山 316000］

《东方快车谋杀案》中，雪夜、枪声、火车迫停，侦探小说中的经典元素叠加在一起，乍一看似乎是一部常见的侦探小说，可每一位车上貌似无辜的人都有嫌疑，死去的人却是曾犯下不可饶恕的暴行的罪犯，实则颠覆了传统观念上对加害者与受害者的印象。在《东方快车谋杀案》中，阿加莎正是通过对犯罪动机、犯罪心理的细腻描写，直击人性深处的致命弱点。因此本文将从人的原始欲望出发，论述在欲望驱使下的犯罪，从而引出在当时那个特殊时代里，犯罪行为迂回于伦理道德和现代法制环境下时，人们内心的天平究竟是偏向于温柔的“人情”，还是趋向于理智的审判。

一、欲望使然的犯罪

欲望是人的本质属性之一，普遍存在于人性之中，成为人类精神生活中的主要内容，也常是文学作品中试图阐述的一个重要主题。但人的欲望绝不是寂静的寒潭，它时刻在流溢并寻求发泄的出口，一不小心，它就可能偏离甚至超越人的需要从而“误入歧途”导致犯罪。在阿加莎的《东方快车谋杀案》中，欲望作为一种内在驱动力成为罪恶的导火索。在各种以犯罪为题材的影视剧或小说中时常可以看到关于犯罪动机的描述。一般而言，人的需要是动机产生的基础，以此为标准放在侦探小说中，就有着这么两种有趣的犯罪行为划分：一类是人有着纯粹的自身邪恶欲望使然的“被动犯罪”。《东方快车谋杀案》中，被杀者卡塞蒂便是一个“被动犯罪者”。他通过犯罪行为来宣泄一时的罪恶的欲念达到病态的快感。而另一种与之相对的便是“主动犯罪”，如车上的十三个人早早地为自己的“罪行”进行谋划，甚至自认为这是符合常理且正义的行径。

二、人性观视域下道德与法制的矛盾

（一）阿加莎的人性观

阿加莎侦探小说的创作选材大多以当时的社会现状为背景，甄选真实的社会素材，经过精巧的构思成为一个个迷人的故事。1932 年，发生了轰动一时的“林白之子绑架案”，小说《东方快车谋杀案》便以此为蓝本。而东方快车本身，作为历史上第一列横跨大洲的火车，始于1883 年。阿加莎在小说中呈现了各色社会群像和人物。东方快车上的谋杀案只与和这趟旅行而聚集在一起的来自世界各地的乘客有关，是众多人性类型的集中体现，从人性的角度去探索罪恶发生的根源，这便是阿加莎独特的创作视角。更具体地说，《东方快车谋杀案》中体现的是人性的矛盾，但阿加莎又同时体现出了一种人性本善的观点，她本能地流露出对于杀戮和血腥的反对。这也与她拥有美好的孩童时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阿加莎自传中第一句话就是“我想生命中最幸福的事之一是拥有快乐的童年”。因此阿加莎在犯罪、死亡的叙述中始终存有人性的善良，展现出一个留有温情的世界。在《东方快车谋杀案》中，犯罪行为并不是单纯的出于卑劣动机的暴行，而是一桩正义的复仇，甚至是一桩为社会除害的正当行动。阿加莎不仅仅是“谋杀大师”，也是参透人性的高手。在她的作品中，人的原罪与欲望无处躲藏，正义也从不会缺席。深深的悲凉中透出人性关怀的希望，这就使作品超脱了西方流行的那类完全缺乏社会意义的“犯罪小说”的水平。

（二）“谋杀案”里的“审判”

1.“审判一”为了惩戒罪恶，东方快车的车厢上出现了以正义为名，由十三个人共同组成的陪审团。然而，他们观念中的陪审团与法院的陪审团或者国家的陪审团是毫不相干的。他们不依赖于人和法律，组建了自身理想的陪审团，这样一种陪审团制度体现出一种简单、一致的原则，它把判决一个人的生死压在了多个人而不是一个人的肩上。这一“正义”的制度，尤其是陪审团是自我任命的时候，它又是如何做到公正的?小说最后的讨论中，波洛与所有乘客达成一致意见：杀死卡塞蒂是正义的。

2.“审判二”波洛认为破案的关键在于找出犯罪动机，但现在具有犯罪嫌疑的不止一个，那么究竟谁才是真正的凶手呢？最简单、实用的办法就是与犯罪嫌疑人一一谈话，因为言语能够揭示出一个人的心理，无论是真话还是假话或者想要隐藏什么，都能从侧面或者正面反映出一个人内心的某种微妙变化，这是揭示案情的关键。

《罗杰疑案》中，波洛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如果你多接触几次这类的案子，就会发现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卷入案件的每个人都有所隐瞒。”在《东方快车谋杀案》中不单是每个人都有所隐瞒，并且是火车上所发生的一切实际上都是有目的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事先设计好的，每个人都在撒谎。反观这十三个人他们在杀人和接受询问调查过程，不难看出人性的复杂性，有人很淡定，说话无所畏惧的样子，有人紧张，略带忏悔。可怕的不是有人说谎，而是所有人一起说谎，只为掩盖那个真相。更重要的是，很多人的身份只是与阿姆斯特朗家族有一点点的关系。

在揭开案情之前，波洛还请了布克先生和康斯坦汀医生裁定哪一个是正确的。最后，布克先生提议选择那个漏洞百出的错误结论，给这十三个人一次救赎的机会。波洛也默认了，在正义的天秤面前，他终究选择了道德，这也意味着他开始接受世界的不平衡，这一决定推翻了之前理性认知下他所认为的绝对正义。因为他们的复仇动机源于爱，对惨遭不幸的小女孩和她的家人深深的怜悯。所以自认为谋杀是正义的，他们最终对凶手卡塞蒂实施了未尽的刑罚。侦探波洛因同情而宽恕，放过了复仇者们，充分彰显了人性的光辉。布克先生曾说：“我们周围的人，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年龄段，三天的旅程把这些互不相识的人聚集在一起……”而事实是阿姆斯特朗一案把不同阶层、不同国家、不同年龄的十三个人聚集在了一起。在这辆飞驰的东方快车上，不仅是波洛对那十三个人的审判，也是那十三个人对卡塞蒂的审判，更是对人性的一次审判。十三个人一起实施了这场谋杀，让罪恶的源泉永远销声匿迹。在那个夜晚，他们是正义的捍卫者，执行了迟到五年的判罪。

（三）法制权威中的公正

当今社会，法律、道德与人性息息相关。面对情与法的冲突，到底该如何抉择？白纸黑字上是理性的法律，人心温暖是感性的人情，法与情冲突，抑或是共存？若法律丧失，每个人都可能主观地去审判别人，甚至沦为道德的奴隶。若当法律的天平失灵时，道德和良知是否可以还我们一个公道？但丝毫不考虑人情而存在的法律，也势将造就一个冰冷的国度。

1.法律的不健全。在《东方快车谋杀案》中，法律有待健全。例如当时颁布了禁酒法，但还是存在一些非法秘密酒吧，东方快车上也有乘客偷偷藏酒上车。此外卡塞蒂利用巨额的财富以及“对各种人物的秘密控制”，使他钻了空子，被宣判无罪。释放后，卡塞蒂（更名雷切特）改名换姓，靠着手头的巨额财富周游世界。

2.谋杀的道德性。因为卡塞蒂在美国逃脱了法律的制裁，所以阿姆斯特朗家族决定杀死他，以确保他不再伤害其他的儿童。小说的一个主题就是谋杀的道德性——即使法律已经赦免了罪犯，别人是否可以杀死他?是否可以杀人?小说认为，至少从波洛和所有乘客的角度来讲，在正义的情况下，杀人是可以的。如果犯罪骇人听闻，十三个人都同意那人确实有罪，并且他仍逍遥法外，那么就可以杀死他。显然，这也要付出感情代价，小说自始至终，多数仆人都会流泪。但是，总的来讲，阿姆斯特朗家族成功了，而且也可以不用为他们的犯罪而承受制裁。

自古以来，情与法本就是让法官最难抉择之处，废法偏情，于法不公；废情偏法，于情不容。所以一向坚守原则对就是对，错就是错，绝不可能有中间地带的大侦探波洛也陷入了两难，此时他看到的是一个个破碎哀鸣的灵魂，不是一个个穷凶极恶的杀人犯。波洛的伟大之处不在于他的推理多么巧妙、思维多么缜密，而在于他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面临法律的理性判断与人性的道德拷问时，他心中的天平倾斜了，他选择了包庇这十三个人。

3.人性的光辉。法律是冷酷无情的，人性是温暖闪烁的。有时候，法律会失去它应有的正义，但正义本身不会缺席，它是一粒种子，在罪恶的旧土中新生出对生命的悲悯和自我的新生。因为法律的不完善，卡塞蒂逃脱了法律的审判而逍遥法外，致使那十三个人走向了犯罪的道路，这是人性中的恶！但由于时代背景所致，波洛的做法合乎人情。这是人性中的善！

阿加莎笔下的《东方快车谋杀案》给人们留下了一个问题：真相重要还是正义重要？这是一个悲剧性的连环效应，每个人都被复仇的欲望所充斥。当他们聚集在一起将凶手“绳之以法”时，此时每个人都成了凶手。依据法律，作为凶手的他们，每个人都理应受到制裁，但同时他们也都是受害者，他们的生活被卡塞蒂摧毁了，他们失去了女儿，姐姐，爱人，可爱的小黛西……失去了他们生活中的一切。虽然他们滥用私刑的行为是那么荒唐，虽然这样有违司法和程序正义，但在法律缺失无法制裁的前提下，这样便满足了社会大众对正义的心理追求。